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研讨 后集体时代的乡村治理
后集体土地产权制度下的小农经济模式及其全球化境遇
——以安徽园村为个案[1]
董国礼 刘谨[2]
摘要：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借助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契机向城市转移，以商品化的劳动为要素参与到市场经济发展链条中，并使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外出务工的经历使农民接受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洗礼和影响，逐渐形成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小农经营模式的农业生产无法支撑农村家庭持续存在和再生产，同时也满足不了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需求，而这一切的延续需依靠农民的打工经济。依赖于市场结构和全球化经济的农村打工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撑，缺乏内部自生性的农村经济因受市场经济制约而难以摆脱其脆弱性。
关键词：后集体土地产权 小农经济 消费 全球化
一 研究背景：农业经济模式及农民经济状况的演变
1.我国农业发展模式的演变
“小农”是对中国传统农业经营方式的一个恰当表述，延续数千年的自然经济，维持着传统的小家庭经营单位。在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英国农村变迁方式应该是农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即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而农业则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现代化（黄宗智，2000a）。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制度、现实原因，中国的农业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英国农业的发展道路前进。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分析了中国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在近代化的背景下是如何变迁的。在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下，“内卷化”或“过密化”是我国小农经济的显著特点，是指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华北的农业经济随着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边际报酬递减的现象，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无发展的增长”的农业经营模式并没有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的到来而发生质的变化，只是小农经济进一步过密化。在集体化和农业部分现代化的情况下，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前，农业发展的过密化现象仍在持续。西方小农分化的过程是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即向现代农业发展，而中国农村的发展是在小农经济内部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分化的小农经济。
传统经营模式使我国农业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农民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同时具有一种脆弱性。土地是农业生产中的关键要素，同时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和适宜的农业生产技术。1949年后，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经历过家庭经营和集体化的合作模式，为了改变传统落后的农业经营模式和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1978年的农村改革实施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变革了集体化生产的模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在土地承包制度下，广大农村的家庭土地面积小，类似于一种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农民家庭依然维持旧型农业的耕作模式。平均分配的土地经营权使得农民家庭经营的土地分散且细化，只能持续一种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温铁军（2009）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判断是这样的：“无论是1980年代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1998年以后改称为‘家庭承包制’，其实都是当代人对如何描述‘小农经济’的一种话语上的努力；小农经济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1978年之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去集体化的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发展，改变了集体化农业发展的弊端，同时变革了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但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Bramall）指出，“去集体化有助于重新塑造解放战争前的农业格局”（Bramall，2009：343），因为“在去集体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民阶级是被加强了，而非被削弱了”（Bramall and Jones，2000：262）。
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已非常明朗，而且在加入了WTO后，与国际市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但是我国农业发展并没有出现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面对这一问题温铁军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因为农业大国一般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中国其实是一个小农国家。”（温铁军，2000）小农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人口众多，土地所承载的农民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中国有14个省份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在这些地方土地已经几乎失去了生产资料功能，而仅仅具备生存保障功能。其中又有6个省份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在这些省份，土地连生存保障功能都不能发挥了，更遑论生产资料功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也是一种制度的变革，对农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是否长久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变革是否真正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弊端与障碍，才是促进农业长效发展的关键。著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农村改革，即从集体耕作制向以单个家庭为基础的个体耕作制转变的制度变迁，是1978～1984年农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当然作物类型的变化、国家牌价和市场价格的变化、生产要素的投入、农业技术使用等也是农业增长的原因。他同时也分析了在1984年之后产出放慢的原因，除了向家庭责任制转变所产生的一次性突发效应在1984年已释放完，还有在现有的土地产权集体化的背景下，农民只拥有土地的承包权或流转权且人多地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当农业发展处于停滞的状态，农民无利可收，以及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就会抑制农户对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意愿（林毅夫，1993）。
2.农民经济状况及消费方式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了农民的家庭收入，而且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也越来越高，逐渐形成半工半耕的家庭经营模式。在收入增加的同时，农民的消费状况也在发生变化，各项消费支出可反映农村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民务工收入的增加、外出务工的经历、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在影响着农民的消费状况。下面就针对农民的家庭收入及支出状况进行分析（见表1）。
表1 1990～2013年农村居民家庭收入
按照收入的来源可将农民的纯收入表示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之和。工资性收入指农村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是传统农业收入，其他三类是非农收入。由于本研究所提及的务工收入主要是农民除去农业收入以外通过自己的劳动在非农就业领域所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表1中的工资性收入与本文研究的打工收入无太大差别，不影响本文的数据分析。
从表1中可看出，1990～2013年，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每年都在递增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或者说工资性收入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是越来越高的。表2是1990～2013年农民家庭支出状况的分析，从中可看出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也是逐年增长的。食品类的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主要部分，但是在家庭支出中的比例是逐年降低的，从对人均消费支出构成表的分析中可看出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在增加（见表3）。除此之外，外出务工的经历对农民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消费方式及消费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表2 1990～2013年农民家庭支出状况
表2 1990～2013年农民家庭支出状况-续表
表3 1990～2013年农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构成
由表1、表2、表3可看出，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的家庭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但是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是不能满足消费支出的，从而反映了在现有的农业经营模式下，农业收入偏低，传统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不能维持农民家庭的基本生活。农民需要依靠务工收入维持家庭的日常开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城市和市场为其提供就业机会、收入来源，因而也会受市场经济的制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的以“分田到户”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然维持着农地的细碎化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的规模化进程（杜润生，1988：6）。土地的细碎化是当前小农经营的一个表现。
从微观上讲，这种经营模式不利于农民家庭持久稳定的生存，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从宏观上讲，这种模式的长期维持会威胁国家的粮食安全。外出务工模式下的农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市场的依赖性较强，被绑定在全球经济的链条之中，但在市场环境或全球经济链条之中缺乏自足的能力，会受其制约。
二 研究视角：后集体土地产权、小农经济、消费方式变迁
1.后集体土地产权背景下的土地流转模式及其绩效
本文将家庭承包制的土地经营模式理解为后集体土地产权，这是相对于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化而言的，由于国家及地方上的代理人实际控制土地产权，目前的土地经营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小农经济模式的特征。从产权的理论出发，我国现有的集体产权存在产权主体模糊不清的状况，土地作为一种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流入市场，同时农民即使拥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但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土地的使用模式，我国农业经营依然维持小农经营的模式也不无道理，且经济绩效低下的私人代理的土地流转模式在中国大量存在（董国礼、李里、任纪萍，2009：25～63）。
2.小农经济存在的必然及其困境
我国农业依然维持着小农经营的方式，有着现实的客观原因和制度原因：一是与农地的初次分配有关，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家庭承包制度决定了初次分配的小规模和分散经营特点；二是与农地的再次分配有关，虽然目前多地通过农地流转和发展农民合作社来实现农地的规模经营，但是其中仍然存在诸多阻碍。另外，农地流转相关法律制度不尽完善、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没有跟上、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较好的保障等因素也制约着农地经营发展规模。城乡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市民化及市民身份依然很难实现，最终返乡成为众多农民工的选择，这种选择也使得土地的承包权成为返乡务工者的生存保障，而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承包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土地的自由流转。
费孝通（2001）通过对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出了《江村经济》一书，对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同时也分析了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及新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强调农村当时的形势是传统的力量与新的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虽然费孝通只是小范围的深入实地的调查，但是反映的却是中国农村普遍的生活状况和一系列由社会变迁引发的社会问题。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城镇化建设转移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民工潮的形成促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到2012年我国非农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5亿人，而农业就业人数不足2.6亿人（国家统计局，2013）。劳动力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关系的矛盾，使农业朝着去过密化的方向发展，但是集体土地产权集体所有及家庭土地面积小的情况依然存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的经营模式。
对于小农经营模式的弊端及症结，不同的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路径。首先，土地承包责任制对于当前半工半耕的小农经营模式的存在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此土地的规模集中和连片经营成为解决小农经济的出路之一，土地流转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我国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极其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也固化了小农经营的模式。产权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1960）从正面指出了产权的经济功能：其能有效地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从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产权经济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这个产权是明确的、专有的、可转让的、可操作的。但是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因其不明确性而导致了土地流转受到限制，不能形成自由的土地市场。我国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周其仁（2014）认为，土地流转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和其他农产品一样可以转手买卖，生产农产品的要素——包括土地——终究也可以转手买卖。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由于产权的集体所有，从法律角度分析，农村的土地及其他生产性资源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也有权进行农村生产资源的使用与配置，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农民集体与国家的权利关系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即使规定土地属于农民集体，但是如何使用、如何处置、如何经营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对于产权不明的而导致的农产生产低效的问题，周其仁（2014）认为：要真正释放农村的经济潜力，还需把实际的财产权利——也就是农民运用一切资源的自由行动边界——一项一项地界定清楚。集体制下的农民产权再界定，这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
3.半工半农的经济形态及其脆弱性
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传统单纯依靠农业生产而生存的农民，因农业收入不足而被迫外出打工，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及市场经济的风险性，使得外出务工者要依赖于农村家庭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作为最后的生存保障，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半工半耕的生存模式。
黄宗智（2011）认为种半耕半工的小农经营模式的存在除了上述制度性因素，还有一定的组织性因素。根据恰亚诺夫的小农理论，今天的农民家庭是一个集生产与消费为一体的单位，为了家庭的生存，他会做出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单位的抉择：会愿意以低于市场工资的报酬种植承包地，结合主要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的使用。过去种植业是主业，打短工、手工业是副业；而在半耕半工的模式下，农业生产成为副业而外出务工成为主业。这种半无产的农户同时从事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是出于农户经济单位的组织性逻辑，当然也部分地因为国家政策的抉择。
小农经济的存在有其制度和现实因素的必要性，但是小农经营模式因其规模小、产出低、效益低而导致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投入意愿低，使得农业生产陷入一个无发展甚至停滞的状态，这种现状的存在难以摆脱农村经济的脆弱性，也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和农民家庭的生产。
而在市场快速发展、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存在的境况中，我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对于小农经营的持续存在，贺雪峰（2013）认为“从目前中国农村情况来看，小农经济还将长期存在，具体地讲，9亿农民和2亿多户小农中的绝大多数人还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依托于农业和农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再生产模式也将长期存在”。而且他认为土地集体产权所有制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关于“半工半耕”的家庭经济模式，或按照本文的表述“后集体土地产权的小农经济”，通过具体的个案去剖析其脆弱性，可以为探究中国农村经济如何走出困境提供最基本的认识。
本文将从消费模式的角度，对安徽皖北县园村近十年来的农业经济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做比较，探究后集体土地产权模式下小农经济的特征，以及“半工半耕”经营模式面临全球化时所遭遇的困境，并试图探究中国农村的出路。
三 园村概况及土地使用模式[3]
本文进行田野调查的村庄是中部地区的一个典型村落，该村位于安徽省北部的皖北县。皖北是平原农业县，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南缘，属于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但长期以来，由于生产关系的制约，加之自然灾害和历史上战乱的影响，农业生产缓慢，工业基础薄弱。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尤其是1978年以后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得到了一定发展。当地传统的粮食作物以小麦、山芋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大豆、油菜为主。
目前园村的总人口在1500人左右，在人口结构上一直呈现男多女少的状态，男性800人，女性700人，20岁以下的占22%左右，20～55岁的占67%，55岁以上的占11%。农村劳动力占总人口的67%，从20世纪末开始，外出打工成为一种大潮，园村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外出劳动的已占总劳动力人口的80%以上。现在园村主要是留守老人在进行农业生产。
园村目前约有1500亩耕地，人均土地0.9～1亩，人地关系一直以来都较为紧张，户均土地普遍维持在4～6亩。园村农户家庭的土地分布和许多华北地区的家庭农场类似，一个家庭的土地是由一些分散的一条一块的耕地组成的，分布在村庄及村庄附近不同的位置。不同于南方拥有较长的无霜期，园村实行一年两季耕种模式，每年10月到次年6月是冬小麦的生长期，6～10月是玉米、大豆等作物的生长期，复种指数比较低，农业产出相对比较少，农民的生活一直拮据，这也是安徽北部的农业生产一直低于安徽南部的原因之一。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区域的农村进行比较后发现长江三角洲的农村比华北平原的要相对稳定，部分原因就是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相对不稳定，农民收入较低。
1949年以前，园村保持着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单家独户的小农经营模式。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土地革命，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国有，并且分给农民。园村的土地革命基本上在1952年结束，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集体化运动。集体化主要的理由是：动员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会增加农村的资本形成，因而汇总增加生产（林毅夫，1993）。在园村的村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来描述集体化运动：“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然而集体化的运动并没有达到最初设想的目的。1978年之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成以家庭为主体的独立经营的现代小农模式。之后，园村的土地划分也几经变化。1982～1994年分田到户至土地二轮承包时期，园村采用“宅田合一”的土地划分方式，1982年分田到户时，坚持的是“平均主义”原则，宅基地和田地的面积必须挂钩，即“宅田合一”，而且土地划分细碎，同质土地等额分配。1994～2003年，第二轮延包后，宅基地管制更加严格，基层政府通过收农业税和执行计划生育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和渗透，宅基地的取得、建房要审批，而耕地的使用模式、经营权也受到严格的管理。1994年，为了明确和落实税费责任，加之人口结构变化的驱动，“生添死减”，排除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园村重新进行了土地调整。在此之后，园村的大部分土地就没有动过，基本保持“生不添，死不减”“三十年不变”的情况。至今30年的期限还没有到，土地的划分也会一直维持当前的状况，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农民也是没有明确的看法。
在1982年按照“宅田合一”进行土地划分时，土地基本分在宅基地附近或者村庄的周围。宅基地附近的耕地实质上是农民在集体化时期自家的自耕地，一般土地面积较小，小到一二分地，最多的是八九分地，这种土地规模是不适合种植粮食的，于是农民会在这些偏小面积的土地上种植蔬菜，满足自需和获取额外收入。而在村庄周围的地块面积稍微大些，但也基本上维持在1～2亩，农民会种植粮食，如小麦、玉米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生产的激励性是短暂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的增长处于停滞阶段。在人多地少的状况下，园村的农户为了维持家庭的生存与再生产，一般会采取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的经营模式，在农业生产中投入大量劳动力，劳动集约程度提高，导致单位劳动面积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呈递减的现象。
园村不仅人均土地占有量少，而且土地划分比较分散。笔者询问了园村的一些村民，他们都说土地分得太散了，面积也小，每家耕地四五亩，土地分散在三四个地方，平均每块地面积1亩左右。这种细碎的地块划分，造成农业生产效率低，同时也导致一些村民因为地界不清而产生纠纷。
笔者通过访谈了解了园村村民家庭的土地拥有及分布状况，同时通过对园村的原支书访谈得知园村的村民在土地的拥有和分布上有较强的相似性（见表4）。
表4 园村一些村民的土地分散状况
在土地的使用状况上，园村多年以来保持着传统的粮食作物种植，即冬季是小麦，夏季主要是玉米、大豆。在民工潮形成之前，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种植，且家庭劳动力多，村民就会在土地耕作上投入较多，不管是人力、畜力，还是化肥、农药等，那时作物种植类型比较多，有棉花、芝麻、绿豆等，农户以此期望提高收成，增加农业收入。
在市场经济以及城镇化的发展背景下，农村家庭面临日益严重的生计货币化压力，农户无法依靠传统农业生产维持家庭的消费和农业的再生产，在市场化的大潮下，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市场经济以获得部分非农收入，而留守人员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冯小，2015）。园村近年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维持家庭的生存与再生产。劳动力的外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紧张的矛盾，园村的农业发展也呈现“去过密化”的趋势。园村的家庭经营呈现农业经营和外出务工模式并存的现象，黄宗智（2006）将其称为“制度化的半工半耕”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是由于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分配和国家强制性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
大量劳动力的外出，使得外出务工者家庭在土地的种植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园村，外出人员承包的土地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状况：其一，外出务工家庭的土地由家庭成员中未外出的人员耕种，一般都是老人或家庭妇女在家进行农业生产；其二，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将土地流转给亲戚、朋友邻居耕种。
在调研期间，笔者采访了一些土地流转的农户，了解了一些他们的土地流转情况（见表5）。
表5 调查农户土地流转情况
表5 调查农户土地流转情况-续表
园村的村支书代怀章说：
现在村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出去打工的，有的都是拖家带口的，一年回来一次，有的好几年才回来一次，有的呢，就是家里的男人出去或年轻人出去打工。家里的地要不就是家里的老人或没出门打工的人种，要不就是给自己家的亲戚种，什么堂兄弟呀，叔侄或邻居呀之类的，都是关系比较好的，转出户把土地转包给熟悉的人种也比较放心，但是整个村看来，流转的量不大，外出打工的人总觉得还是你要回农村的，留着地（保留土地的经营权）比较保险。
第一种土地由未外出的家庭成员耕种。由于外出的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在家经营土地的都是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园村的农业生产呈现“老人化”“妇女化”的倾向，有学者称这种农业生产为“留守农业”。在收割、播种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妇女、老人无法承担这种体力劳动时，外出务工人员也会回家进行短期的粮食收割和播种，芒种季结束后，再返回城市打工，呈现一种流动性的家庭经营模式。第二种把自家承包的土地流转出去给他人种，这种情况大都是全家人都出去打工了，或者家里的老人年龄大、体力弱，不能进行农业生产，而转给自家亲戚耕种也比较放心。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土地流转主要是让亲戚代耕，同时亲戚也要帮其上缴农业税，而流转户不会向代耕户收费。后来农业税取消之后，还有各种农业补贴的出现，土地承包户会把土地租给其他人种，然后收取一定的费用。
关于土地流转的模式，根据土地产权代理理论，土地流转可分为三种模式：私人之间的流转模式、政府主导的模式、市场导向模式（董国礼、李里、任纪萍，2000）。根据以上的模式划分标准，园村的土地流转模式主要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私人之间的流转，主要是采用租赁、代耕、转包等方式，流转的对象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邻居等。由于土地的分布比较分散，即使是流转了他人的土地，也是在家庭已有的分散的土地上增加几小块土地，并不是把零散的田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连片的大面积地块。还有极个别的农民会在其他地方承包一两百亩土地充当小型的家庭农场。
第一种小面积的私人之间的流转，主要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
我们家总共五亩多地，一年收成也就三四千吧，还不如我一个月在外打工挣得多，一年到头为了收割、播种还得往家跑好几趟，挺麻烦，来回路上耽误不少的时间、工钱。一想这不划算，但是又想，把土地抛荒不种吧，村里不允许呀。我看俺叔长年在家做点小生意，年龄也不大，俺婶也在家帮忙照顾，我就跟他商量把我家的地给他种，一亩地一年给我几百块钱的地钱就行了，我也不图这些地钱，再说了都是亲戚，主要是有个人帮忙种，不要荒废了。我就和他商量了一下，他也同意。也没有书面契约，就口头上约定一下，再说了都是亲戚，很熟悉，也很信任。再说也没有什么期限，如果我以后打工回来了，想要回土地的话，随时都可以的。（村民小曹）
我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家里也就三四亩地，两个儿子长年在外打工，基本上过年才回家，关键是我还领着孙子，照看家里，没有能力种地呀，但是地分得太散了，东一块西一块的，有的人也不愿意种，一般我就把其中土地面积稍微大一些的租给邻居种，要不是因为我们两家的地是挨着的，而且还是本家（同姓家族），看在我家生活又比较辛苦，人家也不会种的，一亩地一年纯收入又不多。还有就是我两个儿子也没啥大本事，也不指望他们在城市待下去，总归要回来的，到时留几亩地给他们种，糊口饭吃。（农妇小王）
园村这种私人之间的流转占多数，以人情、非商品化关系作为流转的中介，传统乡土关系起主导作用，而且农户之间的流转约定是以非正式的口头契约的形式呈现的，土地转出户将土地流转给他人耕种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获取租金，而是为了保住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外出务工人员在城市扎根实现市民化的困难，及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使得外出务工人员仍想保持土地经营权，作为其生存的最后保障和返乡后的就业渠道。
其实咱们村土地流转都是农户之间进行的，谁家长年在外打工，每到忙季收割播种回来，来回耽误的时间，花费的钱、精力，收割的那些粮食也赚不回来，觉得种地不合算。但是呢，又不能说不要土地了吧，以后打工回来，有地还能种些粮食，当作营生。于是在外打工的人就把自家承包的土地租给在家种地的亲戚或者邻居，但都是小面积，自家承包的土地加上转租他人的土地面积，总共也就十亩二十亩左右，而且也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再说就是外出打工的人当初把土地让给别人耕种的时候也没说种多长时间，就说你先种着，到时再说，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口头约定一下，又不便于说白纸黑字写下来。但是他想回来种地了你就得让他种呀，毕竟这地是人家的，人家有土地承包权、使用权。就是我想搞规模化经营也搞不起来，首先就是土地面积小、分布分散，没办法搞大片的种植。还有现在都是机械化操作，看人家东北那一片，一块的百十亩地，机械耕种起来，从播种、翻地、化肥、农药、收割，都用机械，方便、效率高，也省事省力。搁咱这个地方不行，一方面面积小，另一方面花钱买这些机械，拖拉机、旋耕机、收割机、运货车等，这一套下来得花不少钱，一年到头，一亩地的收成就那么多，多少年也没有变化。指望着在家种地挣钱买拖拉机、播种机之类的是不可能的了。有时候我在农忙时，种子、化肥、农药之类花钱比较多，一时周转不开，都是让我在外打工的儿子帮我贴补一下的。为了耕种这些分散、面积那么少的土地，不值得买农用机械，还不如花几个钱请有机械的农户给弄一下呢。（农户老丁）
园村的土地流转量不高，主要是一些年龄大的老人或者全家外出务工者才会流转土地，流转的土地面积也不大，基本上在10～20亩，土地分布依然分散，相邻地块的面积稍微大一些，但基本维持在3～4亩，土地规模在本质上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在这一状况下依然无法实现大面积的连片规模化经营。同时转租期不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代耕者在农业生产上的资本投入，降低了其资本投入的意愿，因为农业生产的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低，小面积分散化的经营模式不仅阻碍了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使机械化的操作不便实施，还会拉长农业投入的时间和降低回报率。
我是园村二组的村民组长，2003年的时候曾租种园村五组的河沟对面的一片土地，总共20多亩，当时跟五组的村民小组组长的关系比较不错，当时就商量先种个10年，也签了简单的书面合同。这块地靠河沿，灌溉什么的也比较方便。当时这块地面积也挺大的。心想了种地时，拖拉机、旋耕机进地也比较方便，于是也就买了一些小型机械，说不定几年就能赚回成本。种地的时候，虽然没出多少劳力，但是花费的时间不少。关键是这片地不是一家的，是十几家在一起的，每年总有机会人家想要回地，说地钱少什么的，这不是麻烦吗，一片地中间被其他人种，收割、播种时特别不方便。为此我每年都得请五组村民组长和一些村民吃饭喝酒，让他们把地再租到10年结束。其实，10年下来，去掉地钱，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的投入，耕种这些地也没赚到什么钱，等于是白晃晃（白忙活，没有赚到钱），还不如出去打工挣钱呢。（农户老刘）
第二种土地向少数种田大户手中集中。在园村，一片大面积的土地向一个农户手中集中的情况很少，目前只了解到园村有一块面积200亩的土地离村庄居民住宅比较远，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每家每户分到一亩左右的土地。那时村里外出务工的人也比较多了，大家都觉得这块地离村太远了，面积也不大，如果要种这块地的话，最好是能够有农用机械才方便，那时每家每户的小型机械拥有量也不高，如果种植这块地，无论是时间上、劳动力上、还是生产投入上都比较高，而获得的收入也和其他耕地一样。面对这种情况，村干部就跟村民商量把这块地整个流转给一个种田大户耕种。最后，村集体出面，把土地流转到一个姓付的种田大户手中。由于土地面积比较大，且牵涉到村里的每个农户家庭，村委会在中间做引导，就是以村集体的名义把这块地租出去并签了合同，土地的费用会随着市场的价格有所变动。
对于家庭小面积的粮食种植和规模化种植之间的优势与劣势，园村的村民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机械的使用、技术的推广、资本的投入、人力的使用、生产效率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距。
在机械的使用上，因为小农经营模式下的单位土地面积小且比较分散，在农业生产中较多地使用畜力和小型机械。而大面积连片的土地则有利于大型机械操作，比同等面积且分散的小块土地会节省很多的时间或劳动力的投入，不管是在播种还是收割上，生产的效率肯定比小农经济模式要高。
在资本的投入和新技术的使用上，因为相对于小农经营，规模化经营农业产出高，对投入的回报率高和回报周期比较短，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种植户对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和新技术的使用，如高产良种、化肥、农药和新的生产工具。一个人的某种行为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的实施给这个人所带来的收益或价值回报，农业生产也是如此。如果农业生产这种行为长期没有给农民带来经济效益上的回报，农民对这一行为的延续就会缺乏动力和进一步的投入。
现在种地没意思啦，多少年过去了，不管多上心，一年到头，粮食该见（收成）多少还是多少，没啥变化，想让我们多花钱或多花时间在上面，就没有那么念想了。种着几亩地，就不该想着有啥回报，一年能够挣点饭钱就行了。（农户M）
在劳动效率上，由于大面积的土地利于大型机械的使用、先进技术的使用和资本的投入，规模经营的方式的生产效率比分散的采取传统生产模式的小农经营要高。
土地面积大一些总的来说比小块分散的地种起来方便些。面积大一些，使用机器比较方便，就比如是100亩地吧，如果这一块地是连一块，收割小麦、翻地、播种，都是使用大型机器，三天时间是绰绰有余的，如果是分散的话，三天时间完不成这些事情的，而且肯定花不少劳动力，说不定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什么矛盾与纠纷。甚至有的面积小，机器都下不了地，怎么种呀。在种植作物上，除了小麦、玉米外，我还可以种一些经济作物，如夏季种些西瓜、当季的蔬菜之类，这比光种粮食要赚钱一些。（种田大户老付）
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及其现在延续状态）及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相互作用下，在广大的农村腹地，并没有形成土地市场，很难实现土地的自由流转。在土地产权集体所有制环境下，细碎化的地块划分造成土地单位面积小，以血缘、地缘等非商品化关系为中介的土地流转，使得园村的土地流转量不大，流转土地面积也相对较小，基本上是延续着以前的农业种植模式，依然保持着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模式，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阻碍了农业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无法降低经营的成本，同时经济效益低下。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下，园村的农业生产仍然是小农经济主导，农业收入基本维持在糊口状态，甚至农业的生产或者资本投资是通过务工收入补贴来实现的。
农户之间流转土地最主要的目的是保留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在城市无法扎根，在农村还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集体产权下的承包地成为打工者返回乡村的生活“保命田”。其次是因为小面积的经营模式收益低且成本高。同时，在现有土地制度下，农民已经丧失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978年农业改革的制度变革带来的发展动力已消失殆尽。
在这种半耕半工的模式下，园村的家庭经营采取的是农户之间的互助的合作模式和购买社会化的农机服务。在小农经营模式中，每家每户在农业生产中对机械的资本投入很难实现，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加之农业生产的收入低，回报周期长，使得农户购买农业生产中的全套小型机械，如手扶拖拉机、小型播种机、小型运货车的意愿也比较低。在农业生产中，无机械操作不仅加重了劳动力负担，而且会大大降低农业生产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个别经济条件宽裕的农户会购买一些不同种类的小型农用机械，在农业生产的不同过程中，大家相互使用彼此的小型机械。在自家的农业生产完成后，也会以一定的市场价格为村里其他农户提供农机服务，获取一定的农机服务费，实现农业生产的兼业化。农业生产，特别是收割与播种的时间间隔不能太长，即要在农业生产中实现抢收，不然会影响下一季的粮食生长。外出务工人员回乡进行农业生产也要讲究时效性。这种小型机械操作和细碎分散化土地分布，势必会影响农业的生产与收割。
农业的机械化已经在全国普遍推广，也是未来农业生产的方向。但是在人均土地面积小且划分分散的园村，维持一种小农经营模式，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者的工作，即使存在兼业化的农机户，但使用的也是小型机械，在生产的过程中花费的时间与精力相对较多。在面临不可抗逆的因素（抢收、抗旱灾、抗病虫害）时，农业生产会面临极大的损失，如粮食的减产、减收等。在全国提倡机械化农业生产的背景下，2016年国家农机补贴政策出台，大力鼓励支持乡村购买大型农机，方便农户进行机械化操作。2017年3月20日起，皖北县下拨3408万元用于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发放。为了鼓励农户购买大型农机，省、市、县三级政府对农机的补贴合计高达60%。鉴于家庭经营模式及大量劳动力外出、集体土地流转量低，园村村委召开会议商讨，鼓励村里一些村民组长和种田大户购买大型农机，方便机械操作与耕种，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并且购买大型机器有较高的资金补贴。在政策的鼓励和村委的商讨下，村里几个大户或者生产组长分别购买了大型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并组成一个农机服务队，主要服务于本村的村民。由于园村大量劳动力外出，大都是老人、妇女在家，农业生产不方便，农机服务队商讨采取两种服务模式：全托和半托。全托是指在整个粮食种植过程中，种子、化肥等的购买、翻地、播种、收割、施肥、粮食的出售等都由农机服务队来做，然后把粮食收成给农户，最后收取一定的费用，例如300元/亩的费用标准。其实就是农民的地由农机服务队来种植，然后把粮食收成给农户，农机服务队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半托主要帮助农户翻地、播种、收割，目前园村的村民主要是采取半托的方式。农机服务队推进了农业的操作化，同时可以不再要求外出打工的人在收割季节返回农村，节省了人力资本，也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已呈现制度化的“半工半耕”模式，园村也是如此。园村是典型的农业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家庭主要经营方式是粮食种植和家畜饲养。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使园村形成一种半耕半工的经营模式，即留守老人在家从事农业，或外出务工人员在农忙季回村进行农业生产，形成一种“老人农业”或“留守农业”“流动农业”。
园村在平时也呈现一种“空心”的状态，80%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东部沿海地区是园村外出务工的主要流向，打工者多集中在苏浙沪，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经济比较发达，就业机会比较多，工作待遇也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离家近，放假回家也比较方便。也有部分人会去广东、深圳、北京、江西、福建。
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整体文化水平不高，所以从事的工作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做的体力劳动比较多，也有极个别有能力的人外出自己做些小生意。从总体上来讲，年龄偏小一些的外出务工者，大都是初高中或大专毕业，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主要从事电子业、服务业、制造业，大部分的人是做基础的操作工；有一定技术的做一些技术工作；在工厂里工作多年、对工厂的各个方面比较熟悉的人，才会做一些基层的管理员；服务业也是外出打工者的就业方向。年龄大一些的中年务工者主要做的行业就是建筑业，园村45岁以上的男性打工者主要做建房、装潢、修路之类的体力活。男性群体主要是做技术、体力工作，而女性主要在服务行业、制造业从事一些基础的工作。总体上来讲，外出务工者主要集中在底层无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四 近十年园村的经济收入与消费[4]
本部分将以园村的消费支出为基础讨论当今中国村落是如何依赖外部市场、就业机会的，并为我们进一步讨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做铺垫。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务工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园村也是如此。在园村村委调查如今农民收入状况时，一个村干部说：“今年农民平均收入一万元多一些，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农民种地很难再维持家庭生存了，必须得外出打工。”
1.园村农民家庭收入
在走访调查期间笔者访问了30家农民近十年的收入状况，基本每家的人都有种地和外出务工的，家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由于农民长期以来对自家收入没有做过详细的记录或者分析，只是对收入状况有模糊的印象，同时根据该县统计局的数据，笔者对农村的人均基本收入状况进行了基本统计。
根据村民介绍，一亩小麦收成一般为800～1000斤，按照市场价格一般一元多一斤，一亩地的收入也就是1000多元，如果是种植玉米，产量和收成和小麦差不多。
表6 园村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分析
根据表6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农民的家庭收入逐渐增加，务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增长点。2004年，园村村民务工人均年收入在2300元左右，而到2014年则达到了7800元。而农业人均年收入基本维持在800～1000元，增幅不大。农业收入主要是种植玉米、小麦，按照每亩收成1000斤，粮食市场价格在1元左右，1亩地收成是1000元左右，而且前提是粮食生长的过程中风调雨顺，没有发生旱涝灾害的情况。实际上粮食的收成受自然环境影响很大，园村农户有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是看天在吃饭呀。”如果遇到旱涝天气，农民的粮食收成会更低。
当然农业生产也有一定的支出，在整个粮食种植过程中，如翻地、灭茬、买种、播种、施肥、打药、收割等都是需要一定的费用的。根据园村的村民讲，不管是春季芒种，还是秋季芒种，在一个种植期，1亩地最低的支出在300元左右。
例如在秋季种植小麦，1亩地的农业投入，首先就是翻地，一般是1亩地通过小型机械操作，费用是在40元左右，种子70元，小麦成长过程中还需要施肥，费用为50～80元，还有农药40～50元，后期的收割费用是100元左右。即使是春种时期种植玉米或大豆，其投入与种植小麦也差不多。如果是种植面积较小的土地，例如几分地，收成不够投入，是赔本的。种植自己的土地还可以，去掉农业支出，1亩地1季度还可以剩500元，如果是租别人的地，去掉投入以及地租的话，基本赚不了多少钱（见表7）。
表7 园村村民种植1亩地的成本投入
2.园村近十年的消费支出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而家庭消费状况的变化是其生活改善的一个表现。中国的第一次大众消费浪潮，就是由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收入的突然增长、农民对消费品有了新的需求而引发的（阎云翔，2009），同时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由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中国，并通过城乡流动群体渗透到传统的乡村社会，改变着传统乡村的消费行为与消费观念，家庭消费的水平也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生活结构也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园村村民的家庭消费也在发生着变化，而外出务工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务工收入的增加，为村民家庭消费投资的增加奠定了物质基础；流动群体的城市生活体验，改变了他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他们也以一种变化、一种具体可微的方式，带进农村的家庭生活。而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受现代化的消费方式影响最深，及对现代生活方式向农村辐射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园村进行调研和进行深入访谈的过程中，笔者询问了当地村民近十年家庭各类消费支出的数量变化及生活方式上的变化。借助政策的优势及带动作用，园村作为小涧镇的中心村建设的示范点，园村的村民在住房及生活耐用品方面的消费尤为突出（见表8）。
表8 园村近十年的消费明细（人均年支出）
从表8的数据中可看出，园村村民家庭的年消费支出是逐渐增加的，而各类消费品在家庭总支出中的占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食品支出依然占家庭支出的主要部分，占35%～40%，虽然食品支出的绝对数额在增加，但所占比例逐渐降低。食品消费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正在经历由以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转变，鱼、肉、蛋、奶、水果成为日常饮食的必需品。
住房的投入是增幅最多的，打工群体会把务工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入住房中。一方面是由于房子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是在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人情面子、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并重，一个家庭的面子、在村庄中的地位是通过自家的经济实力来展现的，而房屋的建设和装饰的豪华程度能够给农民的面子增光，让其他人看得起自己，潜在地形成一种金钱的竞争与攀比。
家庭生活耐用品与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相比，价值大、费用高、使用时间长。传统的生活耐用品一般都是彩电、自行车、电风扇、电话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家庭的生活耐用品也发生了变化，液晶电视、冰箱、洗衣机、移动电话、空调等生活用品逐渐普及，园村村民家庭在生活耐用品方面在整体上呈现增长的态势。
在对园村村民进行关于家庭支出的访谈时，笔者了解到以下信息。
首先，在食品方面，日常的家庭饮食变得越来越丰富，食品种类多，鱼、肉、蛋、奶均衡搭配。之前，主要靠种地生存，每年的收入低，饮食方面以面食为主，再搭配自己种植的蔬菜，平时鱼、肉、蛋之类的很少吃，只有逢年过节会吃一些。现在不一样，生活改善了，每天饮食会讲究平衡搭配，鱼、肉、蛋成为村民餐桌上常见的副食品。
在调研的过程中，园村的中老年人普遍反映，在饮食方面，现在要比以前吃得丰富健康了。
十年前，虽说日子还行，能解决温饱，但是吃的东西花样（种类）还是比较少，每天就是馒头加上自家种的青菜、面条之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人不种菜了，都是从菜市场和超市里面买，菜的种类也比较多，而且顿顿都有肉，现在还讲究什么，吃过饭后吃点水果，助消化，健康营养。哎，现在生活是好多了，还多出来那么多讲究。（村民K）
其次，在日常生活用品方面，日常生活用品主要包括洗漱用品、家庭用纸、衣服等。人员流动是村民生活方式改变的主要因素之一。外出务工的经历让打工者对城市生活有了一定认识，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生活观念，同时也带来了生活方式的改变。就家庭日用品而言，农民只要价格便宜实用就行，而现在，因为流动经历，许多传统的农村人向现代人转变，在生活用品的选择上有着朦胧的品牌追求，尤其是青壮年都会关注所使用的日常用品是不是名牌，是不是在电视里做过广告之类的，存在一种从众的消费心理。例如，洗发水大都用比较知名的快销品牌，年轻人在衣服的选取上更加注重品牌、质量、款式。
再次，在住房上，农民在这方面的开支是逐渐增加的。不管是拆旧房盖新房，还是到县城买房，在农村，房子是一个家庭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的一个折射，所以许多村民把挣来的钱投资在住房上。园村在2012年中心乡村建设中成为示范点，园村划出一片集体土地进行新农村建设，建设样式统一的两层楼房，其内部结构设置与城镇住房大致相似，如独立卫生间、厨房、客厅、卧室、杂物间等。园村的三个村民小组在这片规划区建立了新房，房屋内部的装潢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与城市居住环境很相似。在去一些农户家庭拜访时，笔者发现好多农户家里都铺上了地板砖，电源路线暗线设置，厨房里有一体的橱柜、油烟机、电磁炉等；浴室会吊顶，安装浴霸、取暖灯、浴缸等；客厅会摆立式空调、液晶电视、圆形大吊灯、沙发等，整个内部结构很现代化。
当然这些开销主要来源于农民的打工收入。有一个村民说：
如果不是外出打工挣钱，现在我们还住着砖瓦房呢，一辈子估计也住不上楼房。
又次，在生活耐用品及交通通信工具上，如冰箱、洗衣机、太阳能、空调、液晶电视等已经逐渐走进农民的家庭。笔者在园村调查发现，有60%以上的家庭是有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大件耐用品的，且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每家的家庭成员几乎人手一部手机。近两年在过年返乡之际，有少部分村民是开着私家车回来的。所以，园村的村民在生活耐用品及交通通信工具上的开支在近几年是比较大的。由于家庭土地面积小，农业收入长年不变，降低了农民在农业生产的投资欲望，他们会把打工挣来的钱投资在家庭的消费支出上。
表9为对园村进行调研并统计了十年前和近两年在生活耐用品的种类及拥有量上的变化。
表9 2004年和2014年农民耐用种类与拥有量对比
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村民特别重视与亲戚、邻居之间人际关系的构建与维持。传统的乡村社会通过礼物的流动形式来表达人们之间的关系，以物化的实物来延续这种人际关系。而市场经济和务工模式的背景下，金钱在人际关系亲密程度表达方面成为主要的载体，逐渐脱离实物的表达形式，而且数目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为家庭的重要开支之一，近年来学者多将村民在这方面的花费称为“人情消费”“表达性消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农村请客送礼的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人情消费逐年的增加，已经成为让村民比较头疼的问题。尤其是春节之际，村民家庭摆酒席的特别多，以前只有婚丧嫁娶这类人生重要事情才会摆酒席，而现在不少村民以各种名目请客送礼，除去婚丧嫁娶，老人过寿、生儿育女、生日、子女升学参军、建房乔迁都要摆酒席，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要送上礼钱。以前老人过寿或生儿育女这类事情，一般亲戚和左邻右舍会送上自家养的鸡鸭蛋或买些营养补品送过去，现在直接折合成现金送礼。随礼的金额一般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来给，一般邻居礼金都是100～200元，而关系稍微紧密一些的朋友会更多一些，而姻亲和血亲的随礼金额最少的都在500元，多的有一两千元的。
村民L家中的女儿考上二本学校，家里为她升学办酒席。礼单上最少的钱是100元，基本上都是邻居随的礼钱；也有300元、400元的，主要是与L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送的；最高的有1000元，基本都是L的姐姐、哥哥或者L的妻子那边的亲戚。当然像这种酒席还是比较普通的，遇到婚丧嫁娶这种人生阶段中比较重要的事情，随礼的数额会更高一些。这些金额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祝贺，同时也是人际关系维持的一种方式。随礼的数额表明了关系的亲密程度。
最后，在消费观念的变迁上，年轻人的带动作用是显著的，他们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接受程度，对新鲜事物的好奇程度和追随程度都明显高于中老年人。老一辈人讲究生活的勤俭和金钱的积累，而年轻人更多地追逐当下的物质享受，而且他们的消费状况也表现出他们对生活质量状况的追求，更易形成趋近于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
3.农业收入、务工收入与家庭消费
半工半农的经营模式及准现代化消费方式展现了现代农村家庭的生活图景。虽然逐渐增加的收入是农民现代化消费方式的前提，但对农业收入、务工收入和消费支出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揭示农业生产、外出务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见表10）。
表10 园村近十年主要人均收入、消费数据
从对园村多年来收入与支出的对比分析可发现，外出务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仅靠农业收入是维持不了家庭生存与再生产的，这一现状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比较普遍。外出务工使得农民更多地依赖市场，同时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在提升。
打工收入成为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生存问题并实现了生活的改善。丁C，原来村里面的会计，高中学历，其父亲在20世纪70年代是园村的村主任，他就说：
虽然还是农民，种地已经不能养活人了，还是要出去打工的。村里面率先盖楼房、买小汽车都是很早出去打工，挣了好多钱。如果靠种地生存的话，现在的生活跟二十年前没啥差别，只能维持温饱而已。
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的状态，无法满足农民家庭逐渐现代化的生活需求，无法支撑农业家庭的生存与再生产。村民王F说：
现在每家平均四五亩地，不管是小麦，还是玉米大豆，一亩最多可获得800～1000元的收入，如果再去掉翻地、种子、化肥、农药，这些要扣掉三四百元钱，而且劳力费都不算，一亩地一季也就能赚400～600元。这些还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遇到旱涝灾害，投入会更大，产量会减少，收割的粮食质量不好，也卖不了一个好价钱。尤其今年，收麦子前下了一场大暴雨，麦子成片地倒了，一不好收割，二是成熟的麦粒泡在水里，干了以后（麦粒）容易瘪，收粮食的都不要。一年到头累得要死，赚不了钱，还不如出去打工，就出了劳力，一年最少也能赚个一两万块钱。
还有一村民说：
现在农村的生活不像以前了，以前种些地能维持生存，现在不行了，不用说地少了，现在就是一家一户种二三十亩，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多少钱。按照农业发展的规模化经营，起码一百亩地，才能有比较好的收益。
五 商品化的劳动力及作为世界经济链条上的农民工[5]
本部分将讨论外出务工的农民与国际市场经济的关系，并进一步阐述集体土地产权模式下，小农经济在面对全球化时的脆弱性。城市里流动群体的务工者，作为商品化劳动力的承载者参与到市场经济环境中，使得自身劳动力成为市场结构的要素之一。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与农民工收入的增加是相互依赖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农村剩余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当代世界体系论的相关研究（沃勒斯坦，1999；刘建洲，2012）已经解释了资本积累对半无产化工人的结构性依赖。以潘毅和卢晖临（2009）为首研究的中国农民工现象，也据此分析了全球资本的空间修复对半无产阶级化工人的依赖。潘泽泉（2008）以一种全球化的语境重新研究流动农民工，认为农民工是世界劳工的一部分，是发达资本主义积累链条上的一个零部件，并探讨了在全球化视角下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及危机境遇。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世界劳动力链条中占据重要位置。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一体化，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抽离出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就业空间和就业机会。不管是从农业生产参与到市场中，还是农民工以劳动力商品化的方式与市场紧密相连，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已发生密切关系。市场用“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力”这样一种非政治或非法律的方式，将农村劳动纳入世界经济的链条中，使其家庭经济的生存及延续，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农业发展以外的世界。
进入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外出务工的人员基本上学历水平较低，无专业技术，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劳动力是外出务工者获取经济收入的重要因素。市场环境对劳动力的需求，为这些外出务工者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在外打工挣的钱，主要用于补贴农村家庭的生活。
务工者F，女性，40岁，最初出去打工是在2010年前后，是通过弟弟介绍过去的。弟弟一家都在那里打工，帮忙介绍的工作是在一家民营企业生产儿童玩具，玩具的种类大都是一些国外动画片里的人物或动物，企业的规模一般，一个厂里约有100人，大都是女性，因为这类工作没有技术含量，也不需要过多或过强的体力，对工作者的要求也不高。温州的乡镇企业发展比较早，也是比较好的，吸引着许多外地务工人员。
以前村里很早出去打工的人，都说温州这边每家每户都开一个工厂，规模不大，一个家庭工厂里也就一二十个人，而且生产相同的产品，如电饭锅、电扇、钟表之类的，像一个家庭小作坊。（务工者F）
类似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其生产发展的基础是廉价劳动力，在这里工作人员大都是来自外地打工的务工人员。
这种工作做起来简单，没什么技术上的要求，就是耗时间，工作时间比较长，一天10～12小时，也不干什么重活。怎么说呢，就是出卖劳动力呗。为了多挣点钱呢，平时双休日之类的，就加班，不怎么休息，想休息的话，就抽个一天，出去逛逛，买点什么用品之类的。刚来的时候工资待遇也不算高，一个月也就两千多（元），平时的开销也就是吃饭、日常生活用品，挣的钱也不能随便开支，都要补贴家用的。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有时觉得这种工作太过单调，也换过几个工作，但都是相似的类型。后来对温州这边比较熟悉之后，认识的人也多了起来。我想换份工作，通过朋友介绍的工作，虽然可靠一些，但是机会少，工作类型也比较单一。后来就通过劳务工公司去找，要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机会比较多，选择性广一些。后来就在一家外企电子工厂上班，待遇还不错，工厂提供住宿，住在员工宿舍。由于在家种地没什么收入，我就让我家人也过来，也让他在工厂做一份工作，每个月还有三四千的收入。（务工者F）
外出打工最重要的是找一个好的工作，通过哪种途径寻找，是比较关键的。在农村，熟人社会网络是找工作的主要途径，村里人大都通过亲朋好友来传递城市就业信息，且大家彼此熟悉认识，可信度比较高。
毕竟都是农村的，大城市打工人生地不熟的，到城市里去，不是亲朋好友或熟悉的人在那，也不敢轻易去，没有投靠的人，到了外面，找工作或找个落脚点都作难（困难）。所以都是有熟人给介绍才会过去的。（务工者G）
通过在园村的一些访问笔者了解到，当地人大多数是通过村里的亲戚朋友邻居介绍，特别是打工潮刚兴起时，农民还是有一定的戒备心理，对城市认识不足，怕上当受骗，一般都是通过比较可信的亲戚、朋友或同村人介绍过去的。有些外出打工者对所在城市有了一定的了解与认识之后，就会带动或吸引村里的其他人出去，形成一种连带效应。后来随着外出打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村民对城市认识加深，一些人也会通过劳务公司或者招聘广告等市场化途径寻找工作，特别是学历较高的二代农民工更是如此。整体上来看，熟人社会网络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途径。
由于外出务工的人员基本上学历水平较低，无专业技术，在我国劳动力二元分割严重的现状下，农村的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这1.2亿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他们从事的基本上是城镇居民不愿做的最重、最脏和最低报酬的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期，房地产行业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推动了建筑业的发展，这一行业成为外出务工者，特别是中年男性群体的目标，成为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途径，虽然这类工作一般技术要求不高，但很耗体力、很繁重。
我是建筑工，在江西安义搞公路建设，在2009年时，经亲人介绍，有一个公路建设的项目，是县际的公路建设，主要是为了打通安义县与周边其他城市的联系，为以后的经济发展、物流疏通提供公共基础。这条公路总长有四五百公里，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但一部分路段的建设需要自己有简单的小型机械设备，如搅拌机、混凝土运输车之类的，而且他们认为最好形成一个小型的建筑队，到时可以承包建筑项目。于是我就和几个关系好的朋友商量一起去这个地方打工。于是我们就在老家购买机械设备，并形成自己的一个团体。最初的几年，工程项目还是比较多，一个月能挣个3000左右，一年也能赚两三万。这种相对来说赚钱比较多的工作，也吸引了村里的一些其他人过去做建筑。这个大的公路项目完成了就得去找其他的活干，如一些企业建厂房、商品房建设等之类工地上。这几年，那边相似的地域性的建筑队越来越多，处于饱和的状态，而且工程项目也不多了，也没有那种长期的大型建筑项目。还有江西当地许多农民工也成立了类似的建筑队，形成一种竞争模式。外出务工者饱和状态和建筑项目成为稀缺资源，导致许多人没有活干，为了生存有的人只能找一些零碎的活做，如周边居民盖房、装修之类的散活，这些活也不是经常有，可能会是干两天歇三天的状态，挣不到太多的钱。所以最近几年我外出打工也没挣到什么钱，没活时就回家、有活时再过去，当然有些人不做这种工作了，或者到其他地方打工了。（务工者D）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承担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部分转移责任，而这些产业的转移，也为我国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机会。这些就业机会的稳定持续存在依赖外部市场的需求。
28岁，高中毕业以后经朋友介绍来到上海工作，目前在上海嘉定工业区的上海光裕汽车空调压缩机有限公司上班，在这家工厂已经工作6年的时间了，算是工厂里的老职工了，也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术，目前的工资在六七千元。这家工厂以经营汽车空调压缩机为主，作为汽车空调零配件的供货商，注册资本有4000多万元，总投资是1.5亿元。主要的产品供货主车厂，如江淮送芝、湖北美标、郑州科技之类的汽车公司，同时生产的产品也销往新加坡、日本等国际市场。该工厂成立于2002年，经过多年的发展，已与东风汽车、江淮汽车、厦门金龙、北汽福田等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健的良好供货关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自主科技研发，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汽车空调压缩机供应商。对于以后的发展规划，W是这样说的，在上海生活是几乎不可能的，就想着在外面打工挣钱，以后还是要回老家的。（务工者W）
大专生，2013年从滁州某专科学校毕业。2013年9月份南京华格电汽塑业有限公司到我们学校招聘，我就和同学一起应聘进入这家公司，主要是做产品质检员。这个公司是隶属于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在精密模具制造、塑料成型、喷涂装饰及相关配套组装生产上是江苏省主要的专业化生产集体。该工厂实质上也是一家产品零件的供货商，长年为夏普、LG、富士康、安德鲁、熊猫电子、康佳等国内外大公司提供模具加工、住宿、喷涂装饰及组装生产业务，组装的产品有家用电器、商用办公产品、数码产品等。今年还生产LCD液晶电视壳体、汽车保险杠等大中型注塑件，同时也会生产手机、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等高精密塑件产品。我们在工厂上班基本工资都不高，一个月在2500～3000元，主要靠加班能多赚些工资。在工厂上班，想多拿工资就靠加班了，基本工资比较低，相对来说加班工资就高一些。但是也不是想加班就能加班的，刚进厂那会，公司的订单比较多，加班的机会也比较多，一个月基本工资加上加班工资，一个月能拿5000元左右吧，那时公司的订单多呀，不论塑件生产，还是组装，都是特别忙的，天天都要待在工厂里。不过那时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充实的，但是最近几年不行了，订单少了一些，每天维持基本的工作时间，每月领着基本的工资。不仅订单少了，而且一些外企对产品的要求比较严格了，就要求从我们工厂外派质检员到他们工厂去，在产品的安装的过程随时检验产品的问题，随时反馈，及时解决产品的问题。有一年，厂里效益不太好，自己组装的电视机销路不太好，就以年终奖的形式发给员工。想到这，就觉得在工厂干活还得看其他工厂给不给订货单。哎，总想找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自己虽说是大专毕业，但也没有什么特长技术，也只能做一些基础操作的工作。（务工者L）
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离不开国际产业的转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承载着全球其他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如仪器加工、零配件的生产与组装、机械设备制造等产业。而这类产业的转移，也为大量农村流动群体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只有这些产业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保障务工者的收入来源。
40岁了，在南京郊区做个体小生意，主要是家庭太阳能、热水器的销售与安装，来南京已经快10年了，当初还没结婚之前是在南京一家电工厂打工，做技术工人，主要是热水器或太阳能的安装之类。后来结婚成家了，感觉在农村种地收入低又累，而且长期在外打工缘故，对种地也是一窍不通，也不想在家种地。于是结婚后就和妻子一起出门打工了，两三年攒了一些积蓄，觉得给别人打工挣不了多少钱，就商量自己做点小生意，但是只能在大城市做生意才能赚到钱。在农村做生意哪能赚到钱呀，一年到头，农村有几个人在家，卖东西也卖不出去，再说农村有啥销售市场，只能去大城市，大城市有一定的消费需求，同时市场空间比较大，也能赚到钱。这几年做生意也赚了一些钱，我也买了车，打算这两年到县城买套房子。（务工者B）
农村以外的外部市场环境，为外出务工者提供了获取收入的空间和潜在市场，并使之对其产生一定依赖性。离土的外出务工者的生存，需要借助外部市场环境提供生存的空间与机会。
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也让外出打工者受制于市场环境，而市场环境的不稳定则让以打工为主的农村经济存在一种不稳定的风险。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大量外出务工者失去城市的就业机会而返乡。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资经济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从外资经济的规模、结构、经营状况来分析外资经济对我国市场经营的影响，从而分析外资经济是如何成为农村社会的打工经济，从而反映农村经济在全球化的境遇中的发展状况，是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与制约的（见表11）。
表11 外资企业资产比较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类经济统计数据，虽然外资在制造业直接投资份额降至三成，但是房地产和金融等服务业份额增长。2014年实际利用外资中，制造业的占比是33.41%，房地产业的占比增幅最大，达到28.96%，比2004年增长超过19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是外资的主要投资领域，而且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不断增大。2013年外资企业的全部法人单位数是20.17万个，其中第二产业占比为58.43%，第三产业占比为41.57%。从业人员数是3395.38万人，其中第二产业占比为82.33%，第三产业占比为17.67%。
从外资企业的产业构成分析可以看出，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是其主要的分布行业；外资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是增加的。而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以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外出农民工主要从事的行业，因而农民工在市场经济中的就业机会，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背景下外资企业的投资。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各行各业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国际市场中某一环节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农村务工者。在半工半耕模式下，农民家庭的生存及生产依赖于劳动力商品化为其提供的货币收入来源，所以即使从事着底层劳累的体力活动，他们依然愿意在城市打工。
六 结论与余思
第一，现有集体土地产权模式的农村经济依然不能摆脱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在土地集体产权模式下，园村依然维持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模式，单位面积小、土地分散、经营模式生产成本高、效率低、产出也低，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从访谈及统计资料可看出，园村近十年的人均农业收入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在这种现状下，农民也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即使外出打工，也不一定能够为农民提供长久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土地产权集体所有制对小农经营的存在有一种保护的作用，对规模化的经营有一种排斥。
第二，农业收入、务工收入及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农村家庭经营由传统的依赖土地转向依赖外部市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已从土地转移到市场经济环境中。无论是从全国的农民的收入结构和消费支出的变化，还是从园村近十年来打工经济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去观察，市场经济的要素已从各方面嵌入农村家庭生活，同时也使得农村生活依赖于市场及外部环境，绑定在市场链条之中。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以及农业生产缺乏持久或特色的自生性的生产模式，使得农村经济存在一种隐性的脆弱性。
第三，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具备竞争力，尤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时更显突出，这也从两个侧面印证了在国际市场链条上小农经济的脆弱性。由于农民工文化水平低，无特殊专业技术，在市场环境中，劳动力是其主要的资本，所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是农民工聚集的行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享有人口红利，形成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空间。农民工从事利润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收入虽然在逐年增加，但是相对收入变化较小，实质的福利待遇得到改善。同时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工生存境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全球化的影响。资本市场环境下，需要廉价劳动力在为其减小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同时为其积累资本，当完成这一过程，当不需要大量劳动力时，农民作为劳动力要素会被逐渐排除到市场大环境之外。
第四，土地产权属性对解决小农经济困境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面对中国农村的经济困境，如何找到解决的路径是关键问题。黄宗智、彭玉生（2007：74～88）指出当前的农业正处在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变迁的交汇之中，面对这样的交汇，可采取以市场化的兼种植—养殖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并迈向绿色农业。而林毅夫（2005）认为在现有的国际背景下农业发展出路在于处理好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关系，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形成竞争优势，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做出巨大贡献。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三个原则，即社会保障功能原则、稳定性和资源最近配置原则及尊重地方创新原则（董国礼，2000），仍不失现实意义。在笔者看来，土地产权的属性问题对解决小农经济困境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并涉及粮食安全及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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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渝东）
[1] 本研究系国家重点课题“农地产权改革与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研究”（课题编号17ASH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董国礼，历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dguoli@ecust.edu.cn）；刘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3] 本研究的资料来自笔者2015～2016年在安徽园村的田野调查资料，部分村落史料引自该县县志。
[4] 访谈资料：园村近十年的关于经济收入与消费的资料。
[5] 本部分资料来自对外出务工者的个人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