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陈抟的治国之道
一 不以方术乱政
陈抟曾被三位帝王接见，其中有帝王希望得到长生不老的秘方，陈抟都没有回应，而劝帝王励精图治。如后周世宗问以飞升黄白之术，陈抟对曰：“陛下当以治天下为务，安用此为？”[104]陈抟被太宗诏入宫中，宰相宋琪等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抟遁迹山野，无用于世，修炼之事不知，无所传授。然设使白日飞升，何益于治。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之表，洞达古今治乱之旨，真有道仁圣之君，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勤行修炼，无以加此。”[105]宋琪等人的问题，应该也是太宗的问题，因为宋太宗确实关心养生修炼问题，大臣王化基曾告诉宋太宗颐生服饵之要，受到宋太宗的褒奖，宋太宗对左右说，“化基爱君无隐，至于修养之道，亦为朕言之”[106]。太宗对养生修炼非常用心，其诗称，“苦行精修心不倦，咽津往往过斋时”[107]。“咽津”是道家养生法之一，王化基并非以修道闻名，太宗皇帝尚且采纳其言，而陈抟是真正道行高深的修炼之人，太宗皇帝当然会对陈抟的养生之方寄予厚望。然陈抟劝谏后周世宗“当以治天下为务”，对宰相宋琪称“修炼之事不知”，并劝太宗与大臣“君臣合德，以治天下”，认为对于士大夫来说，治国平天下就是最好的修炼之道。
陈抟并非不懂修炼方术，其实质是不以方术干涉政治。正如蒙文通先生所言：“观于希夷、鸿蒙受诏酬对之际，正其宗风所在，视林灵素辈之术，非能之而不言，殆有不屑为者。”[108]而且观点鲜明地指出，修炼之术于治国无益，对黄白、飞升术持反对态度，并且制止皇帝服用和效法。“假令百日冲举，何益于世？”在陈抟看来，皇帝有皇帝的重要职责，即使皇帝有幸得道成仙，却对国家无益，因而他力劝皇帝尽到治理天下的责任，成为“有道仁圣之主”，君臣“协力同德，兴化致志”，这比修炼重要得多。
正统儒家反对道家、道教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经济角度，大肆修建宫观以及频繁的斋蘸仪式，劳民伤财，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加重人民和国家负担；其次，从信仰角度，巫术迷信、崇祀鬼神，不仅是对民众的欺骗，往往导致皇帝不务朝政，迷恋长生方术，造成国家混乱。
陈抟作为修道的隐士，得到儒家称赞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在治国方面没有因私利误导皇帝。《宋史·隐逸传》给予陈抟极高评价的原因也在于此。另外，作为修道者，陈抟隐于山中自给自足，不依靠供养，不事符箓斋醮，不干涉世俗和政治。不以道教方术和长生之术影响皇帝和政治，而是劝谏皇帝不要迷恋方术等均符合正统儒家之意，因而受到儒家普遍的正面评价。
二 身国同构，“以清静为治”
陈抟的思想以道为核心，其政治理念是让帝王的政治合于道的规律。道家的政治设计不以君主为核心，而是以道的原则为核心。陈抟与帝王和士大夫交往，良言劝谏，本身就是兼济天下的行为。
道家的主旨是自然无为，道法自然，“无为自化，清静自正”[109]。依据无为的原则治身与治国，并非否定人的主观意志和能动性，而是将其限定在顺因天道的范围之内。陈抟治身与治国的最终指向，是与道的合一，而不是与君合一，向陈抟请教道术的帝王有周世宗、宋太宗。史籍所载有关陈抟的治世之策主要有以下事件。
1.建议宋太宗实施仁政
陈抟曾向宋太宗建议实施仁政。宋人高晦叟《珍席放谈》记载：“太祖召陈图南对便殿，恩礼甚渥，问曰：‘昔尧舜之为天下，今可至否？’对曰：‘尧舜土阶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净为治，则今之尧舜也。’”[110]宋人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七，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十亦有记载，只是诏见陈抟的是宋太宗而不是宋太祖。陈抟在宋太祖朝没有被诏见的记录，应当是宋太宗。
宋代侧重以文治国，道教文献认为此国策的制定与陈抟也有关系。《华山搜隐记》记载，陈抟劝宋太宗“多致力于文治与圣学”，并谓“取天下以武，守天下以文，制天下以法，安天下以礼，明天下以教，威天下以兵”，认为宋代文治胜于唐代，陈抟“亦当有力焉”。[111]《华山搜隐记》一书为道教内书籍，今已不传，或许有夸张与附会的嫌疑，但其所引并非全无依据，如“今之尧舜”之事，即被宋人广为记录，只是《华山搜隐记》一书记载更为详尽，其道家思想主张更为鲜明。虽然宋太宗在宋初实施“清净为治”的黄老之策是有依据的，也确实下旨编纂了《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然是否受陈抟的影响尚待商榷。
2.远近轻重
《太华希夷志》记载陈抟“坚辞还山”，宋太宗求济世安民之术，陈抟笔书四字：远近轻重，并解释曰：“远者，远招贤士；近者，近去佞臣；轻者，轻赋万民；重者，重赏三军。”[112]此事其他史籍未见记载。
3.杯酒释兵权
北宋张舜民《画墁录》记载：“太祖深鉴唐末五代，藩镇跋扈，即位尽收诸镇之兵，列之畿甸。节镇惟置州事。以时更代至今，百四十年，四方无吠犬之警，可谓不世之功矣。或云陈希夷之策。”[113]“杯酒释兵权”原指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避免别的将领也以“黄袍加身”的方式篡夺自己的政权，于是设计了一次酒宴，使高级军官交出了兵权。之后，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通过解除禁军将领的兵权，并调往外地充当节度使，继而削弱节度使的实权，又短期实行更戍法，使得兵不知将、将不识兵，对于宋初防止将领专权颇为有效。
但是，《太华希夷志》记载：“宋太祖累征不至。”[114]宋太祖诏见过陈抟，但陈抟没有应诏。其他史料也没有记录陈抟与宋太祖相见，则陈抟怎么能向宋太祖建言“杯酒释兵权”？学界在此问题上，未曾引用涉及陈抟的资料，陈抟应与此事没有关联。[115]张舜民，生卒年不详，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当其为进士之时，陈抟已逝世约七十年，大概此期间，民间有传说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出自陈抟。
4.谏止征兵河东
《五朝名臣言行录》《新雕皇朝类苑》《邵氏闻见录》《宋史》等记载陈抟劝谏太宗取河东一事。宋太宗问陈抟伐河东之事，陈抟没有回答，可解释为不同意，结果宋太宗出兵无功而返。陈抟回华山数年之后，太宗再次诏见，陈抟“谓帝曰：‘河东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据以上记载，则太宗先后两次征河东，第一次在太平兴国初年，陈抟以为时机未到，果然无功而返。第二次，《五朝名臣言行录》明确时间是在太平兴国九年，陈抟此年再次来朝。《邵氏闻见录》则未明言其年份，然而也提到陈抟曾劝太宗。
河东代指山西，为北汉刘继元所占领，北汉依附于辽，太祖曾三次出征北汉，皆败于出援辽军。据《宋史》《太宗本纪》《北汉刘氏世家》《宋史·曹彬传》所载，太宗即位后，即召还伐北汉之师，太平兴国四年，“始议讨伐，曹彬以为可，太宗意遂决”[116]。正月出师，五月刘继元即降。因此太宗征伐北汉，只有太平兴国四年，没有两次出征之说，提议者为曹彬，没有提及陈抟。此事邓广铭考证认为，出征的时间“非抟留阙下之时也”[117]。他认为关于陈抟谏太宗伐北汉之说，可能是后世的附会。
5.宋王朝定京都
宋代《宣和遗事》（景宋刊本）记载宋太宗欲定京都，“闻得华山陈希夷先生名抟，表德图南的精于数学，预知未来之事，宣至殿下，太宗与论治道，留之数日，一日太宗问，朕立国以来，将来运祚如何，陈抟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义结人心，不患不久长，但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太宗再三诘问，抟但唯唯，不言而已，在后高宗中兴定都杭州，盖符前定之数，亦非偶然也”[118]。《宋史》及明代《六语》等书籍对此事亦有记载，只是宋以后书籍不称此语出自陈抟，而称为“图谶谓”[119]，可见最初此言被传出于陈抟，之后此语影响很大，不再显示为陈抟所言，其言真伪不可辨。
综上，根据诸多文献的记载，陈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一些国家大事的制定。陈抟作为修道之士，其治国之道主要是劝谏宋太宗实施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陈抟以道为归，无意于名利，无意于政治斗争，被宋太宗称赞为“不干势利”。
陈抟有修道方术，而不以方术乱政，并劝谏帝王致力于勤政治国，不要致力于白日飞升等修炼道术，因而得到代表儒家正统知识分子的尊重。正如《宋史·隐逸传》所说：“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宋兴，岩穴弓旌之招，叠见于史，然而高蹈远引若陈抟者，终莫得而致之，岂非二卦之上九者乎？”《周世宗诏》“高谢人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居于岩壑”[120]，宋太宗《批答处士陈抟乞还旧山表》：“不仕王公，多历年岁，雅有神仙之态，蔚为高尚之人。”[121]陈抟在正史中得到极高的评价，一方面源于他是真正道德高尚的隐士，而与以隐逸为手段争取官位的假隐士不同；另一方面，陈抟具有济世之才，对帝王治国之道有合理的规劝，对民间风俗有良好的影响，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念。《太华希夷志》的作者张辂本是一官员，自称“愚除晋宁河中府之幕职，密迩华山，稔闻希夷先生遗事，公务之暇，采古书所录，或谚语之谈，其高风峻节，信乎前宋一代之异人也，故作《太华希夷志》以纪之”。张辂为儒家知识分子，认为“虽方外之士，胳合中庸之道”，陈抟作为方外之人却与儒家“中庸之道”不冲突，又节配巢、由，“其脱落尘世，泥滓轩冕，傲睨公侯，视万乘若僚友，恬退高隐，不尚势利，足抑奔竞之流，可追配巢由严陵之节，其崇名教，厚风俗，以助万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