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乐典》对《宋书·乐志》的继承与发展
王颜玲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37）
摘要：对俗乐持开放态度并收录“八音”是沈约《宋书·乐志》撰写的两个显著特色，杜佑《通典·乐典》不仅继承了这两个特色并加以发展。其中尤以“八音”部分最为突出，不仅补充了乐器而且对乐器进行了再分类，并且是有意对雅乐乐器与俗乐乐器在详略上作出区别安排，形成了雅乐乐器固定叙述模式，既突出了对传统雅乐乐器的重视，又有效弥补了前人不录俗乐乐器的缺憾。
关键词：八音 乐器 分类 调整
作者简介：王颜玲，女，1982年生，河南安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杜佑的《通典·乐典》是在《汉书·礼乐志》《晋书·乐志》《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等正史乐志的基础上融裁而成。在这众多史志之中，对《宋书·乐志》尤为倚重。这种倚重不仅仅表现在乐史的叙述和体例的模仿上，还表现在对《宋书·乐志》特色的继承上。
《宋书·乐志》与前代史书乐志相比，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态度开放，重视俗乐，不同于以往乐志只重视雅乐的做法，保留了许多吴歌西曲等俗乐乐曲的名目。二是第一次以“八音”的形式收录乐器。以“八音”与八卦、八方、八风对应，按照乐器材质进行分类的方法，自先秦至唐，一直在典籍中使用。班固在《汉书·律历志》中就明确指出了八音及其代表乐器，但并没有收录乐器的自觉意识，第一个在史书中自觉收录八音乐器的是沈约。沈约在其《宋书·志序》中云：“班氏所述，止抄举《乐记》，马彪后书，又不备续。至于八音众器，并不见书，虽略见《世本》，所阙犹众”[1]，针对以往史书中忽略八音乐器的情况，在《世本》收录乐器基础上，沈约有意地收录当世乐器。并且，沈约并不仅仅收录雅乐乐器，而且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对当时民间音乐所用乐器也进行了收录。
《宋书·乐志》这两个特色在《通典·乐典》中都得到了继承。杜佑以“杂歌曲”“杂舞曲”的形式专门收录俗乐乐曲，保留了唐代许多濒临失传的俗乐乐曲名目。杜佑《乐典》的《乐四》“八音”部分，更是直接借鉴了沈约“八音”部分的做法。首先，《通典》的“八音”部分，框架上直接借鉴《宋书》，以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顺序排列。其次，在收录乐器的时候，也将俗乐、胡乐乐器进行了收录。最后，沈约在八音乐器之后，还收录角、缶、“筑城相杵者”，因不能确定将其归入八音中某一类，故附于八音之后。杜佑也直接效仿了这种做法，在八音乐器之后另设“八音之外”，收录桃皮、贝、叶三种乐器。
当然，杜佑的八音部分也并不是对《宋书·乐志》内容的简单照搬，而是有所改进和发展。《通典·乐典》八音部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收录乐器的补充与再归类
下面我们用表格的形式将《宋书·乐志》与《通典·乐典》中的八音部分作对比：
#####
续表
从以上表格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传统的雅乐乐器，如钟、磬、筝、瑟、琴、镈钟、筑、柷、敔等，《通典·乐典》与《宋书·乐志》的记录，二者差别不大。他们之间的明显区别有两点。
（一）《乐典》在《宋书》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乐器
如“金”类增加了方响、铜鼓、铜钹；“丝”类增加了阮咸和竖箜篌；“木”类增加了拍板；“竹”类增加了七星和筚篥；增加最多的是“革”类，增加了齐鼓、担鼓、羯鼓、都昙鼓、毛员鼓、荅臈鼓、鸡楼鼓、正鼓、抚拍、雅。这些新增加的乐器，多属于唐代胡乐和俗乐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乐器，且这些乐器多是打击类乐器，正是这类乐器的存在形成了胡乐“铿锵镗
，洪心骇耳”的特点。而对这类音乐，杜佑曾明确表述过自己的强烈排斥态度，他认为这些胡乐会使人听后“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颷，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蹻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论乐岂须钟鼓，但问风化浅深，虽此胡声，足败华俗”。[2]尽管对这类胡乐十分排斥，杜佑还是补充收录了众多胡乐乐器，既是对沈约开放态度的继承，更多是对事实的尊重——胡乐的盛行是唐代不可抹杀的事实存在，是一个史学家理智战胜情感的必然结果。
（二）《乐典》对个别乐器的分类进行了调整
这一变化在“八音之外”收录的乐器上最为明显。因不能确定乐器归类，沈约将角、缶及出自梁孝王的“筑城相杵者”放在八音之后，杜佑则将角归入“竹”类，将“筑城相杵者”归入“木”类，缶归入“土”类。杜佑做出如是调整的原因，我们将在下文中做出探讨。
1.角的重新归类
角的使用，起源甚早。《通典》《乐书》《乐府诗集》都记载了“蚩尤氏率魍魉与黄帝战于涿鹿之野，黄帝乃命吹角为龙吟以御之”的传说，汉代已经与鼓合用，用之军中，自隋以后又用于四部鼓吹而作卤簿之用。按《乐府诗集》所载，角有长鸣角、次鸣角、大角几种，又根据鼓吹使用者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赤角、青角、黑角的区分。角的形制，《乐书》云：“革角，长五尺，形如竹筒，本细末大，唐卤簿及军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非有定制也。”[3]又云：“侯景围台城尝用之”[4]，可见，南朝时期的角已经与唐代角形制相同，都是以皮革（故又称“革角”）或者竹木为之，另有以牛角、羊角为之，甚至可能还有其他材质，没有定制。故此，沈约因其材质的复杂多样，认为不能将它归入八音中的一类而附之于后。而杜佑设置的名目——“八音之外”，收录了桃皮、贝、叶三种乐器，从材质上看，是不属于八音中任何一类的，而“角”或者属“革”类，或者归于“竹”，都是可行的，因而不属于“八音之外”的范畴，况且在唐代，因竹取材便宜，角以竹为之的更为普遍，故杜佑将之按常规材质，归入“竹”类。
2.缶的再归类
缶，杜佑引《说文》云“瓦器也，所以盛酒浆”，直接说明“缶”的常规形态是作为普通容器使用。作为乐器使用的记载，多在先秦时期。《诗经·陈风·宛丘》中有“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之句。《毛诗注疏》云：“《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此诗中“击缶”与“击鼓”，都是形容幽公耽于音乐享受荒淫无度的，“缶”已经作为乐器，与“鼓”一同使用。渑池会中蔺相如请秦王为赵王击缶，也是此乐器。又有庄子“鼓盆而歌”，“盆”也是“缶”类，用于节乐。可见，“缶”作为乐器，在先秦时期，使用还是较多的。汉代用“缶”做乐器的记录则少得多，《汉书》中仅在卷六十六《杨恽传》中记录杨恽之语云：“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捬缶，而呼乌乌。”[5]此条记录中，“缶”也是作为乐器，与“瑟”和“歌”一起用于音乐演奏的。汉以后，则很少见到将“缶”用于乐器的记录。
缶作为乐器，在先秦时期使用较多，但《周礼》中涉及众多乐器类名物（据景倜然《〈周礼〉乐器类名物词研究》统计，《周礼》中涉及乐器名物90个），并没有“缶”这种乐器的记录。《尔雅》中有对“缶”的解释，却是在《释器》中，而不是在《释乐》中，是把“缶”作为一般器物而不是乐器对待。《周礼》与《尔雅》这样处理的原因，明代朱载堉解释道：“缶本非乐器，偶值无钟磬时，权以缶代之耳。”[6]即指出“缶”与钟、磬、琴、瑟等乐器不同，缶多数时间是作为一般器物之用，作为乐器使用，仅是在没有钟磬等乐器的情况下作为替代品出现。这一论断符合“缶”的有关记载情况。这也应该是“缶”作为乐器被沈约放在八音之后的原因之一。
缶既是“瓦器”，则是用土烧制而成，先秦及汉，确实也作为乐器使用，则杜佑将之与埙同归入“土”类，无可置疑。
总之，沈约之没有将“缶”归入八音中的“土”部，而是放在八音之后，可能因“缶”作为乐器近世不用，更重要的是因为“缶”与常规乐器不同，而仅在钟磬等击打类乐器不具备的情况下作为乐器使用，多数情况下是用来盛放酒浆的一般器物。而杜佑则是直接按其材质将其归入了“土”类。
3.对“筑城相杵者”的重新认定
沈约和杜佑对“筑城相杵者”，即《睢阳操》本事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的原因，既与将“缶”放入八音之后的原因有相同之处（即“杵”并不是常规乐器，而是仅在梁孝王筑睢阳城时临时充当了乐器），更主要的是因为二人侧重点的不同。沈约云：
筑城相杵者，出自梁孝王。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造倡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杵以和之。后谓此声为《睢阳曲》，至今传之。[7]
杜佑云：
舂牍，周制，春官笙师掌教舂牍、应雅，以教祴乐。虚中如筒，无底，举以顿地如舂杵，亦谓之“顿相”。相，助也，以节乐也。或谓梁孝王筑睢阳城，击鼓为下杵之节。《睢阳操》用舂牍，后代因之。[8]
对比二人的叙述，沈约关注的是《睢阳操》的本事，即梁孝王筑睢阳城时以小鼓为节，众人筑城相杵以和之事，梁孝王只是用小鼓敲出特定的节奏以提高劳动效率，此时还不能称之为乐曲。此事之中，暂时充作乐器的是小鼓和杵。鼓，沈约已经在“革”部收录，而“杵”却是仅在这个特定事件中临时充当了乐器，其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般器物，不能作为乐器使用。八音，是对乐器的分类，不作为乐器使用，自然不能用八音来进行归类，故，沈约将其放在八音之外。
而杜佑关注的是名为《睢阳操》的乐曲。《睢阳曲》的名称是后人所加，后人在梁孝王小鼓和杵击打的节奏上加以加工，使之从简单的劳动节奏成为一首乐曲，并名之为《睢阳操》。杵，虽然在梁孝王筑睢阳城时用以击打节奏，但终究不是乐器，在演奏《睢阳操》时，后人就以舂牍为替代。杜佑引汉代郑众云：“舂牍，以竹大五六寸，长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两空髤画，以两手筑地。”[9]作为乐器的舂牍，在形式和功能上，都与梁孝王筑睢阳城时所用之杵具有相似性。后世流传的乐曲《睢阳操》中，就以鼓和舂牍进行演奏。
沈约关注较多的是《睢阳操》的本事，此事之中，所用为杵，而杵不是乐器，只是临时击打节奏之用，故沈约将《睢阳操》的本事“筑城相杵者”放入八音之后。而杜佑，关注的是后世流传的《睢阳曲》，《睢阳曲》的本事只是为了说明来源而一语带过，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后世演奏《睢阳曲》，是以鼓与舂牍为演奏乐器，舂牍属于木类，故而杜佑将舂牍及《睢阳操》本事放入“木”类介绍。
二 对雅乐乐器与俗乐乐器的区别处理
当然，杜佑对沈约“八音”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乐器的补充和乐器分类的调整上，在八音收录的具体乐器的记录上，杜佑也在沈约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这一调整主要体现在杜佑对雅乐乐器与俗乐乐器的区别处理上。
沈约收录八音乐器，不仅包括雅乐乐器，还有俗乐乐器，虽然在收录时采取雅乐乐器在前，俗乐乐器在后的方法，但在实际记录时并没有有意识对雅乐乐器与俗乐乐器加以区分。如其对“磬”与“琵琶”的介绍：
石，磬也。《世本》云叔所造，不知叔何代人。《尔雅》曰：“形似犂錧，以玉为之。”大曰毊。毊音嚣。[10]
琵琶，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风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为名。”杜挚云：“长城之役，弦鼗而鼓之。”并未详孰实。其器不列四厢。[11]
磬为雅乐重器，琵琶为俗乐乐器，不在雅乐中使用“其器不列四厢”，但沈约并没有因为磬是雅乐乐器而着重介绍，也没有因琵琶“不入四厢”而忽略对它的介绍。所有的八音乐器，都只是简单介绍乐器来源、大致形状，其他如具体形制、使用状况都是一语带过，并没有因雅俗之分而在详略处理上区别对待。
杜佑的处理则不同，首先在详略处理上，杜佑有意识地重点介绍雅乐乐器，如对雅乐重器“钟”的介绍，沈约云：
钟者，《世本》云“黄帝工人垂所造。”《尔雅》云：“大钟曰镛”，《书》曰“笙镛以间”是也。中者曰剽，剽音瓢。小者曰栈，栈音盏，晋江左初所得栈钟是也。县钟磬者曰筍虡，横曰筍，从曰虡。蔡邕曰：“写鸟兽之形，大声有力者以为钟虡，清声无力者以为磬虡，击其所县，知由其虡鸣焉。”[12]
沈约引《世本》说明“钟”的来源，指出按照型号大、中、小的不同，钟有“镛”“剽”“栈”的区分，又指出悬钟磬者为“筍虡”，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一般性的简单介绍，至于钟的构造，“镛”“剽”“栈”等的具体形制、使用场合的区分等，都没有涉及。杜佑则详备得多：
钟，《世本》云：“黄帝工人垂所造”。《山海经》云：“炎帝之孙鼓延始为钟。”又《礼记》云：“垂之和钟。”郑玄云：“垂，尧时钟工。”未知孰是。《周礼·冬官·考工记》：“凫氏为钟，两栾谓之铣，铣，钟口两角。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此四名者，钟体也。”郑衆云：“于，钟唇之上祛也，鼓所击处。”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此二名者，钟柄也。甬，并音勇。钟悬谓之旋，旋虫谓之干。旋属钟柄，所以悬之也。郑衆云：“旋虫者，旋以虫为饰也。”郑玄云：“今时旋有蹲熊、盘龙、辟邪。”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间谓之景。带，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钲、舞、甬、衡之间，凡四。郑衆云：“枚，钟乳也。”郑玄云：“今时钟乳狭鼓与舞，每处有九，四面三十六。”于上之戂谓之隧。戂，所击之处戂敝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戂音靡，又莫贺反。窐音乌华反。十分其铣，去二以为钲。以其钲为之铣间，去二分以为之鼓间。以其鼓间为之舞修，去二分以为舞广。此言钲之径，居铣径之八分，而铣间与钲之径相应。鼓间又居铣径之六，与舞修相应。舞修，舞径也。舞上下促，以横为修，从为广。舞广四分，今亦去径之二分，以为之间，则舞间之方，常居铣之四也。舞间方四，则鼓间六亦其方也。鼓六，钲六，舞四，此钟口十者，其长十六也。钟之大数，以律为度，广长与圜径假设之耳。其铣之形则各随钟之制，为长短大小也。凡言间者，亦为从篆以分之。钲间亦当六，今时钟或无钲间。以其钲之长，为之甬长。并衡数也。以其甬长，为之围。参分其围，去一以为衡围。衡居甬上，又小。参分其甬长，二在上，一在下，以设其旋。今衡居一分，则参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半当甬之中央，是其正。钟已厚则石，太厚则声不发。已薄则播，太薄则声散。侈则柞，侧柏反。弇则郁，声不舒扬。长甬则振。钟棹则声不正。棹音徒吊反。是故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言若此则不石不播。鼓钲之间同方六，而今宜异，又十分之一，犹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钲外，则近之。鼓外二，钲外一。钟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浅则躁，躁则易竭也。闻音问，下同。钟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深则安，安难息。为隧，六分其厚，以其一为之深而圜之。厚，钟厚也。深，谓窐之也。其窐圜。”《尔雅》曰：“大钟曰镛，中者曰剽，音漂小者曰栈。”《春秋左氏传》曰：“景王将铸无射，无射，钟名，律中无射。伶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伶，乐官也。州鸠，其名。夫乐，天子之职也。职，所主也。夫音，乐之舆也；乐因音而行也而钟，音之器也。音由器以发也。天子省风以作乐，省风俗，作乐以移之。器以钟之，钟，聚也。以器聚音也。舆以行之。乐须音而行也。小者不窕，窕，细不满也。窕音他刁反。下同。大者不摦，摦，横大不入也。摦音户化反。下同。则和于物。物和则嘉成。嘉乐成也。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心亿则乐。亿，安也。窕则不感，不充满人心也。感音户暗反，下同。摦则不容，心不堪容也。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摦矣，王心不堪，其能久乎！’”[13]
杜佑在沈约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延伸。首先，关于“钟”的来源，沈约认同《世本》的说法，认为“钟”是黄帝时期的乐工“垂”所造。杜佑则列举了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沈约所云，黄帝时期，“垂”所造。第二种说法，《山海经》的说法，认为是炎帝的孙子鼓延造的“钟”。第三种说法，《礼记》和郑玄的说法。《礼记》云“垂”只是“和钟”，即调和钟律，且郑玄注云，“垂”是尧时钟工，则钟出现的时间应在尧之前，至于造钟之人是谁，则不知何许人也。这三种说法中，“钟”出现的时期是非常接近的，虽然对“钟”的制造者到底是谁，杜佑没有考证，但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其次，对钟的形制，钟的各部分结构名称，铸造时对钟的长度、广度、厚度的要求，杜佑也引《周礼·考工记》和郑玄注做了详尽的说明。最后还记录了钟的大小区分及周时伶官州鸠对周景王铸无射的议论，杜佑对“钟”的介绍可谓涉及了方方面面。
但杜佑对所收录的八音乐器并不是都这样详尽记录，《通典》记录的八音之中，也有很多介绍非常简略，甚至一语带过的，这些简略介绍的都是俗乐乐器和胡乐乐器（本文的俗乐均指华夏民族内部产生并流传于民间的音乐形式，胡乐主要指由西域少数民族产生并传于中原的音乐形式）。如：
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夷扶南、天竺类皆如此。岭南豪家则有之，大者广丈余。[14]
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体曲而长，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中，用两手齐奏，俗谓之擘箜篌。凤首箜篌，颈有轸。[15]
齐鼓，如漆桶，大一头，设齐于鼓面如麝脐，故曰齐鼓。[16]
七星，不知谁所作，其长盈寻。[17]
对比可知，杜佑对传统雅乐乐器如钟、磬、鼓、琴、瑟、笙、箫等的介绍十分详备，而对俗乐乐器和胡乐乐器则简单处理，这是杜佑有意做出的详略安排，是杜佑对沈约记载乐器方式的有意调整，目的就是突出雅乐及其乐器的重要地位，也是杜佑一贯的重雅乐，排斥胡乐态度的体现。
其次，在八音乐器的内部叙述结构上也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重点体现在杜佑高度重视的雅乐乐器的记录上。沈约在收录八音乐器方面具有开创之功，因是首创，没有前人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他的收录显得相当随意，没有固定的结构安排。而杜佑则是有意对雅乐、俗乐乐器区别对待，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详略安排上，而且表现在雅乐乐器的内部记录结构上。对于俗乐乐器和胡乐乐器，杜佑的记录简单而随意，甚至一句话介绍完毕，而对于雅乐乐器，则十分重视，甚至在沈约的八音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固定的雅乐乐器记录模式。
如“鼓”：
鼓，《世本》云：“夷作鼓。”以桴击之曰鼓，以手摇之曰鼗。《周礼·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音声，五声合和者。教为鼓，而辨其声用，教为鼓，教击鼓者大小之数，又别其声而用事也。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神祀，祀天神也。以灵鼓鼓社祭，灵鼓，六面鼓。社祭，地祇也。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庙也。以鼖鼓鼓军事，鼖鼓，长八尺。鼖音扶云反。以鼛鼓鼓役事。鼛鼓，长丈二尺。鼛音古刀反。以晋鼓鼓金奏。晋鼓，长六尺六寸，金奏，谓乐作击编钟。”《冬官·考工记》：“
人为臯陶，郑衆云：‘，书或为鞫。臯陶，鼓木也。’郑玄谓：‘鞫者，以皋陶名官。鞫，从革耳。’音运，鞫音陶。长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广六寸，中尺，厚三寸，板中广头狭为穹隆。郑衆云：‘谓鼓木一判者，其两端广六寸，而中央广尺，如此乃得有腹。’穹者三之一，郑衆云：‘穹读为志无空邪之空，谓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郑玄：‘读如穹苍之穹。穹者居鼓面三之一，则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倍之为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径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此鼓合十二版也。’上三正，郑衆云：‘谓两头一平，中央一平。’郑玄谓：‘三读当为参，正，直也。参直者，穹上一直，两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两面，以六鼓差之。贾侍中云：‘晋鼓大而短，近晋鼓也。以晋鼓鼓金奏。’鼓长八尺，鼓四尺，中围加三之一，谓之鼖。中围加三之一者，加于面之围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围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则中围十六尺，径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则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大鼓谓之鼖。以鼖鼓鼓军事。郑衆云：‘鼓四尺，谓革所蒙者广四尺。’为臯鼓，长寻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以臯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参正也。中围与鼖鼓同，以磬折为异。凡冐鼓，必以启蛰之日，启蛰，孟春之中。蛰虫始闻雷声而动，鼓乃所以取象也。冐，蒙鼓以革也。良鼓瑕如积环。革，调急也。鼓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音问，下同。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礼记》云：“夏后之鼓足，殷楹鼓，周悬鼓。”足，谓四足也。楹谓之柱贯中上出也。悬，悬之簨虡。《诗·殷颂》曰：“植我鼗鼓。”《周颂》曰：“应朄悬鼓。”朄，以刃反。应鼓在大鼓侧，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鞀，音桃。大鞀谓之鞞，《月令》“仲春修鞀、鞞”是也。然则鞀、鞞即鞉类也。《帝王世纪》曰：“帝嚳命垂作鞞。”又有鼍鼓焉。近代有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18]
先引《世本》说明“鼓”的乐器来源——夷作鼓，再用《周礼·考工记》说明其具体构造及形制，最后说明应用情况——夏朝用足鼓，殷商用楹鼓，周用悬鼓，近代出现腰鼓。先来源，次形制，再运用，杜佑收录八音乐器，其雅乐乐器如钟、磬、鼓、琴、瑟、柷、敔、笙、箫等基本都是按照这个基本模式记录。说明来源，都是引用《世本》，介绍形制，多是引用《周礼·考工记》，若《考工记》没有记录，再引用其他文献进行说明（如琴用《广雅》、瑟用《易通卦验》）。
沈约收录八音乐器，并没有有意对乐器进行区别对待。沈约的这种不加以区别收录乐器的做法，虽然保留了乐器名目，留下了珍贵的音乐史资料，但在传统文人、史学家眼中，却有对雅乐乐器不够重视的嫌疑。其后的《晋书》中对八音乐器不够重视，不收录八音乐器。《隋书》虽也按照八音分类，收录八音乐器，但只收录了雅乐二十器，将俗乐乐器和胡乐乐器一概摒弃。《晋书》与《隋书》乐志的做法，对乐器的收录、音乐史的研究，无疑是一种遗憾。杜佑则在他们的基础上充分改进，既完备收录乐器，又用详略的分别与内部叙述结构的调整来突出雅乐乐器的重要地位，完全弥补了前人的缺憾。
三 结语
总之，杜佑不仅继承了沈约《宋书·乐志》的特色，还在其基础之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尤以“八音”部分最为突出，不仅表现为乐器的补充与个别乐器的再分类，更重要的是有意对雅乐乐器与俗乐乐器在详略安排上的区别处理，甚至发展出了雅乐乐器的固定叙述模式，既突出了对传统雅乐乐器的重视，又有效弥补了前人不录俗乐乐器的音乐史缺憾。
[1]《宋书》，中华书局，1974，第204页。
[2]（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第3614页。
[3]（宋）陈旸撰《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百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1页。
[4]（宋）陈旸撰《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百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1页。
[5]《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2896页。
[6]（明）朱载堉：《乐律全书》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50页。
[7]《宋书》，中华书局，1974，第559页。
[8]（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第3680页。
[9]（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第3680页。
[10]《宋书》，中华书局，1974，第54页。
[11]《宋书》，中华书局，1974，第556页。
[12]《宋书》，中华书局，1974，第554页。
[13]（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第3671页。
[14]（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第3671页。
[15]（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第3674页。
[16]（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第3680页。
[17]（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第3676页。
[18]（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第36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