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模糊的视野
1899年5月，纽约《论坛报》（Tribune）的一篇社论对最近几次环境灾难的代价表示了哀悼。这篇题为《当牛奶洒出时》（When the Milk Is Spilled）的文章讲述了纽约市内小公园的逐渐破坏、国家森林的鲁莽毁坏以及水路的迅速污染问题。社论写道：“曾经，小溪和河流是纯净而甜美的，但人们却把它们当作污水的容器，直到它们变得极其肮脏。”作者悲叹道：“如果公园得到保存，遮阴的树木得到保护，森林得到维系，溪流保持纯净，那该多好啊！”[1]
由于城市公园和国家的森林、水道已经受到破坏，《论坛报》预测煤烟会导致下一场巨大的环境灾难。虽然许多其他工业城市，如匹兹堡、芝加哥和辛辛那提，长期以来都经历过浓烟污染，但是在1890年代，纽约仍以其纯净的空气而闻名。不过在那十年里，一些企业开始把高污染性的软煤当作动力来源。正如社论所断言的那样，“人们故意、肆意污染（大气），将它变成一个烟雾弥漫、阴暗、窒息的状态，这个状态目前为止已在少数城市出现”。作者担心在为时已晚之前人们仍不能采取行动，就像19世纪末发生的其他生态灾难一样。“总有一天，”作者哀叹道，“当恶作剧完成，当我们曾经透明和水晶似的大气转化为芝加哥的臭气、匹兹堡的烟、伦敦的雾，人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将会达成约定，通过决议，制定法律，花费巨额的金钱消灭恶作剧，恢复大气至原先的状态。”[2]
作者极具预见性。照其看来，在接下来的17年里，中产阶级的改革者不仅在纽约，而且在数十个工业城市，将意识到他们因烟雾而失去了什么。他们将举行会议，通过决议，颁布法律，并花费大量金钱试图净化他们的空气。然而，这篇社论不仅仅是预言。总的来说，考虑到它对过去和未来环境退化的关注，这篇文章反映了在189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必要采取行动保护美丽、健康和清洁的环境。事实上，这篇社论反映了世纪之交工业城市环境保护主义情绪的增长。[3]
在进步主义时代，也即从1890年代到1910年代，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反思了他们所建造的城市。他们经常从郊区的住宅中看到有严重缺陷的创造物，大多数人都相信适度的改变——拆除贫民窟，改善垃圾收集，控制卖淫，减少烟雾等——可以让他们的城市变得道德和高效。当然，讽刺的是，能够推动中产阶级改革者改善城市环境的社会结构，也能引起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使其恶化，而烟雾尤其如此。大多数反烟活动人士都从城市工业秩序和经济增长中获益。烟雾和经济的增长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城市所有阶层的美国人脑海中，烟雾象征着繁荣。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浓重的烟雾——无论是文学上的还是图片上的，经常代表着经济的健康。
包括反烟活动人士在内的进步主义改革者很少对工业秩序提出全面的批评，而工业秩序正是他们希望解决的很多问题的根源。一些改革者的确组织起来反对特定的行业，甚至反对特定的公司。但是，对大多数进步人士来说，改革的目标是维护使他们的社区和他们自己变得如此繁荣和富裕的工业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里，大多数城市改革者并不怀念过去的农耕生活，他们为更好的城市未来而努力。工业和商业建立了一种新的文明，美国人持有的进步信念阻止了人们对退却复古的普遍怀念。[4]
话说回来，改革的关键在于杰出公民有能力为文明提供一个主导性的定义，即文明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通过控制文明修辞（rhetoric），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城市居民可以决定美国城市的哪些方面需要改革，比如卖淫和烟雾，哪些方面不需要改革，比如私有财产和私有利润的神圣性。到了19世纪的最后十年，干净、健康和吸引人的城市环境已经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文明生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的几十年，根源于中产阶级创造一个更加文明社会的理想，环境改革主义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
不幸的是，对于那些想要改造城市环境的人来说，文明的概念和现代城市本身一样复杂和矛盾。因为正如污物和污染可以象征不文明一样，烟雾也可以象征工业文明的高度。一幅1896年共和党竞选海报揭示了烟雾与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手持美国国旗站在“国内繁荣，国外声望”的标语前，他的两侧是“商业”（以高大的船桅为代表）和“文明”（以工厂喷出的黑烟为代表）。“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不可能离污染很近，除非烟流（smoke stream）自己拼出了这些字母。当然，对于许多镀金时代的城市居民来说，烟雾的确拼出了文明。他们每天都能在天空中清晰地看到它，就像在海报上看到的那样。[6]
然而，烟雾不仅仅是一种象征，就像它不只停留在高空一样。随着浓烟笼罩城市，并以黑色、酸性烟尘的形式飘落下来，它给工业城市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乌云遮蔽了远景和阳光，给城市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在白天也需要使用人工照明。烟灰比烟雾本身要麻烦得多，它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和地毯上，使工业城市里里外外都变得污秽不堪。烟灰染黑了建筑物，含有的酸腐蚀了石头和钢铁。商人们抱怨商店货架上的商品卖不出去，家庭主妇们抗议没完没了的清洁工作，医生们警告城市人的肺正被烟雾损害。
那么，对于那些想要改善烟雾环境的人来说，问题就来了，即如何在不威胁到进步理念的前提下，利用烟雾令人烦恼的事实，摧毁其作为进步标志的形象。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如何能在不抱怨工业秩序的情况下，对烟雾污染和其他工业污染现象提出切实可行的批评？有改革意识的公民能否将烟雾定义为一个问题，同时继续提高导致烟雾的工业生产力？
最早的反烟活动人士中许多是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妇女，她们浸润在维多利亚时代关于清洁、健康、美学和道德的观念中。她们的环境改革意识来自她们认为的清洁与美丽之间的关系，以及清洁与人类身心健康之间的关联。在尝试治理煤烟污染的过程中，这些妇女和其他受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影响的改革者们创造了一种环境哲学，把美丽、健康、清洁、繁荣和安全作为文明的目标。这种哲学观是反烟运动和改善城市环境的其他运动的必要基础。出于关心城市栖息地的目的，许多市民组织起来进行研究、宣传、游说活动，甚至提起诉讼，试图改善他们的环境。早期烟雾减排运动的言论主要聚焦于健康和美丽，显示出这种环境哲学推动反烟运动如此密切地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结合起来。[7]
大多数关于环保主义发展的讨论都集中在二战后的富足时代，认为富裕能够允许郊区居民在20世纪末建立一些环境设施。但是，战后时代的财富和环境恶化对美国城市来说都不是新鲜事。对健康、美学和娱乐空间的关注，即推动战后环境运动的那种关注，也推动了几十年前的环境改革者。事实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城市和郊区的环保主义例子比比皆是，其中很多都取得了成功。尽管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些努力做出了杰出的研究，但是大多数进步主义时代的调查基本上都忽略了这些努力。[8]战后郊区的繁荣也许可以解释最近环保运动的迅速发展，但仅仅繁荣并不能解释这项运动的真正缘起。在获得一些财富之后，为什么居住在郊区的人会去建立环境设施呢？换句话说，战后环保主义者必须发展出能够改善环境的手段和兴趣。这种兴趣源自几十年前发展起来的环保主义哲学，这是19世纪晚期维多利亚时代美国城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反烟运动的故事不仅使得有关战后环保主义起源的争论复杂化，也使得自然资源保护主义（conservationism）的定义复杂化。一般来说，历史学家把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定义为一种进步运动，目的是改善国家对重要自然资源的利用，尤其是对水资源和木材的利用。大多数相关的历史书写不外乎涉及美国西部的河流和森林。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历史上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仍然几乎完全是一场西部、农村和森林的运动，但是实际上，它所涉及的远不止通过政府对森林和草原的管理来保护西部流域那样狭窄。[9]这是一场基础广泛的运动，旨在有效地管理国家的资源，包括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资源。在后来的反烟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言论，强调促进效率和通过减少烟雾来节约煤炭，正是自然资源保护主义渗透到进步城市的一个明显例子。事实上，自然资源保护包括在城市中为保护资源、健康和美丽而进行的无数运动。在进步的城市和西部土地上都存在着自然资源保护主义。
接下来是一个关于早期环境运动转型的故事。反烟运动包括三个阶段。早期阶段始于1890年代，深刻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理想，特别是通过发展美好、道德的环境来创造更高文明的愿望。在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理想的影响下，反烟改革者领导了一场净化城市空气的运动。第二阶段始于1910年代，反映了中产阶级对科学、技术、专业知识和经济进步日益增长的信心的影响。在这些进步的理想中，改革者们发起了一场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运动，通过减少与烟雾有关的浪费来提高效率和发展经济。最后，在1930年代末，经历了多年微不足道的进步后，这一运动又发生了转变，出现了一种新的策略，即致力于净化燃料，而不是改善燃烧。当这个工业国家从对煤炭近乎完全的依赖中脱离出来的时候，这个最后的阶段得以实现。燃料限制政策的实施，反映了煤炭工业的新弱点。[10]早期的环境改良主义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的争论都未能消除烟雾。随着煤炭在美国经济中失去影响力，以及它对美国空气污染问题的“贡献”不断下降，几十年来笼罩在工业城市上空的烟云在1940、1950年代消散了。
[1] “When the Milk Is Spilled，” New York Tribune，11 May 1899.这些环境灾难可能包括在历史学家马丁·梅洛西（Martin Melosi）所说的18世纪末的“环境危机”中。尽管梅洛西关注的是城市问题，如污水、水污染、烟雾、垃圾和噪音，开放空间的破坏和国家森林的破坏也与工业城市的发展直接相关。参见Martin Melosi，“Environmental Crisis in the City，” in 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1870-1930，ed.Melosi（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0），3-31。长期以来，纽约《论坛报》（Tribune）一直对环境问题表示出兴趣，并在1880年代初领导了保护阿迪朗达克森林的运动。参见Roderick Nash，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118-19。
[2] New York Tribune，1899年5月11日。
[3] 在世纪之交，美国人用“环保主义者”（environmentalist）这个词来表达一种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基于环境影响人类发展的观点，即历史学家现在所说的积极的环保主义。因此，用环保主义者这个词来形容反烟改革者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参与该运动的活动人士不会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自己。然而，这些早期的环境改革家对污染问题的定义，所用的术语和措辞与二战后的环保主义者采用的相同。反烟改革者也使用了许多与战后环保主义者相同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环保主义者的描述又是最准确的。关于积极的环保主义的讨论，参见Paul Boyer，Urban Masses and Moral Order in America，1820-192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220-51。
[4] 参见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New York：Free Press，1963），关于进步主义改革和改革者保守本质的夸张论述。
[5] 罗伯特·韦伯（Robert Wiebe）的The Search for Order，1877-1920（New York：Hill & Wang，1967）仍然是涵盖整个进步主义时代的最佳著作。韦伯认为，新的中产阶级在进步主义时代发挥了影响力，他们用新的城市价值观替换过时的传统信仰。萨缪尔·海斯（Samuel Hays）的The Response to Industrialism，1885-1914（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也对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组织动力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内尔·佩因特（Nell Irvin Painter）在Standing at Armageddon（New York：Norton，1987）中认为，19世纪末中产阶级害怕来自下层的革命（参见p.xii）。但是中产阶级改革者最害怕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政府控制经济，恰恰相反，而是缺乏对经济的管制。混乱，而不是控制，仍然是20世纪早期城市中产阶级最关心的话题。
[6] 海报转载自James West Davidson et al.，Nation of Nations：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Vol.Ⅱ：Since 1865（New York：McGraw-Hill，1994），798。
[7] 历史学家萨缪尔·海斯得出结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环境与公民行动是有限的”。他显然忽视了改善供水、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公园系统和城市空气的长期而重要的一系列运动。铺设街道、埋设电线和种植街道树木的努力也是在进步主义时代甚至之前几十年改善城市环境的重大努力的一部分。参见Samuel Hays，Beauty，Health，and Permanen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72。
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在进步主义时代的土壤中正确地识别了环境运动的城市工业根源。不幸的是，他的作品对最活跃的改革运动没做太多讨论。戈特利布还对烟雾减排运动做出了不准确的评估，完全忽略了由中产阶级女性领导的改革努力。参见Forcing the Spring（Washington：Island Press，1993），47-59。
[8]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范式来自历史学家萨缪尔·海斯的Beauty，Health，and Permanence，这本书仍然是关于战后环境运动最全面的学术著作。他的Conservation and the Gospel of Efficiency：The Progressive Conservation Movement，1890-192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自出版以来就为保护主义讨论定下了基调。这种范式是如此普遍，以至于环境行动主义的历史往往完全忽略了进步主义时代的城市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与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约翰·缪尔（John Muir）主导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叙事不太相符。参见Roderick Nash，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Readings in Conservation History（New York：McGraw-Hill，1990）。历史学家马丁·梅洛西和乔尔·塔尔（Joel Tarr）是研究进步主义时代环境改革的先驱，他们的工作为这些主张提供了许多基础。参见 Melosi，Garbage in the Cities（College Station：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1981）；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0）；Joel Tarr，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kron：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1996）。
[9] 参见Stephen Fox，American Conservation Movement：John Muir and His Legacy（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1）；John Reiger，American Sportsmen and the Origins of Conservation（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6）。
[10] 由于煤炭不再是许多地方唯一的可用燃料，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立法限制煤炭的使用。在此之前，由于没有经济上的替代品，限制煤炭的使用是不可能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