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易》的结构形式和流传过程

《周易》为群经之首，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经典，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易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周易》天人合一、太和中正的和谐思想，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居安思危、慎终敬始的忧患意识等，都已融入中华民族的人文心理和价值观念之中，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易》一书以其宏富的内容、精深的思想，传承不绝，历久弥新，数千年来始终受到人们的特别推崇和高度重视。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到作为中国古代文献总汇的《四库全书》，《周易》一直在其中占据着首要地位。如果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是经学，那么《周易》则是经学的核心。随着历史的发展，《周易》一书得到不断完善和升华，逐渐由原始的占筮之书发展为人文化、哲理化的哲学著作，并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等制度建设，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化学、农林、医药、建筑、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几千年来，人们对《周易》和易学文化的研究从未间断，至今依然热度不减、高潮频起，且已成为全球性、国际性的学术研究课题。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和平崛起，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若想深入了解、真正认识传统思想文化本身及其演变、发展的规律，《周易》和易学的广泛考察和深度研究便是一条光明大道。由于《周易》素以深秘玄奥、晦涩难懂著称，为了方便读者学习和研究，现有必要对《周易》的基本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一）“周易”释名

《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1]前人多认为《连山》为夏《易》，《归藏》为殷《易》，《周易》则是周代之《易》。《连山》《归藏》的存在与否、时代关系等问题，一直是易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歧说纷然，莫衷一是。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墓出土竹简《归藏》，约为战国末期的抄本。根据相关考辨和研究，竹简《归藏》虽不会太古，但《归藏》本为殷商筮书是较有根据的。《连山》《归藏》的结构与《周易》相似，《周易》有可能是在二《易》尤其是殷代《归藏》的基础上损益修改而成的。在周代，三《易》可能同时并存，一起流传。

关于“周”字的含义，前人有不同的说法。据宋代王应麟辑《周易郑康成注》，东汉郑玄曰“《易》之道广矣大矣”^[2]，他认为“周”为“周普”“周备”之义。唐代孔颖达则认为“周”乃“周代”之义，其于《周易正义》卷首曰：“《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馀代。”^[3]孔氏的这一观点，后为宋代朱熹等人所继承。另外，唐代贾公彦在为《周礼·春官·太卜》作疏时，提出“周”乃“周匝”之义，近人钱基博先生予以高度肯定：“周”之言“周匝”也，“周而复始”也。钱先生还认为，此解并非后起于贾公彦，而是自孔子以来易学授受之微言大义，“胥以明易道之屡迁，象昼夜、四时之周而必复其始焉”^[4]。

对于“易”字含义的解释，前人也是众说纷纭。郑玄依据《易纬·乾凿度》，认为“《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5]，即“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三种意思。孔颖达《周易正义》沿袭此说。另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易”为：“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6]此处表达了“易”的两种含义：其一，“易”代表蜥蜴一类的动物，它们能够随周围环境的改变而随时变换自己身体的颜色，“易”即是取象于这种改变、变换的属性，后假借为“变易”之“易”；其二，“易”由日、月组成，日为阳，月为阴，阴阳二气合之为“易”。《说文》以字形、字音而求字义，又颇合《周易》思想要旨，东汉魏伯阳、三国吴虞翻直至清代的姚配中等均力持此说。清初学者毛奇龄更是综合前儒诸说，在《仲氏易》中提出“易”有“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五义。^[7]至20世纪，高亨先生认为，“易”为筮书之通名，又为官名，其本字疑当为“巫见”。^[8]在当代，台湾学者黄振华先生上溯至殷商甲骨文，提出“日出为易”^[9]或“日落为易”^[10]，也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周易》主要阐释阴阳变化、推移及其消长盈虚，从而揭示天地、自然造化、人类社会存在的永恒规律。所以，“易”的基本含义就是易简、变易、不易三义。

（二）《周易》的结构和体例

《周易》包括“经”“传”两大部分。“经”由六十四个卦象和起解说作用的卦、爻辞组成，一共分为上、下两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六十四卦又是由八经卦上下两两相重而成，每卦由阳爻（）、阴爻（）两类符号组成，画卦顺序为由下而上。八经卦即乾（☰）、坤（☷）、震（☳）、艮（☶）、坎（☵）、离（☲）、巽（☴）、兑（☱），其基本象征分别为天、地、雷、山、水、火、风、泽。阳爻（）与阴爻（）的属性相反，“”为阳爻，又称刚爻，代表阳刚、尊崇、男性、奇数以及其他象征积极向上的事物；“”为阴爻，又称柔爻，代表阴柔、卑贱、女性、偶数等代表消极向下的事物。六十四卦由八经卦上下两两相重而成，故每卦由六爻组成，自下而上分别称为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阳爻称“九”，阴爻称“六”。上卦又称外卦或上体，下卦又称内卦或下体。例如《泰卦》，自下而上分别为初九、九二、九三、六四、六五、上六，下卦为乾，上卦为坤。六十四卦卦形之后为卦名，卦名之后为卦辞，即解释每卦要义的文辞。又有解释每卦各爻要义的文辞，称为“爻辞”。以《乾卦》为例，“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11]其中两两相重的“☰”为卦象，“乾”为卦名，“元，亨，利，贞”为卦辞，“初九”为爻题，“潜龙勿用”为爻辞。除六爻爻辞外，《乾卦》还附有用九，《坤卦》还附有用六，这是其他卦中所没有的。

《易经》的基本元素为阳爻和阴爻，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共识，但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物的逐渐增多，对于《易经》符号的来源和形成问题又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以对“数字卦”的讨论最为突出。“数字卦”的研究源于甲骨文、金文、陶文中由数字组成的奇字。1978年，张政烺先生在古文字学会的第一届年会上将所谓的“奇字”与《周易》的卦象联系起来，“论证这种仅由五、六、七、八这四个特定数字所构成的复合符号，就是由老阴、少阴、老阳、少阳四个爻所构成的‘卦’”^[12]。而数字卦问题自张先生提出后经数位学人补充、论证，逐步发展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关于数字卦研究的主要问题大致有：数字卦的占筮方法，数字卦如何向符号卦转变，以及六爻卦（六画卦）与重卦的关联，等等。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关注数字卦问题的热情越发高涨，并不断推出新的见解。有的学者认为，数字易卦与八卦同体异名，其源头可上溯到八千年前，此后自伏羲至西周初期是其滥觞期，而西周中期以后陶拍易卦的出现，表明《易经》卦序、结构、形式等问题已有定制。^[13]有的学者则由数字卦材料的混乱名称和概念入手，辅之以大量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数字卦反映了中国古代占筮的多元发展及其不成熟的发展状态，而它虽与《周易》有关，但未必就是《周易》的经卦或别卦。^[14]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于2010年推出的《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出土易学文献（壹）》设有“商周数字卦研究”专题，收录近30篇学术论文，展现了相关研究的丰富成果。

近年来，清华简中《筮法》《别卦》两篇易类文献的发现及其研究，使数字卦问题再次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李学勤先生撰文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一篇题名为《筮法》的简文做了详细介绍，包括占筮的理论原则，其中有一系列以数字卦形式表示的具体卦例，用以说明判定卦象吉凶的方法。《筮法》篇的出现对数字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15]李先生还撰文将《筮法》《别卦》与传世《归藏》在卦名、次序、写法等方面进行比对，借以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王化平先生则结合《筮法》撰文，由数字卦材料考察《易经》在西周时期的发展，提出：《筮法》中出现了用阴、阳两爻记录的八经卦，但没有出现重卦。通过对比战国甲骨、竹简上的诸多“易卦”，王先生认为“六爻卦”与重卦有区别，前者在殷商时期就有，后者则要到西周早期以后才出现，数字卦在西周早期以后已经衰落，代之而起的可能是今本《周易》的雏形^[16]。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如雪苗青先生认为，《筮法》诸例卦被统称为数字卦的唯一理由是基于误解，对于数字卦、示数卦，需区分类型高低，《筮法》是极高深的秘传易术。^[17]以上这些，仅仅是近年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但已足以说明，数字卦是易学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提及易学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理应注意数字卦问题。

《易传》是解说《易经》的部分，共有十篇，又被称为“十翼”。“翼”为辅助羽翼之义，“十翼”的作用就是辅助阐释经文部分，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彖传》又称《彖辞》，用来说明各卦的基本观念，裁断卦名、卦辞所含的义蕴。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彖辞》统论一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德，或说其卦之义，或说其卦之名。”^[18]《彖传》上篇解说上经三十卦，下篇解说下经三十四卦。《象传》亦称《象辞》，重在解说卦名、卦义及爻辞，分为《大象》、《小象》，《大象》解说六十四卦，《小象》解说三百八十六爻辞。《象传》上下两篇分别解说上下经。《系辞传》（上下）是通论性质的著作，从义理方面对经文作了比较全面的辨析和阐发，包括《易》的来源、卦爻的象征意义、《易》中包含的道理、《易》的神妙功用、对人事的指导意义、占筮方法、卦爻的分析方法等，还对某些卦爻作了选择性的解释。《文言传》专门解释乾、坤两卦的篇名，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庄氏云：“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19]《说卦传》主要解释八卦的性质和象征，即孔颖达所谓：“《说卦》者，陈说八卦之德业，变化及法象所为也。”^[20]《序卦传》说明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与意义，《杂卦传》则是将卦德属性相反的两卦为一对，说明各卦之间的错综关系。韩康伯注曰：“《杂卦》者，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也。”^[21]

经、传共同组成了流传到现在的《周易》。经文形成的下限大约在殷周之际，带有浓厚的占筮色彩，但也有不少上古传说、历史史实隐含其中。作为传的《易传》（“十翼”），汉唐学者普遍认为是孔子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22]班固《汉书·艺文志》承袭此说，加以肯定。自北宋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此说开始受到质疑。多数学者认为，“十翼”非孔子手订，亦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其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大抵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经过我们的研究，《易传》不仅与儒家、道家有一定的关联，而且与阴阳家、墨家、法家、兵家等都有一定的关系。除了儒、道两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思想倾向在《易传》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故而《易传》是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

（三）《周易》的流传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23]这就是说，《易》之成书，经历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先后创作、推演、加工和阐述，涵盖上古、中古、下古三个阶段。颜师古注《汉书》引孟康曰：“《易·系辞》曰：‘《易》之兴，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24]我们认为，八卦早已先于《易经》而存在，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文本化的《易经》，在占筮的形式、内容、功能上较前代大有进步，并蕴涵了某些条理性、系统性、规律性的特征，显示出理性思维和逻辑推演的因素。春秋时期，诸子蜂起，理性文化逐渐与卜筮文化分离，易学也开始丢掉卜筮的外衣，逐渐理性化、哲理化、抽象化，《易经》开始被赋予各种思想内涵和价值意义。孔子及儒家学派作为诸子百家的一支，在《易经》性质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其中的伦理政治内涵。但是由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多家治《易》的局面，其授受源流已难以究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仅对孔子之后《易》的传授作了记载，其先后次序分别为：孔子—（商）瞿—楚人馯臂子弘—江东人矫子庸疵—燕人周子家竖—淳于人光子乘羽—齐人田子庄何。《汉书·儒林传》与此略有不同。《史记》《汉书》所记可能未尽属实，但至少能够说明，《易》在儒家内部的传授是赓续不绝的。

除了通行的传世本《周易》，战国秦汉之时，尚有其他版本系统的《周易》在各地特别是南方楚地流传。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经传、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以及阜阳汉简《周易》等，可为其代表。它们与传世本在卦序、文字等方面有某些相异之处，尤其是阜阳汉简《周易》，有可能是蓍龟家术数之学的代表。这些重要的出土文献及其相关的整理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校读、研习《周易》和相关易学著作是颇有助益的。

秦代焚书，唯有《易》幸免于难，这是因为其卜筮之书的性质合于秦始皇的思想性格和政治需要。汉代去古未远，象数易学盛行，且逐步迈向正统官学之路，故传授纷繁，流派多歧，大致分为今文、古文两派。其授受源流，可列表如下：

东汉时期，费氏易学兴起，马融继承并发展了费氏治学传统，对古文《周易》文本做了必要的校订，并开启了以传解经的注《易》方式。郑玄学于马融门下，继承了费氏易学，为《易》作注，他兼治今、古文，并用象数、义理，成为后来汉易的集大成者。到了三国魏王肃、王弼为《易》作注时，亦用费氏语，费氏由此大兴。另外，原本《易传》（“十翼”）各篇并未与经文合为一帙，至费直始以传附经。他首先将传文打散来解释经文，其后郑玄又将《彖传》《象传》之文打散分附于经文之后。到了王弼，更进一步将《文言传》也分散附于乾、坤二卦之后。今天流传的就是王弼定本，其中费直的草创之功则是不可磨灭的。梁丘氏、施氏、高氏《易》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易》有书无师。南北朝时期，王弼易学在南朝的影响巨大，而北朝几乎唯传郑玄《易注》。至隋，郑学浸微，王弼易学大盛。唐初，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将王注与晋韩康伯注合为完整的《周易注》，并对经传及注文详加疏解，成《周易正义》，定为经注的标准读本，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其中《周易》用的即是《周易正义》。唐代中期，李鼎祚不满王注引老、庄入《易》，遂作《周易集解》，多存汉注，后被清代《易》汉学家奉为圭臬。

至北宋，易学的研究和传播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象数派和义理派均有较大发展和变化。陈抟为宋代象数派的重要倡导者，他提出许多图式，希望以图解《易》。后经种放、刘牧、李之才、周敦颐等学者的传承和发挥，最终形成易学史上的图书之学。胡瑗则是宋代义理派的重要开创者，程颐传胡氏之学，著《易传》（后世称《伊川易传》或《程氏易传》），创立理学派的易学体系。而与此同时的张载则秉持气论学说，著《横渠易说》《正蒙》，创立了气学派的易学体系。南宋时期，义理、象数相互杂陈，各家之学均有流传。理学大师朱熹融会各家之长，著《周易本义》，成为宋代易学的集大成之作。元明两代的易学大体上是对宋代易学的传承和沿袭。在义理方面，先后出现了一批注解和阐发《周易本义》的著作，并逐渐将其推上官方学术权威的宝座。由于朱熹易学并不排斥象数，所以元明时期的图书之学和先天之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方以智父子将象数之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整个明代的易学，基本上就是对程朱易学的注解、诠释，而发明新意、见解独到者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来知德，他曾撰《周易集注》（又名《易经集注》）一书，创立错综、爻变诸说，颇有可取之处，在易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蕅益智旭撰《周易禅解》，成为以禅解《易》的典范，很受后人推崇。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站在气学派的立场上，广泛吸收宋明易学的成果，对古代义理之学作了一次大总结，成为义理易学的集大成者。明朝的灭亡和清朝入主中原，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学者、文人纷纷弃虚崇实，学术风气幡然一变。以朴实考证为特色的汉易逐渐受到重视，但宋易因继续得到官方支持而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于是出现了汉易和宋易相互攻讦、诘难的现象。但是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25]的方针，清初易学界出现了汉易、宋易共同繁荣的局面。至顺治、康熙之后，汉易才逐渐占据上风。

到乾嘉时期，复兴汉易成为易学界的学术趣向，代表人物是惠栋、张惠言。惠栋著《周易述》《易汉学》《易例》《周易古义》等书，发挥汉易，唯汉易是从。张惠言著《周易虞氏易》《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等，力求全面恢复虞翻易学。焦循则是不同于惠栋、张惠言的汉易另一代表人物，其所著《易学三书》，一改惠栋、张惠言的学风，依汉人解《易》的精神，独辟蹊径，建立了自己的易学体系。清儒对汉易的整理和恢复实功不可没。受汉易兴盛的影响，清代易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带有明显的扬汉抑宋的学术偏见，但其对前代易学的评论还是非常深刻且较为允当的。例如，关于易学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它指出：“《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26]所论还是较为客观、有一定说服力的。

对图书之学和先天之学的系统考辨，也是清代易学的一大特色。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胡渭的《易图明辨》更是堪称一代名著。他们在著作中力驳“河图”“洛书”之谬，揭示了图书之学的本真面貌，解决了易学史上的许多重大疑难问题。

晚近以来，由于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易学研究的内容和倾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许多新的学术派别，表现出一些新的特色。有的侧重于对《周易》文本的注释，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有的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周易》进行研究，如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论易系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胡朴安《周易古史观》等；有的以现代科学论证《周易》的科学性，如薛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丁超五《科学的易》等，开辟了易学研究的新领域。当今易学研究领域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的新时代特点，成绩显著。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和发展，对《周易》及易学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必将出现新的热潮，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