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费孝通社会学的发展
综上可知，《江村经济》中的记述方法的特点有：①倾向于通过统计方法考证实际情况；②从整体去把握文化的态度；③透过多重视角看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本文的目的正是探讨“上述特点及其形成过程”与“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学志研究与文化论”之间的关联。恰好在马林诺夫斯基利用文化论拓展民族学研究方法的时期，费孝通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也就是说，可以推测费孝通于当时深入学习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理念和方法。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写道：“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Fei，1939：xv；费孝通，1986：3）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费孝通实现了他自身没有完成的研究理念，马林诺夫斯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我们也可以判断出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学研究与费孝通的研究方法是紧密相关的。
说到两者的关联，可以说《江村经济》的特点在于采用了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描绘社会结构的明确的轮廓”和制作“具体的统计资料”的研究方法。从论证的方法来看，费孝通的统计记述法显著体现了上述特点。在以统计为论据的分析上，他实现了用概念上合乎逻辑的“说明”（a logical explanation）去解释现象。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同样是以故乡为调查地的林耀华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和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呈现的则是不同类型的民族学志研究。两者的记述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均直接依据他们本人在当地的经历和见闻，从而得到保证。通过林耀华和杨懋春的民族学志专著，可以了解到只有住在同一个村落里的人才可能知道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两本著作中详细地记述了“实际生活的无法估量的事情与典型行动的类型”。正因如此，他们才能以故事讲述人（storyteller）的身份去叙述“村民们以什么为生，他们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因此，若拿费孝通跟林耀华和杨懋春进行比较，即可进一步了解费孝通继承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什么方法，进而凸显他的论点的特色。
当然，费孝通使用统计资料进行逻辑分析，并非只受教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学志方法论。费孝通在清华大学时师从史禄国，学习了自然人类学、测量技术（用于收集资料）以及统计分析法。他于1935年至1936年在广西大瑶山实施了人体测量调查。通过这次调查，费孝通不仅掌握了统计方法，还学到了类型和模式的概念（费孝通，1994a，1994b）。
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社会学推行了以社会改良为目的的社会调查，名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据阎明的著作所描述，当时的代表作里有李景汉的《北平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讨论》（收于《社会学界》1929年）和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商务印书馆1930年；英文版1928年），加上1927年至1935年9年间的所有调查报告书共有9027部著作（阎明，2010：78）。这些社会调查大部分是由有欧美留学经验的年轻学者实行的，目的在于组织关于城镇化的大规模调查并通过使用统计手法分析社会问题。该时期属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期，其间出现了一批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研究。正是在这个社会调查运动的鼎盛时期，费孝通开始社会学的研究。
费孝通有独自特色的社会学研究，先是在中国国内领会到的（师从史禄国学习了自然人类学，习得了统计法和类型与模式的概念，且转入社会学研究的时期恰好是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促使“中国社会学”形成的时期），之后是在伦敦经济学院接触到马林诺夫斯基的方法论后才逐渐形成的。
如上所述，本文探讨了费孝通（从整体把握文化的方法，以及从多方面看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视角）与马林诺夫斯基（文化研究的暂定方法论）在研究上的密切关系。在分析中国社会变迁中家庭蚕丝业的衰退与改革的框架里，费孝通采用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三栏分析法”。但他只是通过参考“三栏分析法”来检验各项目间的关联性，并没有把三栏法运用在分析当中。而且，在他之后的研究分析中也没有使用三栏法。
相比之下，费孝通强调的是比较方法。关于“这个解剖一只麻雀来研究麻雀的微型调查在科学方法上有什么价值”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想去发现中国各地不同类型的农村，用比较方法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逐步接近我想了解‘中国社会’的全貌”（费孝通，1996：33-34）。1938年从英国回国后，他马上就在云南农村调查中尝试了这个方法。事实上，对于云南农村的特色，不是一下子就能下定论的。他采用的方法是：在弄清每个村落特点的同时，也把这些特点放入整体中进行定位和解释。这样通过比较论述不同条件的村落，可以明确它们各自的特点，进而确认各个村落的位置关系以便把握整体。费孝通说，“这也可以称之为类型比较法”（费孝通、张之毅，1990：8）。像这样，为纵观农村社会的全貌而提出的“类型比较法”的原型，最早出现于云南农村调查时期，这在中国社会学得到重建的20世纪80年代就受到了关注。
其实，《江村经济》里还有一些之后成为“费孝通的社会学”的课题在本文中没有提到。一个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概念式分析和现状的诊断，另一个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与家族理论对以生物论为基础的功能主义的批判。
《江村经济》依据的访谈调查资料，是费孝通1936年赴英国前从7月至8月耗时两个月所收集的。虽然这份资料“足以进行初步的分析”（Fei，1939：26；费孝通，1986：19），但他在结论中简单地写道：“这些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人们的经济生活。生产系统对市场情况的反应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了解这一过程需进行范围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单纯从经济方面研究是不过的。”（Fei，1939：262；费孝通，1986：185）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终章（第16章）探讨了“中国的土地问题”（agrarian problems in China），指出家庭工业的没落和土地问题才是中国农村失去活力的原因。他的结论是：要解决该问题首先要恢复产业，为此必须发展农村的小规模工厂。不过，《江村经济》只停留在提出该问题的阶段。费孝通把诊断农村经济衰落的现状以及综合考证该问题的解决方法看作人文社会科学的存在价值，并以此来思考社会学发展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对中国社会进行概念上的分析。此外，为了创建以“关于中国农村土地不均分配的改革和经济复兴”为议题的论坛，费孝通陆续在《世纪评论》《大公报》上发表了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录于观察社出版的《乡土中国》（1948年）和《乡土重建》（1948年），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关于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文化论（主张以人类的生物存在为基础）的批判，明显地呈现于费孝通的《生育制度》（1947年）。本文中已论述过，费孝通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里的生物学功能论提出了质疑。费孝通说：“我不同意马老师在《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1929）一书里描述的那个人文世界是这地方土人为了满足生物需要发生的。”（费孝通，1996：342）费孝通提出，“为了完成社会继体的功能，才产生婚姻，家庭，亲属等一系列社会制度，总称之‘生育制度’”（费孝通，1996：342），欲把个人的生物生存与社会的延续综合起来思考。但他也为“最近看到马老师1944年的遗著中把群体生存的社会需要和个人机体的生物需要已经并排提出”而感到高兴。他写道：“这也许可以说我的《生育制度》和马老师的文化论还是想衔接的，而不是唱了反调。”（费孝通，1996：343）可是，关于“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的《野蛮人的性生活》中学到了什么，还有他是如何借此展开中国家族研究”的课题，至今仍没有得到充分的梳理。
以上提及的关于中国基层结构的概念上的研究、中国社会的现状分析与改革方法的建议，以及关于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的发展等问题，已超出了本文的主题范围。希望今后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论证，本文内容到此结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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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佐佐木卫，曾任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长、文学部长，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代表处所长，现为神户大学名誉教授。
[2] 本处引文选自Peasant Life in China（Fei Hsiao Tung，1939；Kegan Paul，Trench，Trubner & Co.，Ltd.，1939），中文翻译则参考了《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3] 书中第33页写的是9.5亩，而第201页中则是8.5亩。经过计算，正确的应该是8.5亩。
[4] 佐佐木卫所著的『費孝通——民族自省の社会学』（2003）「第2章第4節 費孝通の文化論とマリノフスキー」（第2章第4节费孝通的文化论与马林诺夫斯基）中，已经对“马林诺夫斯基在著作《文化的科学理论》（1944）中对费孝通的评价”进行过分析。
[5] 费孝通在第十二章“变迁过程图解”（scheme of the process of change）中所使用的“三栏分析法”（the method of three-column analysis）由马林诺夫斯基创始。这种方法的理论根据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变化中的非洲文化人类学概论》（“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hanging African Cultures，” Memorandum XV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1938）中已有解释。这篇论文经过修改后收录于《文化变迁的动力》（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Change，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ed. By Phillis M.Kaberry，New Haven and London，1945，©1961.＜日文版：藤井正雄訳『マリノフスキー 文化変化の動態——アフリカにおける人種関係の研究——』理想社1963＞）的第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