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屈原出生寻踪
屈原故乡“汉寿说”的提出及其几个主要依据
韩隆福
屈原创作了与日月争辉的《楚辞》，成为中国最早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由于秦朝焚书坑儒的错误政策，使先秦的典籍大多葬身火海，有关屈原的记载极少。宁受宫刑也要完成《史记》巨著的司马迁，在撰著《屈原列传》时，因缺乏资料而留下了屈原出生地的空白。司马迁在《春申列传》中可以确定春申君黄歇为楚国黔中人，但在《屈原列传》中只能将屈子确定为楚人。可屈原的出生和悲剧却使司马迁找到了知音，屈原也因得到了司马迁这样相同遭际知音的手笔，才使屈原的品格得到空前的升华。因而，《屈原列传》不仅树起了屈原动人心魄的爱国形象，而且成为纪传文学的千古绝唱。唯其如此，使一些后世学者都力图在屈赋的研究中，找到屈原的出生地，出现了屈原故里秭归、江陵等多种说法。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地下文物出土，超过历史文献的记载，把楚史文化研究推向从未有过的高潮，更带动了屈原文化研究。一些学者在屈原研究的深入中，把地下出土的文物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开始重新探讨屈原故里，向屈原故里传统说提出了挑战，提出了屈原故里汉寿说。最先提出屈原出生地为湖南汉寿的学者并不是汉寿人，谈不上是为了发展家乡的旅游文化经济，而是为了探讨历史真相，进一步弘扬屈原爱国爱乡的精神。
楚文化遗址及墓葬的发现
常德市文物局副局长王永彪在《屈原故里“汉寿说”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说，“汉寿境内的楚墓至少在万座以上”。在“沅澧二水流域发现楚国古城15座”，而汉寿境内就有确定为汉代的索县城、西湖砖厂古城和文献记载为宋代的黄诚寨即皇城港古城。但周围发现不少汉代古墓，且离地表层50公分发现战国夹砂红陶；都有可能早于汉代。特别是索县城，湘西里耶出土简中就提到索和洞庭郡等的名称，西洞庭尾闾索县古城附近就发现大量战国古墓。屈原“朝发枉渚（德山），夕宿辰阳”在汉寿境内，辰阳就很可能是西汉的索县城。东汉阳嘉三年（134）又改索县为汉寿县。汉寿自古以盛产绳索闻名于楚，屈原《楚辞》中也多次提到索，如“索琼茅以筵等兮”，“索胡绳之
”，直到“上下而求索”内涵的深化。加之古汉寿有辰阳港、辰河水、辰阳界、辰阳障、辰阳镇等地名，因而“汉寿即楚辰阳”，屈原从德山到辰阳在古汉寿境内可信。
西洞庭湖沅水尾闾的沧港即沧浪之水交汇处，被认定为屈原故里汉寿说的具体地点。原汉寿县文物所长刘正芳和一些学者以沧港为中心，认定洞庭湖畔应是屈氏家族“极目千里”的封地。春秋楚康王时的令尹屈到，据《太平寰宇记·朗州》卷118记载，喜欢吃府城城郊白马湖的菱角，便在湖畔专门修建了采菱亭。并要求儿子死后一定要用白马湖的紫菱祭他。陈致远先生认为，屈到筑采菱亭，“说明常德、汉寿一带应是屈氏家族的封地屈地”。离汉寿7公里的沧港镇，距沅水故道不足一里，附近有青泥湖、黄泥湖、七星堆等遗址。古镇有天乙宫、濯缨桥、屈原巷、三闾大夫祠、江潭坪、屈原庙、清斯亭、沧溪寺、钓鱼台等许多遗址遗迹。距沧港西南1公里的熊家铺村的《熊氏家谱》明确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楚武王的后裔”，挨近沧港聂家桥的熊家坪的熊姓人，“与沧港熊姓同宗同祖”，距沧港西北1.5公里原祝家岗凤形山，发现战国早中期楚墓群100余座，已挖掘80多座，出土文物200多件，大部分为生活、祭祀的陶器，也有铜镜、带钩等少量的青铜器出土。距沧港西南2.5公里原聂家桥乡老河堤，集中了战国中晚期楚墓群1000多座；以青锋山、武峰山古墓群最为著名，抢救性发掘出青铜器、漆木器、铁器、彩陶等100多件，其中鹿角铜镜、龙凤纹镜为国家一级文物，特别是今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楚国郢都护卫长官的郢室畏户之
（玺）铜印，与楚王室有着必然的关系。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称王后，来汉寿筑皇城开濮地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至今这里还有武王庙、白马寺、皇城港、花园坪、皇家花园村等地名。
从沧港往东，沿沧浪水约6公里或旱路7.5公里是汉寿古城，很可能就是屈氏家族的莫敖府，也就是《鄂君启节》铭文中的“木关”即近似音的“莫关”。在电力新村发现战国早中期楚墓群，以周边南湖田家洲遗址和西湖“塔园古文物遗址”最著名，其年代遗址商周至明清时代，出土了青铜镜、陶盆、陶盘、陶豆和汉代瓦当等一批珍贵文物，西竺山乡西湖村亦出土了商周到西汉瓦当。距沧港不到10公里的岩嘴乡，亦发现楚墓群遗址。沧浪水源头之一的三和乡宝塔铺村，2002年出土西周王室朝廷独有的湘西北唯一的“镇县之宝”青铜铙2枚。特别是东岳庙乡发现大型楚墓群20多处，多达300座，出土了高官印玺、图章和礼器、兵器、乐器等3000多件。刘子英在《屈原与汉寿县之沧浪》《楚王室后裔在鹿溪》中认为，丰家铺乡鹿溪，处于汉寿、桃江县接壤山区，楚亡后成为五六百楚王室成员隐匿的世外桃源。两处的关山，以鹿溪为中心成南北拱卫之势。在秦汉强徙楚王室屈、景、昭三大族时，许多人不愿远离故土，或隐匿深山，或改换姓氏。汉寿县沧浪水周围一带源于熊姓的屈氏多改称熊氏，并不断繁衍发展，故“至今汉寿境内熊氏颇多，聚族而居者便有丰家铺乡熊氏，朱家铺乡熊家铺熊氏，沧港镇七星堆熊氏，聂家桥乡熊家村熊氏，龙阳镇熊氏，酉港镇熊氏，”还有沧港祝家岗熊氏。而且，“以汉寿为中心，在周边各县市也有不少聚族而居的熊氏，如常德县全家坪熊氏，桃源县陬市熊氏，桃江县乌旗山熊氏，三堂街熊氏，安化县梅城熊氏……仅汉寿和桃江两县熊氏便有五万余人”。[1]认为“凡熊氏者，都属楚王后裔，并包括由熊氏演变为屈、景、昭等68氏”。
尤其是与沧港毗邻株木山乡的战国楚墓群，在东西宽4公里，南北长6公里的丘陵地带，据199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常德地区·文物志》第68、69页“株木山楚墓群”条，在这儿发现了大小1000座楚墓。1985～1987年，为配合砖厂建设，考古人员在株木山全赋村发掘楚墓84座，出土器物600多件，主要有武王之童督戈、空首青铜剑、错银云纹青铜矛、部分生肖铜印（包括王字凤鸟纹肖形铜印）、宫綦铜印、虎纹王字铜印、连嚣铜印、青铜仙人镜、青铜山字镜、青铜铸纹铃、黑陶彩勺、陶豆、筝床和内外三层楠木套棺巨墓出土的瑟、玉佩、皮鼓、天平秤、青铜镦、四山镜、漆木镇墓兽等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物，尤其是彩绘木俑服饰还引起英、美西方专家亲来考察。正是株木山大量楚文物的出土，才使一些学者结合屈赋、史志等最先提出屈原故里汉寿说，向传统的秭归说提出了挑战。
屈原故里汉寿说最早提出的学者和众多学者的共识
第一个发表《屈原的出生地在湖南汉寿》的学者是湖南一师的学者黄露生先生（湖南醴陵人），并非常德汉寿人。此文在《武陵学刊》1997年第5期发表后，不久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先秦·秦汉史》转载。黄先生认为“武王之童督”是楚武王授给儿子屈瑕以莫敖身份统率军队的“尚方宝剑”（后有人误解，改为“尚方宝戈”）。公元前704年，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儿子“受屈”，屈瑕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屈瑕与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武王将所“开濮地”封给屈瑕。屈与濮同韵通假，濮地即屈地，“指当时的洞庭地区”。汉寿一带就是“著封”的“屈氏家族封地‘屈’地区中心”。与沧港紧邻的聂家桥乡楚墓出土的“郢室畏户之（玺）”铜印系楚国郢都护卫长官之印，很可能是执政官在都城失陷后带至汉寿一带死后葬在墓中的，也说明龙阳一带是楚王室的封地，此印的长官可能就是屈氏要人。我们也认为“郢室畏户之（玺）”鸟纹青铜印，是楚武王选择汉寿县筑皇城开濮地时，就设有护卫皇城的机构及其长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黄先生结合屈赋分析，认定屈原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沅湘地区度过的，楚国的屈地又在“沅湘”地区，屈原谈自己的故乡也是返归“沅湘”地区，加上汉寿众多纪念屈原的文物，从而得出了“屈原出生于湖南汉寿是可以肯定的”[3]结论。
新世纪伊始，随着旅游文化产业的兴起，一些学者特别是汉寿的学者，对屈原故里出现秭归说、郢都说、湘阴说、巴陵说、奉节说、汉寿说等多种说法，至少向传统的秭归说提出了挑战。而能从考古发掘文物印证屈赋、方志等文献自圆其说的是汉寿说，以侯文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始主办一年1期的《屈原研究》年刊，意在弘扬屈原忧国忧民爱国爱乡的精神。该刊出版4期以后，汉寿县于2005年、2006年相继成立了以侯文汉为会长的屈原学会和以潘惠为所长的屈原故里科学研究所，并积极参加了香港、杭州、深圳和一些地方主办的国际、全国、省地屈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县委、县人大、县政协支持下，组成了县内外、省内外一支上百人的学者研究队伍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寿县政协还于2004年、2008年先后出版了《汉寿历史典故与传说》《屈原与汉寿》两书共约70万字。如果说《汉寿历史典故与传说》，只是收录了部分有关屈原的文章与传说，那么作为“汉寿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的《屈原与汉寿》，则收集了省内外100余人次倾向于屈原故里汉寿说学者的文章，综合了近年来汉寿说的主要成果，同样弘扬了屈原爱国爱乡的精神。该书包括“学界专论”（42篇）、“古迹寻踪”（纪念遗迹、地名胜迹、沅澧遗址43处）、民间传说（30个）、“诗赋遗证”（古今41人诗作）计40万言。2009年汉寿县屈原学会、诗词学会又与湖南省诗词协会举办了首届“屈原杯”全国诗词大赛，参赛的300余人，从5518首诗稿中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124名。6月26日，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山西、湖北、台湾等地200多位代表参加了颁奖大会，湖南诗词协会敬献了《梅花图》和《屈子遗风》题词，弘扬了屈子爱国爱乡的民族精神。10月23日，汉寿屈原学会又承办了湖南省屈原学会年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43篇，印发了30万字的论文集一部，使专家学者取得了屈原与汉寿有着密切关系的共识，并认定“屈原故里汉寿有一定的史学定位”[4]。不少外省专家学者还亲到屈原故里进行了实地考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先生在《屈原与汉寿·序一》中说，以“东方朔《七谏》说‘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国为国都，因楚国称王坐大，在春秋时即有封国，到战国时，未必只有楚国都城可以称为国。另外，战国时期，楚国受到秦国的压迫，都城也在不断地迁徙，所以，如果一定说屈原出生在楚国都城，或者一定指都城为江陵，就可能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嫌疑”[5]。他指出汉寿县近几年不仅多次举办屈原学术研讨会和座谈会，“而且，还做了大量文物考察和普查工作，在汉寿县境内找到了多处与屈原有关的文化遗存；又从民间搜集了40余种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重视考古工作，发现楚墓1800余座，出土文物1000多件，这些文物大部分集中在沧浪水两岸。汉寿出土的文物之中，比较有名的有‘武王之童督戈’、‘郢室畏户之玺’、‘连嚣之印’等60余件，这说明汉寿在楚国历史上，确实有非常重要酌地位”[6]。湖南省屈原学会会长、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郭建勋教授在《序二》中也说，在浙江大学2007年“楚辞国际研讨会”上，世界汉诗协会常务副会长、杭州的钱明锵教授的《〈渔父〉沧浪地理位置之究索》论文中说：“用比较严谨的学术态度”，“考证沧浪水在汉寿，这本身就排除了地方主义的功利立场”。他认为，《屈原与汉寿》书稿，是“研究成果的汇集，也可以说是阶段性的总结”。因为，这里已提出了迄今屈原祖籍汉寿说的主要依据。
汉寿为中心的洞庭屈原故里说的主要依据
一是出土的不少文物是汉寿为中心的洞庭屈氏家族封地的硬件。据《左传》《战国策》《淮南子》《史记》《资治通鉴》及王逸《楚辞章句》等相关资料，楚武王与邓曼生屈瑕封莫敖。屈瑕与楚武王“始开濮地”，受封于屈邑。屈瑕“食邑于屈，因氏焉”（《元和姓纂》），明确指出屈原直系祖先屈瑕的封地就是屈原的故乡。汉寿株木山武王之童督铜戈、连嚣之印、虎纹王字印等的出土，也证明汉寿就是屈原的故乡。虎纹王字印是调用军队的有关凭证。连嚣铜印即连敖之印，屈匄大将军就是连敖。张震泽《楚莫敖考》认为，“楚国之敖，义盖表示尊崇，略如后世匈奴之单于，西域之可汗”[7]。敖、嚣古代通用，连嚣即连敖之铜印，为楚国掌管军事官员的军玺。武王之童督戈是楚武王赐给儿子屈瑕的尚方宝戈，说明汉寿一带是屈氏祖籍“著封”的中心，是与楚王同姓最显赫的家族享有“极目千里”的封地和“千乘”军队，涵盖洞庭周围的常德沅澧流域各县和资江益阳、湘江长沙、湘阴、汨罗、岳阳等广大地区。有位罗敏中先生却断章取义，置同在株木山发掘出来的连敖屈匄之印与武王之童督戈割裂开来，在《湖南日报》2010年10月3日发表《此武王非彼武王》，硬说楚武王是秦武王。作者明明知道湖南一师黄露生教授发表《屈原出生地在湖南汉寿》中言“武王之童督”戈是楚武王授予自己军队统帅的“尚方宝剑”，“是代表武王在这一带行使至高无上权力的权柄”。其意是强调此戈的重要性，黄先生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早已改成“宝戈”，可作者在一篇除引用他人的原文仅几百字的文章，仍花了几百字说：“常识告诉我们，尚方宝剑，不会是戈，且诸侯王又是否有资格授其臣下尚方宝剑呢？把武王之童督戈认为是尚方宝剑，是说不过去的。其实尚方宝剑一词，在秦汉时才出现，之前连少府尚方令、尚方丞等官制官职都没有，尚方宝剑这一说也就不可能有，又何来楚武王赐其子屈瑕尚方宝剑之事呢？”[8]接着，又引杨启乾《汉寿出土武王之童督戈考》认定，“此戈制作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秦武王时期”，再引沈融就怀化中方乡恭园村出土之戈发表的《武王之童督戈考》来套用于汉寿之铜戈，亦说成秦武王，断定“到目前为止，汉寿出土文物也没有一件与屈原直接挂钩”[9]。这就忽视了连嚣即连敖屈匄之印与武王之童督戈在株木山全赋村同一个地方出土，屈匄是屈原之叔父，屈原又是为公元前312年丹阳之战牺牲的屈匄等八万将士招魂祭祀，又在秦武王即位之前楚墓里，怎么可能会是秦武王之童督戈呢？又怎么能说没有一件与屈原有关呢？而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在位不到四年，他即位，屈氏家族因屈匄等八万将士丧尽已由盛转衰，次年屈原将连敖将军屈匄“连嚣之印”和“武王之童督”戈葬于株木山全赋村祖墓，“魂兮归来哀江南”，即拉开了楚国悲剧的帷幕，又揭开了屈氏家族衰微的序幕，也预示了屈原的悲剧。此时秦武王尚未登基，又何来秦武王之童督戈呢？更何况秦武王公元前307年8月已举鼎而死。春秋战国，除熊通生前僭号为楚武王外，其他均是死后之谥号，秦武王不可能死后铸造生前之童督戈。死人不可能铸造死后谥号之童督戈，除非有文献证明。况且，杨文与沈文各一千多字的文章对“童督”的解释和督字的写法也不相同。杨文以童、重谐音，督是督造，把铜戈变成了陕西重泉故城督造的秦武王督造的铜戈，并认定“楚国铭文的特点是‘物勒主名’，而秦国的铜戈则是‘物勒工名’，即此戈属于战国中晚期秦武王”。沈文则认为“童”的本义为男性奴仆，且“直接隶属于最高统治者（秦）武王”。沈文把“物勒主名”说成秦武王，与杨文解释相矛盾。尽管沈文为自圆其说，认为商鞅始创“物勒工名”制，到秦武王由于尚武、排外倾向，“物勒工名制度有可能在他统治期间遭到废除”。这种“推论”出来的“可能”，也实在没有说服力。而且沈文是就怀化中方乡恭园村出土的铜戈而言，且“武王之童督”与常德汉寿株木山全赋村出土的“武王之童督”的督字写法也不相同。即使涵义相通，一个帝王特别是只当了三年多的秦武王，也不可能用不同的铭字。又怎么能用怀化的“武王之童督”去代替汉寿的“武王之童督”呢？如果硬要讲涵括的话，怀化、汉寿出土的铜戈既然都有楚国“物勒主名”的特点，而汉寿同地同时出土的带有连敖屈匄铜印、虎纹王字军玺等许多楚文物出土，那也只能是汉寿的楚“武王之童督”0戈适用于怀化的“武王之童督”戈。至于罗文原在屈原国际研讨会上所说“秦、楚两国都有武王，但楚武王在位时间须早到春秋初期”，与400年后的“时代特征不符，应予排除”的说法更站不住脚，春秋时的铜戈不仅可以在战国时出现，还可在更后乃至今天出现，正如商代甲骨文在清代出现一样。而且，春秋初年楚武王所赐莫敖和武王之童督戈，只要屈氏还世袭莫敖的尊荣，几百年间即使丢失了，屈氏家族可以再铸，包括按战国时形制铸造武王之童督戈。只有当屈氏家族在连敖屈匄八万将士死于丹阳，象征屈氏家族荣尊的武王之童督戈在屈家走向衰败的时候，屈家才将武王之童督、虎纹王字军玺等一同与连敖（屈匄）铜印一起葬入株木山屈家祖坟。至于罗敏中先生引沈文“秦武王三年”秦伐楚，也是为我所需。沈文言“秦武王三年（公元前208年，有争议）”，而罗文却删掉了括弧中“前208年，有争议”的内容。因为秦武王三年是公元前308年，沈文说是“前208年”。如不是误后百年（公元前221年秦已统一中国），也是搞错了历史年代。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之战、蓝田大战，楚国惨败，“败亡汉中，兵挫蓝田”[10]，由盛转衰。秦武王三年（公元前308），为孤立韩国、争取楚国中立，派冯章使楚，“许楚汉中”[11]。楚怀王接受昭睢的建议，拒绝与秦媾和而“亲齐善韩”，并派柱国景翠率军救韩。[12]秦攻韩国宜阳，韩人顽强抗击，“秦军死伤甚众”，围攻五个月而不克。秦武王增派兵力，甘茂“出私金以益公赏”，直至次年才最后攻下宜阳。[13]秦武王攻占宜阳后，亲至东周，与大力士孟说举鼎，折断胫骨而死。又哪会有20多年后的“秦武王三年，秦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14]之事而“揭开了湘西争夺的序幕，到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77）最终占领湘西地区”，而使秦武王之童督戈“随主人来到湘西并留在那里的”？秦武王之童督是否铸造过都还有那么多硬伤，几十年后随伐楚的秦军带到湘西，作为胜利者本应在秦墓中出现，为什么会在随葬有连敖将军屈匄连嚣铜印的军玺、虎纹王字印章等汉寿株木山全赋村楚国大墓里呢？既然“童督”是秦武王尚武的男性奴仆并“享有许多政治特权”的特殊群体，为什么迄今也未在秦墓中出现一把呢？连敖屈匄大将军军玺、虎纹王字印和武王之童督戈在株木山大墓时，秦武王尚未登基为王，又何来秦武王铸造的铜戈飞进屈氏家族株木山坟茔呢？至少连敖屈匄之连嚣军玺铜印总不能说成是秦武王的吧，也不可能说屈匄与屈原无关吧！若说是公元前276年庄辛率楚军打败秦军，收复“江旁15邑”而把“秦国兵器作为战利品”才“出现楚人墓中”的话，那秦武王之童督戈又是怎么进入35年前屈匄连敖军玺和虎纹王字印章的楚墓的？是庄辛用此戈祭祀屈匄而掘开株木山楚墓放入的，还是其他方法？总得有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把株木山楚墓出土的连敖屈匄军玺、虎纹王字古印章和武王之童督戈的武王，孤立地说成秦武王，实在缺乏论据。株木山出土的战国文物，今藏常德市博物馆的主要有空首青铜剑、彩绘漆木俑、彩绘陶壶、彩绘陶鼎、武王之童督戈等；今藏汉寿县文物管理所的主要有错银云纹青铜矛、青铜铸纹铃、陶豆、部分生肖铜印、宫綦铜印、虎纹王字铜印、连嚣铜印等；今藏常德市文物工作队的彩绘木俑、彩绘握手木俑等。其中，彩陶壶、黑陶彩绘鼎、虎纹王字铜印等为国家一级文物，青铜剑、青铜矛、青铜铸纹铃、黑陶彩勺等为国家二级文物，陶豆、青铜戈、青铜仙人镜、青铜山字镜、波斯琉璃球等为国家三级文物。特别是三层楠木套棺的巨型楚墓，出土的瑟、玉佩、皮鼓、天平秤、青铜镦、四山镜和轰动英、美等国家的彩绘木俑服饰，尤其是虎纹王字铜印、连嚣（敖）军玺和武王之童督在全赋村的出土，由于连敖屈匄军玺的确认，武王之童督戈的出土，实际上也凸显了为楚武王而非秦武王的强烈信息。最先由巴人在长江流域发明使用的军事虎纹器物的虎纹王字铜印在株木山楚墓出土，同样反映了屈氏家族在楚国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聂家桥乡还出土了楚国都城护卫长官之铜印“郢室畏户之玺”，相当于京都卫戍长官，也很可能是屈氏家族的某个长官的铜印，更说明了楚武王汉寿筑皇城，并以皇城为中心大开濮地和皇城寺、武王庙等遗存遗迹的可靠性。在聂家桥乡的武峰山更出土了战国青铜龙凤纹镜、鹿角纹镜等国家一级文物，以及砖厂出土的战国青铜戈、三元村出土的战国木俑等国家三级文物。总之，我们认为，必须把武王之童督戈与屈原为屈匄招魂在株木山墓中出土的连嚣、虎王铜印等文物连在一起，也需要与楚国发展的历史、屈赋和汉寿沧浪水畔所有出土的文物及遗存遗迹、方志族谱等尽力联系起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更加接近实际和真知。汉寿地下出土的大量文物，是研究屈原故里货真价实的硬件。
二是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大量屈辞的印证。楚武王分封给屈瑕的屈邑不可能是秭归、归子国和江陵。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袁山松的话：“屈原有贤姊，闻（屈）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全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秭归”。连郦道元本人也认为“袁山松此言，可谓因事而立证，恐非名县之本旨矣”。郭沫若《屈原研究》对于屈原祖籍秭归，也只说“大约是正确的，但女媭庙便是后人因《离骚》及其旧解而附会出来的东西”[15]。《史记·楚世家》言“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氏，为“黄帝之孙”。苗裔高阳氏重黎任火正，居郑（河南新郑），死后其弟吴回继任。吴回之子生了八个儿子，得坛、已、董、彭、秃、曹、斟、芈八姓，为“祝融八姓”[16]。其中最盛的芈姓季连居于黄河中游楚丘（河南滑县东），楚人之名由此而来，并以熊为图腾。商末，“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统一芈姓诸都，西周初年鬻熊曾孙熊绎“辟在荆山”，荆楚开始连在一起。熊绎居丹阳，为楚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楚都丹阳在何处，古人有东汉班固的安徽当涂说，北魏郦道元的湖北秭归说，唐代张守节的湖北枝江说，清代宋翔风的河南淅川说。由于郭沫若等学者也从秭归说，遂使秭归说占据了传统的主导地位，但仍有何光岳、石泉等坚持丹阳在丹、淅二水汇合的淅川说。考古发掘表明，熊绎时的楚国在豫西南和鄂北一带，在今河南的淅川下寺龙城发现熊绎国都丹阳故城，还发现春秋楚墓群，包括许多贵族和楚庄王之子令尹子庚之墓。可见，楚都丹阳既不是秭归，也不是楚人最初建国的地方。商代时的归子国，在商王多次征讨下被迫南迁至长江三峡地区崇山峻岭的偏僻山区延续了500余年，后为楚国熊渠所灭。熊渠时，古称“云梦”的汉寿县，已是“路居要津”的“熊渠始封”区域[17]。熊渠死后，次子熊延继位，封有残疾的兄长熊挚之子为夔子于秭归建国，后迁夔子城，直至春秋时秭归仍是楚国的归子国“为楚附庸”[18]。公元前634年，楚武王之孙楚成王为北上争霸，解除后顾之忧，防止巴、蜀联合夔国侵楚，以夔子不祀楚之先祖为由，命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19]，并派“令尹子玉城夔”[20]。可见归子国也不是楚武王分封给儿子屈瑕的屈邑，也就不可能是屈原的祖籍。而且，屈邑也不可能是楚国郢都江陵。以西汉东方朔“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之诗，提出屈邑屈地江陵说确不合实际。学者们认为，屈平、屈原、灵均、正则，都是“平”的意思。“国”指封国，故其诗是指屈原生于祖先的封邑，长于封邑的原野，而不可能把“国”作为国都，把屈原作为郢都出生人，提出屈邑屈地郢都江陵说。可《史记》记载，楚武王死后两年，其子楚文王才始都郢（江陵），武王不可能会死后把屈邑封在江陵。
楚武王封赐屈邑的地望到底在哪里呢？不少学者提出了汉寿为中心的江南洞庭湖水乡为屈原祖籍屈地说。毛炳汉、侯文汉、张应荣等学者认为，古汉寿在“禹划九州”之一的荆州域辰阳界，从湖北南漳一带的荆山到湖南衡阳地界，为古时的荆州。古楚“七泽”之一的云梦泽，实指洞庭湖及其周围的平原地区。清《一统志》言“常德府，荆州之域，商周时为蛮夷所居”。汉寿地域就在古荆州南沱云梦区，正是屈诗中所说的“江南之梦”。古称云梦的汉寿地区，在西周熊渠时已是“始封”之域。汉寿三和乡宝塔铺村出土的西周中期两件青铜铙即编钟，上有“女丁”突出体，说明楚国宫廷高级官员享用的乐器文化已到汉寿。到熊霜主政六年卒后，三个弟弟争立敖位，熊徇立，迫死长弟仲雪，二弟叔堪为避祸，逃到“澧沅二水交会处”的汉寿“濮地”。公元前704年，熊通“自立为（楚）武王”，与其子屈瑕对西洞庭沅澧蛮濮部落用兵，“大启群蛮”，“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21]，把濮地变成了楚国的粮仓、交通中心、军事重地和可靠的后方。从而使沅水尾闾和洞庭平原中心特别是沅水流入洞庭咽喉的汉寿县的地位更显重要。屈瑕亦随军中屯垦，“受屈”为卿，成为屈氏家族的直系祖先。楚文王始都郢，灭邓、灭罗，将罗人迁至汨罗。楚成王几乎成为霸主，楚穆王吞并了江、六、蓼、宋等一些小国。楚庄王平服群蛮百濮，问鼎中原，“灭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成为春秋霸主。楚平王在常德西郊白马湖筑采菱城，“为舟师伐濮”，在临湘“城州屈以居茹人”，建立防卫基地，死后葬于古汉寿县城即“故索（县）”（常德市城东60里的断港头）。楚昭王被吴国打败，也逃至“江南”“云梦”地区避难，并借秦师复国，等等。说明春秋时楚人不仅大量来到了洞庭沅澧常德汉寿一带，而且一度以采菱故城作为都城，楚人的势力早已越过长江，常德已成为楚国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楚国的屈地就在洞庭地区。属于沅澧的古汉寿，拥有洞庭平原的千里沃野，与屈诗中“极目千里”“江南之梦”“魂兮归来哀江南”等诗句相符。《涉江》中“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名句，汉寿之所以名辰阳，其义为辰水之阳，乃汉寿县的一个普通地名。古沧港全景图标明，流经汉寿县的这段沅水为辰河来水，辰阳正是因为水乡泽国的汉寿有辰水流过。刘昭注《后汉书·郡国志》言主簿潘京回答晋太守赵厥说，“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界”。《后汉书·地理志》又载“西汉武陵郡在索县”，古之辰阳界当也在索县。《直隶澧州志·建置沿革》亦载有“武陵郡初始辰阳，今其（以）村名，以龙阳县”。《龙阳县志·艺文志、沧浪记》亦言“辰阳正龙（阳）境也”。说明汉寿在西汉前已有“辰阳”之称，朝发夕至的辰阳就应是顺水七八十里的汉寿县。而怀化辰溪置辰陵县在公元前205年，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才易名辰阳县，离屈原写诗时已70多年。溆浦县则在唐武德四年（622）才分辰溪置溆浦县，离屈原自沉汨罗已近900年。可见“夕宿辰阳”为汉寿县比怀化辰阳县更合历史实际。故清《龙阳县志》也说“龙阳为灵均（屈原）落帆之浦”，正是屈氏祖先在汉寿的缘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对各家说法比较后的结论，是“惟武陵龙阳……最为有据”。因为沧浪之水、沧港、屈原巷、招屈亭等皆在龙阳，故“沧浪水在今常德的龙阳”。古汉寿的范围比今天广得多。常德也有招屈亭、屈原巷（原打铁街）。因而屈赋中“望长楸（桑梓）而太息兮”，“屈原既放，游于江潭（汉寿沧港）”，“溯江潭兮，狂顾南行”，听渔父唱“沧浪歌”等，正是屈子满怀桑梓之情，忧国忧民，“恐皇舆之败绩”，“鸟飞反（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魂兮归来哀江南”，宁赴湘流、葬鱼腹，“从彭咸之所居”，也不“蒙世俗之尘埃”。他晚年主要在西洞庭的常德、汉寿一带度过了十九年的时光，吟出了爱国爱乡的千古绝唱。屈赋25篇，有23篇与江南有关，却没有一篇与秭归有关。
屈赋中经常出现常德沅澧流域汉寿一带山川草木的风物。《橘颂》是屈原以橘托志和最早的作品。“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王逸《楚辞章句》注，言“南国，谓江南也”。讲的是“橘受天命生于江南，不可移徙。种于北地，则化为枳也”。为“屈原自比志洁如橘”。赞美橘树“深固难徙”“独立不迁”“秉德无私”的品格。也是以屈原为基石的沧浪文化的“独立根性”。由于屈原青少年时代在郊野封国参加过橘园的种植，才对橘的种植和品性写得那样真切。江南指包括常德、汉寿在内的洞庭鱼米之乡。汉寿县有种橘的泛洲、龙阳洲、橘林垸，“宝台望橘”或武陵称“橘林晚霁”的万亩“橘洲点黄”皆指龙阳八景之一。据《三国志·吴志》注引《襄阳记》，言李衡为丹阳太守，“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泛洲上作宅，种柑橘千株”。谭介甫《屈赋新编》认为，龙阳泛洲与《水经注》湖北枝江“百里洲形象相同”。实际上沅澧洞庭一带都有种橘的习惯。而且常德离郢都江陵只百余里，应是近郊。正是屈原青少年时代在“江南”生活过，洞庭沅湘澧水流域的山川风物、人文习俗才成为屈原首创楚辞的源泉，才造就了屈原划时代《屈赋》的血肉长城。“娇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正是古汉寿一带用蔬革编绳索的乡俗。“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也是汉寿人爱种兰花做药的习惯。“折琼枝以继佩”，更是汉寿妇女常佩戴栀子花的风俗。屈诗中到处是“极目千里”的“江南之梦”和描写洞庭沅澧汉寿“泽国水乡、荻荷菱荡”的景象。据台湾《新儒学经营管理学报》第八辑，有李金坤《楚辞自然生态意识审美》论文，认为屈原《楚辞》计有动植物22种，其中香草香木蔚为奇观。楚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巫祝盛行的文化背景，以及屈原两次放逐的特殊遭遇等，是构成《楚辞》动植物景观的主要因素。其自然生态意识表现的特征与审美价值有图腾崇拜之原始遗韵、民神糅合之自然神世界、草木之巫术与药用价值和开创了香草美人文艺学经典范例，而使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思维产生了巨大飞跃的“心物”关系之有机统一四端。因此，“屈原的人生，是自然的人生；屈原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屈原为我们树立了关爱自然、尊重自然与引用自然的楷模”[22]。当代姜亮夫先生在南宋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谢翱《楚辞芳草谱》和明代屠本畯《离骚草木疏补》、清代祝德麟《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基础上，在《楚辞通诂》第三辑《博物部第八》中，从《楚辞》检出动、植物332种。台湾潘富俊博士的《楚辞植物图鉴》，把百种植物分成香草香木和恶草恶木两大类。作者以《楚辞》文本为主要依据，以上述诸家研究为参照，全面普查核实出动物118种（其中鸟类38、兽类29、虫类41、鱼类10），植物104种（其中草类70、木类34），共计222种，包括屈原描写的龙、凤并存的现象，正是楚人崇拜龙、凤的反映。1982年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中，出土18幅刺绣，龙凤俱绣的就占10幅。《离骚》中写诗人凤引龙驾升空向西天飞行的气势，极为壮丽，“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姜亮夫先生认为从宗教意识上讲，在于“死者求升在以龙凤为引，生者亦借龙凤以上诉于天，以求得其心灵上之安慰，或情思中之寄望，此固文化发展中心之必然现象”。[23]在凤引龙驾背后，却又使人感到屈原赤诚报国、振兴楚国、至死不渝的伟大精神和崇高的品质，而且反映出楚人普遍崇尚龙凤的观念和习俗。因此，屈子也以凤凰自况，“鸾驾凤凰，日已远兮”（《涉江》），“凤凰在皴兮，鸡鹜翔舞”（《怀沙》）。屈原在长期流放中，对百姓草药治病的情况日益熟悉，在《楚辞》中提到过很多药用的香草，如“扈江离与辟芷兮”，江离（川芎）就可活血益气、祛风止痛。芷（白芷）就可解毒散风、通窍止痛、消肿排胀。又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木兰（玉兰、木莲）就可主治头痛鼻塞之风寒。再如，“夕揽洲之宿莽（莽草）”，宿莽经泡制后可疗肿痛。又如“杂杜衡与芳芷”，杜衡可治风寒咳嗽，作浴汤香人衣体。再如“餐饮秋菊之落英”，菊可疏散风热、清热解毒、平肝养目。又如“贯薜荔之落蕊”，薜荔可祛风去湿、活血通络、消肿解毒等。屈赋中所提到的动、植物，在西洞庭常德沅澧特别是古汉寿一带，至今都还生长着和能够找到。尤其是最具常德汉寿特色的芙蓉和紫菱。《离骚》中“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王逸《楚辞章句》注云：“荷，其华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蓉。芰荷，叶也，故以为衣。芙蓉，华也，故以为裳。”《九歌》中亦有“乘水车兮荷盖”“搴芙蓉兮木末”。这里虽是写荷衣、荷花即芙蓉的华美和芳香，而其内涵却是在抒发美好的品德，还提到了木芙蓉。嘉靖《常德府志》言红白二色的木芙蓉，“朝开色白至午后渐红者名醉芙蓉”，极为娇艳。白居易赞它“莫怕秋物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苏东坡赞它“唤作拒霜犹未称，看来却是最宜霜”的独特品性。《本草纲目》言木芙蓉出自鼎州，具有药用和极强的观赏价值。古汉寿至少在汉代索县包括今天鼎城区的一部分。毛泽东“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芙蓉，常德是正宗产地”。芙蓉华美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坚贞品格，与《九歌》中“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芷兰文化，具有同等审美的内涵，就像“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用鸟、狐的“首丘”情节来抒发诗人至死热爱祖国故乡的情恋一样。澧水又称兰江。芷即辟芷，武陵区沅水下流有段回弯处，至今仍叫芷湾。古代，沅水、澧水都经汉寿西洞庭而流人长江，“沅芷澧兰”的古汉寿更集中了芷兰香草的高洁品性。常德、汉寿湖、塘产菱是沅澧一带的普遍现象。古汉寿沧港的潭坪湖、菱果湖、青泥湖、红菱湖，特别是常德西郊的白马湖更是楚之名湖。屈氏家族春秋晩期令尹屈到竟嗜菱如命，更在白马湖修建了采菱亭，楚平王还在白马湖畔修筑了采菱城，并作为都城“为舟师伐濮”，向沅江中上游扩展，直到死后葬于断港头（今鼎城区城址村），被伍子胥掘墓鞭尸三百。屈原《招魂》中的“涉江采菱发阳阿”，表明白马湖采菱唱阳阿，战国时仍是武陵的胜景和活动场所。唐代刘禹锡贬至朗州司马所撰《采菱行》，全篇有七言诗20句，以紫菱为线索，绘出了采菱、卖菱、食菱、唱菱的生动画卷，并借“屈平祠下沅江水”对屈原的怀念，抒发出渴望平反回长安的愤懑心情。屈原正是在洞庭沅澧常德汉寿这片山水相依的沃土上，从龙凤、芙蓉、芷兰、紫菱等动植物花木香草的品性中，才铸就了诗人爱国爱乡追求“美政”理想的诗魂，成为楚辞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拱辰《离骚草木史》“自序”云：“屈原大量用芳草入诗，乃是他追求华美风格和运用比喻象征手法的一种表现。”李金坤说得好：“屈原一生中的衣、食、住、行，始终与香草（木）为伴。”这是人与自然的生态统一。“假如《离骚》中失去了香草的地位，假如《九歌》中不见了自然的身影，假如《楚辞》中没有了草木鸟兽虫鱼的世界，那么，屈原的形象将会大打折扣，《离骚》的魅力将会变得平淡无奇，《楚辞》的世界将会黯然失色”。这就是说，“人生离不开自然，文学离不开自然；人生因自然而滋润，文学因自然而灿烂；自然需要人的关爱，同时需要人的尊重”。[24]从这个角度讲，屈原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我们提供了“天人合一”的范例，为今天生态的失衡、污染的严重、水土的流失、贫水的严峻等现象，无论如何也是最深刻的反思和启迪。
三是众多的古迹遗存、巫风习俗和民间传说遗产的丰富。两千多年来，人世沧桑、多有变化。尽管沅水改道，但沧浪之水仍在流淌。沧水浪水岸畔的《孺子歌》或《沧浪歌》仍在传唱，几十处古迹遗存依然留在人们的心里，巫风习俗依然在沧浪水畔传承，数十个与屈子有关的传说故事仍在民间流传，屈原人本民生爱国爱乡的精神仍在发扬光大。前面已经论述了沧浪之水与屈原游江潭遇渔夫对话及《沧浪歌》实事求是“清、浊”的中庸理念，也是“清斯濯缨，浊斯濯足”顺应自然楚众所用思想的诠释。并对以汉寿沧港为中心的屈原文化遗迹进行了简略的阐述，如很可能是古汉寿范围内与今汉寿交界的益阳桃江有凤凰山“天问台”遗迹，至少是对太史公读过屈子《天问》等“悲其志”[25]的纪念遗迹。只有屈原这样“忠君爱国”的学问家、改革家，才可能对天地万物在放逐的反思中提出170多个质疑和挑战问题。直到唐代柳宗元撰著《天对》才对屈原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了解答，继承和发展了屈子反天道的思想。“屈原《天问》与柳宗元《天对》都是作者对自然和社会深入思考的结果，是冥思苦想得以无限展开的精神升华。”[26]仅屈原在今汉寿县境内特别是古沧港范围内的古迹遗存就有沧浪（沧港）、沧浪水、三闾港、三闾巷、三闾大夫祠、女媭庙、屈原庙、东岳庙、芷水、芷湾、橘州、白芷障、望橘乡、辰水、辰阳河、辰阳界、辰河来水、辰阳村、辰阳港、辰阳障、辰阳镇、濯缨桥、江潭、屈家巷、屈原巷、屈家冲、沧溪寺、天乙宫（楚王殿）、清斯亭、钓鱼台、七星堆、迎水桥、鸡鸣井、鸡叫湾等几十处，其中大部分古迹遗存和屈原有关的地名胜迹仍分布在今沧港镇内，不少还是秦汉前屈原的古迹遗存。
楚文化既源于巫文化，又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也融合了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是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具有长江文化的容纳和开放性。《常德府志》《龙阳县志》均载常德府人“信鬼好巫，龙阳尤盛”。说明常德特别是汉寿巫风盛行。千古奇文的《离骚》，把现实和理想结合起来，驭使自然万物神游天地之间。既有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又有对理想的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诗人为“美政”理想坚贞不屈，高尚人格精神的体现。通过穿戴、餐饮，如“纫秋兰以为佩”“揽木根以结茝兮”“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荷叶为衣、芙蓉为裳”等，揭示出诗人“香草美人”的形象。故有学者认为屈原是楚国的“大巫”，《离骚》也就成了诗人在沅湘巫风习俗的基础上而创作出的最高水平的祭神巫词。《招魂》也是一篇奇文。常德汉寿一带，先秦时就有为死人或生人招魂的巫风习俗。诗人在此为谁招魂？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认为，“魂兮归来依（哀）江南”是此辞的“本旨”。林云铭、郭沫若等认为是为楚怀王招魂，实际上也就是为楚国招魂。不少学者包括谭介甫《屈赋新编》也认为国殇、礼魂“为屈原招屈匄阵亡的魂所作”。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也说他读过《招魂》。屈原为屈匄“吊祭并招其魂”，如泣如诉。引言里叙述了他与楚怀王的关系，他“离殃愁苦”的原因和经过，陈述了巫阳招魂的过程。正文描写了东南西北四方环境之险恶以及天上吃人的虎豹和幽都“血拇逐人”的土伯，同时也陈述了楚国生活的丰美和欢乐。诗人回忆了与楚王在云梦泽狩猎时车骑之盛、侍卫之强、君王之勇的情况，今天已是一片荒芜，“目极千里”心更伤，点明“魂兮归来哀江南”的主题。我们以为，屈原回忆与楚怀王的关系可以认定是他忠君爱国的思想，但正是楚怀王背弃了屈原“齐楚从亲”的外交政策，才有丹阳的惨败、屈匄八万将士的被杀，也才有屈氏家族的衰微，楚国蓝田之役的失败，直至楚军垂沙大败，楚将唐昧、景缺先后被杀，楚怀王最后幽死于秦。因此，丹阳惨败后屈原在家乡为被杀的屈匄将士招魂，想起与楚怀王的关系，云梦泽打猎的情景，“内崇楚国之美”和外陈四方环境之险恶，在隐痛中希望楚怀王回到内修政理、外联强齐、“合纵抗秦”的政策上来一统天下。为屈匄招魂，既是为屈氏家族招魂，也是为振兴楚国招魂。加上株木山楚墓发现大将军屈匄连嚣铜印、虎纹王字铜印、武王之童督戈等与屈氏家族相关的文物，说明为屈匄招魂更符合历史实际。《九歌》本就是楚国长久流传的祭神的乐歌，也是一种宗教形式的巫歌，是屈原在民间祭歌基础上修饰、润色、加工创作而成的歌舞辞。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云：“《九歌》者屈原之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娱神悦鬼是楚人重要的生活内容，鬼神福佑、人鬼无间的民俗，遂成为楚人特有的巫文化。《常德府志》《龙阳县志》均载常德府人“信鬼好巫，龙阳尤甚”。说明屈原在常德特别是汉寿长期生活过，才有可能创作新的祭祀舞词。从夏《九歌》到楚《九歌》，再到屈原依据常德、汉寿一带民间流传楚《九歌》基础上，加工改编创作的屈原《九歌》，在文学艺术上的巨大飞跃，也是一组格调清新优美的抒情诗。《九歌》共11篇作品，除《国殇》《礼魂》分别为阵亡将士招魂送神曲外，余下九篇为祭祀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自然之神。《东皇太一》写天神；《云中君》写云神；《湘君》和《湘夫人》写湘水之神；《河伯》写河神；《山鬼》写山神；《大司命》写主寿命之神；《少司命》写主子嗣之神；《东君》写太阳神。《九歌》表现了楚人与自然神超现实的亲和关系，这里的自然神似乎都已幻化为“人格化”的神，神和人一样既有个性、语言，也有思想感情。自然神灵的意志和行为，实际上也就是现实中人的思想感情与愿望被“神化”的形式。这些神在常德、汉寿一带都可找到古迹遗存。如《东皇太一》篇，今汉寿县仍有东岳庙乡，更有东岳庙遗存。汉承楚国之祭礼郊祭太乙，又封太乙于泰山。泰山为五岳之长、群山之尊。东岳泰山与天最近、皇帝泰山封禅，先祭地叫禅，再上泰山祭天，亦进奉天神东皇太一。祭祀天神之庙就是东岳庙。又如《东君》，“日神东君”，乃太阳崇拜之谓。由于日出东方，祭祀日（太阳）必须在东方举行，故称太阳神为“东君”。澧县城头山古城东门有拜日于东门之外的椭圆形大型祭坛，常德北郊有太阳山，汉寿沧港龙舟为救屈原直向东方。《东君》以“穆将愉兮上皇”为统领，以“君欣欣兮乐康”结尾，贯串着敬神、娱神和肃穆虔诚的精神活动。日神“暾将出兮东方”，从东方升起，驾龙舟载云旗、衣白霓、挟长矢，闪耀着灿美的光华，使“观者儋兮忘归”。
值得注意的是汉寿沧港为中心的与屈原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非常丰富，汉寿县屈原学会及其沧港分会、县诗词学会、县老年书画诗词研究会2006年编印的图文并茂的《屈原的传说》，就有屈原在汉寿、沧港一带的传说故事34个，并附有一些珍贵的文物照片，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汉寿县政协编印的36.3万字的《屈原与汉寿》，其中第三部分搜集了关于屈原事迹的民间传说故事达30篇，正如方铭《序》中所说，这些只“属于民间传说性质，不可以当作信史来看，但其中也充分体现了屈原在汉寿的影响力，丰富了屈原形象的历史内涵，对于广大研究者来说，也是难得的资料”。如《望橘乡的来源》《女媭庙·沧溪寺》《白骨塔》《钓鱼台》《话说江潭湖和潭坪湖》《屈原遇渔夫的故事》《辰阳河》《天乙宫及楚王殿》《三闾大夫祠的由来》《清斯亭》《屈原与濯缨桥》《女媭庙追踪》《沧溪寺琴台》《武峰山前破秦兵》《剑魂》《正龙池的传说》《沧港龙舟独占鳌头》《龙阳龙舟说》，等等，都是从儿时听起的故事，都是古迹遗存，大多有文献方志可考。像女媭庙，明清《常德府志》和《龙阳县志》均载汉寿有女胜友媭庙。《湘中记》也载汉寿有女媭庙。《离骚》“女媭之婵媛兮”，王逸《楚辞章旬》注“女媭，屈原姊也”。《说文》解“媭，女字也”。女媭到底是不是“姊”意？古今皆有许多学者持怀疑态度。媭既为“女字也”，那就可以是姊，也可以是母，也可以是妻。《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引《襄阳风俗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每投食于水以祭之。（屈）原通（托）梦告妻，所祭食者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叶）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与《续齐谐记》说法差不多。虽是传说，但可断定屈原有妻可以肯定。《长沙府志》说屈原有子，也大致可信。跟随其一起流放的是妻子比姊妹更接近实际些。汉寿沧港女媭庙，相传是战国末年屈原为病逝的母亲修建的，供奉用樟木雕刻了母亲的遗像。秦改为女媭寺。东晋时，因女婴生于沧溪源上，又称女媭为沧溪娘娘，女媭庙遂改成为沧溪寺。故女媭庙是沧溪寺的前身。沧溪寺规模宏大，《龙阳县志》亦有较详的记载，近年还发现了沧溪寺似龙凤图纹的石磉礅。所以，把女媭作屈原母亲解释较姊、妻的解释似乎更确切些。2018年7月，继屈原“三闾大夫祠”动工复建后，沧溪寺已复修落成。《屈原迎亲》的传说所娶的妻子为齐国田氏，从齐之临淄到汉寿沧港迎亲，在当时即使是快马迎娶，也不可能“当天”赶到，也无从查考。但仍反映了屈原数次出使齐国，主张齐、楚合纵抗秦外交政策的历史实际。
总之，汉寿为中心的洞庭屈原故里说，大量楚墓地下文物的出土，特别是株木山楚墓群大墓出土的三层套棺、彩绘木俑、武王之童督戈、大将军屈匄连嚣之印、凤鸟纹王字肖形印、虎纹王字印，以及聂家桥乡出土的郢室畏户之玺，沧港沧溪寺阶柱石等出土文物，构成了汉寿很可能是屈原故里的硬件，至少是与屈原有关系的硬件。加上历史文献的记载，屈辞的印证和众多的古迹遗存，巫风习俗以及民间传说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从而使屈原汉寿说为许多专家学者和官方公开出版的《常德市志》《魅力柳叶湖》等所认可。
（原载侯文汉主编《汉寿屈原故里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22～35页；傅利民主编《屈原故里汉寿史迹汇编》加以调整取舍改为《以“沧浪”为中心的古龙阳地区屈原文化》置于“第一章 三闾遗踪”首篇，由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5年出版）
[1]刘子英：《楚王室后裔在鹿溪》，载施隆庭主编《汉寿历史典故与传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第13～18页。
[2]江年国、韩隆福：《楚武王汉寿筑皇城开濮地》，载《常德日报》2018年3月17日。
[3]黄露生：《屈原的出生地在湖南汉寿》，载《武陵学刊》1997年第5期。
[4]《2009年湖南省屈原学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方铭讲话》第3页。
[5]方铭：《序一》，载侯文汉主编《汉寿屈原故里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1页。
[6]方铭：《序一》，载侯文汉主编《汉寿屈原故里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1～2页。
[7]张震泽：《楚莫敖考》（载《东方杂志》第42卷第15期），转引自何光岳《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19页。
[8]罗敏中：《此武王非彼武王》，载《湖南日报》2010年10月3日。
[9]罗敏中：《此武王非彼武王》，载《湖南日报》2010年10月3日。
[10]《史记·楚世纪》。
[11]《战国策·秦策二》。
[12]《战国策·东周策》。
[13]《史记·秦本纪、韩世家》。
[14]《华阳国志·蜀志》之五。
[15]郭沫若：《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第20页。
[16]《国语·郑语》。
[17]《龙阳县志》，第676页。
[18]《水经注·江水注》。
[19]《左传·僖公二六年》。
[20]《水经注·江水注》。
[21]《左传·哀公十七年》。
[22]李金坤：《楚辞自然生态意识审美》，载台湾《新儒学经营管理学报》第八辑，慈惠堂出版社，2010。
[23]李金坤：《楚辞自然生态意识审美》，载台湾《新儒学经营管理学报》第八辑，慈惠堂出版社，2010。
[24]李金坤：《楚辞自然生态意识审美》，载台湾《新儒学经营管理学报》第八辑，慈惠堂出版社，2010。
[25]《史记·屈原列传》。
[26]翟满桂、蔡自新：《论柳宗元骚赋文及其屈赋精神》，载《湖南省屈原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全国屈原学发展创新论坛论文集》，2017，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