摘要

冷战结束以来，鉴于亚太地缘战略环境的延续与变迁，美国确立起其在亚太地区的三重战略利益。美国认为，它在亚太的战略利益面临着三大战略挑战。美国必须运用其手中的三大战略支柱对上述挑战进行战略应对。由此可见，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即是以“底线—挑战—应策”为线索来展开的。

冷战后亚太地缘战略环境呈现延续性与变迁性相交织的特点。这为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制定与运作提供了舞台。由于亚太的地理位置及其战略意义、东亚—太平洋的崛起，亚太之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开始了由“重欧轻亚”向“欧亚并重”的过渡，由此显现出冷战后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延续性与态势的变异性。在延续性方面，东亚依旧分离并处于冷和状态，历史并未在此终结；在变异性方面，美国成为“天下莫能与之强”的全球超级大国，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不复存在，诸多潜在的地区冲突热点开始凸显。

面对如此时局，美国确立起其在亚太地区的三重战略利益：生死攸关的利益、重大利益以及次要利益。冷战后美国在亚太生死攸关的利益主要有三种：确保美国、东亚盟国以及东亚海上通道的安全，防范亚太潜在战略对手的崛起以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在亚太的扩散与使用。这三种生死攸关的利益即是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不可触碰的底线。重要利益也有三种：维护“美国治下”的东亚和平、扩展美国在东亚的经贸利益以及推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次要利益亦有三种：打击跨国犯罪、切断毒品交易渠道以及制止非法移民。

根据上述战略利益，美国认为，在由东亚新兴力量和不稳定力量引发的一系列潜在威胁和严峻挑战中，最严重的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崛起，二为台湾问题，三系朝鲜问题。这三方面挑战许多年来一直为冷战的铁幕所遮掩。冷战一告结束，它们就相继浮出水面，日益挑战着美国在东亚生死攸关的利益。不难看出，中国崛起与台湾问题涉及防范东亚潜在战略对手崛起的利益，而朝鲜问题则关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在东亚的扩散与使用的利益。因此，美国认为，必须针对上述三大战略挑战进行积极的战略应对。如果对这三大挑战不予重视甚或无视，将会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对这三大挑战进行战略应对成为其亚太战略的重中之重。针对中国崛起这一挑战，美国确立了“中国挑战论”的对华战略认知，在对华战略应对上，游走于战略遏制与战略接触之间，但对华实施预防型防御、和平演变与岛链封锁，仍贯穿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始终。针对台湾问题这一挑战，美国确立了“台湾资产论”的对台战略认知，在对台战略应对上，游走于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之间，但“一中”政策的“和平”前提，“双轨”战略以及维持现状、牵制中国，仍贯穿冷战后美国对台战略的始终。针对朝鲜问题这一挑战，美国确立了“朝鲜威胁论”的对朝战略认知，在对朝战略应对上，游走于战略威慑与战略对话之间，但两手政策，促使朝鲜重新“变天”。维持半岛的分裂状态，优势主导，避免他国主导半岛事务，仍贯穿冷战后美国对朝战略的始终。

在对上述三大战略挑战进行战略应对的过程中，美国手中握有三大战略支柱可资运用。超强国力构成美国独步天下的力量基础：硬实力稳步增长、软实力逐渐凸显、东亚存在的加强。双边同盟成为美国无可估价的冷战遗产：日益巩固的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美韩同盟、逐步拓展的其他同盟。美国通过多边制度构建地区安全的多维之网：推动双边同盟的多边化、构建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参与“第二轨道论坛”。美国希望借此加大参与亚太事务的力度，最大限度地利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安全结构，竭力影响该地区形势的发展，试图塑造美国主导的地区新秩序。

由上可见，以均势求霸权成为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美国将自身战略定位为“离岸平衡手”，试图通过制衡地区霸权挑战国、控制地区内结盟大国来实现护持东亚霸权的战略目标。美国这一亚太新均势战略是霸权国的“分而治之”和盟国的“跟着强者走”的结合使然。

那么，究竟何为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地缘政治根源呢？答案便是打造坚不可摧的“美国堡垒”、从“担心被包围”到“进行反包围”、“海权对抗陆权”传统的当代演绎。展望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未来走向，我们可以察知，美国对东北亚的重视依然、对东南亚的介入加深、对华战略趋向隐蔽化：软性遏制、柔性接触、隐性融合。对此，中国的战略选择应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因利而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