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二级学科, 既是历史学的专业, 也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它的学科体系, 笔者归纳为理论与方法、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地理文献、历史地图编绘五大部分[1], 据统计目前已有28个分支[2]。
追溯历史地理学的渊源, 它脱胎于沿革地理。沿革地理专注于疆域、政区、水道等专题探索, 起源很早[3], 至宋代已形成一项独立的研究[4],清代日臻完善, 民国以来逐渐形成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尽管目前历史地理学已经很发达了, 沿革地理部分仍很活跃。
就以传统政区研究而言, 以往都侧重于大的研究。这个“大”, 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时间上的整个朝代研究, 二是地域上的大尺度研究。不可否认, 政区沿革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政区研究从朝代尺度转换到年代尺度, 是周振鹤先生的贡献[5]; 从全国研究走向区域研究虽然起步很早, 但往往与地方史难解难分, 而实际上从全国视野来观察具体某某郡县沿革的研究并不深入。所以, 尽管政区研究成果很多, 但与历代地理总志、正史地理志、地方志、舆地图的丰富程度相比, 显然远远未达到极限。有人认为, 既然政区研究领域如此成熟, 应该去加强、甚至开辟其它分支领域, 而不必留恋于旧有领域; 但笔者认为, 政区研究是一个在更高起点上有望取得更大成就的学术领域。
就目前而言, 政区研究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大而言之, 有三: 一是古今结合不够, 二是县以下研究不足, 三是边疆区域的政区研究薄弱。在此, 只对前两个现象略说一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当今政区的因袭、变迁, 与历史时期一脉相承, 学科划分人为地割断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区演变史: 研究古代政区属于历史学, 研究现代政区属于地理学。历史学是文科, 地理学是理科, 于是同一个研究对象分属了文、理两科, 显然不合理。我们今天研究政区, 要进行古与今的无缝对接[6]。因此, 从政区沿革到政区地理, 还有漫长的道路。
再说县以下政区。按照《宪法》规定的政区层级, 目前实行省、县、乡三级制。省级政区包括普通的省和直辖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县级政区包括普通的县、自治县、市和部分市辖区, 乡级政区则主要是乡、镇。当代政区可以研究到乡镇, 甚至行政村; 但因史料的局限, 历史政区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是县级及其以上的研究, 县以下研究实属凤毛麟角, 尽管可能会有汉唐宋元明清京师或大都会附近的乡里复原研究,但此类研究永远无法覆盖整个国家。因此, 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看, 成为一个古为今用的瓶颈。
笔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复旦大学求学, 那时的历史地理学学科以沿革地理见长; 后来, 又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从事地理学博士后研究, 得以窥见政区研究古今结合之门径。现代政区的研究, 领域非常宽广, 不仅有对省市县乡的理论研究, 也有特定区域的政区规划, 更有大量县以下的研究。以理论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设市模式实践, 有切块设市、整县改市两种主要模式, 是否存在第三种模式?答案是肯定的。刘君德教授撰文认为, 可以进行县下设市的尝试[7]。
先哲有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面临现实的困惑, 必然要追溯历史上的源头。那么, 历史上的县辖政区, 又是何种情景?
十余年前, 胡恒考入人民大学历史系本科, 我给他们班大三时讲授历史地理学概论课。胡恒学习很用功, 善于思考问题, 经常提问, 与我探讨, 体现出对历史地理学的浓厚兴趣, 后来读研、读博一直在我名下。曾记得还在他读研时, 我去参加某兄的学位论文答辩, 论文指导教师是刘君德教授。该学兄的研究主题是当代县以下政区研究, 论文非常出色;但少量涉及历史时期情况往往语焉不详, 主要原因是对历史文献的隔膜,对历史场景的生疏。显然, 要求非历史学专业的学者一下子对历史文献了如指掌、引用驾轻就熟、研究熟能生巧, 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后, 刘君德教授跟我说, 人民大学能不能展开对历史上的县辖政区的研究? 当时, 我就一口承应了。
回北京之后, 与胡恒说起这件事, 他兴趣很浓。因县辖政区也是一个宏大命题, 历史时期的研究也要分时段、分地域、分性质的研究。事有凑巧, 本世纪初启动的国家清史纂修工程, 笔者有幸参加邹逸麟教授主持的《清史·地理志》工作, 承担三省撰文。为了锻炼学生的学术能力, 我安排三位研究生撰写山西, 胡恒分工山西中部。笔者知道, 以往一些学者参加集体项目, 往往完工了事, 做完之后就不再去思考; 但胡恒并非那样, 他一边研究、一边思考, 待山西文稿完成之时, 一些考证也完成了, 进而若干篇论文的构思也在酝酿之中, 真是应验了竺可桢先生“既出成果、也出人才” 的高见。于是, 硕士论文的选题在时段上选择了有清一代, 专题上选择了巡检司, 地域则覆盖全国。由于问题意识强烈, 提出问题又解决问题, 加上文献功夫很在行, 当年被评为清史所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对同一个学术领域的持续关注, 深入研究, 必然会有收获。读博期间, 胡恒又提出对“皇权不下县” 命题的质疑。本来这是一篇课堂作业, 受到杨念群教授青睐, 刊发于《新史学》第5卷《清史研究的新境》。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 全面、系统研究了清代县辖政区, 在《史学月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发表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 于是写成了博士学位论文。三年前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一致获得好评。
本书就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而进一步探索的结晶。他以历史地理学与相关学术领域紧密结合的视阈, 聚焦少有人涉足的清代“县辖政区”专题, 大海捞针式地爬梳地理志书、档案、实录、政书等史料, 对“县辖政区” 做出精湛的实证分析, 质疑“皇权不下县” 更是振聋发聩, 从而推出对清代基层社会治理全新的阐释, 其论述不仅大大推进了该专题的学术进步, 而且翻新了学术界“行政区划” 要素理论, 结论更具有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
更多的评议, 就不用笔者叨絮了, 留给读者自己去评判。笔者要强调的是, 像胡恒这样按部就班, 一步一个台阶地读书、研究, 基础扎实又肯用功, 善于思考又勤于翻检档案的, 日后必有所成。
是为序。
华林甫
2015年5月
[1]拙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第一章,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
[2]侯甬坚: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特性及其若干研究动向述评》, 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探索与新动向: 庆贺朱士光教授七十华秩暨荣休论文集》,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8。
[3]专指地理的“沿革”, 始见于《三辅黄图》。说见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 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
[4]侯仁之院士认为: 沿革地理“至宋代已形成一项独立的研究, 代表性著作有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 说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第276 页“历史地理学” 条,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
[5]从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 到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周振鹤还著有《中华文化通志·地方政治制度志》、《中国地方政治制度史》两书,普及读物有《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体国经野之道》等。
[6]拙文《政区研究应该打破古、今界限》, 《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
[7]刘君德: 《县下辖市: 尝试一种新的政区制度》, 《决策》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