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思路与各章主旨
本书的基本思路可以表述如下。
华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的符号，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在秦汉魏晋时期帝国政治体的长期存在，使得华夏被转化为秦汉式帝国政治体成员的自称，这一政治体因此可以称为华夏帝国。简言之，一个人群的华夏化首先是融入或建立具有秦汉魏晋式政治文化的帝国政治体的过程。
华夏帝国在西汉中期达到扩张的极限，从此形成了较稳定的疆域。郡县体系之外的各种未臣服的人群被称为夷蛮戎狄，面对他们，帝国构建了两种华夷秩序，一种是现实的，表现在军事、外交、贸易等方面；另一种是符号的，表现在礼乐制度、天文地理想象、史学书写等方面。后一种符号秩序仅代表华夏一方的自我建构，不可据以判断非华夏人群的实际状态。在汉帝国崩溃以后，华夏帝国在南方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南方山地中的非华夏人群通过主动内属、战争被俘等方式加入华夏帝国，成为帝国控制下的编户或奴隶，从而实现华夏化；但随着南北分裂和南方华夏帝国政权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汉代贯穿全国的华夏网络出现了多处断裂，在断裂带上的山地人群获得了政治体发育的绝佳内外部条件，又由于其政治体发育从一开始就依赖华夏帝国的政治资源输入，所以最终演化为华夏式的中级政治体，被轻松整合进帝国之中；北方华夏帝国的秩序崩溃后，由非华夏建立的诸政权，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成为高级政治体后，无一例外地开始采用华夏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他们主动继承和运用旧有政治文化中的符号体系，重新定位我群在帝国秩序中的位置，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夷狄变为华夏，实现了自我华夏化。
本书标题中的“能夏则大”，借自《左传》中季札的话（详见本书第一章），但对它进行了一点曲解，以表示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各中级政治体来说，能够吸收、运用华夏帝国的政治文化，就能发展壮大为大的高级政治体；而且就隋唐以前的历史而言，想要在东亚大陆的农业地带建立帝国，舍华夏政治文化外别无他途，成长壮大为高级政治体的过程就是变身华夏的过程，反命题“能大则夏”也是成立的。在华夏化进程中，非华夏化政治体往往表现出主动、积极的态度，所谓“渐慕诸夏之风”（见《晋书·慕容廆载记》），或“渐慕华风”（见《旧唐书·吐蕃传上》），“诸夏之风”或“华风”当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华夏帝国的政治文化，“渐慕”的过程就是从接纳符号系统开始的。本书将讨论的时段限制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因为隋唐以下无论是华夏帝国还是帝国之外的政治体，都发生了质的变化。隋唐帝国与汉魏帝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性格，尤其是显著的多元性和开放性，论者殆无疑义；东西方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为游牧帝国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北族政治体因之更为复杂和成熟，与之相伴随的是文字的出现，吐蕃、突厥、回鹘、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都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因而可以摆脱汉字承载的文化传统来展开自己的政治文化建设，另外佛教密宗、摩尼教，尤其是伴随阿拉伯帝国东进而来的伊斯兰教，在政治文化上提供了华夏传统之外的全新选项。此前潜藏在华夏幕布背后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37]，终于在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中明白地彰显出来。无论对于华夏还是非华夏，在整个欧亚大陆的东部，隋唐时期都标志着一个新旧阶段的分界点，本书所关注的正是分界点之前的那个历史阶段，对后一阶段的讨论，只能留待将来了。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本书的章节安排。
第一章“华夏的出现及其性质”，从词源和符号的运用两个角度考察“华夏”的性质，证明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政治体而非族群有关的符号。
第二章“秦汉华夏帝国扩张的界限与突破口”，论述华夏帝国向四周扩张达到极限的过程及其原因，并进而讨论华夏帝国的实际疆域即华夏网络的结构，再由此申述南方山地何以成为未来疆域扩展的突破口。此章所论侧重现实中的华夏帝国政治体的结构，以及现实中的华夷秩序。
第三章“帝国符号秩序中的夷狄”，考察华夏帝国礼乐制度中为非华夏人群等安排的位置，以及天文星象中反映出的华夷符号秩序。最后着重分析十六国北朝如何运用天文星象这一特别的符号体系，以塑造自身的华夏地位。
第四章“塑造他者：华夏有关异族群的知识建构”，分经学、史学两个部分说明华夏以自我为中心而塑造夷狄形象的过程。经学中的四夷框架充满演绎色彩，也经历了一个多层次多线索的演进过程。定型后的四夷说，逐渐影响到史学撰述。从正史中夷狄传记的编次结构的变化、叙述策略的承袭中，可以分析出华夏对异族进行知识建构的过程。第三、四章所论为符号中的帝国体系尤其是其中的华夷秩序。
第五章“华夏网络断裂与南方山地人群的华夏化”，重点论述六朝时期南方华夏网络断裂带的出现，断裂带上山地非华夏人群的政治发育情况，以及他们借助政治体的演进最终实现华夏化的过程。
第六章“十六国的华夏化：‘史相’与‘史实’之间”，主要从史学书写的角度讨论十六国的自我华夏化问题。关于十六国历史的认识，完全受制于现存的十六国史料，包括“十六国”这一说法本身也是由国史著录情况而决定的。十六国的国史普遍善于利用一系列“符号”，展示出本政权的华夏“史相”，但我们要充分认识“史相”与“史实”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一方面显示其华夏化过程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有意地塑造华夏形象本身正是接受华夏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第七章“北朝华夏化进程之一幕：北魏道武、明元帝时期的‘爵本位’社会”，从政治制度发展的角度，考察北魏从草原游牧政治体转变为华夏帝国的一个关键阶段——道武、明元帝时期。通过对其官爵总体结构的分析，指出这是一个“爵本位”的社会，而“爵本位”正是沟通草原政治传统与华夏官僚制帝国的最佳路径。另外，这一时期北魏社会的“爵本位”属性在《魏书》中得到重重掩饰，与十六国史学书写中运用的叙述策略一样，此种塑造华夏化“史相”的努力本身，也是北魏华夏化进程的一个环节。
在简短的结论之后仍有附录部分，收入了本人近年来关于中古族类观念、书面语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华夷边缘的文化传播与认同表达等问题的几篇论文，作为对正文的一点补充，附在全书的最末。
[1] “民族”一词的来源曾引起许多学者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有多篇论文旨在探求近代“民族”一词的最初用例，初次使用者的认定从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康有为一直上溯到王韬，初次使用的时间一再被推前（金天明、王庆仁：《“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载《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87～92页；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36～43页；彭英明：《中国近代谁先用“民族”一词》，载《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2期，13页；彭英明：《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兼谈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辩证理解》，载《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5～11页）。到2004年，郝时远撰文指出，“民族”一词并非传自日本，相反日文中“民族”一词是受汉学影响的结果。但他仍承认该词是在日译西方著作中获得了对应volk、ethnos和nation等的理论意义（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60～69页）。在我看来，追溯“民族”在近代的最初用例并不十分必要，更不应该将意义完全不同的用例也纳入其中，如王韬所云“民族殷繁”即不应作为例证。重要的是它何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与社会观念开始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就此点而言，民族概念的引入追溯至梁启超足矣，而其词汇源自日本亦毋庸置疑。有学者依据《南齐书》中出现的“民族弗革”一语，以为中古时期已经有“民族”的用例（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98～99页）。但是此处的“民族”有版本和他书的异文，更可能是“氏族”，详见本书附录一：南北朝时期的氏族之辨——从《南齐书·高逸传》“民族弗革”一语说起。
[2] 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原载《新民丛报》第32号，1903年5月25日。后收入《饮冰室文集》，见吴松、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452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3] 吴松、王文光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454页。
[4] 参看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载《台湾社会科学季刊》第28期，1997，1～77页。
[5]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原载《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5日，收入《章太炎全集》第4册，252～2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 《孙中山选集》，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 《三民主义》，见《孙中山选集》，590页。
[8] 参看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128～141页。
[9]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1928；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据1934年版重刊，2010。马戎敏锐地发现，王桐龄的“中国人民为汉满蒙回藏苗六族混合体”的观点，与目前所说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组成”的流行提法并不相同，并认为“混合体”比“组合体”对于理解各族关系更有价值（马戎：《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126页）。
[10] 李济著，李光谟、胡鸿保、张海洋译：《中国民族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1]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0页，（初版）上海：世界书局，1934；（重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以下本段中引文出自该书的，不再出注。
[12] 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初版）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与《中国民族史》合并重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3]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2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插图见第9页。
[14] 其成果反映在1979—1981年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持相继出版的“中国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丛刊》。
[15]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代序，12～13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16] 例如，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即完全符合这一体例。
[17]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15～25页。
[18] 更详细的学术史总结，请参看达力扎布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60年》第二章，62～86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李振宏、刘克辉：《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第二章，60～7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19] 在中国，由于中华民族、56个民族这两级概念上均使用“民族”，族群概念的引入和所指一度遭遇争议，这也造成了在民族史研究中对民族理论和族群理论混合使用的状况。参看：马戎《关于“民族”定义》，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5～13页；徐杰舜主编：《族群与族群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20] E.Leach，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中译本：《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杨春宇、周歆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1] Charles Keyes，“Presidential Address：‘The Peoples of Asia’—Science and Politics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Thailand，China，and Vietnam”，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61（4），p.1170.
[22] Fredrik Barth，“Introduction”，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ergen：Universitetsforlaget，1969，p.14.中译本：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3] 厄内斯特·盖尔纳：《亚当的肚脐：“原生主义者”对现代主义者》，见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51～55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更完整的论述，参看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2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第一章，6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5] 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导论，9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6] 关于客观论与主观论的理论交锋的更详细梳理，参看王明珂：《什么是民族：以羌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志与民族史研究上的关键问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5本第4分，1994，994～997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一章，9～2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7] 梁启超在1922年完成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见《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专集之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一文中，已经提出“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所谓“民族意识”，即“与异族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梁氏之论可谓已具主观论之萌芽，然而直到20世纪后期，这一理论并未被更多地发挥。
[28] 姚大力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中国学术》2004年第1辑）、《“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两文连同后续的讨论一起收入氏著《北方民族史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与王明珂对巴斯等人边缘理论的强调不同，姚大力更欣赏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的根基论立场，不仅承认群体归属感这种“原基联系”本身，而且更愿意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种主观意识的生成发育过程。
[29]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英雄祖先和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0] 这原是安东尼·史密斯代表原基论回敬他的老师盖尔纳的现代论的名言（《民族：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见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主编：《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56～63页），借用在这里似乎也很合适。持有这种印象的学者不乏其人，如在对《华夏边缘》的书评中，罗丰认为“作者的华夏边缘研究由于强调族群认同的主导性，对国家或国家权力在华夏边缘形成过程中的主动干预未予讨论。事实上，整个国家权力机器在华夏边缘形成和固化中的能动作用是不应忽视的。”（罗丰：《什么是华夏的边缘——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载《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171页）
[31] 韦伯：《韦伯作品集》Ⅳ《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康乐、简美惠译，295～3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2]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1页。
[3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七章，109～136页。
[34] Rogers Brubaker，“Ethnicity without Groups”，Archives Europeennes de Sociologie，2002，43（2），pp.163-189.Also in Montserrat Guibernau & John Rex eds.，The Ethnicity Reader：Nationalism，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2nd Edi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10，pp.33-45.
[35] 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6] 参看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3～14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帝国的中心和周边：从财政史的观点出发》，载《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0期，2008年，257～278页。
[37] 关于“内亚性”的界定，参看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66～74页，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