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庄子《尚书》学考述
关于《庄子》征引《尚书》的研究，近代学者只有刘起釪做过相关统计，认为《庄子》引用《尚书》只有三次，分别见于《天运》《天道》《盗跖》三篇。[17]马士远教授《周秦〈尚书〉学研究》有引《尚书》、论《尚书》、释《尚书》统计表，认为《庄子》涉及《尚书》的有关内容共七处。[18]下文通过对《庄子》引《尚书》、论《尚书》文本的考究，考察庄子对《尚书》的态度以及庄子的《尚书》学观点。
（一）《庄子》引《尚书》考述
稽考《庄子》全书，其征引文本与《尚书》有关者共四篇，分别是《天道》《天运》《盗跖》《在宥》，兹分别将其内容与《尚书》进行比较研究，以讨论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1.《天道》
故《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19]
刘起釪认为此句乃是逸《尚书》内容，而唐代成玄英《庄子疏》云：“书者，道家之书，既遭秦世焚烧，今检亦无的据。”[20]成玄英认为此“书”乃是道家的典籍。唐代之时，成玄英已经对“有形有名”出自何篇无所稽考，而将其原因归结为秦朝的焚书。王先谦《庄子集解》却释“书”为“古书也”。[21]笔者以为，将“有形有名”放在《天道》篇进行考察，联系上下文义，旨在强调帝王无为、臣下有为，阐明一切政治活动都应遵循固有的规律，为帝王统治寻求合乎自然的治世哲理。《天道》篇所阐述的“形名”思想在《尚书》之中并未体现，故笔者以为此“《书》曰”内容并非《尚书》逸篇文本。
2.《天运》
巫咸祒曰：“来！吾语女。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22]
刘起釪认为此乃概括称引《洪范》内容。[23]成玄英《庄子疏》云：“六极，谓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谓五行，金木水火土，人伦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极五常，至于日月风云，例皆如此，但当任之，自然具足，何为措意于其间哉！”又言：“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顺苍生，垂拱无为，因循任物，则天下治矣。”俞樾《诸子平议》释“六极五常”为《尚书·洪范》第九畴之“五福六极”，云：“常与祥，古字通。《仪礼·士虞礼》‘荐此常事’，郑注曰：‘古文常为祥’，是其证也。《说文·示部》：‘祥，福也。’然则五常即五福也。下文曰‘九洛之事，治成德备’，其即谓禹所受之《洛书》九类乎！”[24]“九洛”，王先谦《庄子集解》引明代杨慎曰：“九洛，九畴《洛书》。”[25]郭庆藩《庄子集释》云：“家世父曰：九洛之事，即禹所受之九畴也。庄子言道有不诡于圣人者，此类是也。”[26]
关于“九洛之事”，陈鼓应认为主要有两种解释：一为成玄英《庄子疏》中所谓“九州聚落之事也”；一为杨慎的“《洛书》九畴之事”。“九畴”，见于《尚书·洪范》，指九类大法：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27]
“巫咸”，见于《尚书·君奭》篇，“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孔《传》曰：“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28]则巫咸是商王朝的贤臣。成玄英谓“巫咸，神巫也”，笔者以为成《庄子疏》所言不确。《庄子·天运》篇所载巫咸祒即是《君奭》中的贤臣巫咸，而《天运》“六极五常”“九洛之事”，未必就一定是《洪范》的内容。笔者以为，战国中期，社会上可能流传着此一类的谚语或文辞，庄子或庄子后学在编纂《天运》篇时，采撷这些文句以入其书，《天运》所言虽非必然出自《洪范》，但二者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联系。
3.《盗跖》
满苟得曰：“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29]
刘起釪认为“《书》曰”内容是没有篇名的逸《尚书》，[30]但成玄英《庄子疏》云：“所引之《书》，并遭烧灭，今并无本也。”[31]考诸《盗跖》篇的大意，似乎《尚书》之中没有与之思想相合者。此处涉及子张和满苟得的对话，子张主张仁义礼信，倡导贵贱伦理秩序，以求显荣利达；满苟得则主张士人的行为应顺着自然的本性，批评“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指出儒者言行常相违背，同时，用“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对儒家的等级伦理思想进行批判。故笔者以为，《盗跖》篇所引内容大概与《尚书》无关。
4.《在宥》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有不胜也，尧于是放
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骇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毕起。[32]
成玄英《庄子疏》云：“《尚书》有殛鲧，此文不备也。四人皆包藏凶恶，不遵尧化，故投诸四裔，是尧不胜天下之事。放四凶由舜，今称尧者，其时舜摄尧位故耳。”[33]成玄英认为此处与《尚书·舜典》存在联系，今本《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
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34]可见《在宥》文句确实化用了《舜典》之文而成。成《庄子疏》谓：“夫黄帝非为仁义也，直与物冥，则仁义之迹自见。迹自见，则后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黄帝之迹使物撄也。”[35]黄帝垂拱而王天下，而尧舜劳身苦形，有为而治，治理天下却不能胜任，延及
兜、三苗、共工扰乱天下。儒家称道尧舜以仁义治理天下，庄子托名黄帝无为而治，一为颂扬尧舜，一为非议尧舜，二家之思想差异性于此可见一斑。
（二）《庄子》论《尚书》考述
本部分主要对《庄子》论《尚书》的内容予以考察，分别涉及《天道》《天运》《徐无鬼》《天下》四篇。《庄子》论《尚书》的最大特点是“六经”并论，将《尚书》学思想包含在“六经”之中，兹对四篇文本进行讨论。
1.《天道》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36]
马士远教授认为此处是宏观论《尚书》的文辞，笔者以为马师此说不确。另成玄英《庄子疏》云：“书者，文字。世俗之人，识见浮浅，或托语以通心，或因书以表意，持诵往来，以为贵重，不知无足可言也。”[37]《天道》篇在此处的大意为：世人所珍贵的道载见于书，书不过是语言，语言有它的可贵处。语言所可贵的是意义，意义有所指向。意义所指向的，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而世人因为珍贵语言才传之于书。[38]主旨在于指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的道理，因而世之所贵的书，并不可贵。文章围绕的中心点还是“形”与“名”的关系问题，而这些均未见于《尚书》思想，故此处所指的“书”并非专指《尚书》，而应当理解为书简、书籍。
2.《天运》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39]
此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六经”之名出现，以《天运》篇为最早。1993年湖北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佐证了《天运》“六经”之名的准确性。李学勤等人认为楚墓主人“东宫之师”曾任楚太子的老师，“参考墓的年代，这位太子当即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墓主的死在顷襄王即位以前”。[40]据《史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而楚顷襄王即位已经是战国末期，所以楚墓竹简埋葬之时，晚于庄子的年代，但距离庄子并不十分遥远。故两相比较，可以对“六经”之名进行确定。兹列举《郭店楚墓竹简》中涉及《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内容，以备参考。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性自命出》）[41]
仁者，子德也。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馋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六德》）[42]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语丛一》）[43]
3.《徐无鬼》
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44]
成玄英《庄子疏》云：“《诗》《书》《礼》《乐》，六经。《金板》《六弢》，《周书》篇名也，或言秘谶也。本有作韬字者，随字读之，云是太公兵法，谓文武虎豹龙犬《六弢》也。……武侯好武而恶文，故以兵法为从，以六经为横也。”[45]
此处《诗》《书》并论，说明了“四经”的致用功能。然而联系上下文意，女商平时和武侯谈《诗》《书》《礼》《乐》，却未尝见武侯启齿，而徐无鬼拜见魏武侯，用相马之术引发了武侯的喜悦，借以讥讽《诗》《书》《礼》《乐》的无用，讽刺意味极强。其实，这正符合庄子嘲讽儒家的思想。《诗》《书》乃是儒家立言处世的根本，是儒学的归旨所在，庄子一派抓住儒家学说的要义加以批判，是熟稔于儒学内涵而知其弊端所在的反映。
4.《天下》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46]
成《庄子疏》谓：“史者，《春秋》《尚书》，皆古史也。数度者，仁义名法等也。古旧相传，显明在世者，史传书籍，尚多有之。言仁义名法布在《六经》者，邹鲁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夫《诗》道情志，《书》道世事，《礼》道心行，《乐》道和适，《易》明卦兆，通达阴阳，《春秋》褒贬，定其名分。《六经》之迹，散在区中，风教所覃，不过华壤。百家诸子，依稀五德，时复称说，不能大同也。”[47]《天下》篇极其精要地评述了先秦各家的学说，从庄子学派的观点出发，对各家学派做出褒贬，同时对庄子思想也做了高度的概括，是最早的一篇中国学术史。此处总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演变，对六经的功能和价值予以深刻的分析，这一观点对后世儒家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解读六经，皆以《天下》篇所言为根柢。
《礼记·经解》篇论述六经要义，文旨同《天下》一致，云：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48]
《荀子·儒效》篇于战国末期论六经要义，沿用《天下》说法，云：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49]
汉代学者继《荀子》之后讨论六经价值，依然袭用《庄子》旨意，司马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50]
《史记》所言是对《礼记·经解》篇的详细论证，以阐明六经的功用乃是道志、事、行、和、阴阳、名分。这一论点被后世广泛采用，如上引唐代成玄英的疏解，至清代皮锡瑞作《经学历史》，还对《庄子》此说加以评判，曰：“蒙吏荒唐，解道《诗》《书》《礼》《乐》。”[51]于此可见，《天下》所论六经要义之影响至深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