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代希腊人从未建立一个囊括所有希腊人的大帝国，而是分布在西起直布罗陀海峡，东到法西斯河的地中海和黑海周边的广大地区。因此如何确定古代希腊史的主线，是所有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当今这个社会文化史盛行、马丁·盖尔比马丁·路德名气更大的时代，写政治史需要一定的勇气。但我仍然选择了政治史作为主线。因为在这样有限的篇幅里，省略的内容必然比写出来的要多。被迫选择时，必须选用最典型，也是最一般的特征作为主线。就古代希腊历史而言，政治史之所以应当作为主线，一是因为希腊人向来以他们发明政治自豪，连带着发明了今天仍在使用的与政治有关的语汇，如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等。政治生活可谓希腊最为重要的遗产。二是因为希腊文明的许多成就，特别是古典希腊文明的辉煌，都与城邦制度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缺乏了城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雅典的悲剧和喜剧，这些古代希腊人的文化成就，都将难以得到充分的解释。因此，我更多地关注希腊城邦的兴起和发展，希望通过城邦这条主线，把古代希腊文明不同的方面串联起来。

写古代希腊史时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确定它的终点。近代以来考古学的发展，已经把古代希腊文明的起点上推到公元前3000纪的克里特文明。对此学者们几乎没有争议。但古代希腊史的终点在哪里，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顾准先生多年以前已经指出的，古代希腊历史从来就是多中心的。多中心的希腊历史，即使用最简单的政治独立作为标准，必然也有诸多时间节点。巴尔干希腊人的政治独立似乎终结于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但古代马其顿人向来自视为希腊人，亚历山大也经常以希腊文明的代表自居，所以希腊化世界多被学者们作为古典希腊文明的自然延续。后来的罗马人也承认，流入罗马的希腊文明不是一条条溪流，而是滔滔江河。所以希腊文明的生命，甚至在拜占庭帝国时代，也仍然保持着活力。西部希腊人的政治独立，如果以意大利被罗马征服作为标志，是公元前3世纪中期，而西西里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才变成罗马行省的。黑海地区的希腊人，则要到米特拉达梯时代才被罗马征服。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任何一个年代作为叙事的结束，都必然带有随意性。伯里把亚历山大去世作为终点；哈蒙德把拉米亚战争中希腊的失败视为希腊独立的终结；波默罗伊等把希腊史大致写到希腊化世界形成；莫里斯的《希腊人》大致叙述到公元前30年，那一年罗马征服了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埃及；俄罗斯学者库济辛等的《古希腊史》采取了与莫里斯类似的做法；德国学者本特森的《希腊史》则一直写到罗马帝国时代。

本书在终点的选择上大体追随伯里，把亚历山大去世作为古希腊史的结束，虽然在他人看来这样的做法不免“任性”，然笔者自有理由。历史确实是连续的，只要人类历史在发展，就难言“终结”。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之后也仍在继续发展，希腊化时代的辉煌成就，如果脱离了主角希腊人，肯定无法理解。但对历史的叙述必须有一个终点。对古代希腊人而言，他们也许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喀罗尼亚战役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城邦时代的终结。尽管在此之后城邦仍保持一定活力，城邦政治仍大体正常运转，但喀罗尼亚战役之后建立的希腊同盟，已经宣告了城邦自主处理内部事务时代的终结。在科林斯召开的希腊人同盟会议公布的决议中，有一系列禁止性规定，它们直接侵犯了此前希腊人一直向往的自治和自由。亚历山大登基之后，城邦政治运行的环境，与古典时代比较有了本质变化：政治家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不再取决于本邦公民的决议，而操于马其顿（后来是罗马）的将军和政客之手。亚历山大死后，帝国的确陷入了分裂，但在希腊化世界唱主角的，已经不是希腊城邦，而是马其顿、塞琉古和埃及那样的大国。即使雅典那时仍能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阿凯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在大国的夹缝中甚至可以获得一定的扩张空间，然而其政治家的命运，几乎没有例外地都被马其顿等大国操纵。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东来后，名义上宣布给予希腊人自由，实则城邦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在这个意义上，从喀罗尼亚战役到拉米亚战争期间的转变，对古希腊政治史具有决定意义。选择这个时期的任何一个事件作为叙述的终点，都不无理由。本书所以把亚历山大之死作为终点，是因为亚历山大至少表面上还把希腊人城邦作为一个盟友，而在他死后，他的继承者们多在东方帝国的环境中长大，行事和做派，也具有了更多专制君主的味道。希腊城邦的独立之梦，随着拉米亚战争的失败，也逐渐变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城邦时代从此离希腊人而去。

最后，对本书的参考书目略微交代几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古希腊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诸多领域产生了重要成果。不少古典著作有了中文译本，一些重要的近代研究性著述，也有了中文译本。更重要的是，随着近年来国际学术交流的发展，以及文献的丰富，中国学者正努力追赶国际学术前沿，我们的著述，无论是在量上，还是在质上，尽管与西方学者的水平总体上仍有差距，但无疑都有了本质的提高。在某些领域，也有足够的底气与西方学者在同一个层面上对话，对古典学研究做出中国学者独有的贡献。限于丛书体例和参考文献总数的限制，本书主要列举通论性质的文献，选择也不免带有个人偏见，并且不得不省略了大多数比较专门的论著和译著。从数量上来说，这些被省略的著述，要远远超过出现在本书参考书目中的著述。但这绝不代表这些著述不够重要，其中的许多著述，实际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并且是作者写作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参考。那些发表在期刊上的数量更大的论文，尽管最能反映中国古希腊史学术的最新进展，但也只能割爱了。为此，必须请求学者们谅解作者的偏见。

所列举的几种外文著述，多带有工具书性质。其中雅可比编辑的《希腊历史残篇》包括希腊语原文的文本和主要用德语写的注疏，但对希腊历史研究来说，具有基础意义，故列举于后。《牛津古典辞典》和《新保利》则是基本的专业古典学辞书，方便对某些具体的人物、制度和事件等进行查阅。列举的四种手册也有工具书含义，每篇文章一个主题，既有基本史实介绍，也有相关学术史述评，每章末附有相关参考文献，是读者研究较好的入门指导。还有两种，是通史性质的读物，出自英美两位权威希腊史学者之手，大体反映了西方古典学界在相关领域的认识和进展。有兴趣的读者自可循此门径，做进一步的阅读和研究。

本书一定程度上是命题作文。2013年夏，齐世荣先生突然找我，说他准备组织国内学者编写一套比较简明、通俗的世界主要文明历史的丛书，以汲取学术最新成果，代替他20世纪末主编的“精粹世界史”，并问我能否承担《古代希腊》的写作任务。我很爽快地答应了。一是因为宋杰老师曾无意中谈起，当年我能调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是齐先生亲自点名。后来在试讲时，老先生还莅临指导，使我顺利通过了考核。想自己只是个无名小辈，能够得到齐先生青睐，既惶恐，更有些许得意。这次老先生吩咐，自无不应之理。二是因为多年来一直听说齐先生对学术相当严格，但在组织学术工作时又特别宽松，给作者充分自主权。彭小瑜教授多次言及，他当年主持四卷本《世界史》之古代中世纪卷时，曾与齐先生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尤其对齐先生在学术组织上的能力赞不绝口，因为齐先生只看学术，给予作者充分的时间和自主权。这次终于有了机会，可以亲自领略到先生的才识，岂有错过之理！但考虑到自己当时正忙于其他项目，因此在接受这个任务的同时，特意向齐先生申请延期到2014年中交稿。齐先生体现了他作为组织者一贯的宽容，答应了我的请求。拿到这把尚方宝剑，我顺利地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签订了合同，并着手进行准备。2014年我将完成的初稿交给齐先生审查。那时齐先生已经88岁高龄，但仍然认真审读了书稿，相关意见也陆续从同事姚百慧博士那里转给了我。本来我准备等先生审读完毕，亲自登门聆听批评，以便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然而遗憾的是，2015年年底先生遽归道山，我再也无缘得听先生教诲。这本小书，也只能以这种不成熟的样子面世了。

本书最终能够出版，必须感谢丛书的策划刘东明先生。正是他继承齐先生遗愿，坚持出版这套丛书，才使本书有了面世的机会。在本书编辑和出版过程中，刘先生多方给予支持和鼓励。本书的责任编辑认真审读了书稿，就书中的不少问题，包括译名的统一和史实的准确性，提出了许多中肯和合理的意见。在校订清样过程中，他们的意见都被不同程度地接受，使我避免了不少错误，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但必须指出，因笔者学力有限，书中肯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或者表述不够准确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批评，以便有机会在重印或修订之时改正。

晏绍祥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