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口构成多样

1900年以前，居留北京的欧美人士多为职业外交官、海关工作人员、传教士等，成分还比较单一，且男性数量大大多于女性，女性常常能享受“众星捧月”的待遇^[27]。1900年之后，北京欧美人士的人口构成虽然不失其基础特点，但已朝着多样化的方向演变，发生了较大较明显的变化。

一、性别构成

民国时期，居留北京的欧美人士群体中，虽然男女比例每年不同，但总体来说，男性数量多于女性数量（见表1.5）。根据《北京名人录》的名单统计，1921年左右，在京欧美人士男女比例约为1.55∶1（1144∶737）。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使馆卫队，若加上以男性为主体的使馆卫队，男女人数比例差距将会更大，约能达到2.6∶1。

另据笔者统计^[28]，1921年1月至1927年12月，在京师警察厅（后为北平市公安局）登记租赁房屋的1206名外国人中，只有62名女性在“承租者姓名”一栏中出现。即使大多数家庭在租赁房屋时由男性作为代表，这样的性别数量差距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京外国人士男多女少、单身女性更少的情况。表1.5为北京非使馆区外国男女侨民人数统计表。

表1.5 北京非使馆区外国人士男女比例表^[29]

二、国籍构成

民国前二十年，北京非使馆区的外国人大多来自“辛丑条约国”，其中以日本人最多。除个别年份外，日本人一直占据在京外国人士总数的一半左右。而在欧美人士群体中，以英、美、德、法、俄这些势力强大的国家侨民居多，也有一些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奥地利、葡萄牙、瑞典、挪威、荷兰、瑞士侨民。值得注意的是，在京美国人的数量不断增长，就非使馆区而言，1912年美国人数量还只是英国人的一半，1916年其数量就超过了英国人，到了1920年，其数量已经是英国人的1.5倍多，成为民国时期北京除日本人外最大的外国人群体。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人在京租赁房屋的人数较多，美国洋行、公司数目也相对较多，美国基督教新教教会、社交团体的活动相当活跃。

下表反映的是1912—1920年留居北京的外国侨民的国籍及人数情况。

表1.6 1912—1920年北京外侨国籍及人数表^[30]

从表中可知，1912—1920年，居留北京的欧美大国的侨民人数都在稳步上升，而美国人数上升最快。北京的美国籍人士1912年是63人，到1920年就达到了465人，是1912年的7倍多。

为了更细致准确地说明北京外国侨民的国籍情况，我们对1925、1926、1927年连续三年的外籍侨民的国籍及男女人数进行了分区统计，并制表如下。

表1.7 1925年北京外侨国籍及男女人数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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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1926年北京外侨国籍及男女人数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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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1927年北京外侨国籍及男女人数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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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三表可知，从1925—1927年，外国侨民在北京的总人数是呈下降趋势的，1925年是2448人，其中欧美侨民1526人；1926年是2311人，其中欧美侨民1518人；1927年则降到1958人，其中欧美侨民1104人。当时中国“国民革命”正风起云涌，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促使一些外国人离开了北京。这说明外国侨民的数量还是受中国时局影响的。另外，这三年中，只有1925年女性的数量接近男性的一半，1926、1927年这两年连一半都不到。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北京局势趋于稳定，来北京的外国侨民明显增多，总人数突破了3000人，其中欧美侨民较1927年大幅增加。具体情况见表1.10。

表1.10 1932年12月北平市外国侨民国籍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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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1935年，中国形势进一步稳定，日本蚕食中国进入了一个“间歇期”，红军又在偏远的陕北。北京的外侨数量明显增多了，比1927年多了一倍，达到了4081人，女性人数增加更多，是1927年的3倍多，有1812人。同期男性有2269人，而女性的增多，意味着户数，也即家庭的数量增多了。

表1.11 1935年北京外侨国籍及男女人数表^[35]

1937—1945年日本占领时期，特别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京的欧美人士有所减少。人数最多的美国侨民中，有一部分人在1941年前或者回国或者去了中国内地，还有一些人在1941年后被关进了集中营，导致美国侨民人数明显减少。

1941年1月，北京有英国人77户，156人，其中男75人，女81人；有美国人203户，401人，男213人，女188人；法国人60户，154人，男86人，女68人；德国人93户，256人，男158人，女98人；俄国人79户，274人，男123人，女151人；意大利人19户，63人，男48人，女15人。^[36]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与英美是交战国，北京的英美侨民受到影响，人数减少。特别是美国侨民，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半。1942年4月，北京有英国人65户，107人，其中男47人，女60人；有美国人118户，205人，男105人，女100人；法国人63户，156人，男82人，女74人；德国人89户，234人，男144人，女90人；俄国人80户，295人，男136人，女159人；意大利人20户，57人，男43人，女14人。^[37]

1942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近一年，北京有英国人56户，90人，其中男38人，女52人；有美国人90户，173人，男87人，女86人；法国人64户，166人，男91人，女75人；德国人92户，221人，男133人，女88人；俄国人79户，307人，男145人，女162人；意大利人20户，55人，男42人，女13人。^[38]

这些英美侨民虽然人数在持续减少，但余下的人并未像外交、教育、军界人员那样被逮捕关入集中营，主要原因是其职业为一般的生活型职业，与英美政府关联不大。

相反，德国因是日本的盟国，在北京的人口未受多大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京德国人的数量是欧美侨民中第二多的，仅次于白俄。在某些城区，德国侨民人数还居于首位。现以1945年4月北平警察局内四分局的调查数据为依据，编列表格说明之（见表1.12、表1.13、表1.14、表1.15）。

表1.12 1945年4月北平内四分局欧美侨民国籍表^[39]

表1.13 1945年4月北平内四分局第三分住所管界欧美侨民户口调查表

表1.14 1945年4月北平内四分局第二路界内德国侨民调查表

表1.15 1945年4月北平内四分局第十三段欧美侨民调查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北京的欧美人士又开始增多。1947年中旬，北京外侨人数基本与1935年持平，有4010人。但外侨的国籍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日本人数较前大大减少；二是欧洲国家、美洲国家的人数增多了。

表1.16 1947年6月北京外侨国籍与男女人数表^[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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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8年中旬，国共内战到了紧要关头，华北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已经受到了战争的影响。一些外国侨民离开了北京，欧美人群开始明显减少。1947年6月北京的欧美侨民有2302户，1948年6月只有468户了；1947年6月有3085人，1948年6月只剩下1471人。^[41]

表1.17 1948年6月北京外侨国籍与男女人数表^[4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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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京欧美人士的国籍构成，从其租赁房屋的情况中也能体现出来。1921—1927年，登记在册的居京欧美人士租赁房屋的数目，以美国人最多，其次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大致上与1920年之前非使馆区各欧美国家在京侨民的数量情况相符。

图1.1 1921.1—1927.12 在北京租赁房屋的外国人国籍分布图^[43]

三、职业构成

民国著名的新闻从业人士、非常了解在华外侨的赵敏恒认为，“在华的外人，大多是商界巨擘和知识领袖——在华的外侨较在他国的外侨分子要比较优秀些”^[44]。赵的说法是不是符合实际？中国的欧美外侨是否比日本、泰国等其他国家的外侨优秀？尚未发现有人做系统严密的比较研究。而没有和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菲律宾等亚洲国家比较，是因为它们当时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是日本、英国或美国的殖民地。而东南亚殖民地的欧美人士的数量、分布领域、职业构成等都要多于非殖民地。赵的说法更多的可能是个人感受，这种基于丰富个人经验和敏锐判断上的感受多多少少有点主观性，只能反映部分事实。北京的外侨，尤其是欧美国家人士，被当时的国人认作是各方面精英的可能性更大，这是由北京这座政治、文化名城当时余威犹存的声望造成的。

这里重心不在于探讨民国居京欧美人士是否比较优秀、如何优秀，而在于探究居京欧美人士的职业构成与分布，并从中考察在京欧美人口的整体素质。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大大加快，城市建设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与此同时，与欧美各国的交往也比以前便利，人员往来也更加频繁。在这种背景下，来北京生活、发展的欧美人士的职业类型愈加丰富。民国头十年，来京外侨职业分布如下表。

表1.18 1912—1920年北京外侨职业分布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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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工作的外侨中，商业人士最多，这反映了民国初年中国民族经济、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历史事实。教师人数从1915年后也逐渐增多，这是因为北京大中学校聚集，外聘教师需求增大。欧美医务工作者也在增加，在北京的外资医院如协和医院工作的较多。另外，从事工业、宗教、公务等工作的欧美人士在一些年份也在百人以上，石景山钢铁厂的欧美工程师就不少。从事农林畜牧业、渔业的外侨则很少，毕竟北京的经济也不以这些产业见长。

我们选取1916年这一年份，看看北京外侨职业在北京内外城的空间分布。

表1.19 1916年北京内外城外侨职业分布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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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知，1916年在京工作的欧美人士多聚集在内城的内左一区，即东交民巷东边和北边的繁华区域，长安街、崇文门大街、王府井大街、协和医院、北京饭店等都在这一区域。

上表反映的是非使馆区的北京外侨职业情况，我们把1921年作为考察的时间段，把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人及其职业也统计在内，看看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外侨的整体职业构成情况。

图1.2 1921年北京外侨职业分布图^[47]

从上图可以看出，进入20年代以后，从事商业工作的外侨人数仍然最多，但教会人员、学校教师的人数已经明显增加。使馆人数虽然排在第四位，但实际上较晚清时期，人数已经大大减少。

为了更细致准确地说明北京外国侨民的职业构成情况，我们对1925、1926、1927年连续三年在北京工作的外国人的职业情况按男女进行了分区统计，并制表如下。

表1.20 1925年北京外侨职业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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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1926年北京外侨职业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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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 1927年北京外侨职业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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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1927年，在北京工作的外侨人数呈下降趋势，1925年为2448人，1926年为2311人，1927年减为1958人。这三年间，外国男士的热门职业始终是商业、工业、公务、传教、医生和教师。但1927年，从事交通业的男外侨明显增多，有99人，比1925年多出71人，比1926年多出59人，这与1927年北京市政府加强了市政交通建设有关。这三年来北京的外国女士则喜欢从事传教、商业、教师、公务等工作。1928年形势稳定以后，来北京工作的外国人士又逐渐增多，进入20世纪30年代，增速明显，1932年有3054人，到1935年，已达4081人。

表1.23 1932年12月北京外侨职业统计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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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4 1935年北京外侨职业统计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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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统计表中的相关数据，可知1935年在北京从事商业、交通、工业、公务、服务等职业的欧美侨民已有1431人，超过了在京工作的日本侨民。

另外，外国人来到北京后，首先就要解决住宿问题。很多人都是租房住，而租房时，必须填写相关表格，有一栏即为职业。因此通过了解外侨的租房情况，也有助于弄清楚北京外国人的职业结构。

图1.3 1921.1—1927.7北京租赁房屋外国人职业分布图^[53]

上图提供了1921年1月至1927年7月在北京租赁房屋的外国人的职业信息。可从中大致了解这段时间在京外国人的总体职业构成情况。从事工商业的欧美人士所占的比例最大，且随着北京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其在居京欧美总人口中的比例也逐渐增大。使馆（不包括使馆卫队）、教会、学校人员的人数也位列前茅，在居京欧美总人口中始终占较高的比例，且人数相对较固定。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图表皆未将使馆卫队纳入统计，1913—1928年，驻扎使馆区内的欧美各国使馆卫队总人数在800名左右，应该是在京欧美人士中人数最多的群体。

此外，从很多表格中可以看出，男性构成了在京欧美从业人员的主体，女性大多居家照顾家人生活。有职业的女性工作领域不算太窄，多在教会、医院、学校、商业部门、政府机构工作，一些工厂也有外籍女性在工作。

总的来说，1912—1937年，在京欧美人士的职业构成与分布比较广。很多表格都列出了欧美人士的主要职业领域，包括使馆外交、使馆卫队、洋行或公司、工厂、学校、医院、教会、新闻通讯社、中国政府机关、银行、宾馆，等等。还有其他职业，在这些职业中也时常可见欧美人士的身影，如地理探险队队员、自由作家、来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红十字会会员、飞行家、艺术家、摄影师、花匠，等等。例如，著名的探险家，来自美国的安德思（Roy Chapman Andrews）和来自瑞典的赫定（Sven Hedin），都曾在北京居住。而20世纪30年代，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女雕塑家露西尔·斯旺（Lucile Swan）就是“独自一人在北京的一座大红门后面的一座小院落的一个小房间里过着地地道道的北京式生活”^[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