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廉洁文化
第一节 尧舜禹时期廉洁文化的萌芽
远古时期，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只有通过集体劳动，才能取得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没有剩余产品，也就不可能有私有财产，更无私有观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观念开始出现，私有财产也开始出现，那种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礼服、履带、宫室、蓄积，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的时代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部落联盟制的产生，社会进入了部落、部落联盟的“英雄时代”。
一 尧道、舜德
中国的“英雄时代”，确切来说，就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三皇五帝和尧舜禹时代，这是一个具有浓厚神话传说意味的时代。大约在三皇五帝时期，出任联盟首领的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能力，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就是这一时期的写照。从尧舜禹时代开始，在走向阶级社会的过程中，人们的占有欲愈加强烈，部落首领、氏族贵族以及强势群体侵占或者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随之产生，贪污受贿行为随之出现，史载尧时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1]。《春秋传》称这种人为“饕飻”。在《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这种贪财好贿的人也被称为“饕餮”。何为“饕餮”，《说文解字》解释道：“饕，贪也”，“飻，贪也”。《左传·文公十八年》注云：“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可见，“饕餮”是一种罪状，其内容就是贪吃好货。而贪财好货必然失德，也就必然要受到惩罚，以纯洁社会风气，因此与之相对的肃贪崇廉的文化也就出现了。有德之君舜，大力肃贪倡廉，认为这种“饕餮”之人（即贪吃好货热衷享受之人）是社会的凶害，因此，他把这种“饕餮”之人等同于其他“三凶”，并称为当时社会的“四凶”[2]，加以惩罚，“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3]这种惩治贪吃好货的思想观念其实就是廉洁观念，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成为整个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原则，永为鉴戒。应该说，廉洁文化在部落联盟时代就开始萌芽了。
尧舜都是有德圣君，这些圣君行廉洁政治，必有廉洁的人格，而廉洁的人格又必然源于自身的修养。史载尧勤俭朴素，体恤人民，召集贤德廉洁之人帮助他治国理政。
后世墨家素以节俭知名，不过墨家依旧认为自身的节俭不如尧舜，《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便有载：“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士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墨子·三辩》又云：“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尧舜以茅草盖的屋子为礼为乐，足可见尧舜节俭之甚。正因为尧有德，带头节俭，因此召集的人都是各有能力、为民办事的人。据《淮南子·齐俗训》说：“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坂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这里提到的尧、舜、契、禹、后稷、奚仲等人，都是贤能之人。俭能得人，也能得民心，从而得天下。
尧舜也是廉洁修身的楷模，如果说廉政是对外的，是施于民的，那么廉洁修身就是对内的，是保持自身的纯洁。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4]正因此，他的行为感化了许多人，以至于“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5]利与善的区分，也就是廉与贪的区分、洁与秽的区分。心中无私利，自无贪婪之心，必独善其身，洁身自好，一心为民。
舜还是廉洁齐家躬行孝道的楷模。《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所记：“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6]结果，舜的孝道感化了父母兄弟，孟子为此在《离娄上》中评论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7]舜以尽孝道消除了父母兄弟的奸诈桀骜，而不是以维护父母兄弟的贪欲来行事，所以化解了亲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化解了天下的怨愤。这为廉洁治国平天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治国中行仁政，选贤任能，教化百姓，惩恶扬善。所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8]。也正是经过这样的历练，舜才具有了超乎常人的隐忍与宽容、仁爱与智慧，才有这样廉洁的人格，也才能将这廉洁人格推己及人，在外向施政中转变为公正廉明的法治人格。贪腐无非贪念淫欲、追名逐利。管住自己，管住家庭，管住身边的人，正人先正己，才能保持自己廉洁的人格，才能廉洁地行使权力，舜深知这一点。
二 禹洁、皋刑
舜将位子禅让给了大禹。舜曾告诫大禹，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因此只有秉持“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9]的中道和不偏不倚、公正廉明的廉洁理念，才有可能治理天下。大禹接受了这个理念，比较公正廉洁。传说，仪狄等人发明酒的时候，禹就品尝过这种佳酿。《战国策·魏二》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10]大禹为什么疏远仪狄？怕酒坏事，也怕饮酒亡国。大概大禹是把饮酒行为与廉洁生活甚至政治紧密联系起来的第一人。
大禹时代，部落联盟制度逐渐过渡到了国家制度，大禹试探性地推荐了原来舜时的大臣皋陶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皋陶在辅助大禹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部分首领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贪贿活动，他提出“昏、墨、贼，杀”[11]之刑。“昏”是指“恶而掠美”，即自己做了坏事而窃取他人的美名。墨是指“贪以败官”，即贪赃枉法，败坏官纪。贼是指“杀人无忌”，即滥杀无辜。犯这三种罪之一的，就要被处以死刑。“昏、墨、贼，杀”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刑罚制度，也包含了较早的反贪倡廉的廉洁制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