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的发展
希腊城邦的经济基础是独立的小农经济。农民的独立，我们在荷马史诗中已经看到某些端倪。奥德修斯的父亲拉埃提斯虽贵为太上皇，实则不过是个独立的农民。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他开垦新的土地，种植粮食、果树，饲养牲口。在赫西奥德笔下，税收体系仍然没有建立起来。《工作与时日》确实提到爱接受贿赂的巴赛列斯，但除非农民有需要，如提起诉讼，否则不用给这些所谓的王爷们送上贿赂。只要人们遵循正义，判决公正，“他们源源不断地拥有许多好东西，他们不需要驾船出海，因为丰产的土地为他们出产果实”[1]。也就是说，大体上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对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似乎也没有任何代表国家的机构进行干涉，至少荷马和赫西奥德从来没有提到有关的情况。这样看来，迈锡尼文明崩溃后，希腊的农民确实取得了对生产的自主权。
由于土壤肥力的限制，粮食的产量始终不高，因而要供养更多的人口，必须开垦更多的土地。土地利用率相对固定，一般是二圃制。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如为防止家人挨饿，才会去耕种休耕地。为了应付更多人吃饭的需要，除向外殖民或征服外，希腊人还发明了一种精耕细作型农业。精耕细作型农业实际上在荷马史诗中已有所反映。阿尔西诺的园地不仅有围墙，而且有灌渠，可以保证收成。给土地施肥的做法流行开来，在奥德修斯的院子中，就有一堆牲口粪，等待奴隶们运往田间。农家肥的利用，使土地的利用率得到提高，有些土地可能会得到连续耕作。古风时代，这种精耕细作型农业应当得到较广泛的推广，它主要有以下特点：
1.深翻土地。赫西奥德提到休耕地必须翻三次。第一次在初春之时，将土地翻一道，以便草类更好地生长；夏天亦应翻地，可能是为了把草翻入地下，让其腐烂以增加土壤肥力，同时打碎泥坨，增加土壤的透气能力；秋季雨前翻耕播种，应有一孩童跟在后面用耙子扒土把种子盖住，以免让鸟吃掉。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如果错过了秋天或冬天的播种，作为补偿，可以在春天播种。
2.种植多种经济作物，尤其是橄榄、葡萄、无花果等。除了正常的栽种外，希腊人还发明了嫁接技术，即在野生橄榄树上嫁接家橄榄，家橄榄发芽抽条时，再将野橄榄的树枝砍掉，以保证家橄榄的生长，这样，一些无法利用的山地便可得到利用。葡萄则通常截取一段枝条栽培。橄榄、葡萄还需进行剪枝，希腊人注意到葡萄需每年剪枝，橄榄树大概几年一剪。这些经济作物的推广，无疑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3.修筑围栏、灌溉渠道等。这两类设施在荷马时代已经出现，在古风时代应当同样存在。围栏既是为了防止牲口进去糟蹋庄稼，也是为了防人偷盗。不过由于希腊的河流大多属小河，且夏季需水时往往无水，估计这种灌溉不会十分普遍，但围栏已得到考古与文献的证实。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也被提上日程。色诺芬要求对果树培土。荷马明确提到，拉埃提斯精心侍弄他的果园；提奥弗拉斯图称灌溉对无花果等植物至关重要。这样，作为希腊的一个农民，他必须既懂种谷物，还须懂得如何嫁接果树、栽培葡萄、剪枝等技术性活计。与此相适应，农民大多住在乡间，事实上在古典时代，大多数人口仍住在农村。
4.与精耕型农业同时出现的应是农业某种程度的商品化。古风时代是希腊城市兴起的时期，新兴的手工业者、商人需要一定的农产品供给，在当时缺少长途贸易，尤其是蔬菜瓜果类也无法长途贩运的情况下，农民所提供的剩余产品无疑是城市人口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来源。赫西奥德提到农民在闲暇时会从事长途贩运，以出卖其剩余农产品。某些农民，特别是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民，肯定和市场有一定联系。他需要购买一定的金属打制农具。作为重装步兵，他需要购置全套武器装备。上层社会的人士，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或者为支付公益捐献的开支，必须出卖一部分农产品。而那些土地严重不足的农民，则需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充当雇工，以购买必要的粮食供家庭消费。这样，势必有部分农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导致农业、至少是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
5.在从事种植业的同时，农民同时饲养牲口、家禽，或者烧制木炭。在荷马史诗中，家畜的数量似乎相当大。奥德修斯家的牲畜至少达到几千头，有猪、绵羊、山羊和牛等。此外，在其他英雄的产业中，可能还有不少马。但那么大规模的牲口，更可能是诗人的想象而非历史的实际。在赫西奥德的诗篇中，畜牧业仍然重要，他先后提到了牛、绵羊、山羊、骡子、狗等。但在赫西奥德这里，牲口主要不是用来满足人们的口腹之需，而另有用途。牛和骡子用于耕田、拉车，绵羊会提供羊毛，狗用于看守庄稼，山羊提供羊奶，羊皮用来制作手套。动物肉提供的脂肪与蛋白质反倒退居到次要地位了。到古风时代，希腊人仍然喂养着不少牲口。阿摩尔戈斯的一个命令规定，牲口不得到属于阿波罗的神圣土地上放牧，否则那些牲口将成为阿波罗的财产。[2]在其他希腊城邦，可以相信，也有不少牲口。按照希腊人的习惯，出征之时，需要赶上部分山羊以供牺牲和占卜。希腊国家向神灵表示感谢时，屠宰牲口祭祀神灵，往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在瓶画上，农民赶着猪的情形经常出现。家禽养殖随着鸡的引入也有所发展。烧制木炭在希腊可能也相当重要。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阿卡奈人出场时就背着一筐木炭。因此，农耕、畜牧以及其他养殖业相互补充，加上偶尔参与工商业活动，是农民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
农业的复合化，是古风时代希腊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从古风到古典时代，希腊世界的人口应当一直在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可能相当快。古风时代大规模的殖民，是人口增长最直接的表现。但是，外出殖民者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仍然留在希腊本土。这些人的生存，部分靠进口粮食解决，部分依靠工商业，但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土地提供的收入。因此，单从社会总产值来说，希腊的农业确实有发展。正是农业的发展及其提供的剩余，使得一部分人脱离农业，转变为专业的手工业者与商人成为可能，也使得社会的上层能够过上更奢华的生活，并让一部分人从事专业的思想创作。在这个意义上，希腊文明确实奠基于农业之上。
二、海外贸易的兴起
与农业进步的同时，古风时代希腊经济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在工商业上。希腊商业的恢复始自公元前9世纪。该世纪中期，由于腓尼基人的活动，希腊人的逐渐定居，爱琴海各地区之间的联系逐渐恢复。雅典创造的几何陶行销爱琴海各地，优卑亚、雅典等地也逐渐开始出现一些西亚的器物。公元前800年前后，优卑亚人开始到达叙利亚北部的港口城市阿尔明那。吕底亚自巨吉斯登基以后，历代国王都把征服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人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除米利都外，大陆上所有希腊城邦似乎都被吕底亚征服。从经济的角度看，吕底亚以富有知名。列斯堡的女诗人萨福抱怨说，她的姑娘们有的跑到萨狄斯去了。雅典人梭伦、阿尔克美昂都到过萨狄斯，虽然他们的目的未必都是商业上的，但就当时大多数到萨狄斯的人来说，不会只是快乐的旅行，希腊人的经济条件远不能许可他们单纯为享受旅游的乐趣而前往吕底亚。吕底亚的乐器、某些手工艺品曾经传到希腊，并给希腊以重大影响。部分希腊人可能在吕底亚充当雇佣兵。与此同时，吕底亚也从希腊得益不少。吕底亚的字母可能是对希腊字母的改写；国王们经常给希腊圣地奉献各种昂贵的祭品。甚至在准备和波斯人决战时，国王克洛伊索斯也遣使征询德尔斐的阿波罗的意见，并向希腊人求援。对希腊影响最大的是吕底亚人所发明的钱币，正是从吕底亚那里，希腊人学到了打造钱币的方法并加以推广。
希腊与埃及早在爱琴文明时期就已建立贸易联系。公元前2000纪末东地中海局势的动荡使这种联系中断，但埃及始终未从希腊人的视野中完全消失，埃及人的一些小装饰品如念珠、宝石等在公元前9—前8世纪希腊的墓葬中时有发现，分布在从雅典到斯巴达、克里特的广大地区。在荷马史诗中，麦涅拉俄斯曾因风向不利，长期滞留在尼罗河河口。奥德修斯在自己编造的一个故事中，称自己是一个克里特人，因在抢劫埃及的过程中，被埃及军队击败，幸得埃及国王庇护，才拣得一条性命。在古风时代的文献中，埃及出现的更加频繁，几乎希腊所有名人都和埃及有关系。诗人萨福的弟弟卡拉克索斯就到过埃及；斯巴达立法家来库古和雅典改革家梭伦也都和埃及有联系。哲学家泰利斯可能到过埃及，并且和祭司在一起待过一段时间；据说毕达哥拉斯还学会了埃及语言，并进入了埃及人的神殿。不过这些人到埃及未必就是为了贸易，有关的传说也没有提到他们在埃及从事商业的情况。对古风时代的希腊人来说，埃及更多的是作为智慧和知识的宝库存在。用希罗多德的话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3]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如此之多的希腊人到达埃及，绝不只是为了解埃及人的巨大业绩。除了那些到埃及充当雇佣兵、在纳乌克拉提斯当妓女的人外，其他的可能就是商人。希罗多德提到萨摩斯人科拉伊奥斯。此人本准备到埃及去，但因为一阵大风，结果到了西班牙的塔尔特索斯，并因此获利丰厚。希罗多德似乎暗示，科拉伊奥斯经常到埃及从事贸易活动。公元前6世纪前期，希腊人在尼罗河三角洲获得纳乌克拉提斯为商业据点，二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19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表明，纳乌克拉提斯是一个希腊人城市，早在阿玛西斯之前，那里已有希腊人活动，其手工作坊生产埃及人需要的一些装饰品和陶器。希腊人从埃及得到的主要是谷物，出口到埃及的似乎主要是银子、橄榄油、葡萄酒等。
希腊人与黑海地区的交往非常之早。雅逊取金羊毛的传说，暗示可能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已经染指黑海地区。但取金羊毛历程的艰辛，说明黑海地区远不像后来希腊人给它取的名字“好客海”那么好客，而是很难接近的海，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狭窄，以及洋流和风暴，让进入黑海的航行相当困难。尽管如此，随着希腊人的探险和航行，对黑海地区的贸易，自公元前7世纪起逐步发展起来。希罗多德多次称呼黑海地区的城市为商埠，它们中最有名的就是波里斯特涅斯人的城市，即奥尔比亚。该地位于布格河口，可能是米利都的殖民地贝雷占建立的，目的显然是和当地居民开展贸易活动。希罗多德提到，某些西徐亚人种植麦子“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出售”。[4]既然西徐亚人并不缺粮食，而在从黑海地区输往希腊人的货物中，小麦是其中的大宗，那么西徐亚人的小麦，应当是出卖给希腊人了。除小麦外，西徐亚人出卖的还有咸鱼、皮革、金属和奴隶等。而希腊人输送到黑海地区的，在考古文物中最常看到的，是陶器。但希腊人出卖的，主要应当是随陶器到达那里的葡萄酒和橄榄油等。参与到贸易中的，公元前6世纪以前，主要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公元前6世纪以后，雅典和埃吉那的因素日益重要。
在西部地中海的贸易中，优卑亚人起了领头作用。他们最早建立的殖民地皮特库撒位于那不勒斯海湾，同时也是希腊人最初建立的殖民地中离本土最远的。这里以前可能并无居民，缺少良好的耕地，但有两个良好的海港。和阿尔明那一样，这里是一个贸易港口。考古发现表明，冶铁是居民的重要职业。这里除发现过优卑亚的产品外，还有来自埃及的护身符和蜣螂雕像（后者也是护身符），科林斯与西亚的陶器，腓尼基的酒罐与小器物，伊达拉里亚南部的颜料等。似乎整个地中海的产品，都在这里有所体现。所以，这里可能还有腓尼基人活动。古风和古典时代，希腊人在这里的商业贸易活动范围可能更加广大，程度更加深入。公元前481年，当希腊使者前往叙拉古请求援助时，僭主格农指责希腊人不曾支持他早些时候对迦太基进行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曾经解放了一个“给你们（即希腊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和收获的商埠”。[5]希腊人从这里得到的利益，实际上就是商业利润。它们的存在和希腊人参与的广泛性，格农把它作为一件需要抱怨的事情提出等，都说明这些商埠对希腊人有着重要意义。
三、希腊大陆的商业中心
随着海外商业的发展，希腊的某些国家繁荣起来。优卑亚人在早期开风气之先，首先到了阿尔明那和皮特库撒，建立起希腊与西亚和伊达拉里亚的联系。卡尔西斯因有现代建筑竖立其上而无法发掘，但对埃利特里亚的发掘表明，它在公元前825年突然繁荣起来。公元前750—前700年，那里有大规模的神庙建筑，说明其应拥有相当数量的财富。问题在于这些财富中，有多少来自对外贸易。勒夫坎地发现的各种器物，说明那里是最早与西亚建立联系的地区。在丧失拉伦丁平原后，埃利特里亚的贵族要单纯依靠土地，大概难以维持他们的地位。“埃利特里亚的土地赋予地位，但并不必然会产生大量财富。如果勒夫坎地的贵族骑士希望维持他们在埃利特里亚所享有的传统独特地位，他们可能需要获得其他收入来源。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是阿尔凯欧斯的兄弟安提门尼德斯或雅典贵族梭伦的先驱，投资于商业经营，因此和上层阶级融合形成了一个更加广泛的集团，一个寡头而非真正贵族的集团，其势力主要依赖动产。埃利特里亚可能早在公元前800年就在安德罗斯岛上建立了市场。它是在一小队埃利特里亚的流亡者到达后不久建立的，似乎完全是为了商业目的。”[6]此时爱琴海各岛屿上，优卑亚的产品是最常出现的。除安德罗斯外，特诺斯、克奥斯及其他岛屿上也都有埃利特里亚人商业活动的足迹。
科林斯的繁荣和商业也不无关系。修昔底德认为：“科林斯位于地峡之上，自远古以来即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虽然古代的交通是在陆地上而不靠海道进行的。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人和半岛以外的人来往必然经过科林斯的领土。所以科林斯因其财富而势力增加；这一点，古代诗人在科林斯的名字前面，常加一个‘富庶的’形容词可以看出来。当希腊的海上运输事业更发达的时候，科林斯人有了一个舰队，镇压海盗；同时因为它能够在陆地上和海上供给同上的便利，从海陆交通上得来的收入使它富强起来了。”[7]
在古风时代贸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还有埃吉那、萨摩斯和开俄斯。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在埃吉那和开俄斯有大量海外商人。[8]关于埃吉那商人，希罗多德提到一个叫索斯特拉托斯的商人，是希腊世界从商业经营中获利最多的。1970年，在伊达拉里亚发现的一块铭文上，出现了如下字样：“我属于埃吉那的阿波罗，？的儿子索斯特拉图斯制造了我。”该铭文的年代为公元前6世纪末，文字属于埃吉那风格。无独有偶，在伊达拉里亚发现的陶瓶中，有100多个刻有“SO”的字母，很可能是索斯特拉图斯的缩写。因此，希罗多德所说的这个人，应该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因为与意大利（而非希罗多德所说的与西班牙）成功的贸易发了财。对于开俄斯贸易的情况，我们的了解不多。希罗多德提到，当弗凯亚人希望买下邻近开俄斯的岛屿时，开俄斯人因为担心对方会在那里开辟市场而拒绝了。对于开俄斯人贸易的物品，希罗多德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一个叫帕尼欧纽斯的人专门购买容貌秀丽的男童，将他们阉割后卖到东方的市场，后来因此受到残酷的报复。[9]除了希罗多德提到的科拉伊欧斯外，萨摩斯显然还有其他人参与贸易。考古发现证实，至少在僭主波利克拉特斯统治时期，萨摩斯与外界保持着广泛的经济联系。在埃及，萨摩斯人在尼罗河三角洲建立了贸易港口；它与塞浦路斯、雅典、意大利等地，也都有着这样那样的来往。
四、古风时代希腊的手工业
农业生产的进步，海外贸易的兴起，刺激了希腊手工业的发展。公元前8世纪以来希腊社会经济的发展，激起了贵族对奢华生活的需求，也需要手工业向他们提供更多、更优良的产品，因而公元前8世纪以后，希腊的手工业也摆脱黑暗时代，逐步走上了发展道路。但在最初，可能是从西亚来的手工业者占优势，至少是希腊人从西亚手工业者那里借鉴了某些技术。腓尼基的、亚述的、吕底亚的、弗里吉亚的，甚至乌拉尔图的产品和观念，都曾传到希腊，被希腊人不同程度地接受。在克里特，早在公元前9世纪就已出现了具有东方风格的工艺品及金属制品。一度被希腊人忘记的制造黄金装饰品和粒化技术，再度被带到了希腊。象牙雕刻、青铜锻制技术，可能也是由西亚手艺人带到希腊的。早期希腊的雕刻大多仿制赛斯王朝时代埃及的风格，陶器装饰风格与题材，也多与东方有关，以致学者们把公元前8—前7世纪的希腊称为东方化时期，又因这一时期物质生产技术的进步或宗教的变化而称为“东方化革命”。作为希腊历史上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之一，希腊人并不是单纯的吸收，而是在学习的同时对这些技术加以改造，以使其适合希腊人的需要，并逐渐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正如柏拉图所说：“无论希腊人从非希腊人那里学来什么，我们都使之更加完善。”[10]大体说来，这一时期希腊手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下述领域。
金属冶炼与煅制。金属冶炼首先与武器有关。在阿哥斯发现的一副公元前700年的金属盔甲，其制作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在卡尔赫米什一个希腊人墓葬中出土的一副盔甲和圆形盾牌，其中央是戈尔贡的头颅，边缘饰以动物奔跑的情景，可能出自希腊工匠之手。由于重装步兵的兴起，这类武器的需要量较大，可以相信当时希腊有不少手工业者从事这类手艺。其次是神像制作。由于神庙建筑的兴起，需浇铸一些神像，因而青铜铸造业也在这时兴起，现藏于柏林的一个阿提卡的陶杯上，生动地再现了希腊人铸造神像的情景。左边一人正在炼铜，中央一人扶锤而立，显然是等铜炼好后准备敲打，右边一人正拿着小锤敲打已快铸成的神像。这尊神像只剩下头部未能铸成。左边炉中正烧炼着的铜，显然是用来铸造神像头部的。[11]法国人在德尔斐发现的克列奥比斯和比同的青铜铸像，无疑可归于希腊艺术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品之列。另外，希腊人广泛使用的钱币，同样是由手工业者完成的。他们需要的生产工具，当然也需要煅制。钱币大多是十分不规则的圆形，多为银币，中央还有各种图案，如雅典的是保护神雅典娜的标志——猫头鹰；麦塔蓬图姆的钱币图案是麦穗；克罗同的是三角形；希麦拉的是公鸡；埃吉那的是龟。这些钱币的制作都需要十分高超的技巧，很多应是有模具的。
陶器。制陶业是希腊较早兴起的手工业，即使在荷马时代，当希腊人差不多忘记了金属煅制时，他们仍在生产陶器。在希腊人那里，它可能扮演着今天瓷器、陶器、玻璃，甚至部分金属器皿所扮演的角色。公元前9—前8世纪通常称为几何陶时代，因雅典生产的几何纹陶器而得名；公元前7世纪，科林斯的陶器占优势；但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科林斯陶器的地位被雅典的红底黑画陶取代，希腊陶器史进入雅典时代。陶器是至今发现的最多的器物之一，它们随着希腊人的橄榄油和葡萄酒等被输送到地中海世界各地。陶器上绘制的精美画面，既是十分难得的艺术品，又是希腊人日常生活的反映。陶器在地中海世界的分布，也是希腊人经济活动的重要证据。
造船。希腊多山近海，航行是希腊人生活中的常事。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开始航海经商。赫西奥德曾劝帕尔塞斯必要时航海赚钱。诗人萨福的兄弟也有过航海的经历。但航行所用的船只并不是人人都能造的，它需要高度的技巧，同时还需要诸如木料、油漆、桅杆等专门的材料以及工具。奥德修斯离开女神卡吕普索时，曾给自己制造了一条船。但那条船更像一个普通的木筏，而且不够结实，很快被海神掀起的巨浪打散。古风时代，希腊人无论是外出殖民，还是经商，都需要使用船只。当时希腊人普遍使用帆船，载重几百吨的船也常有。古风时代早期，商船和战船可能不分。为对付海盗，甚至可能为速度和安全而牺牲效益。专业的商船，可能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末。但商船并非唯一的种类。水师也在古风时代发展起来。早期的战船多为30桨或者50桨，每边分别有15人或者25人划桨。后来，希腊人发明了三列桨战船。与以前的战船相比，三列桨战船的水手多达180人，因此船速快得多。船舷可能还有挡板，可以有效地保护水手免受对方弓箭与标枪手的攻击。至少到古风时代末期，希腊各邦都有了或多或少的战船。拉戴战役中，伊奥尼亚人集中了353条战船；公元前480年希腊人抵抗波斯入侵时，在阿尔特米西翁参战的三列桨战船达271艘，另有不少五十桨大船。[12]集中在萨拉米斯的希腊三列桨战船数量更大，达到366艘。[13]为建造船只，希腊人需要进口木材、索具，而且要集中相当数量的手工业者。因为造船的技术含量，显然需要一定数量的专业手工业者。修昔底德所提到的阿密恩诺克利，可能就是一个专业的造船工匠。在雅典、开俄斯、米利都、埃吉那等航海比较发达的城邦，应当有专业的造船队伍。因为资料限制，我们无法对他们的人数进行估计。
纺织与制衣。古风与古典时代的希腊似乎没有大规模的纺织业，纺织大多在家中进行，可能由女主人自己完成。在荷马史诗中，当家中的女主人第一次出现时，不管她们是一般平民，还是贵族妇女，似乎都在纺织。奥德修斯的妻子帕涅罗帕还要亲自为公公织寿衣。一些富人家里可能有奴隶帮忙，其种类主要是羊毛纺织。古风时代女像上罩的华美衣装，显示了希腊人的纺织技术。色诺芬尼曾在诗歌中轻蔑地谈到科罗封的贵族：“当他们摆脱了可恶的奴役时，他们从吕底亚人那里学会了过度的奢侈。他们身穿紫袍走进广场，常常不下1000人，举止阔绰，高视阔步，头发卷得漂漂亮亮，遍身擦着精工调制的香膏。”[14]制衣可能主要在家中进行，至少在文献中没有出现过专门的作坊，分工大概也不精细。
建筑。古风时代希腊不少城邦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神庙，如奥林匹亚、德尔斐、埃吉那、科西拉等地。这些神庙建筑大多由国家出资，雇人修建，即使是本邦公民参加劳动，可能也有工资。在一些公共圣地，如德尔斐等地，还有各城邦的财库。这些财库，如德尔斐地区西菲诺斯人的，建筑精美，用漂亮的女像柱支撑柱廊，其雕刻技术让人惊叹。在西部希腊，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众多城邦都修建了大量神庙，其中塞林诺斯、帕埃斯图姆、西利斯等地的神庙，因其神庙的规模和雕刻的华美，尤引人注目。因而可以肯定，希腊这一时期的建筑业应当也十分兴旺。在这一行业中，石工、雕刻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上述事实表明，较之迈锡尼时代，古风时代希腊的手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摆脱了宫廷的控制，手工业者显然处于独立而非依附者的地位。荷马社会的手艺人似乎已经独立，古风时代成长起来的希腊工匠，理应也是独立的。那些拥有一定技术水平而本邦活计不足的工匠，可能还会到处旅行，寻求新的活路。还有一部分人，大多数时间也许仍是农夫，只有在农闲时才会外出，挣得部分现金贴补家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希腊人一定鄙视手艺人。相反，在希腊人的工匠中，确实有部分人对自己的职业颇感自豪。在提洛岛上发现的一个雕像上刻有如下铭文：“优提卡提德斯制造和奉献了我。”阿提卡的陶工也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而且公然声称，他的对手不可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作品。不过，当时希腊有多少职业的手工业者，难以确估，但数量肯定不会很大，分工与专业化水平也不会特别高，而且在不同城邦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一些小城市中，一个手工业者可能需会多种手艺才行。而在一些大城市如雅典、科林斯等地，其分工水平显然应更高一些。色诺芬给我们提供的一段材料或许不无意义。
“在一个小镇中，一个手艺人需同时制作椅子、门、犁和桌子，有时还要盖房子。如果能找到足够的活计养活自己，他就心满意足了。当然，一个人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行业。可在大城市中，由于人口众多，对一门手艺的分支有大量需求，只要一门手艺，甚至还不是一门手艺的全部，便足以养活一个人。例如，一个人专制男鞋，另一个人专制女鞋。有些地方甚至一个人只负责缝制，另一人切削，再一人上鞋帮，最后还有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只是把这些鞋搜集起来而已。因此，一个当然的事实是，那专注于一项具有高度专业化工作的人，肯定会把它做得最好。”[15]
五、钱币的发明与流通
从迈锡尼到荷马时代，希腊世界一直实行以物易物式的商品交换。根据希罗多德的意见，把金银分割成一定的小块与重量，打上价值印记，把它变成一种财富交换的媒介，是吕底亚人的创造。[16]吕底亚人还被视为零售商业的发明人。年代稍早的色诺芬尼也说，吕底亚人是第一个发明了钱币的人。[17]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钱币，是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发现于以弗所阿尔特米斯圣地的93枚钱币。这些钱币从半斯塔特尔到1/96斯塔特尔不等，有些甚至未打印记，可能是准备用于打造的，或者本来就是让它们保留毛坯状态。一般认为它们的年代属于公元前7世纪初期或中期，至迟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后期。小亚细亚希腊各邦的钱币系模仿吕底亚。希腊大陆的钱币则学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时间应当更晚。公元前7—前6世纪，埃吉那人在爱琴海的贸易中相当活跃，它的钱币不会晚于公元前600年，随后科林斯、雅典等纷纷发行自己的钱币。科林斯最初钱币的年代不易确定，雅典大约到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才发行自己的钱币。西部地中海的希腊人不甘落后，先后发行了自己的钱币。到公元前500年，大大小小的希腊城邦都发行了钱币。
钱币的发行当然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作为一种交换媒介，钱币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它由国家发行，一面是国家的标志，另一面是币值，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它的币值固定，不会像其他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其价值本身可能就存在差异；它体积小而价值大，便于储藏和携带。钱币的这些功能，实际上得到了古代作家的认可。古风时代的希腊人不曾就发行钱币的动机进行论述，不过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可以提供某些启示。他指出，由于人们的职业各不相同，创造出来的产品也各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为了便于这些不同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发明了货币。否则，交换就不可能实现。“货币作为一种尺度，可将一切事物公约，并加以等价化。”[18]早期发行的钱币大多是乌金，乃一种金银合金，来自吕底亚统治下赫尔姆斯河的支流帕克托鲁斯河地区。这种金银合金的钱币成色难以确定，到克罗伊索斯时被放弃，改用纯金或纯银制造。希腊人接受钱币后，多采用金币或银币。大多数钱币仅在本邦内流通。在国际上流通广泛的，是马其顿和色雷斯等地的钱币。这是由于爱琴海北岸地区矿产丰富，发行的钱币多且量大，更多的是因为货币本身的价值被接受。流通最广的则是雅典的钱币。到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那种打上了保护神猫头鹰符号的钱币几乎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原因部分可能是雅典钱币的成色，另外则是雅典贸易的广泛。
六、城市的兴起
城市在古代世界的兴起，往往意味着文明的出现。荷马史诗中已经出现了城市。史诗中几乎所有的英雄们都居住在城市中。但那时的城市不过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城市的居民，包括那些英雄在内，都还是农民。专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虽然已经出现，但人数有限。尽管如此，荷马社会的定居点，仍是后世希腊城市的雏形。至少在其中的一处，城市曾作为交换中心存在。当时阿喀琉斯拿出一块铁作为奖品，诗人说，如果谁能得到这块铁，他5年不用进城买铁。从考古资料看，希腊本土城市类型的定居点最早可能起源于优卑亚，时间约在公元前9世纪。雅典、阿哥斯、伊奥尔科斯、伊阿里索斯和克诺索斯等地可能也有了城镇。这些早期城镇面积可能不大，“在所有这些主要的定居点……我们绝不能认为它们是充分定居的，更可能的是，每个主要城市最初是作为分散村庄的集合，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墓地，但仍因属于同一共同体的感情被联结在一起”。在小亚细亚，士麦尔拿于公元前9世纪中期修建了希腊最早的城墙。它们表明，城市化在希腊开始萌芽。[19]
公元前8世纪，随着希腊人口的增长，殖民运动开始后与地中海地区商品贸易关系的启动，希腊城市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士麦尔那城墙内的面积大约为8.75万平方米，到公元前8世纪后期，城内的房屋似乎已经相当密集。城墙的修建，瞭望哨的设立，既说明居民遇到了外来威胁，也表明城市内的居民已经有了自己属于一个整体的意识，希望通过城墙表明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但城内显然缺乏规划，房屋形状多样，而且相互分离。因为市中心尚未发掘，不知那里是否存在神庙一类的公共建筑。大约同时的扎哥拉和恩波里奥虽位于海岛上，但也有设防的城墙。扎哥拉有港口，也有圣地；恩波里奥的面积约7.5万平方米，有明确的市政规划，也有圣地。在士麦尔那和恩波里奥，考古学家都发现了水井。科林斯、阿哥斯、雅典等地先后禁止在广场埋葬死者，可能是为了居住的需要。
在希腊本土，公元前8世纪最繁荣的地区是优卑亚。当希腊其他地区仍处在孤立状态、物质文明衰退不堪时，优卑亚的勒夫坎地已经有了比较豪华的墓葬；在对外交往的恢复方面，优卑亚人也是先驱者，最早到达阿尔明那和意大利的，都是优卑亚人。希腊人传说中的第一次大战，即争夺拉伦丁平原的战争，发生在岛上的两大城邦卡尔西斯和埃利特里亚之间。关于这两个城邦，埃利特里亚相对清楚。考古发现表明，虽然它失去了对拉伦丁平原的控制权，但仍保持某种程度的繁荣。由于那里是逐渐定居和扩张的，街道缺乏规划；但古风时代它先后修建了阿波罗、阿尔特米斯等多座神庙；至少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它完成了规模宏大、工艺精致的城墙建筑；广场得到装饰。
在希腊大陆上，此时发展最快的，是南希腊的所谓多利亚人国家。阿哥斯、斯巴达、美塞尼亚等地，居民点数量急剧增长，科林斯的发展尤其迅速。这里在迈锡尼时代已经有了居民，黑暗时代也许从没有完全被放弃。考古资料证实，公元前900年前后，科林斯地区的居民已经不少，墓葬的集中，暗示了居住点的集中。公元前8世纪中期，水井数量的增加，显示了科林斯人口的增长。公元前7世纪，科林斯开始修建阿波罗神庙以及其他公共建筑，供水设施明显增加，科林斯作为一个城市的基本特征此时基本具备：“公元前7世纪中期，科林斯因那时最辉煌的神庙之一而自豪，公元前6世纪早期，佩里安德罗斯修建了献给奥林匹亚的宙斯的大庙。格劳克和配尔涅泉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已经大量供水。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巨型建筑。此外，格劳克泉的水源有一定距离，暗示中心区的人口增加如此之快，以致配尔涅泉的水源不足。库普塞罗斯城墙的修建，表明市中心区值得防卫。除这些可以作为城市标志性特征的巨大公共建筑外，其他因素也显示了它有大量的城市人口和经济的专业化，两者在科林斯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末以前；伯里安德在勒查乌姆——该地乃科林斯距海最近之地——修建人工港口的决定，显示了该地贸易往来的规模。我们有关城市设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有限资料强烈支持下述结论：到僭主政治时代，科林斯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城市。”[20]
雅典自迈锡尼时代以来一直有人居住，迈锡尼文明末期，由于卫城地形险要，可能还有城墙，雅典挡住了入侵者的进攻。公元前8世纪后期，雅典人口已相当密集。公元前7世纪，卫城已经成为宗教崇拜中心，后来成为广场的地区，到该世纪末也许已被清理干净。至少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修建了城墙和供水设施。克里斯提尼改革时，城区被单独作为一个地区，占了1/3，说明城市的存在，已经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