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社会调查”与“文化自觉”的内在关联

在第21次访问江村的同一年，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概念，并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概括文化自觉的历程（《费孝通全集》第十六卷，1997a/2009）。^[24]此外，费孝通晚年多次反思自己一生的学术历程，指出从“生态研究”到“心态研究”的学术方向（费孝通，1992/2009；2003；2003/2009）。^[25]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认为：“最理想的，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从方法论层次上进行深入探索，探索如何基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视角，开展对人的精神世界研究。”（费孝通，2003）“心”“意会”“将心比心”“讲不清楚的我”等都可以大做文章。这需要深入古代文明中去，以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在费孝通看来，这本身就是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就是“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的一种重要实践。

费孝通对文化自觉、心态研究等的思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现实根基。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到去世之前，多次对跨文化交流、国际冲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等问题进行思考，这再次体现出其将个人的思想、学术与时代变迁紧密结合的特点。当然，费孝通并未改变他数十年一以贯之的“学以致用”和“志在富民”的志趣，只是增加了在东西方文明的层面对人类社会的新现实进行理解，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当下之关联的思考，这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里尤为明显（《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2002/2009）。

将费孝通晚年的学术转向置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历程中可以发现，文化自觉的思想与心态研究的主张，都是以中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为依托，将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看作承继和发掘中华文明的知识与实践活动，这一倾向早在《中国绅士》中已现端倪。从“社会调查”到“文化自觉”所凸显的社会学人文向度，实际是强调社会学之“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费孝通，2003），而不是对“科学”向度的摒弃或代替。^[26]循此思路可以认为，20世纪30年代“燕京学派”明确提出和实践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在费孝通晚年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和深化，即将社会学看作中华文明脉络下和中西文明交汇中的学问，使“社会学中国化”具有了包括科学与人文、生态研究与心态研究、社会调查与文化自觉等在内的核心内涵。

因此，与其说“文化自觉”和“心态研究”是费孝通晚年另辟蹊径的努力，不如说这是对其多达26次、时间跨度66年的“江村调查”之学术心态史的续写。正是基于“江村调查”等经验积累和对社会变迁与国情体验的把握——或者说，矢志于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认识和理解^[27]，以及致力于探索现代学术何以可能和何以可为的精神，才会有从“社会调查”到“文化自觉”的转向；否则“文化自觉”便成了“无源之水”，失去了其现实根基和社会意义。因此，在我看来，费孝通晚年的学术转向，更多的是其学术研究的“延伸”而不是“跳跃”“连续”，也不是“断裂”。实际上，从“社会调查”到“文化自觉”的转向，本身就体现出费孝通个人学术心态的变化，这种变化也为理解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建构提供了线索。

费孝通晚年“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主张，实际上是在回应前文提到的“专门化的方法何以应对总体性变迁”和“舶来的学问如何切中本土民情人心”这两个问题。这对于日益专门化、碎片化，甚至时常陷入方法论之争的中国社会学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和警示意义。由此出发，对于尚处于建构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而言，需要走出零散碎片的研究方式^[28]，秉持“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传统志趣，既具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文明想象，又能够洞悉社会结构和情理人心，这不仅是建构现代中国学术的基础，是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要前提。因此，探析费孝通“江村调查”的学术心态史，有助于认识新时期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乃至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内涵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