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屈原故里研究的思考
——兼谈屈原出生“郧阳说”
韩隆福
改革开放后，大量地下文物的出土，突破了文献的记载，把楚史文化特别是屈原的研究，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尤其是屈原故里的探讨，打破了秭归说一统天下的格局，直至2012年6月全国屈氏宗亲11省代表秭归统谱会议召开，没有一位屈姓宗亲代表，愿去参加所谓乐平里出生虚设的祭祀活动，已宣布了传统秭归故里说的最后终结。
屈原故里研究是民族之魂屈原和楚辞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是楚史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政策加上秦末战乱，先秦典籍几乎丧失殆尽，使司马迁在《史记》为屈原写传时较为简略，其出生地更留下了空白，成为后世学者探索的课题。当本就值得质疑的屈原秭归说受到挑战直至结束时，其他比秭归更可能的屈原故里说应时而生，应是学术争鸣的正常现象。真理愈辩愈明，最后才可能靠近实际。以“正统”自居，禁止它说，既不可能，也办不到。学术必须遵循无权威、无禁区、无顶峰的原则，也必须遵循对立统一、质和量的互变、否定之否定的哲学逻辑。无论是湖北的秭归说、郢都说、郧阳说，还是湖南的汉寿说、大庸说，以及中楚、南楚的其他故里说，都有利于屈原文化、楚史文化的研究，对本地和楚辞研究亦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都有弘扬屈原爱国爱乡不可否认的巨大作用。
由于屈原故里是两千多年前留下的疑案，自古以来就为楚辞学者所关注，并作了有益的探索。加上1953年屈原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当代郭沫若等一批名家又倾向于郦道元《水经注》引袁山松所言“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有秭来归”的屈原故里秭归说，遂使秭归处于传统“独尊中心”的故里地位。实际上，袁山松、郦道元都没有到过秭归乐平里，而且郦道元当时对袁山松秭归之言，就提出了“可谓因事而立证，恐非名县之本旨耳”的质疑。改革开放后，大批考古文物的出土，既带动了屈赋楚辞的研究，又带动了各地“魂归故里”主要是中楚、南楚不同故里的探索。但迄今没有发掘出屈原出生地的直接硬件或大家认可的文物。这又牵涉对文物和屈赋的解释，为我所需、孤立取义、以偏概全，甚至编造和臆断，这就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利于屈原故里的探讨。因此，各家屈原故里说，应在争论中，互相吸收、取长补短，殊途同归，在整合中使“魂归故里”更加靠近实际和真知。
改革开放以来，在屈原研究高潮中，屈原故里几乎如雨后春笋，竟出现了20余处。仅中楚湖北除原有传统的秭归说外，还有郢都江陵、荆州、沙市、宜城、应城、监利、归州和近年兴起的郧阳说，南楚湖南的湘阴、汨罗、岳阳、临湘、桃江乃至溆浦和近年兴起的汉寿、大庸说，还有河南的南阳（西峡）、淅川说，以及四川奉节、青海贵德说，等等。楚国以湖北、湖南为中心，屈原故里也以这两省之说最多。近年影响较大的是汉寿说、大庸说、郧阳说。自湖南一师黄露生在《武陵学刊》1997年第5期公开发表《屈原出生地在湖南汉寿》，并为中国人大资料中心复印转载以来，汉寿县的侯文汉出钱出力组织汉寿县诗词学会、屈原研究会，在全国最早赢得诗词之县和“诗国先锋”的荣耀，一年印刷一期《屈原研究》、4期《沧浪文化》报，发表县内外、省内外全国专家学者论文数百篇，造就了一支研究屈原的队伍，每年请进来召开学术研讨会和走出去参加全省或全国或屈原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论著《屈原与汉寿》（县政协）、侯文汉主编的《屈原故里研究》《屈原故里考》、傅利民主编的《屈原故里汉寿史迹汇编》及岳阳张中一《汉寿屈原故乡新证》、常德韩隆福《沧浪历史文化研究》等。计几百万字的成果。张家界金克剑100万字的《屈原故里在大庸》。凌智民先生《屈原生平考证论》，提出屈原“根本没有流放到湖南”，生、死都在郧阳，屈赋中的洞庭、湘、沅、澧等都不在湖南，并在郧县召开了《屈原与郧阳》学术研讨会，并于2016年9月1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名人故里行——屈原与郧阳》，把似乎已有定论的研究成果彻底推翻。
关于屈原故里，大庸说的专著、郧阳说的论著，笔者至今未曾读到，不好比较整合，但每一体系至少要能自圆其说，才有学术和现实价值。2015年11月初，我被邀同汉寿屈原学会参加了张家界市在政协二楼召开的“索人后裔屈原故里研究座谈会”，并进行了3天考察。张家界市政协秘书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书泰一句“张家界和常德汉寿在先秦属古索之地，因此我们都是索人后裔”的话，使我从索水—索人—索族—索国—屈索……直至西汉的索县，到今天的索人后裔，应以“上下求索”的精神，探索出内在的联系，进一步认为对南楚几种屈原故里说可以整合。按大庸说，祝融、蚩尤、颛顼、头、鬻熊为苗族的五大祖先，舜放头于崇山，头在祖地崇山创建头国。作过尧、舜、禹之师的善卷，晚年也回到出生地崇山创办熊馆大学。陆终生八子而为“祝融八姓”，其六子季连开始以芈为姓，楚族形成。夏商时代，楚人逐渐从北方南迁湖北荆山一带，不断强大。《诗经》中商王武丁“奋伐荆楚”的记载应是楚人强大的反映。至创建古庸国的祝融之后的商末古庸王鬻熊及其曾孙熊绎，都对灭商、建周、兴楚作出了重大贡献。到熊渠时，征服鄂国，路居要津的汉寿已是“熊渠始封”之域，熊渠一度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并兴兵伐庸伐粤，透出了楚国已强大到与周天子分庭抗礼和把南楚，至少把以龙阳为中心的湖湘沅澧包括古庸国在内的洞庭平原各县域当成了战略后方的信息。楚国往下的领袖莫敖，一直关注和开发洞庭湖湘沅澧的苗蛮百濮，至公元前704年熊通称王后已把鱼米之乡的南楚作为楚国春秋争霸最为富裕的后方战略基地。于是，楚武王熊通在“陆为沅澧之冲，水为湘沅之会，汪洋万顷，洞庭半焉”山湖各半的汉寿，修筑皇城，“大启群蛮”，大开濮地，开发南疆，把“极目千里”的洞庭作为中心的濮地赐封儿子屈瑕。楚人开始大量进入沅澧流域，直至战国已在民族融合中筑起一系列楚城网络系统。仅从楚武王在汉寿所筑皇城、楚平王在常桃间白马湖畔所筑采菱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楚顷襄王在临澧所建超过所有郢都规模的特大澧阳城的三座实际上的郢都，就适应了楚国发展的需要、“惟楚有材”的形势，彰显了洞庭常德沅澧和山湖各半、“洞庭半焉”龙阳的中心地位，“加速了常德民族融合的进程，为楚汉的建立和汉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示了常德春秋战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促进了常德先秦爱国主义的形成和楚史文化的辉煌”[1]。有些学者硬说洞庭湖湘沅澧等不在湖南、屈原也根本没有到过湖南，实在不合实际。因此，屈原故里郧阳说的学者，对战国楚怀王的儿子启的水陆运输通关文书的《鄂君启节》的解释就失之偏颇。特别是《舟节》说船队在战国时都还不可能到富庶的洞庭湖湘地域的城乡集镇乃至都城，说得过去吗？洞庭湖湘沅澧的屈原故里的临湘、湘阴、岳阳、汨罗、桃江、汉寿、大庸等屈原的故里说和汨罗沉江说，都可在求同存异中统一为屈原南楚故里说。而似在为秭归说翻版的郧阳说，独鄂君启的船队和屈原根本未到湖南却无法整合在屈原南楚故里之中。
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屈原故里说对前辈学者研究的成果全盘否定，更不可断章取义、为我所需、以偏概全，甚至假造和臆断。也不可以用前辈学者时代的局限来肯定自己的说法。先不说战国怀王的儿子鄂君启的船队，不到楚平王前523年筑采菱城“为舟师伐濮”时，楚国的势力已遍及湘、资、沅、澧流域，并为四水的考古发掘的“楚墓实物所证实”，而富庶的洞庭湖湘沅澧，却只到鄂西北汉水、郧阳，就实在过于武断和不合实际；就是《鄂君启节》本身就是运输路线通关文书的记载，根本就不存在只能到鄂西北郧阳“密码”的问题，又何来“密码”破译？到底是“诸家对《鄂君启舟节》”的“倾向就是”将其“出现的地名尽量往现在存在的……地名上靠”而导致“《鄂君启舟节》地理逻辑表述混乱”，还是自己的“三重证法”证出的“密码”也有不合逻辑、不科学、不实之处？放下洞庭、湘、沅、澧、索等地名在先秦屈赋中已经存在，就是湖南、湖北省也不是现在才有的，清代雍正时才把湖广分为湖南、湖北省。怎样才能准确地解读先秦的金文和楚辞，作为学者必须慎重，文字学家最有发言权，但都不能编造历史和臆断。更不能像凌智民先生那样为了屈原故里郧阳说，硬说“本人通过调查和实地勘察，在几条河流及其相关区域找到了相应的证据，这些证据就是与屈原相关的地名遗迹、风俗遗迹和民间传说”。他认为：
屈原河：当地村民认为这里是屈原的封地。
归乡河：当地村民认为是屈原姐姐居住的地方。
还家洲：相传屈原曾居住于此洲之中。
离家店：相传为送别屈原的地方。
沉子河：相传为屈原沉江之处。
奠子河：相传为屈原投江后遗体出水的地方。[2]
凌先生还说，“本人对以上地名的年代、成因、传说进行了考证，以作为屈原投江地在汉江上游的具体的地点。这种证据亦构成屈原投江地在十堰地区的第三重证据，这种证据叫田园调查或社会调查”。一看就有不实之嫌。一批鄂西北十堰市的本地专家学者发文论证指出，“屈原投江时郧地属秦”，屈原“不可能在汉水郧阳投江”。公元前278年屈原“投江时并非放逐在汉北，因此时汉北郧阳属秦国汉中郡”。“屈原第二次放逐即投江地点在湖南汨罗”。“郧阳区柳陂《水经注》谓之郧乡滩，不是沧浪洲”，“沧浪洲在今丹江口”，又说“柳陂是沧浪洲”的判断“居然与石泉的《古代荆州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标注一致”[3]，实际上并不一致。石泉先生是笔者武汉大学的老师，我曾在沙市两湖楚史会议与他共同讨论过楚史问题。1990年我在武汉大学作访问学者撰写《隋炀帝评传》时，系主任朱雷告诉我学校支持了3万元，石先生的著作才出版的。1995年我去武汉大学参加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我谈及我毕业论文导师谭戒甫教授的《屈赋新编》与石泉老师《古代荆州地理新探》的有些地名观点不同，石先生笑着说，“这是学术问题，正如你为隋炀帝翻案的《隋炀帝评传》，与母校好多老师原来的观点不同一样”。但编造就不属学术范畴了。
鄂西北的一批专家学者也说，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湖北省郧县地名志》《郧县志》《郧阳府志》《郧阳地区地图》《十堰市地图》及相关文史资料，都没有“与屈原相关的这些地名，以及当地群众说，没听说过与屈原有关的地名及故事”。如把郧县青曲镇曲远河说成“屈原河、屈原封地”是“编造历史”；再如把“韩信葬母”的韩家洲牵强附会为郧阳屈原“还家洲”的杜撰；又把古代金花小姐的传说“归仙河”说成屈原“归乡河”的移花接木等系列地名，全是随心所欲的假造，使人哭笑不得[4]。用这种“编造历史”的手段，去解读《鄂君启舟节》“考证”出来的“创新”成果，虽然“石破天惊”，但却无益于屈原研究和楚史文化的正常发展，更无益于屈原故里研究的整合。反而把本来已成定论的屈赋研究和在研讨中倾向统一的认识及好多相关问题，都因凌先生不实的屈原郧阳故里说弄得混乱起来，实不利于务实求真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我们只能对凌先生“编造”的否定，进行再次否定，以维护否定之否定的原则。
之所以有些学者提出“少谈些故里之争”，就在于个别屈原故里学者有点“急功近利”或“急于求成”，离开了求真务实的精神，导致治学不慎、顾此失彼、自相矛盾，为我所需、唯我独尊、编造历史、否定一切，实在不利于屈原故里的整合。其实，湖南湖北本一家，没有必要在“内耗”中对着干。学术争鸣本在还原历史真相，不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10多年前李自成归宿死地之争，争到中央电视台播放。不仅弄得湘鄂学者产生对立，而且北京密云会议湖北通山学者不准通城县学者参加，徒增内部矛盾。通山所修闯王陵，连一件文物也没有，一个铜质驿马铃还是从李自成家乡陕西米脂复制的。通山死的是李自成之侄李延。湖南石门夹山却有奉天玉诏、闯王令牌、奉天大和尚塔铭、奉天和尚镇墓圹符碑及重修夹山灵泉寺康熙碑和道光碑、6枚“永昌通宝”铜币、7个“西安王”铜马铃、地宫密道龟形敕印等一大批文物为证，最后在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形成了李自成圆寂夹山的结论。《中国通史》正文中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说变成了湖南夹山说。现在屈原故里鄂西秭归说沉寂后又冒出了凌先生“三重证法”的并非务实求真的鄂西北郧阳说，竟认定屈原根本没有到过湖南，屈原生死皆在湖北郧阳。但却有“编造历史”之嫌，本位主义多了点，背离了学术研究务实求真的正常轨道，背离了敬畏、尊重历史的起码原则，也就背离了真正的屈原故里研究。
其实，先秦春秋战国苗蛮百濮之域，洞庭湖湘沅澧之地，楚人也是民族融合的主角。即使在今天，国务院也把长沙市、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望城区、荆州市“五市一区”作为洞庭生态区建设，基本上是楚武王在汉寿皇城将“极目千里”的濮地赐封儿子的屈地，也是年轻的农民领袖杨幺以龙阳为中心洞庭周围19县[5]实行“水耕陆战”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等贵贱、均贫富”理想社会的地方。两湖屈原故里说的学者，只要都能发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之长，以求实求真的精神，至少能提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自圆其说的探索成果，才能在整合中把屈原故里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愿所有提出屈原故里的地方，会在学者的求索中越来越靠近真知，洞庭湖乡屈原到过的地方都将成为桃花源美好的圣地。
（原载《屈原研究》2017年第1期）
[1]韩隆福：《试谈临澧特大郢都澧阳城及其与赋圣宋玉的关系》，载吴广平主编《宋玉与临澧》，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第65～73页。
[2]凌志民：《名人故里行——屈原与郧阳》，载《光明日报》2016年9月16日。
[3]《屈原与郧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
[4]《屈原研究》2017年第1期发表湖北十堰市学者袁正洪、邢方贵、王永国、胡继南等所撰《“屈原：魂兮归来”不可杜撰系列地名说屈原投汉江》。
[5]陈致远、周星林：《钟相草坪大起义》（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把原“一府六州十九县”考证为“22县”，即荆南府之荆门、枝江、松滋、公安、石首5县，潭州之湘乡、益阳、宁乡、湘阴、安化5县，峡州之长阳、宜都2县，鼎州之武陵、桃源、龙阳、沅江4县，澧州之澧阳、安乡、石门、慈利4县，以及岳州之华容和辰州之沅陵，共22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