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以“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作为项目的标题，即已显示出我们对研究范围与目标的大致限定。讲得更明确一些，也就是对海外学者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的一种再研究。鉴于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与此相关的话题表现出的日益递进的兴趣，本课题意在通过知识学上的追踪，比较全面地展示出该领域的历史进程，及穿梭与流动其间的各种大小论题、已取得的主要成就等，并冀望借此推进与之相关的研究。
诚然，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题目中所示的“汉学”与“文论”这样的术语并非含义十分确定并可直接使用的概念，而是长期以来便存在着判说上的分歧，进而涉及在具体的学术操作过程中如何把握话题边界等的问题，并不能模糊处之，绕行不顾。选择怎样的一种命名，或赋予这些命名何种意义，不仅要求充分考虑指涉对象的属性，而且也取决于研究者的认知与态度。有鉴于此，我们也希望在进入文本的全面展示之前，首先为业已择定的几个关键概念的使用清理出一条能够容身的通道，以便在下一步的研究中不再为因之带来的歧解或疑惑所纠缠。
一、为什么是“汉学”？
目前我们习惯上使用的“汉学”一语，译自英语“Sinology”。虽然“Sinology”在早期还不是一个涵盖世界各地区同类研究的称谓，但20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汉学日益成为国际学界关注的重心，它也遂逐渐演变为一个流行语词，甚至也为东亚地区的学者所受纳。仅就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如果将之译成“汉学”，那么至少还会涉及两个不甚明了的问题：一是在西语的语境中，“Sinology”这一概念在最初主要反映了怎样一种意识，并在后来发生了哪些变化？二是为什么在起初便将这一西语名词对译成了“汉学”，而不是译作“中国学”或其他术语，以至于造成了目前的各种争议？如果我们能对这两个问题有所解答，并梳理出一个可供理解与认同的思路，进而在其间（中外两种表述）寻找到某些合适的对应点，那么也就可以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做出限定性的解释，使我们的研究取得一个合理展开的框架。
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英美卷总 序总起来看，海外对中国的研究进程因地区之间的差异而有迟早之别。例如，日本与韩国的研究便先于欧美等其他地区，甚至可以溯至唐代或唐以前。然而，正如目前学界一般所认同的，如将“Sinology”或“汉学”这一近代以来出现的称谓视作一种学科性的标记，则对之起源的考察大致有两个可供参照的依据：一是于正式的大学体制内设立相应教席的情况；二是“Sinology”这一示范性概念的提出与确立。关于专业教学席位的设立，一般都会追溯自法国在1814年于法兰西学院建立的“汉语及鞑靼—满族语语言文学教席”（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e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s-mandchoues），随后英（1837）、俄（1837）、荷（1875）、美（1877）、德（1909）等国的大学也相继开设了类似的以讲授与研究汉语（或中国境内其他语种）及其文献为主的教席。[1]后来的学者在述及各国汉学史的发生时，往往会将这些事件作为“Sinology”（汉学）正式确立的标志，似乎并没有存在太多的疑义。
关于“Sinology”这一术语的缘起，据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的考订，1838年首先在法文中出现的是“sinologist”（汉学家），用以指称一种专门化的职业，但尚不属于对学科的命名。[2]作为学科性概念的“Sinology”的流行，另据当时资料的反映，当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3]尤其是70年代出现在英文版《中国评论》上的几篇文章，即发表于1873年第1期上的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撰写的《业余汉学》（Amateur Sinology）[4]，同年第3期上以“J.C.”之名发表的《汉学是一种科学吗》（Is Sinology A Science）[5]，已明确地将“Sinology”当作学科的用语加以讨论，从而也刺激与加速了这一概念的传播。从欧德理等人所述及的内容看，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将已然出现的专业汉学与此前的所谓“业余汉学”区分开来，并通过后缀“-ology”使之成为一门在学术体制内能够翘首立足的“学科”。正如1876年《中国评论》刊载的一篇题为“汉学或汉学家”（“Sinology”or“Sinologist”）的小文所述，经过将法文的“sinologue”移换为英文的“sinologist”，研究中国的专家也就可与在其他学科中的专家如“语文学家”（philologist）、“埃及学家”（Egyptologist）、“鸟类学家”（ornithologist）等齐肩而立。[6]由此可知，在当时，Sinology也是为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学科性归化而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同时也带有某种排他性[7]），因而与在大学中设置专业教席的行为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它们共同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
从研究的范畴上看，尤其从所设教席的名称上便可知悉，这些教席基本上是以讲授与研究语言文学为主的。例如，法兰西学院的教席冠以的是“语言文学”，英国早期几个大学所设的教席也冠以类似的名目，如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国王学院所设的教席是“professor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牛津与剑桥大学等所设的教席称为“professor of Chinese”，其他诸国初设的教席名称大多与之类似，这也与其时欧洲的东方学研究传统与习则，以及大学基础教育的特点等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对“语言”与“文学”的概念仍应当做更为宽泛的理解。例如，所谓的“语言”并非单指词汇、语法等的研究，而是更需要从“philology”（语文学）的意义上来知解。[8]所谓的“文学”（或“中文”），事实上涵括了各种杂多性文类在内的书写文献，毕竟当时在西方也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正因如此，后来的学者往往多倾向于将“Sinology”视为一种基于传统语言文献的研究类型。
当然，尽管对形式化标志（教席与名称）的描绘是有意义的，但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国学”这一学科概念正式确立之前，或者说在被笼统地概称为“Sinology”的时代，我们也务须注意到几种混杂或边界并不确定的现象。一是尽管汉语文献的确已成为此期研究的主要对象，但跨语种的研究始终存在于“Sinology”这一名目下，这当然也与“Sino-”的指称范围有关。[9]19世纪前（即“前汉学”时期）的来华传教士，如张诚、白晋、钱德明等人，兼擅几种中国境内语言的事例似不必多提，即便是法国的第一个汉学教席也是取鞑靼语、满语与汉语并置设位的，座主雷慕沙（Abel Rémusat）及其哲嗣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的著述均反映出对多语系的熟练掌握，而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擅长数种境内（周边）语种的汉学家更是大有人在[10]，并均被归在“Sinology”的名目之下，而不是单指汉语文献的研究。二是跨时段的研究，这是指在对传统古典文献的研究之外，海外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也不乏其著，这在下文还会提及。三是跨体制的研究，即便是在强势性的“专业汉学”概念初步确立之后，所谓的“业余汉学”也并未由此消失，而是仍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有些成果还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这种趋势至少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既然如此，“Sinology”尽管会被赋予一个相对集中的含义，但同时也会呈示出边界的模糊性。尤其是因为存在着跨语种（同时也是跨种族）研究的现象，当我们将“Sinology”转译为“汉学”这一看似含有确定族性特征，在范畴上也更为狭隘的对应语时，的确很难不遭人诟病，并使这一译名从一开始便带上了难以遽然消弭的歧义。[11]以故，后来也有学者提出当用“中国学”这一称谓来弥补中译“汉学”一语的不足。
关于另一相关概念，即“中国学”的称谓，日本近代以来有“东洋学”“支那学”等提法，在研究范围上涵摄古今。其中，至少“支那学”是可对应于“中国学”的。“支那学”的出现固然反映出了日本学界试图更新旧有中国研究模式的某种意识，然而从概念上讲，“支那”的称名与西语中的“Sinae”“China”等实出同源，因此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界，也有用“支那学”这一术语来对译或界说欧洲汉学的，并非为日本学界所独持。[12]再就是，如果能够将之视为一种相对特殊的研究模式，其在方法上实也受当时欧洲汉学的影响。[13]
与之同时，中国学界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也存在常用“中国学”指称海外同类研究的现象。在多数情况下，与当时措用的“汉学”概念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分。然对于西方出现的“Chinese Studies”，国内后来多直译为“中国学”，并一般将之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发明，视其为一种新范式的开端，并以为可借此更替具有欧洲传统特色的“Sinology”的治学模式。毫无疑问，“Chinese Studies”的出现所带来的学术转型是可以通过梳理勾勒出来的，但是如果限于笼统的判识，也会引起一些误解。譬如说，一是所谓的将中国的研究从汉民族扩展至对整个“国家”地域的囊括。这点其实在我们以上描述20世纪40年代之前“Sinology”的概况时已有辨析，并非为新的范式所独据，而早期费氏等人在研究中所凭借的也主要限于汉语文献（甚至于不比“Sinology”的研究范围更广）。二是所谓的开始将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纳入研究的视野之中。这其实也如上所述，是19世纪西人中国研究本有的范畴。勿论那些大量印行的旨在描述与研究中国政体、商贸、交通、农业、外事等的著述，即便是在19世纪来华人士所办的外文期刊，如《中国丛报》《中国评论》《皇家亚洲文会会刊》等中，也可窥知西人对这些实践领域或“现场性知识”所持的广泛兴趣了。以此而言，要想将“Chinese Studies”与“Sinology”做一时段与内涵上的分明切割，是存在一定困难的。美国战后新兴的中国学的最主要贡献，或更在于其将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诸面向的研究明确地移植进学科的体制之中，从而打破了以传统文献研究为主要旨趣的“Sinology”在体制内长期称雄的格局，而这也正好接应了当时在美国兴起的社会科学理论（既称为“科学”，又称为“理论”），并借此而获得了一些新的探索工具。
即使如此，我们也需要再次注意到，“中国学”（特指以美国学派为发端的）这一范型的最初构建便是携有强烈的实用化动机的，又多偏向于在特定的“国家”利益框架下选择课题，从而带有“国情”研究，甚至于新殖民研究的一些特点。[14]早期日本著名中国研究专家，如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的所谓“中国学”研究同样未能免脱这一路径，并非就可以不加分析地完全称之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当然，“中国学”也一直处于自身的模式转换之中，因此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关注这一连续体在不同时期，尤其是当代所发生的各种重大变动。[15]与之同时，虽然“中国学”所造成的影响已于今天为各国学者所认同与步趋，但并不等于说“Sinology”就随之而消隐至历史的深处，尤其在人文学科中，不仅这一命名仍然为当代许多学者频繁使用，而且如做细致的窥察，也能见其自身在所谓的“中国学”范畴以外，仍然沿着原有轨道往下强劲延伸的比较清晰的脉络，并在经历了多次理念上的涤荡与方法论上的扩充之后，延续到了今日。就此而言，在比较确定的层次上，也可将赓续至今的以传统语言文献资料为基础的有关中国的研究，继续称作“Sinology”。[16]当然，有时它也会与“Chinese Studies”的治学模式含混地交叠在一起，尤其是在一些史学研究领域中。
由上述可知，“Sinology”这一命名，至少会与“Chinese Studies”、中译语的“汉学”、中译语的“中国学”这三个概念存在意义上的纠葛关系，四者之间均很难直接对应，尽管语义上的缝隙仍有大小之别。中国学者也曾于这一问题上多有分辨，并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但是就目前来看，还无法达成统一的认识。撇开那些望文生义的判断，这多少也是由概念史本身的复杂性所造成的。在此情形之下，相对而言，也按照惯例，将“Sinology”译成“汉学”，并与“Chinese Studies”或中译的“中国学”有所区别，仍是一种较为可取的方式。在这样一种分疏之下，鉴于本项目所针对的是海外学者的中国传统文论研究，而海外的这一研究针对的又是汉语言典籍（不涉及中国境内的其他语种），因此即便是从狭义“汉学”的角度看，也不会超出其定义的边界，不至于引起太多的误解。再就是，本项目涉及的这段学术史，除了依实际情况会将20世纪以来的研究作为重点，也会溯自之前海外学者对中国文论的一些研究情况。至少在早期的语境中，西方的这一类研究尚处在“Sinology”的概念时段之中，因此以“汉学”来指称之也是更为妥帖的。这也如同即便我们允许用“中国学”这一术语统称其后发生的学术活动，但用之表述20世纪前的研究，无疑还是甚为别扭的。
二、什么样的“文论”？
“文论”这一概念同样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既因为“文学”与“文论”的语义均处于历史变动之中，也因为对“文论”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有不同的解说。
“文学”概念的变化似不需要在此详加讨论了，而“文论”概念的变化，如不是限于目前既有的名称，而是从更大的学科谱系上来看，就中国而言，根据我们的考察，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命说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古典言说时期，学者也略称之为“诗文评”。这一名称行用于晚明焦竑《国史经籍志》、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后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为集部中一支目之后，使得过去散布在分类学系统之外的各种诗话、文则、品评、论著、题解等，均有了统一归属，尽管收录难免有显庞杂，然也大致显示了试图为传统相关领域划分与确定畛域的某种意识。第二阶段是现代言说时期，以陈钟凡1927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公认的标志，始而通用“批评（史）”的命名，后如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傅庚生等民国时期该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也均是以这一概念来冠名自己的著作的。“批评”的术语似延续了古典言说时期的部分含义，但正如陈钟凡所述，实源于西语中的“批评”[17]，因此在使用中也必然会注入西方批评学的主要理念，比如对松散的知识进行系统化、学理化的归纳与整合，在“批评”概念的统一观照与指导下将来自各文类的、更为多样的文学批评史料纳入其中，同时排除那些在诗话等中的非文学性史料[18]，以现代的思维方式重新梳理与评述传统知识对象等，由此将批评史打造成有自身逻辑体系的新的学科范型。第三个阶段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萌蘖并历经一较长过渡，至80年代初而最终确立了以“文论”（“文学理论”）为导向性话语的当代言说系统。[19]“文论”或“文学理论”遂成为学科命名的核心语词，这也与西方同一领域中所发生的概念转换趋势衔接。与此理论性的冲动相关，一方面是大量哲学、美学的论说被援入体系的构建中，甚至于将之作为支撑整个体系性论说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不断地从相关史料中寻绎与抽取理论化的要素，使之满足于抽象思辨的需要。受其影响，该期对传统对象的研究一般也都会以“文论史”的概念来命名。相对于批评史而言，“文论”的概念也会带有更强的意义上的受控性与排他性，从而使过去被包括在“批评史”范畴中的许多史料内容，进而被删汰至言说系统以外。
由以上梳理可知，文论或文论史概念的确立，并非就是沿批评与批评史的概念顺势以下，可与此前的言说模式无缝对接，而是包含新的企图，即从批评史的概念中分出，并通过扩大与批评史之间的裂隙，对原有的学科进行再疆域化的重建。关于这点，中西学者都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并曾为此提出过一套解释性的框架。罗根泽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中，以为从更完整的视野上看，西语的“criticism”不应当像此前国人所理解的只有“裁判”的意思，而是应当扩大至包含批评理论与文学理论。若当如此，我们也就有了狭义与广义两套关于批评的界说，而广义的界说是能够将狭义的界说涵容在内的。[20]以此而复审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总体而言，当将之视为广义性的，即偏重于理论的造诣。以故，若循名质实，便应当将“批评”二字改为“评论”。[21]很显然，罗根泽的这一论述已经开始有意地突出“理论”的向度，但为遵循旧例，仍选择了“批评”的概念命其所著。
在西方，对后期汉学中的文学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韦勒克、艾布拉姆斯等人所做的分疏。这自然也与此期西方开始从前期的各种“批评”转向热衷于“理论”的趋势密切相关。在1949年出版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书中，韦勒克即将“文学理论”看作一种区别于“文学批评”的智力形态，并认为在文学研究的大区域内，“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分，是至为重要的”[22]。他后来撰写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Literary Theory，Criticism and History）一文，再次重申了理论的重要性，认为尽管理论的构建也需要争取到批评的辅助，但换一个视角看，“批评家的意见、等级的划分和判断也由于他的理论而得到支持、证实和发展”[23]。为此，他将理论视为隐藏在批评背后的另一套关联性原则，认为理论具有统摄批评的作用。艾布拉姆斯的观点与韦勒克相近，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着力点是试图阐明“所有的批评都预设了理论”[24]，即前辈所完成的各种批评著述，都是隐含某种理论结构的。以故，我们也可以借助理论来重新勾勒出这些批评活动的特征，或统一称之为“批评理论”，从而进一步将理论的价值安置在批评之上。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70年代，刘若愚在撰述其声名甚显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书，并演述其著作的构架时便明确表示同时参照了韦勒克与艾布拉姆斯的学说，以为可根据韦勒克的建议，在传统通行的两分法的基础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再将文学批评分割为实际的批评与理论的批评两大部分，从而构成一个三分法的解说框架。[25]根据艾布拉姆斯的意见，“将隐含在中国批评家著作中的文学理论提取出来”，以形成“更有系统、更完整的分析”[26]，这也是他将自己的论著取名为“文学理论”而不是“文学批评”的主要理由。与刘若愚发布以上论述差不多同时，在西方汉学的多个领域中出现了以理论为研究旨趣的强劲趋势。无独有偶，中国国内的研究也开始迈入一个以大写的“文论”为标榜的时代。
然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文论”（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史）主要是迟延性的概念，并非可以涵括从起始至终结，以致永久不变的全称性定义。在历史系谱中曾经出现的每一个定义，不仅均显示了其在分类学上的特殊设定，而且也指向各有所不同的话语实践。尽管某种“理论性”也许会像一条隐线那样穿梭于诸如“诗文评”或“文学批评”的历史言说中，以致我们可以将之提取出来，并权用“文论”的概念去统观这段更长的历史，然也如上已述，这种“理论性”依然是被不同的意识、材料与规则等组合在多种有所差异的赋名活动中的，由此也造成了意义的延宕。这也要求我们能以更开放的姿态怀拥时间之流推向我们的各种特殊的“历史时刻”，及在此思想的流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表述。这既指原发性的中国文论，又指汉学谱系中对中国文论的研究。
此外，从研究的实况看，大约20世纪90年代伊始，无论是中国国内学界还是国际汉学界，在相关领域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中国国内为例，像“文学思想史”“文学观念史”“文化诗学”等概念的相继提出，均意在避开原先“文论”概念所划定的区域而绕道以进，其中也涉及如何在多重场域中重新勘定文论边界等问题。在新的研究理念中，这些场域被看作或是可由思想史，或是可由观念史与文化史等形构的，它们当然也是被以不同的理解方式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承认有“文学思想”（literary thought）或“文学观念”（literary idea）或“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等更具统合性的场域的存在，那么也意味着借助这些视域的探索，是可以重组引起定义的关联性法则的。其中之一，比如，也可以到文学史及其作品中寻找各种“理论”的条理。事实上，我们也很难想象绝大部分文学制品的生产是可以不受某种诗学观、文论观的影响而独立形成的。文学史与批评史、文论史的展开也是一个相互提供“意识”的过程，因而至少在文学作品中会隐含有关文学的思想、观念与文化理念等。[27]甚至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如宇文所安曾指出的，曹丕的《论文》、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以及陆机的《文赋》、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本身便是文学作品。[28]按照这样一种理解，我们也就可以突破以批评史或文论史“原典”为限的分界，将从文学史文本中“发现文论”的研究一并纳入文论研究的范围。再有一种新的趋势，便是当学者们试图用某种理论去审视传统的文献资源时，也有可能以这种方式重构规则性解释，即将历史资源再理论化或再文论化。这里涉及的理论可以是文学研究系统中的新批评、叙事学等，也可以是某些文化理论，如性别理论、书写理论、媒介理论、翻译理论等。后者之所以能够被移植入文学或文论的研究中，是因为存在一个“文本”（“文”）的中介，而文本又可被视为是某种“想象性”构造的产物。这种“建构文论”的方式在习惯了实证模式的眼睛中或许显得有些异类，但其实有一大批中国传统文论也是据此形成的。其结果是使得文化理论与文学理论的边界变得愈益模糊。
正是由于这些新的学理观的出现，“文论”的本质主义假设受到了来自于多方的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汉学领域中，为严格的学科化方式所界定的文论研究已经开始渐次退位，由此也打开了一个重新识别与定义文论的协议空间。一方面是文论愈益被置于其所产生的各种场域、语境之中予以考察，另一方面是对理论的诉求也在发生变化，从而将我们带入了一个以后理论或后文论为主要言述特征的时代。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文论研究的“第四期”。既然如此，同时也是兼顾整个概念史的演变历程，便有必要调整我们对“文论”的界说，以便将更为多样的实验包含在项目的实施之中。为了遵循概念使用上的习惯，当然仍旧可以取用“文论”这一术语，但我们所意指的已经不是那个狭义的、为第三阶段言说而单独确认的“文论”，而是包容此前或此后的各种话语实践，并可以以多层次方式加以展示的广义的“文论”。尽管根据实际的情况，前者仍然会是一个被关注的焦点。
而正是在疏通以上两大概念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从容地从事下一步工作。
三、附带的说明
本课题初议之时，即幸获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并经申报列入部属重大科研项目之中。我们希望在一个全景式的视域下展现出海外中国文论研究的丰富面相，并为之设计出三个研究单元：欧洲卷、东亚卷、英美卷，分别由方维规教授、张哲俊教授与我担纲主持，在统一拟定的框架下各行其职，分身入流。
就几大区域对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史实来看，东亚（主要是日本与韩国）无疑是最早涉足其中的。中国、日本与韩国等均处在东亚文化交流圈中，这种地域上的就近性给日、韩等地对中国文论的研究提供了先行条件。即便是在20世纪之后，东亚诸国的研究出现了一些融入国际的趋势，但仍然会受其内部学术惯力的影响与制约，形成独具特色的谱系。随后出现的是近代欧洲汉学及其对中国文学、文论的研究，将这一大的地理板块视为一个整体，也是常见的，似无须多加论证。但不同国家的学术研究以及知识形态会受到自身语言、机制等方面的规定性限制，多保留自身的一些特点，并呈现出多系脉并发的路径。英国的汉学与文论研究，从主要的方面看，最初是嵌入欧洲这一知识与文化共同体之中的，特殊性并不是特别明显，然而由于20世纪之后北美汉学的崛起，两地在语言上的一致及由此引起的频繁沟通，遂为后者部分地裹挟。从一个粗略的框架上看，也可将两地区的研究共置梳理。以上即我们进行各卷划分与内部调配的主要根据。与之同时，正因各大区域之间在文论研究方面存在差异（加之也为避免与国内一些已有研究的重复），各分卷主编在设计编写规划时，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在步调上并非完全一致。当然，本书的撰写也受到一些客观条件，尤其是语种上的约束，尽管我们也邀请到了目前在意大利、德国、法国与韩国等地的一些学者参与项目撰写，却也无法将所有地区与国家的研究都囊括于内，不过遗缺的部分是有限的。
汉学研究作为一种“他者”对中国的研究，即便是在一般性知识组织的层面上，也会与中国的本土性研究有所不同，甚至差异颇大，也正因此，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必将是十分丰富的。关于这点，中国国内学者已有大量阐述，可略而不论。然而，如果对这一学术形态做更深入的思考，则又会触及文化与知识“身份”的问题。有一道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首先是身体上然后是观念上的界分，规定了这些异域的学者在对“中国”这一外部客体加以观望时所采取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态度会潜伏于意识深处，需要借助自反性追踪才有可能被发现。而我们对之所做的研究也不出例外，等于是从“界”的另一端，再次观望或凝视异方的他者，由此成为另一重意义上的，也是附加在前一个他者之上的他者。像这样一些研究，要想彻底担保自身的正确性与权威性，并为对方所认可，显然存在一定困难。即使是在貌似严整的知识性梳理中，也免不了会带入某种主体的习性。但是，如果将理解作为一种前提，那么两个“他者”之间也可能产生一种目光的对流，在逐渐克服陌生感与区隔感之后，于交错的互视中取得一些会意的融通。这，或许也是本项目期望获取的另外一点效果吧！是以为记。
黄卓越
[1] 各国首设教席的时间是参考各种资料后获取的，然也由于学者们对此教席上的理解（究竟何种算是正式的）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也可能存在出入。
[2] 参见Herbert Franke，“In Search of China：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Ming Wilson & John Cayley （eds.），Europe Studies China，London，Han-Shan Tang，1995.
[3] 参见Robert C.Childers，“‘Sinology’ or ‘Sinologist’”，The China Review，Vol.4，No.5，1876，p.331.
[4] E.J.Eitel，“Amateur Sinology”，The China Review，Vol.2，No.1，1873，pp.1-8.
[5] J.C.，“Is Sinology A Science”，The China Review，Vol.2，No.3，1873，pp.169-173.
[6] 参见Robert C.Childers，“‘Sinology’ or ‘Sinologist’”，The China Review，Vol.4，No.5，1876，p.331.
[7] 很明显，“业余汉学”这个称谓带有某种藐视的含义，故也有一些学者提议，可将“Sinology”确立以前的汉学称为“前汉学”（protosinology）。
[8] 这既与其时的Sinology主要建立在语文学（philology）与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同时也与19世纪西方学院系统中的东方学-印欧、闪米特语语言学的分科意识有关。19世纪相关的代表性著作，可参见Joseph Edkins，China’s Place in Philologu：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Trubner & Co.，1871.关于philology在19世纪时的含义及后来语义的缩减与变化，则可参见René Wellek & Austin Warre，Theory of Literature，Third Edition，Harcourt，Brace & World，1956，p.38.
[9] “Sino-”的词源近于“Sin”“Sinae”等，而对后面这些名称的考订可见卫三畏的著述，尽管会以汉族为主体，但均属对总体上的中国区域的一个称名。参见S.Wells Williams，The MiddleKindow，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83，pp.2-4.
[10]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因为这些研究多仍投射到对中国的研究中，因此大多数当时的研究者，并没有将自己多语种的研究划分为“汉学”“满学”“蒙古学”“藏学”“西夏学”等不同的学科区域。中国境内由各少数民族语言形成的所谓“××学”的独持性及与汉学的分限，始终都是含糊不清的。
[11] 关于使用“汉学”来对称国外的研究，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在『國際漢學の出現と漢學の變容』一文中认为，可能最初与王韬在《法国儒莲传》中将儒莲的《汉文指南》（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误译为《汉学指南》有关。原文见『中國―社會と文化』，第17號，18～24页，2002。但我认为，将这一事件确定为“汉学”通行的依据，会有偶证之嫌。“汉学”之通行更有可能是受到日本等用名的影响，因为日本（包括韩国）在早期都习惯用“汉学”或“汉文学”来称呼对中国古籍的研究，这也是从他者的位置出发对中国研究的一种表达，并多集中在汉语文献上。而在中国国内，约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用“汉学”指称海外研究的说法也已逐渐流行，至20世纪40年代则愈趋普遍，并出现了莫东寅的综合性著述《汉学发达史》。
[12] 可参见陆侃如：《欧洲的“支那学”家》，《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周刊》第244期，1937；沙畹：《法国支那学小史》，《新月》第9期，1929；耶捷：《德国支那学的现状》，《文学年报》，1937，等。
[13] 此处也可参见梁绳祎早年所撰《外国汉学研究概观》：“日人自昔输入中国文化，言学术者以汉和分科。近所谓‘支那学’者，其名称畴范均译自西文。”（参见《国学丛刊》第5册，1941）由此可知，其当时仍受西方“汉学”的影响，而非“中国学”的影响。
[14] 对此新殖民话语模式的一种透彻分析，也可参见Tani E.Barlow，“Colonialism’s Career in Postwar China Studies”，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Vol.1，No.1，1993.
[15] 前一阶段已发生的变化，可参见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9）。该文已将之厘为三个阶段。
[16] 关于“Sinology”的名称与含义变化，汉学家中许多人都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举例而言，瑞典学者罗多弼（Torbjorn Loden）在《面向新世纪的中国研究》一文中认为，汉学这一名称的界义范围是有变化的，可宽可窄。参见萧俊明：《北欧中国学追述（上）》，载《国外社会科学》，2005（5）。又如德国学者德林（Ole Dörning）在《处在文化主义和全球十字路口的汉学》中认为，我们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使用“Chinese Studies”与“Sinology”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而“Sinology”是可以在一种特殊的语境中被继续使用的。参见马汉茂等：《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52～53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17] 参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5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18] 这种意识也见于朱自清评罗根泽的一段论述：“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见《朱自清全集》（三），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19] 对这一过渡情况的描述与探讨，可参见黄卓越：《批评史、文论史及其他》，见《黄卓越思想史与批评学论文集》，1～17页，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
[20] 参见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3～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33年（1944）。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最初由人文书店梓行于1934年，只有一个简短的“绪言”，未全面论述其对“批评”与“批评史”的意见。后所见长篇绪言则始刊于1944年重梓本，然其时是以分卷形式出版的，该书正题为“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副题曰“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分册”。
[21] 参见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8～10页。
[22] René Wellek & Austin Warre，Theory of Literature，p.39.
[23] René Wellek，Concepts of Criticism，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美］雷内·韦勒克：《批评的概念》，5页，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24] ［美］M.H.艾布拉姆斯：《艺术理论化何用？》，见《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4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而这样一种鲜明的主张，在其1953年撰述《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时即已形成，并在后来一再强调与补充说明之。
[25] 参见［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2页，南京，江苏教育书版社，2006。
[26] 参见［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5页。
[27] 关于这点，前已为马修·阿诺德所述，参见Matthew Arnold，“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Essays by Matthew Arnold，London，Humphrey Mil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宇文所安对之也有解释，如谓：“每一伟大作品皆暗含某种诗学，它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某一明确说出的诗学相关（如果该文明已形成了某种诗学的话），这种关系也会成为该诗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谓：“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之间绝非一种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始终充满张力的关系。”Stephen Owen，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4.也可参见［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译本序”，2～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8] 参见［美］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