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法律的新分类
（一）海法、空法
海法（maritime law）者，关于海事法律规则之总称也。不仅以海商法为限，凡与海有关系之法规，均包含之。自罗马时代，有逻地亚（Lex Rhodia）海法后，以后行于地中海者，有Consolato del Mare[21]；行于大西洋者有Oléron；行于波罗的海中央（Gotland）者有Wisby。
空法（air law）者，关于空事法律规则之总称也。依此定义，则空法者，主要虽系关于航空之事，实不仅以航空规则为限，凡与空有关系之法，均包含之。故狭义的空法，可名曰：Aencnautical Law。而广义的空法，则可名曰：air law。兹所论者，广义的空法也。法律上关于空之论议，聚讼纷纭，由来已久，如土地所有权，果及于离地几何之高等，即其一例。试观纽约市等建筑高楼，有至七十几层者，其惹起法律家之注目，固其所宜。今更推而言之，空之所有权及空之领域，实为国内法及国际法上重大问题。盖航空术之发达，如此进展，此等问题，在实际上不能漠视也。欧战以前，除有极特别情事外，吾人所谓法律关系，为平面的，以陆上或水上为限，自航空术发明后，其法律关系，为立体的，吾人非更注目于上空不可，是以空法之研究，于社会生活上，实有重大之影响也。从法律上论空，有从民法上立论者。从民法上论之，则有如前述问题，土地所有权，果及于如何之高？又航空术之发达，一日千里，世人将恃航空机为交通机关，其往来于空中日盛，于是有空中财产观念，而民法上权利义务问题因之而起。例如航空转运公司之飞机，装载他人货物，在飞航中，与他飞机冲撞坠落，其责任应归何人？损害之负担，应归何人等？当然为将来层见叠出之问题也。民国八年（1919）10月13日，前北京政府，将巴黎和会议之国际航空公约四十三条，附约数种，偕同比利时、保加利亚、巴西、英吉利、厄瓜多尔、法兰西、意大利、巴拿马、葡萄牙、罗马尼亚、暹罗、乌拉圭等共十三国之专使，在法国外交部签字，于是我中华民国之领土领海以外，又发生领空之国际关系矣。今日欧美诸国，盛行国际大飞航，万目睽睽，咸集注于上空，吾人所当论述者，不仅飞航一事而已，空之国际法律关系（即国际空法）在今日亦不可忽视也。最初法律，通是规定陆上之事项，间有关于天（即空）、水（即海江河等等）者，均附属于领土之法规，故陆法之称，无成立之必要，自海法发达后，除开海法而外，通是陆法，于是陆法（Law an Land）[22]之名，遂与海法对垒。最近航空事业发达，而空法一门，实感觉与陆法、海法鼎足之必要。故此处所谓空法（air law）乃对于海法（maritime law）而言之名称。大凡法之名称，有由立法机关命名者，有由学者研究之便利而命名者，有因实际上之需要而命名者，兹之以空法命名，从第三义也。
（二）团体法、社会法（包括经济法与劳动法）
团体法（corporation law）之名称，见于席耳曼（Sherman）[23]1917年所著《罗马法与近世》（Roman Law in the Modem World）二卷133页556节。据席氏所述，罗马法上之团体可分六种：（1）公团体（public corporations），如国家城镇是。（2）宗教团体（religious associations），如教士学校等。（3）慈善团体（eleemosynary corporations or charitable foundations piae causae），如贫儿院等。（4）商业团体及实业组合（commercial companies and industrial associations）。（5）政治集社（political clubs）。（6）社会及公众利益之组合（social and mutual benefit associations）。以上为公团体、准公团体。此外尚有私团体（private corporations）者，其发达之原因，于经济及政治有关也。20世纪之法律，渐由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趋于集合主义（collectivism）。据费边研究社（Fabian Research Department）干事柯尔（G. D. Cole）之著书而知劳动组合之种类，有不胜枚举者也。大抵每一团体之设立，内部必有章程以规律自身，外部则国家必制定条例以保护团体之发展，如英国1871年《劳动组合条例》、1906年《劳动组合争议条例》、1913年《劳动组合条例》、1917年《劳动组合（合并）条例》，其最著者也。此等内部章程，及国家所颁布之组合条例，即团体法也。向来学者对于法人之解释，谓法人者，非自然人而有人格者之谓也。日本著名之民法学者，对于法人定义，多主此说。[24]然依余之所见，此说实为大误！盖人格（caput）二字，创始《罗马法》，罗马时代，人格唯生来自由人（Ingenuus）及被解放之自由人（libertus，v.libertinus）有之，奴隶则为人格大减等（capitis deminutio maxima），即无人格之谓也。19世纪林肯（Lincoln）放奴以后，身体自由，视为天经地义，则自然人之有人格，并不借乎法律之赋予及承认，然则有人格者，谓之法人，无人格者，谓之合伙[25]，均以《罗马法》之人格（caput），与德国民法之权利能力（Rechtsfähigkeit）认为一致，其观念之谬误，奚待烦言。我新《民法》第26条：改为享受权利负担义务之能力。第45条：改为取得法人资格。较之第一次草案与第二次草案，实为进步。且人格权中，依余之主张，计有八种：即身体权、生命权、自由权、健康权、名誉权、姓名权、资格权、肖像权。其可用之于法人者，仅名誉权或姓名权而已，然则“法人有人格”，实不免有语病也。日本著名学者梅谦次郎博士下法人之定义曰：法人者，非自然人而为权利义务之主体也[26]。川名兼四郎博士下法人之定义曰：法人者，谓非自然人而有权利能力之谓也[27]。松冈义正博士（中国《民法》第一次草案起草者）下法人之定义曰：法人者，有权利能力之社会的组织体也[28]。晔道文艺博士下法人之定义曰：法人者，无形之权利主体也[29]。鸠山秀夫博士下法人之定义曰：法人者，谓法律上认有权利能力之社会的组织体也[30]。我之法人的定义曰：法人者，法律上认为团体法中之团体人也。法人实在说，有团体人说、组织体说。余则取团体人说。而以“法人”二字，解为包括二种意义，即团体法兼团体人是也。团体人当然有团体法，而团体法不一定为团体人。犹之《亲属法》上，有家属关系者，必为亲属关系，而有亲属关系者，不一定为家属关系也。《公司法》（[民国]18年12月26日公布）第3条：公司为法人。《工会法》（[民国]18年11月21日公布）第10条：工会为法人。《渔会法》（[民国]18年11月11日公布）第2条：渔会为法人。《商会法》（[民国]18年8月15日公布）第2条：商会为法人。以及《民法总则》（[民国]18年5月23日公布，同年10月10日施行）上之社团（《民法》第45条至58条）财团（《民法》第59条至65条）等等，所谓团体法兼团体人是也。《社会团体组织程序》，《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及《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妇女团体组织原则及大纲》，《文化团体组织原则及大纲》以及民法上之合伙，所谓团体法也。余意《国民政府司法例规》上第一类之党务，即应归入团体法之中，而以之为政治团体，为职业团体社会团体之指导者，与“以党治国”之旨，亦甚相合也。
社会法包经济法与劳动法，分论于下。[31]
1.经济法
此项分类，乃为摇动公法私法的界限之一大关键。盖自欧战以后，社会状况，发生巨变，法律现象，亦随经济而引起莫大之变化；于是公法之领域，乃侵入私法之范围，例如劳动法侵入债编雇佣，土地法侵入物权编等是，欲以旧时法律，适用于新时代之生活，匪惟不能致用，亦且难以自圆其说，此经济法之名辞及研究，所以为新时代之产物也。经济法（Wirtschaftsrecht）之名辞，为德国学者所创，英美无论矣，即大陆学者，亦未之多见也。兹举德国法学家关于此项重要之著述于下：
耶拿（Jena）大学教授赫德曼《经济法原论》
（Hedemann，Grundzuege des Wirtschaftsrechts，Jena 1922.）
柏林大学教授鲁斯鲍《德国新经济法》
（A.Nussbaum，Das neue deutsche Wirtschaftsrechts，2.Aufl.，Berlin 1922.）
储仁大学教授哥底史立德《德国经济法论》
（Goldschmidt，Reichswirtschaftsrecht，Köln，1923.）
柏林大学商科教授卡斯克鲁《法与经济》
（Kaskel，Recht und Wirtschaft，1921.）
综观以上各种著述，德人对于经济法之努力，于此可见一斑！柏林、耶拿等大学，且有经济法研究所（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recht）之设备。1921年班不耳克（Bamberg）之德国法学会新设经济法部（Wirtschaftsrechtliche Abteilung）以之与公法部、私法部鼎立。最近卡斯克鲁编纂《法律及国家科学词典》（Enzyklopädie der Rechts und Staatswissenschaft）打破从来之法律分类法，设劳动法与经济法（Arbeits und Wirtschaftsrecht）之部，可谓在法律分类上，崭然开一新纪元矣！经济法之观念，为今日多数学者所是认，且以之占全法律学之中枢领域矣。然经济法，果指属于何如部类之法律乎？在法学上，果能形成特别之法境（Sonderrechtsgebiet）乎？学者见解，尚不一致；余综合诸说而下经济法之定义如下：经济法者，谓规定关于国家经济、社会经济、个人经济的法规之总称也。据此以观；则与财产权（Vermögensrecht）不同，财产权为私权中之一（其他尚有债权无形财产权），属于个人权（即人权）。经济法则包国家、社会、个人三者而言也。
2.劳动法
劳动法另有专书，且为专门研究之一种，于此不能详述。此处所论者，即民法上之雇佣契约，是否能包括于劳动契约之内？与官公吏是否为劳动之一种是也。劳动问题之中心，从性质上言之，精神的劳动，与肉体的劳动为第一类。从范围上言之，指挥的劳动与执行的劳动为第二类。从品质上言之，熟练的劳动与不熟练的劳动为第三类。从雇佣上言之，独立的劳动与不独立的劳动为第四类。从性别上言之，男子的劳动与女子的劳动为第五类。从年龄上言之，成年的劳动与童年的劳动为第六类。从团体上言之，有组织的劳动与无组织的劳动为第七类。在此七类劳动中：每一类的前者，统比每一类的后者，资产多，竞争少，生活巩固。反之每一类的后者，统比每一类的前者，资产薄，竞争多，生活不巩固。换言之，就是前七类是寻常苦痛的劳动；后七类是非常苦痛的劳动。所以现在的社会问题及劳动问题的中心，不在乎前而实在乎后也。雇佣契约（Dienstvertrag；Contract du Iouage；Hiring Contract）从普通方面观察，当然可以包括劳动契约在内，盖契约、工作、时间、年限等等，均可包于雇佣之中。从现代特种方面观察，则不能包括劳动契约（contract labour）在内也。无论何种动物，欲达到自己的目的，都要为某种的活动，此种活动，即是其意识的表现。至于人类，因为动物界中最高级，意识的作用最强，目的最多：因之其意识的活动亦愈烈，但在此种活动中，因苦乐程度的差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愉乐的，或是愉乐最多的，名为官吏。一类是痛苦的，或是痛苦最多的，名为劳动。劳动的特质，即以痛苦为其构成要件。劳动的对手，即以打倒官僚政客为其最大之目的，重要之任务也。其在专制时代，视官吏为神圣，视劳动如犬马，毫不足异。乃近年以来，或画到领薪，或南北兼差，此种现象，吾甚不愿见于以民权主义揭橥之革命时代也。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土豪、买办阶级。其必要之手段：一曰造成人民的军队；二曰造成廉洁的政府；三曰提倡保护国内新兴工业；四曰保障农工团体，扶助其发展。由此观之，政治是一种工作。官吏当然是一种劳动，若以官吏为无上之尊荣，发财之捷径，不但反于世界之潮流，抑且大违乎民权主义第五讲官吏是人民公仆之遗训矣。社会法（或社会化法）（Sozialrecht；Sozialisierungsgesetz）对待之名辞，似为国法（或国家法）（Staatsrecht）。国法之范围，旧日学者立论，有广狭二义，以广义言之，恒兼有《宪法》、《行政法》、《刑法》、《裁判法》四种。以狭义言之，则只《宪法》一种而已。吾人就广义言之，以以上四种为国法，不啻以凡对内公法为国法也。以法律的社会化眼光观之，既不主张公私法之区别，则广义的国法之名称，不能认其存在。若就狭义言之，则欧战以后，各国宪法，已将倾向国家主义之法制，变而为倾向社会主义之法制，则谓宪法为根本法（The Fundamental Law）或根本组织法（The Law of Fundamental Organisation）始合于今日之情形也。人之始生，便为家族团体之一员，与父母兄弟，营共同生活，及年长入校，与同学营共同生活（群育），后来为农、为工、为商或为宗教团体的一员；或为市乡的公民，在在须和他人，保持一种共同生活之关系，此由人与人的关系造成之家族、学校、工会、村落、宗教团体、国家等之总和，普通称为“社会”，所谓人为社会的动物，即指此而言也。以国家为立场，国家包含有许多的原子，所谓国家以内有社会也。以世界为立场，则世界为一整个的社会，所谓社会以内有国家也。个人为各个独立之原子，所谓原子的社会观（individualistisch atomistische Weltanschauung）。罗马及第18世纪之自然法，属于此种观察。团体为各个人之集合体，所谓全部的社会观（kollektivistisch-universalistische Weltanschauung）。德国及现代之团体主义，属于此种观察。更就国家之性质言之，国家之性质，合分子与有机二说而观，乃得圆相。盖国家之原质，乃组织物质与精神的交通之社会层累而成，其始由各个人共同生活意思，吸合而为共同团体，积共同团体心理所结合，有物质与精神之交通，则为层累之社会，组织层累之社会而统一之，是为国家。国家统一各分子，有构成国家资格者之意思，故国家为共同团体，然国家与分子，各有成立存在之目的，故国家又为特别团体，国家统一各分子心理所发动，确定共通生活之意思以为其意思，故国家为事实上的人，法律虽为国家所规定，而国家实由法律公认而成立，故国家又为法律上的人。是由国家之性质言之，则所谓国法者，亦不外一种特别之团体法与特别之团体人而已。近代主要现象，个人的经济活动之外，尤须有团体的经济活动。团体内部，虽以个人为其组织之原子，而团体于个人经济之外，自有其独立之经济，此团体法与经济法并论之理由一也。团体有公团体与私团体及团体法团体人之分：国家及自治团体为公团体之团体法兼团体人。公司，渔会，工会等为私团体之团体法兼团体人。公团体为经济主体时，与私团体无有区别。盖社会与国家，本来非全然各别者，即国家为社会之一体样，而社会为国家之前提的基础，申言之，即国家为社会中最大之特别团体而已。此团体法与社会法并论之理由二也。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家族状态、社会思想乃至学问艺术，为社会底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则基础建筑也。如家屋然，基础一变，则家屋的全体构造，都生变化，生产关系，一有变化，则建筑上面之各种制度，因之变化，故生产关系变革，足使整个的社会，一新面目。且以团体法为上层建筑，社会法为基础建筑，基础一生变化，（经济）则团体之构造亦随之。此团体法与社会法并论之理由，并以团体法置于经济法之上之理由三也。以唯物的辩证法解释历史，则社会构造及变革，皆以生产方法为基础，法律不是理性的产物，乃是经济条件的背影。法律家幻想以为自己依先天法则而为裁判，但此法则，不过是经济的反射而已。管子所谓“仓廪实而知荣辱，衣食足而后礼义兴”，孟子所谓“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故经济问题一日不解决，则所有法律，都是一种具文。此经济法为社会法内包之一之理由一也。社会立法，逐渐进展，所有保护资本家的法律，如禁止劳动者团结，禁止劳动者罢工（我国从前治安警察法，即其一端，现已废止），等等，皆有不能存在之势。故社会法中之劳动法，许容工会组织，许容劳动协约（此协约有拘束劳资双方之效力）确定最低工资，继续工作之八小时制，解决劳资争议，社会保险，罢工不受刑法或违警法之拘束等等，皆为表现社会法之最重大的精神。此经济法为社会法内包之一之理由二也。马克斯（Karl Marx）、恩格尔（Fr. Engels）以唯物史观（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Historischer od. geschichtlicher Materialismus）揭橥以来，以经济为社会生活上一切之根源，法律、政治、宗教、教育，均为其附随之一现象。故经济组织，一有变迁，则其时之法律制度，亦因之而改革，例如手臼时代，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同时即造出手臼时代特有之法制。蒸汽制造机时代，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社会，同时即造出蒸汽机时代保护资本家之法律。古代之奴隶所有主，中世的封建领主等，在其为社会产物之原动力时期，是合理的，现在社会进化，已因革命而丧失其合理性矣。18世纪以降，国家法律制度，均以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为中心，申言之，即极端拥护财产私有、契约自由两原则为中心，因之资产阶级，立于此等法律帡幪之下，凭借生产力之发达，以尽量发挥其资本能力，使一切生产机关，为资产阶级所独占，形成辛迪加（Syndicate）与托拉斯（Trust）独占组织，于是社会上发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之极端的现象，富者愈富，则资产阶级，为无限的膨胀，贫者愈贫，则劳动阶级，为无限的增大，而酿成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阶级斗争，故自俄国大革命以后，欧美诸国以及日本各法律家，改变态度，将倾向于国家主义者，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依据社会政策以立法（社会立法），以冀调和劳资阶级之斗争，即各个人对于社会，须先尽各个人职分（即劳动），再由社会中享受一个人的本身利益，所谓有义务而后有权利也。因此富者凭“资本”而主张权利，与劳动者凭“体力”而主张权利以前，须先将其“资本”与“体力”为社会共同利益而提供，富者有利用其资本的义务，不能货殖自封，为个人的挥霍而使用资本，须以资本为社会利用，方能对于社会而保有一种权利。劳动者有发展其体力的义务，不能懒惰坐食，须以体力为社会利用，方能对于社会而生出一种权利，所谓富者权利，完全以资本为着社会而利用的权利；劳动者权利，完全以体力为着社会而劳动的权利也。孔子所谓“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己也，不必为己”即是此意。于是法律上，对于无论何人，皆有保障其生活之义务，故以经济法与劳动法，为社会法之内包。
（三）组织法、建设法
组织法（organization law，Verfassungsrecht）三字，为现今国府所通用，而网罗各种组织法，立于一个名称之下，并主张改法律系课程中之《行政法》为《组织法》，以法院组织法归入其内，不另列为一门，则固余一人之见解，而愿与海内法学家商榷者也。行政法三字来自日本，日本又来自欧洲，德Verwaltungsrecht，法droit administratif [32]，英Administration，考法、英此字之来源，系出拉丁，今试析其字义：ad即分配之意，ministratio即辅助之意，直译之，即分配事务以辅助国家之谓，而非谓不译为“行政”二字不可也。建设法（construction law）者，指凡关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之法规而言也。人有恒言：“破坏易建设难”，故革命精神，须只有三分的破坏，而有七分的建设也。以广义言之，建设非人才不可，而建设廉洁政府，尤非廉洁之人才不可。如何而养成廉洁的人才？徒言革命无益也，尤须先要革心。中国人向来注意于升官发财，如某人得一优差，某人得一美缺，逢人而津津道之，人亦以此羡之，至如何而后可救国救民？则漠然不知为何事，以此等劣根性，充满脑中，而又高谈革命，适足以促中国之亡。是以欲求廉洁之人才，非注重五权中之考试权及监察权不可。关于考试一层，吾简单以言之曰：不考则已，考则必严，不考则已，考则必用。监察权则须抱着“当官而行不畏强御”之精神以出之。故关于考试权、监察权之法规，谓为建设中国之良药而称为广义之建设法也，亦无不可。属于物质建设之建设法，详在《建国方略》中之物质建设。现时颁布者，有（1）国道运输计划大纲，（2）国道暂行条例，（3）选定全国国道路线网三种。
（四）过渡法、时际法
过渡法（Übergangsgesetz）[33]在系统上及法理上，毫无研究之价值。故上轨道之法治国家，即无此种法之存在。然当新陈递嬗、青黄不接之时，与夫秩序未定、伏莽潜滋之日，未尝不可应一时之急，然顾名思义，所谓过渡者，原系一时权宜之计，总以到达彼岸为目的，而断不可任其徜徉于中流也。德国在1919年3月4日，颁布一种过渡法（Übergangsgesetz），凡君主时代一切法律，如与民主政体不抵触者，仍认为有效。是年8月11日即正式公布宪法。吾人观于德国由过渡时期，甫经数月，即一跃而为宪政时期，其进步之猛，实有令人惊讶者！返观吾国，则自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日起（[民国]16年4月18日），至今尚在训政时期，而所谓达到宪政时期之彼岸者，尚在遥遥未定之天？外侮频来，内乱不已，殊令人起无穷之悲感也！时际法（Das intertemporale Recht）者，法律效力之关于时者也。我现行法制上，不用时际法之名称；各国法制亦然，故时际法者，仅为学理上之名称，而非立法上之名称也。我现行法令中，属于时际法之规定，有定于直接法（direktes Recht）中者，例如《刑法》第2条是。有另定施行法（Einführungsgesetz）[34]，以之为直接法之附属法者，例如民法总则施行法（[民国]18年9月24日国府公布）；民法债编施行法（[民国]19年2月10日国府公布）；民法物权编施行法（[民国]19年2月10日国府公布）；刑事诉讼法施行条例（[民国]17年7月28日国府公布，同年9月1日施行）等是。管见以为时际法在间接法（indirektes Recht）中，应规定一标准，如日本现行法例第1条：“法律自公布日起算，满二十日施行，但法律另规定有施行时期时，不在此限。北海道冲绳县，其他岛地，其施行时期另定之。”我国虽有《法规制定标准法》，而关于施行期限，无有一般的标准[35]之规定，亦缺点也！
（五）根本法与附属法
公法私法之区别，业经崩坏，其起而代之者，根本法（fundamental law. droit fundamentalis.Hauptgesetz）（省称本法）与附属法（accessory law. droit accessoire . Nebengesetz[36]）（省称属法）是也。故以此为法律的分类之殿焉。根本法有二种：一为宪法；一为民法。其他非宪法的附属法，即民法的附属也。盖宪法为国家生存之根本法，占公权领域之大部分；民法为人民权义准据之根本法，占私权领域之大部分，无宪法不能构成国家，无民法不能保护人民，其关系之重要一也。依《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策第2款：各省人民，得自定宪法，唯省宪不得与国宪相抵触。基于同一之理由，各省亦得自定民法，唯省民法不得与中央民法相抵触，以其为根本法也。附属法各地如有极特殊情形，亦可以本创制权之作用而制定之。至由治权中司法权之审判权所生之组织法（法院组织法）、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由治权中司法权之刑罚权所生之刑法违警罚法则不许自为风气，以破坏司法之统一性及其独立性，而如法国易一驿马更一法律之现象也。瑞士小国也，在中央有瑞士合众国宪法（1874年5月29日公布），各州有给耐佛州（Geneva）宪法（1847年5月24日公布）；有伯尔尼州（Berne）宪法（1893年6月4日制定，同年12月22日经瑞士联邦保证施行）；有阿奔塞尔州（Appenzell）宪法（1908年4月28日制定，同年6月23日经瑞士联邦保证施行）。英国之爱尔兰自由邦，亦有宪法（1922年6月16日公布）。苏联有宪法（1922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决议）外，其联邦中有白俄苏维埃宪法（1919年2月4日公布，1920年1月17日修正），有乌克兰宪法（1919年3月18日公布），有南高加索宪法（1923年1月16日公布），皆以苏联宪法为根本法也。美国路奚安那[37]（Louisiana）有民法（1824）；魁北克（Quebec）有民法（1865）；卡利弗尼亚（即旧金山）（California）有民法（1871）。瑞士克挠笨敦（Graubünden[38]）有民法。德国中央民法外，有巴威里（Bavaria）地方法（1756），索逊（Sachsen）地方法（1863），巴敦（Baden）地方法[39]。夫以中国版图之扩大，地方之辽远，民情风俗习惯，各不相同，欲以中央法律，统一全国，其势有所不能，故各省得依据党纲，自定宪法。唯人民权利义务、委员制、职业代表制等原则，不得与国宪抵触。各省亦得自定地方法（即民法），唯成年规定、男女平等、时效、限制高利、保护劳工、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女子有继承权、改良家制、废止妾制等原则，不得与中央民法抵触。此即根本法之重大作用也。以根本法与附属法为分类之后劲者，即欧战以后，宪法多注重于社会化方面，同时民法，亦由是而扩大，而注重于社会化方面。故宪法民法，在现代为公法私法之混成物（Mischgebilde），亦即公法私法崩坏之最大原因。1914年，世界大战，促进俄德之社会革命，其基本精神，即在于所有权的限制（地主权之社会化），与劳动法的整严，而其归宿之点，即在于宪法民法之扩张与沟通。故在今日，不能称宪法为公法，民法为私法，而通称二者为一种根本法可也。
[1]岩田新（いわたあらた、1882～1947），日本民法学家，著有《日本经济法理论》（『日本經濟法の理論』有斐閣、1944年）等。编校者注。
[2]指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Gnaeus Domitius Annius Ulpianus，170～223）。编校者注。
[3]指英国法学家霍朗德（Thomas Erskine Holland，1835～1926）。编校者注。
[4]原稿误作：zwigendes Recht。编校者注。
[5]原稿误作：nichtzwigendes Recht。编校者注。
[6]原稿误作：Vermittdndes Recht。编校者注。
[7]7年8月5日教令第32号公布依16年8月12日国府令暂准援用。
[8]即马克思、恩格斯。编校者注。
[9]即布尔什维克。编校者注。
[10]原稿误作：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the Protection of Labouress。编校者注。
[11]原稿误作：Amsterdan International。编校者注。
[12]原稿误作：droit Intenational privé。编校者注。
[13]指法国比较法学家弗利克斯（Jean-Jacques Gaspard Foelix，1791～1853）。编校者注。
[14]即“马其顿”。编校者注。
[15]即“阿尔萨斯、洛林”。编校者注。
[16]此处英文夹注位置存在错误，已改正。编校者注。
[17]原稿误作：grundsätsliches Recht。编校者注。
[18]参照17年1月18日上字第10号判例，1月14日上字47号判例。
[19]原稿误作：Continuas work。编校者注。
[20]原稿误作：discontinuas work。编校者注。
[21]原稿误作：Consulato der Mare。编校者注。
[22]似乎应为Law of Land。编校者注。
[23]Charles Phineas Sherman。编校者注。
[24]例如富井博士《民法原论》186页第7行、菅原眷二博士《日本民法论》195页第6行、平沼骐一博士《民法总论》266页第4行、岩田新《日本民法总论》110页第4行至第7行。
[25]见我民法第一次草案140条理由书及第二次草案第27条、第29条。
[26]梅氏《民法要义》78页第3行第4行。
[27]川名氏《民法总论》154页第7行。
[28]松冈氏《民法论总则》253页第5行。
[29]晔道氏《日本民法要论》卷一，203页第4行。
[30]鸠山氏《日本民法总论》上卷128页第1行第2行。
[31]原文为竖排繁体。校者注。
[32]原稿误作：Droit administration。编校者注。
[33]原稿误作：Ubergangsgesetz。编校者注。
[34]原稿误作：Einfunrungsgesetz。编校者注。
[35]即除该法律有特别规定外，自公布日起，付与二十天之犹豫期间。
[36]原稿误作：Nebegesetz。编校者注。
[37]即路易斯安那。编校者注。
[38]原稿误作：Craubunden。编校者注。
[39]1809年地方法，日本学者通称之为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