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燃烧到北京城下，英法联军为报复外交使团成员被抓被杀，有意火烧了圆明园。咸丰皇帝逃亡承德，北京居民对此街谈巷议，谈“洋”色变，恐惧、仇恨、敌视，但少了以往的轻蔑与不屑。“西洋人”第一次给北京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这印象一言难尽。

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北京居民开始扬眉吐气，一些居民加入了义和团，在全城各处搜杀“洋人”。北京的“洋人”则心惊胆战、四处逃命、惶惶不可终日，侥幸逃到东交民巷使馆里的人才勉强保住了性命。

这40年来，北京的中外居民，尚处在不愿意互相了解而囿于偏见“硬性”比较彼此“好坏优劣”的第一阶段，比较的结果可想而知，带来的后果是彼此自觉隔离，互不来往，误会丛生，且没有消解的可能。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经过初期的烧杀报复，逐渐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如何面对人数众多的中国民众。“洋人”不怕清政府，但面对“仇洋”的中国民众，则不能不考虑撤兵后自己的环境安全问题。如何与北京居民“和平友好”相处，成为“洋人”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与此同时，历经浩劫的北京居民面对现实，也终于接受了天子脚下会有“洋居民”长期工作、生活的事实，开始尝试与洋人交往，以求得和平共处。

北京的中外居民思考彼此之间是否可以正常交往、和平相处的时期持续了近十年。这段历史时期，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欧美外交官与清政府往来频繁，但普通欧美侨民则大多生活在使馆区内“以保人身安全”，双方各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很少交叉重叠。

1912年民国建立后，中国确立了民主共和体制，“主权在民”的观念深入人心，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与欧美接轨。各种藩篱减少，北京的中外居民之间开始了自由往来，居住空间有了重叠，“华洋混居”的现象日益普遍，这非常有利于中外市民的交流与融合。此后直到1949年，北京的“洋市民”在工作生活实践中不断探索如何更好地与本地市民友善相处、友好合作成为常态。

本书在查证了大量中外文档案、报刊、历史文献等史料的基础上，以社会文化史的视野论述了民国时期北京的欧美侨民，也即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洋市民”的人口数量、人口构成、职业分布、居住社区、日常工作与生活、社交网络、管理与诉讼、对北京城市现代化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初步建构了民国北京“洋市民”的研究体系，初步勾勒了北京“洋市民”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形态，以及与这座城市各方面的丰富互动。

齐小林和蔡蕾薇在前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全书的书名、主要内容、学术观点、语言文字、最后定稿等则由李少兵负责，此书是研究民国北京“洋市民”问题的第一部专书，缺点错误一定很多，这些错误都由李少兵负责，诚请读者朋友不吝指教，以便在第二部研究专书中改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