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庄子的思想中具有浓郁的出世、遁世倾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以入世来概括庄子人生论的研究者，也不得不承认，《庄子》中的某些篇章有着十分鲜明的出世意向。分歧在于，庄子对这种“出世主义”究竟是持赞同的态度，还是否定的态度。
入世还是出世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是否出仕。根据《庄子》的记载，庄子对仕宦于朝堂是非常抵触和厌恶的。对于在政治领域成功地取得权力和财富之人，《庄子》中不乏辛辣的讽刺。《秋水》篇记载：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曰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列御寇》篇记载：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庄子认为爵禄如同腐烂的鼠肉一般，只有卑下如鸱者才会孜孜不已地追求，更何况在追求爵禄的过程中要像舔舐痤痈痔疮一样卑贱地取悦王公，所以志向高洁者对其是不屑一顾的。当然，这并不是庄子独有的价值取向。《论语》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包咸注“乱谓臣弑父，子弑君；危者，将乱之兆也”。孟子也主张“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士人应当依据现实时势来选择是否出仕。战国时代正符合孔子口中这样一种“天下无道”的为乱特征。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一部分儒家士人恪守信念拒绝仕宦于这些“乱臣贼子”的朝堂，并且对谋求富贵的士人大加鞭挞，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庄子拒绝出仕并不是因为要顽固地坚守一种信念，而是因为他清楚地分析比较了入世之途为个人生命带来的益处和害处，从而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从拒绝楚相之聘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冷静的分析，《史记》记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肯定千金之礼为“重利”、卿相之聘为“尊位”，并不是将其视为“腐鼠”一般弃若敝屣。然而他既看到了千金相位的价值，也看到了获取这重利尊位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考虑清楚而轻易地接受聘请，一旦遭遇变故，身受兵革刑戮就后悔莫及了。《列御寇》篇记载，有人由于取悦宋王而得车十乘，向庄子炫耀他的收获，庄子以这样一个寓言向他分析其中的利害：
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宋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幸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为齑粉夫！
渊中得珠的寓言是一个极端的论证，我们可以称之为出世主义的“强论证”。冒险已经获得了成功，龙珠已经安全得到了；只要不再次投入深渊探珠于骊龙颔下，就能安享富贵而无性命之虞，然而父亲坚决要毁掉这颗宝珠。因为获取这颗宝珠所面临的风险太大，虽然风险没有演变为现实的灾难，但是必须毁掉这颗宝珠，让儿子认识到他曾面临生命危险而又一无所获，这样才能让他吸取教训今后不再从事类似的冒险。渊中寻珠这样的冒险一次就可以获得极大的收益，成功之后不必再冒第二次的风险，然而身处仕途则是持续性地面临这样的风险。十乘车马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是对于营生于宦海者来说这绝对称不上一笔一劳永逸的收获。他必须时时出没于喜怒无常的君王身前，时刻都面临身受刑戮的危险。寓言中那次一劳永逸的冒险尚且被否定，更何况持续面临着高风险的宦海生涯。因此可以说这是对出世主义的一个强论证。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寓言中概括出另外一个强论证，并且对上文中的论述可能遭遇的来自《庄子》内部的诘难做出回应。众所周知，《庄子》在知识论上持有一种怀疑论。关于怀疑论的话题将在下文中进行讨论，这里考虑的问题是出世主义的价值取向面对怀疑论的困境。庄子没有亲身经历仕宦生活，不能确知在宦海中会有怎样的遭遇，但他为什么会坚持拒绝出仕呢？《齐物论》中，丽姬嫁往晋国之时哭泣不已，而与晋王成婚之后荣华富贵的生活让她感受到出嫁晋国并非坏事，当时的哭泣是完全不值得的。庄子既然明白这一点，为何他面对相位之聘还会坚定地加以拒绝呢？笔者认为，庄子所拒绝的是一种“可能性”。贫家之子渊中得珠，他只是“可能”遭遇恶龙之难，他的父亲并非在他身死龙潭之后的伤心之下毁掉那颗他用生命换来的宝珠，而是基于对坏的可能性的排斥。仕宦于朝堂，可能会遭受刑戮危害生命，这样一种可能性就足以让庄子绝对地排斥出仕，并不需要亲身经历那一幕时再追悔莫及或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正是基于怀疑主义，庄子在生活中贯彻实践了出世主义的立场。否定庄子持出世态度的人可以从《庄子》文本中找出许多条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全都无法面对“事实”的诘难：如果庄子在思辨中否定了出世，为何他在生活中却以那一条近似顽固的理由拒绝相位之聘，坚持出世的立场呢？为什么他不能像郭象所描绘的一样，“身处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呢？笔者承认，《庄子》文本中对出世的立场确实有大量的反思批判，但这些反思批判并不足以撼动在实际生活中坚持出世的理由。相反，这些对出世的反思和批判还有可能在进一步的思辨中予以消解。
不论入世还是出世，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手段能否服务于生命，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庄子肯定人需要靠入世参与社会生活来满足生命的外在需求，又需要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满足内在精神的需要，养生必须内外兼顾。《达生》篇以两个例子做了说明：
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县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
对内外任何一方面的缺失都会导致生命受到损害。但内外兼顾的主张也面临着这样一个疑问：如果外与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在两者之间应该如何选择？《达生》中的例子虽然对养外不养内和养内不养外两种态度都进行了批评，但是比较两种境遇，单豹的境遇明显要比张毅更好。能内外皆养固然更好，但是在生命的内外需求面临冲突时，庄子无疑会选择弃其外而守其内。
出世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面对社会和他人的需要，个人应该做一个有用的人还是扮演无用的角色。在《逍遥游》和《齐物论》中，庄子数次以“不材之木”为例说明只有无用之人才能摆脱社会性的摧残而保全生命。然而保持无用的姿态就能确保生命避免摧残吗？《山木》篇揭开了最深层的困境：
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敢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子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
无论是材还是不材，有用还是无用，入世还是出世，都难以避免人间世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应该如何选择呢？笔者不赞同认为庄子在入世与出世之外找到了能够圆满解决这一冲突的第三条道路。因为庄子坦陈自己的选择是“处夫材与不材之间”，而这种选择“未免乎累”。至于那种超越性的第三条道路如“乘道德而浮游”“神农炎帝之法则”，是庄子自己无法实现的。这种境界究竟是一种幻想，还是现实的可能？这种境界的价值或许仅限于文字的美感，不宜过分夸大。
在坚持出世之路的同时，庄子将视角转向心灵：应该如何理解生命。通过心灵认识的转变来消解生活困境，这一探讨引发了知识论领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