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 问题的提出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更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城市已有5000年的历史，但其发展却相对缓慢，在1800年，全球只有约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直到近200年来，全球城市化趋势加快，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城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猛发展。2000年，全球约有4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16年，城市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55%，不到20年这一比重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回顾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已经从1978年的3645.2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827122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约合12.85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城市化[1]水平也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7年的58.52%，[2]年均增长率约为1%。2015年12月20～21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要深刻认识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3]2010年在上海成功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彰显出城市之所以让生活更美好，并不是因为城市高楼林立，也不是由于城市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而是因为城市能够提供更多、更好、平均成本更低的公共服务体系。由此可知，城市兼收并蓄、包罗万象、不断更新，其不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主要场域，也日渐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与焦点所在。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一个具有多重功能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组成单元，是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管理（治理）的基本构成单位，更是国家公共治理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建设和发展城市社区，已成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乃至城市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创新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然而，随着近年来城市的转型发展，城市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社区承载的各种社会事务越来越多，[4]社会的复杂性在城市社区中更为凸显，高集聚、高密度的城市社区运作模式难免会引发一系列的社区矛盾、纠纷或冲突：社区经济利益冲突、权力冲突、权利冲突、文化冲突、空间冲突、结构冲突以及因业主自治、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因素而引发的社区复杂性冲突（如社区物业冲突、社区邻避冲突等）。如何面对这些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的城市社区矛盾、纠纷或冲突，对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发展与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然而，冲突是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一种广泛存在的现象。冲突与一致、稳定与变迁，是人类社会存续发展的两大基本动力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冲突已内化为社会结构的固有成分，冲突引起社会变迁，变迁则消除冲突的不良影响。[5]理查德·C.博克斯（Richard C.Box）在对美国社区冲突与治理问题的研究中就曾明确指出：“在现实中，尽管社区生活有时以共识、合作和渐变为特征，但这只是例外情况而不是常态。在更多的时候，社区环境是冲突性、竞争性的，充满着令人不安的变化。”[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区冲突一定是件坏事，恰恰相反，社区冲突不一定是社区没落的标志，也可能是社区活力的彰显。因为有活力才会有竞争，有竞争就需要合作与治理。由此可知，冲突与治理作为一对孪生兄弟，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演替的推动力。同理，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二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并常常互为因果。一方面，有冲突就需要治理，对社区矛盾、纠纷或冲突亦然。另一方面，冲突作为社会互动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社区矛盾冲突作为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既是社区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有可能导致社会离散的因素，又是推动社区变迁进而促成社会整合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社区矛盾冲突的存在，就很难有社区变迁的原动力，社区治理创新更无从谈起。从公共冲突的视角来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社区治理与社区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社区冲突成为衡量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二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大都以地方政府推动作为直接动力，这势必造成在社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蕴含着大量潜在的不可避免的冲突。
综上所述，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已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城市社会治理等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是否合理、治理结构是否完善，是否需要重构当代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因此，很有必要进行前瞻性的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研究和积极的实践探索。而若不进行前瞻性的冲突化解与治理研究，则将可能会造成城市社区生活的无序或混乱，终将侵蚀城市的活力、品质和宜居性，从而使城市治理陷入困境，甚至危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基于此，本书尝试从公共冲突管理学视角出发，就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状况及其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深入探究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社区存在的冲突有何差异，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差异，对其治理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化解或治理这些多样化的社区冲突等。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问题：如何定位社区冲突和冲突治理在整个社会冲突和社会冲突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冲突管理、化解和转化的视角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及其治理应当作出怎样的分析；与国外社区冲突相比，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存在哪些独有的特征；不同类型社区的冲突在起因、性质、升级过程和烈度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与其他社会冲突相比，中国城市社区冲突的演化过程存在哪些独特的机理；在众多社区冲突治理的尝试与改进方案中，哪些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哪些是具有推广价值的；不同类型社区的冲突治理有哪些需要坚持的原则，又有哪些需要采取有差别化的治理方案或对策；社区冲突治理的旨向应是什么。
二 选题意义
定位社会的微缩模型[7]——“社区”，通过对社区的系统研究，揭示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既有助于间接了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发展与治理的一般规律，也可以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理论意义
对城市社区冲突的研究，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较少，且较为分散，还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本书基于实证研究的视角，通过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五大城市社区的问卷调查及对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深度访谈，拟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及其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化的研究。
1.对拓宽城市社区研究范畴与丰富社区治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目前国内学界在社区矛盾和社区纠纷研究方面的“碎片化”特征，本书基于公共冲突管理学视角，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的属性、特征、类型，社区冲突的影响因素、升级过程及冲突治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及破解策略等进行专门化的系统性研究，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城市社区研究的范畴——社区冲突，丰富社区治理理论——社区冲突治理理论。
2.对创新城市管理理论与社会治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是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的根基所在。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对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以及建筑学、城市规划学等学科视角，而这些研究已不足以完全解释和应对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高速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理论研究的不足与实践中城市基层社会矛盾冲突的频发形成了鲜明对比，社会冲突理论、社区冲突理论研究远远滞后于实践发展。为此，本书以社区冲突为切入点，将冲突管理理论引入创新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研究领域，以期在理论范畴上拓宽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视野，并为国内其他城市的社区冲突与治理探索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二）实践意义
对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进行研究的最直接意义是：社区冲突与治理理论能够为研究现实社区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冲突提供直接的理论指导。其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及和谐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冲突高发期，尤其是城市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城市社区冲突问题频发不断，对基层社会秩序与稳定造成一定的冲击或破坏。因此，对中国城市社区冲突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城市社区中矛盾与冲突的化解与转化，而且也可为国内其他城市正在探索中的平安社区与和谐社区建设提供实践上的借鉴。
2.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及现代城市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根基，不仅决定着城市治理的广度，更决定着城市治理的深度。社区冲突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其保持在良性、适度且可控的范围内，才能真正实现社区的稳定与秩序。因此，只有先弄清社区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更好地解决社区各种矛盾、纠纷或冲突，实现社区善治，从而有助于更加有效合理地推进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进而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及现代城市治理进程走向纵深。
3.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和谐社会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与建构，必须在承认和正视现实社会冲突的基础上才有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应是一个不断治理与持续化解社会冲突的长期过程，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或冲突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果。然而，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城市社会与社区建设正面临着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激烈和广泛的变革，且这种变革因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基层管理结构及其体制而备受关注。因此，如何破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与治理之困境，对建立和谐社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城市社区冲突因具有冲突层面低、烈度相对较小、空间相对封闭和风险相对可控等方面的特点，可以率先在此领域尝试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思维、新方法、新机制，以点带面，逐步推广，以期为其他诸如贫富分化问题、群体性事件、劳资冲突、征地拆迁冲突、医患冲突、环境冲突，甚至区划调整、城市功能区规划等领域的冲突化解与治理提供理论与实践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