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观的会通与西方文学文体的植入
1807年，来自英国伦敦布道会的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取道美国，踏上了前往中国传教的道路。马礼逊以及随后的西方传教士的到来，不仅意味着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始，而且意味着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又一次碰撞与融合。这种变化“首先是影响器物的技术；而后是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原理；最后则是触及精神生活核心的观念”[1]。作为传教士文字辅教策略的一部分，传教士报刊是清末传教活动不同以往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东学西渐和中学西被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前期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2]，鸦片战争后逐渐引介“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3]，传教士报刊以燎原之势迅速占据了中国的报业市场，其发展之迅猛、数量之庞大前所未见。
西方基督教会通常将传教活动划分为五个领域：布道、医疗、教育、慈善与文字。而传教士报刊成为“文字播道”的重要载体。所谓“文字播道”，主要是指通过文字的翻译与创作，使人们接受信仰，实现传教的目的，其中包括书报刊的翻译、印刷与出版发行。中国幅员辽阔且方言繁多，让传教士颇感传教吃力。但是，他们发现：“整个中国，还有其他多数藩国与几个邻国，除一些极特殊情况，皆存在相同的书面语特征与惯用法。尤其现在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策略，对外国人存在无法克服的妒忌，牧师不能进入中国用生动的语言传教，但是，用中文所著的书籍却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并传到每个地方，甚至是可以通过书籍传入内地。”[4]文字播道随即被推广并大量应用于实际的传教活动。马礼逊强调：“如果进行任何比较，我仅知道文字将成为最有效的方式。”[5]而美国学者白威淑珍更是将早期的传教士出版物喻为“镀金的钩子”。
西方传教士对文字辅教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信心十足，正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说，“闻释耶教，介绍西方决难囿于讲坛，徒恃口舌，必须利用文字，凭借印刷，方能广布深入，传之久远”[6]，因为“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7]。西方传教士希望借文字之形式彻底打破中国人一贯的“天朝上国”的迷梦。
在晚清百年间，传教士的报刊活动一直持续不断，并在许多重要的历史节点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深刻影响着中国士人的思想和言说状态。虽然，今天我们将传教士报刊目为新闻学研究对象，但从总体上看，晚清传教士报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纸，其中内容驳杂、文体纷呈，更像是不太成熟的综合性杂志。以第一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例，“真正称得上具有新闻性的文章，可以说是少之又少”[8]。这种情况在大多数传教士报刊中表现明显。
传教士报刊在定期出版之后，需要有充实版面的内容，但是新闻这种文体字数少，且采集较为困难，缺乏一定的娱乐性与消遣性。为了吸引更多的华人读者，传教士开始在报刊上刊登一些文学作品。譬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刊载了米怜所写的中文小说——《张远两友相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一些传教士撰写的诗词，如《太阳》《兰墩十咏》等；此外，传教士报刊还会连载一些译自国内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如《中国丛报》上刊登的《红楼梦》《三国演义》；《万国公报》上连载的乌托邦小说《回头看纪略》；《遐迩贯珍》甚至专门开辟“喻言一则”的专栏来刊登《伊索寓言》等。这些文学作品多是采取“孔孟加基督”的宣传策略，体裁涉及诗歌、小说、杂文、寓言、人物传记等，为了吸引更多的华人读者，扩大报刊影响，传教士运用最早的欧化白话文，以浅白的话语阐发基督教义，介绍西方的地理、历史情况，鼓吹西方先进的科技、人文知识。这些文学内容扩展了中文的词汇，成为中国文艺副刊的雏形，并对中国文学从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传教士的报刊文字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观的生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大致可以体现为三个层次：其一，在“文学”与“literature”对译过程中，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对中国传统文章学的改造和濡染，这彻底改变了以“文”为核心的传统的文艺观念，赋予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认知；其二，报刊文体和语言方式的推广奠定了文言和白话并行进入文学创作的介质结构，使得传统以诗文为主的文学构成产生了变化，诸如小说、论说、小品文、谣谚、戏剧等文体融入了现代元素，也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基础；其三，西方文学文类的引介丰富了中国士人对于文学的认知领域，西方的现实主义作品《昕夕闲谈》《汤姆叔叔的小屋》、清教徒文学《天路历程》等作品，丰富了中国俗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功能，使得小说的娱乐、劝世的特点开始向移风易俗、批判现实转向，进而影响着中国俗文学创作的风格，也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干预现实和人生的功能具有了先天发展的基因。
传教士报刊开启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先声。“中华不似泰西诸国，恒无分送日报，又无置邮递信，更无迅速驰骤。平时透达信息，多由耳食传闻，或由书筒寄递，素有携带书函，以资营生。其日行至速，亦不逾一百二十里，故此土相距远近之事，颇难早得以确耗。”[9]而新型媒体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与此同时，新式的出版发行机构开始出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在华的出版物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遍布内地各大地区的出版发行网络。其中影响较大的传教士出版发行机构主要有中国益知学会、美华书馆、墨海书馆、格致书馆、广学会等。这些出版机构实行产业化管理，配合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出版了大量的宗教、历史地理、科学文化等相关书籍、报刊。与此同时，这些机构还积极革新印刷技术，为中国近代出版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花之安在《新闻纸论》中认为报刊“增识见”“开智慧”，他在文中开宗明义：“今夫广览群书，则闻见日博；纵观经史，则耳目日新。而更在书史之外，可以扩见闻以新耳目者，则莫如新闻纸。”[10]具有现代性的新闻出版的发展，使文化的消费开始面向广大下层民众，士大夫垄断文学格局逐渐被打破。由此更变的文学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使得中国文学的发展必然从观念和实践开始新的探索。以小说为例，自明万历之后至清嘉庆一朝近200年间，小说文本的创作维持在年均1种左右。而自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至光绪一朝近70年间，共创作和翻译小说2500余部，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更呈井喷态势。在这期间，文言小说的比重逐渐下降，通俗小说和翻译小说逐渐增加。中国文学的现代结构逐渐形成。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历史性结构转型的时期大致有三个：一是“王官失守、学术下移”的春秋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观念思辨型文学成就了中国文学的理性化特征；二是“科举取士”、诗赋晋身的隋唐时期，门阀破除，士人腾跃，意象情感型文学使得中国文学的感性化特征趋于成熟；三是“国门洞开、西学东渐”的晚清时期，观念杂陈、去旧布新，现代大众化文学开启了中国文学传统观念的彻底颠覆。而最后一个转型，为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形成所经历的“诗界革命”“白话文运动”做了长期的铺垫和积累，这一过程整整用了100年[11]。在西风东渐过程中，西方的文学观念与东方文化相濡染，形成了近代较为全面和科学的文学观的萌芽。文学的社会价值认定也不单纯地局限在传统的认知基础之上，而是形成了成熟的文学社会价值论的观念。文学功能的扩大，让晚清出现了众多的具有社会批评和政治反思意味的文学文本。
总之，晚清近百年的文化转型让中国传统的诗文观念得到了渐进式的改变，进而现代文学的结构框架逐渐形成。由文言一系到白话革命看似是数年一蹴而就的结果，但其漫长的准备期不可不察，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文化肌理，也就无从解释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进步的个中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