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丁卯之祸
阳明于弘治十七年（甲子1504）九月回京任官后不久，孝宗驾崩，武宗继位，对于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丁卯（1507）之祸”，其祸端也在此时逐渐浮现。“丁卯之祸”的发生，是长期政治势力相互角力的结果，角力的双方是外朝士大夫官员和内廷的宦官。由于自武宗即位以来，外朝官员们就曾针对武宗本身及内廷宦官等种种不法行为，进行一连串上疏劝谏的动作。在正德元年（丙寅1506），由于内廷宦官要求盐引的问题，使得外朝官员们筹划一项“诛八虎”[40]计划，企图清除武宗旁边的宦官。但这个计划，却因为机密外泄，导致失败，造成参与此计划的人陆续被惩戒。阳明因为要营救被惩戒的官员，也与其他官员陆续上疏申救，也招致下狱的结果。隔年（丁卯），在此事件中，不管是直接参与者或是往后声援营救者等五十三人，在皇帝的敕谕中，被昭示为“奸党”。此一“诛八虎”事件，不论是对当时或是往后朝廷的官员来说，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伦理方面。因为相较于弘治朝，正德朝的政治伦理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士大夫官员们处事毫无是非标准，道德观念淡薄，国家社会的道德秩序呈现崩解的现象。
（一）“诛八虎”事件
讨论“诛八虎”事件必须从远近因素来谈。此事发生的远因是长期以来内廷宦官与外朝内阁间互相争夺权力[41]，从成祖因宦官之助而顺利夺得帝位，到王振用事，导致土木堡之变以及宪宗朝汪直的滥权等。但相对过往而言，弘治一朝，宦官的力量受到压抑，但仍有与外朝官员对抗的实力。近因则是在武宗继位之后，宦官的势力借由曾是皇帝藩邸的旧属，其权力逐渐扩大。内外两方角力的结果，终于在“盐引”的问题上，爆发政治冲突。在此政治冲突爆发之前，内阁三位大学士刘健（字希贤，号晦庵，1433—1526）、谢迁、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1447—1516）三人皆曾陆续联名上疏劝谏武宗早朝视学，也要求裁抑内廷种种作为及花费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三人也曾通过上疏乞休致仕的做法，希冀武宗能够依照其所请而为，但武宗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同一时间，科道官员也接连上疏要求诛除内廷宦官，但都得不到武宗的正面回应。终于在正德元年（1506），由于宦官们对于盐引的争取[42]，引起掌管盐政的户部尚书韩文（字贯道，号质庵，1441—1526）之反对[43]，联合京师九卿官员伏阙廷诤，要求武宗不要依其所请，给予盐引，但遭到武宗的驳回。韩文遂与另外两位尚书计划下一波的上疏，由户部主事李梦阳起草疏文（正德元年九月）[44]，要求诛除武宗身边的宦官刘瑾等八人，但是，此计划很快就归于失败。事实上，这铲除八虎的计划之所以失败，主要的原因是外朝官员中有人将行动计划泄密给刘瑾等人，这可从杨守随（字维贞，号贞庵，1435—1519）上疏的内容[45]中隐约看出，而黄景昉则明白地说道：
杨守随《疏》攻逆瑾，言：“向者，二三大臣，受顾托遗，今有潜交默附而漏泄事情者矣！向者，南北大僚矢心痛恨，今且有画策主文而依阿时势者矣！”明指李东阳、焦芳辈，可谓义形于色。[46]
所谓“二三大臣，受顾托遗”，指的是孝宗驾崩之时的顾命大臣刘健、谢迁及李东阳，其中李东阳就是疏中所言“画策主文而依阿时势者”。从事件后的结果来看，内阁大学士三人刘健、谢迁致仕，而李东阳独留[47]，焦芳继为尚书，显示出此指控并非空穴来风。不仅杨守随紧接上疏，还有相当多人在此事件后，也陆陆续续上疏。上疏的内容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声援韩文等人的做法，一类是援救因上疏直谏而被逮捕的官员，但殊不论发起人或是声援者，往后皆被列入隔年发布的“奸党”名单中[48]，政权也落入刘瑾等八人之手。
自从刘瑾等人掌握朝中大权后，外朝官员几乎没有任何能力与其抗衡，唯有俯首听命而已，如此一来，对朝中官员迁转考核等日常工作之权力，逐渐被刘瑾等人用以任用私人、收取贿赂、积攒金钱等。时人崔铣（字子钟，号后渠，1478—1541）曾言及宦官掌政后的朝政变化，他说：
自阉人谷大用八人思蛊君以极其欲而燕游启，八人又进刘瑾，使慑廷论而士祸惨……自瑾逐少师刘公（健）而相权失，自杖言官而言路塞，迁秩免患以赂而利门肆。[49]
这个“相权失及言路塞”的朝政变化，意味着正德朝的士大夫面对着一个不同于前朝的政治伦理与规则，也就是说当政治权力集中于宦官之手时，士大夫官员们如何面对这些宦官。是要同流合污呢，还是见事不可为，放弃仕途，隐居山林，以待将来。[50]毕竟，宦官在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是极力防堵其危害与干涉政务的对象，如今不但主客异位，甚至有些士大夫更与其合作。这标志着正德时的政治伦理不同于弘治时期，而如此的政治文化，持续整个正德一朝，使得此时期不仅仅是政治晦暗，连带影响当时士大夫们的价值观念，导致国家社会的道德秩序趋于崩解。
（二）阳明上疏的缘由及后果
研究阳明生平事迹及思想的学者，在说明此上疏之缘由时，往往归因于阳明基于一时激愤而为之，证据是阳明所写的《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但如果仔细梳理“奸党”名单，会发现阳明的做法不仅仅是基于一时的激愤，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与谢迁以及后来的科道官们之间的情谊，使得他在面对朋友有难的情形下，无法坐视不管，进而上疏营救。然要理解其上疏的缘由，一方面必须从其与名单中人的关系着手，另一方面也应说明在正德时期之前，朝廷上下官员彼此关系的大概，因为这牵涉往后官员们对时事发展所采取的态度及作为。
首先从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个大学士谈起。在弘治年间，三人同心辅政，彼此间的交情也相当好，酬应倡和不断，其中李东阳又执文坛牛耳的地位，交游甚多。焦竑曾记云：
李西涯当国时，其门生满朝，西涯又喜延纳奖拔，故门生或朝罢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讲艺谈文，通日夜以为常……盖公于弘正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士，亦岂偶然者哉！[51]
“门生满朝”，一方面显示出李东阳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官员们的逢迎之风。在刘健、谢迁两人身上也有相同的情况，如张士隆（字仲修）传记云：
正德七年（1512），（张士隆）拜监察御史，朝臣各为朋比，或托门生，或以乡里故知附大臣，大臣亦利其侦事而饰己私也。仕隆恶之。光禄卿李良事少师刘健甚谨，健喜爱，良由是得美迁，又以女字健之孙。健以直谏为刘瑾所逐，良诈言女死乃他适，士隆上疏劾良，且曰：“使今大臣知彼小人，终必相负，盍早绝之而遑遑乎延正人也。”良竟坐罢去。[52]
从李良的作为即可看出，这个“朝臣各为朋比”的情况，并非自正德七年后才有的，在弘治年间就相当普遍了。回想王华父子，莫不是在同样的时代风尚之中呢！而阳明往后不愿意以诗文为其目的，也是不满当时的士大夫们通过参与诗文社活动，形成另一种的利益团体吧！
阳明之所以会参与此事件，有直接及间接两种原因。直接的原因是阳明的姑丈牧相（字时庸）[53]，为南京联名上疏科道官之一。间接的原因是阳明的同年中有相当多人参与其中，且与谢迁这一派的交情不菲。首先谈牧相，《两浙名贤录》记云：
牧相，字时庸，余姚人。少受业于王尚书华，华器异之，妻以女弟，令与文成同学。弘治己未（1499），遂与文成同举进士，授南京兵科给事中。时逆瑾擅权，流毒朝野，相偕给事中戴铣（字宝之），疏其不法数十事。忤。皆械系赴京，廷杖九十，绝而复苏，下锦衣狱。时文成为刑部主事，上疏申救并得罪，系狱三月，相褫职为民，文成谪龙场驿驿丞。[54]
由于当时牧相的职位是给事中，其职权为监督弹劾，故会与戴铣等联名上疏，职责所在，原因不难理解。而阳明上疏的内容，事实上并未言及刘健、谢迁二人之事，其目的是为了营救南京科道官。阳明在疏中说道：
臣迩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上言时事，特敕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当理与否，意其间必有触冒忌讳，上干雷霆之怒者。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55]
从事件起因来看，阳明不会不知道南京科道官“所言”当理不当理，而在上疏内容中会如此婉转表达，实在是因为他的目的是以营救其姑丈为主。而阳明会如此快速上疏营救，主要是考虑到言官被捕后的下场，这可以其自身所发生的情况来说明。《贤博编》记云：
先师柴后愚（凤）公，阳明先生弟子也。尝言先生疏救戴给事（铣）。时尚书公（王华）方宦京师，章既上，侍食于尚书公，公觉其色有异，知必言事，虑祸及己，逐出之。方及门，刘瑾已令锦衣官校捕去矣！时忤瑾者皆死，先生庭杖八十，然而生亦缘尚书公之故。[56]
从阳明上疏后，不久即被锦衣卫逮捕，就可看出当时的情况是多么的危急。而被捕之人，大部分都会死，更使得阳明内心十分焦急。因此，阳明此疏的目的在于救人，而非是后世常言因为弹劾刘瑾，才被贬谪的[57]，因为疏中内容并无一语及于刘瑾等宦官。
间接的原因是在三大学士联名上疏后，其同年朋友多人，也随之上疏，再加上南京科道官内也有其同年在，为了营救及声援他们，故不得不上疏。以下以列表方式来说明王阳明与“奸党”名单中人的相互关系：
续表
续表
从此表中，不但可以看出阳明与这些人中有同年、亲戚、社友等关系，也可以知道，有相当多的人也是大学士李东阳的门生。[58]但不论他们与李东阳之间关系厚薄深浅，在李氏泄露机密于刘瑾之后，仍然不断上疏，终招致往后的结果，而李氏却仍安居大学士之职，并无积极出力相救。
对于曾经历经弘治朝的士大夫而言，“丁卯之祸”后的朝局变化，令他们感触颇深，以当时牵涉甚深的李梦阳在事后回忆说：
“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自正德丁卯之变，缙绅罹惨毒之祸，于是士始皆以言为讳，重足参息，而前诸倡和者，亦各飘然萍梗散矣！[59]
李梦阳一方面回味当年在弘治朝时众人诗文相互酬唱的盛况，映照出现今惨淡情景的落寞；另一方面，将如今所面对的情况，归因于“丁卯之祸”，并且说士大夫们面对如今的处境，选择以“封口”来因应。当然，士大夫们的选择是逼不得已的，因为朝中大权完全掌握在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手中，而以李东阳为首的外廷官员，只是随声附和罢了。况且，有更多的士大夫们是靠贿赂刘瑾而得以不次超迁与得美官的，又怎会出言反对宦官。无疑，这样的政治现实，冲击了当时士大夫们长久以来所秉持的儒家价值观念，例如君臣关系、士大夫的廉耻、公私义利之辨、君子与小人、出处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