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第35辑/2018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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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代的认识论美学:艺术符号是物与实用符号的标出项

在现代艺术概念的确立过程中,最早做出定义的是法国哲学家夏尔·巴托神父(Abbé Charles Batteux,1713~1780),发表于1746年的著作《内含共同原理的美的艺术》中。在此书中,巴托初步确立了标准的现代美的艺术系统。[10]此时的“艺术”从古希腊“技艺”的语境中跳出来,挣脱了宗教和政治的桎梏,不再是范围宽广的人造物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逐渐缩小,它将工艺和科学排除,逐渐形成包含诗歌、音乐、绘画、雕塑、舞蹈在内的所谓的“美的艺术”(Fine Art)。

古老的概念终于让位于现代的概念,新的艺术意味着美的产物。[11]在实用符号和普通物中,艺术符号成为标出项,“美”和“创造力”凸显。18世纪晚期开始,浪漫主义创造性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表达情绪开始被看作理所当然,19世纪晚期开始的现代主义艺术时期将绘画从三维透视法中解放出来,还原到二维平面的媒介——印象派凸显再现物的体积、色彩等符号,立体派解构再现物的空间,至抽象派时自律艺术发展至顶峰。

自主性审美领域不仅仅提供了一个心灵的避难所,而且,由于工业革命以及扩张的经济市场急剧改变了传统文化,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不满,艺术自主性原则也为这样的不满提供了正当性辩护。[12]在审美现代性的促动下,艺术符号不同于寻常物的使用性和普通符号的意义结构,而是本身处于优势,艺术表意功能明显。作为物与实用符号的标出项,现代的艺术符号可以理解为(使用性+实用表意功能)+艺术表意功能,也就是说,在一件艺术品中,使用功能和实用表意功能都被边缘化。

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艺术学基础的认识论美学的兴起,它们主张静观式的审美,视觉现代性成为主要的观看模式。乔纳森·克拉里认为视觉现代性意味着知觉被悬置,注意力开始出现。注意力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第一个是古典视觉模式,及其所预设的稳定、精确主体的崩溃。第二个是认识论问题的先天解决方案的失败。这必然导致精神统一和综合的任何永恒或无条件保障的丧失。”[13]

1750年,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以Aesthetics(感性学)为名开创了美学。康德继承和发展了鲍姆嘉通开创的美学研究的新方向,用审美判断力作为强有力的论证,为自律艺术的存在和非功利性的审美正式开创先河:如果艺术与对于一个可能对象的知识相适合,纯然是为了现实地制作出这对象而做出为此所需要的行动,那么,它就是机械的艺术;但如果它以愉快的情感为直接的意图,那它就叫作审美的艺术。[14]

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力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连接了自然和自由。当知解力和想象力构成的感知对艺术符号给予形式直观,审美主体便从中获得无关功利的愉悦,并且这非功利性使自我在与艺术的交融中超越感性抵达自由。康德作为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结合了经验主义的感性和理性主义的理性,将两者统一于“人”这一先验主体中,使“艺术”第一次作为目的而非工具被提出。个体的独立、美学的独立,最终导致审美主体性的高扬。直到黑格尔的绝对主体,康德学说中不可被认识的“物自体”被取消,绝对精神的主体成为无所不能的上帝。

艺术符号正是在这种审美现代性的观看下,不断挑战自身的边界,并且与普通符号得以明显区别开来:“大部分符号表意,是科学的/实用的,必须是‘所指优势’符号,以明确地传达意义。……艺术的/仪式的/文化的符号行为,表意过程的主导环节正相反,是能指优势。”[15]

正是伴随着个体的人的觉醒,艺术挣脱禁锢自身的政权和神权,争取自己为自己立法。艺术的自律发展与主体性的独立,二者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