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这本集子收录的，是近二十年来我在海内外报刊、文集、译著中发表的史论、书评、序言与学术札记，外加访谈两篇和未刊稿两篇，林林总总，共有二十五篇。现取一篇文章的标题，名之为《时间与主义》，交付出版。
我生平喜读书。阅读对象，依照与所从事专业的相关程度，可粗略分为专业书、外专业学术书和“闲书”三大类。它们牵涉到我不同的阅读兴趣，也涉及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我认为这三类书也对应着不同的读法。
作为史学工作者，平日阅读最多的，自然是史学专业的书籍，包括历史文献和史学论著。在学科划分愈加专业化的今日，“专业”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严格说来，多数历史学者所说的专业，恐怕指的不再是贯通古今的历史，而是自己研究的某几个朝代或是某几个专题罢了（比如在自我介绍时，我一般自称明清史学者，有时甚至说主要从事明清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研究，那么范围当然更窄了）。不过不管范围大小，这肯定是平日用功最勤的方面。
其次，我对专业之外的史学论著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类的著作，平常也是时有涉猎的。“涉猎”之“猎”，是很有意味的一个字。如果史学是本行，其他学科就是别人的领地，而踏入别人的领地，拿走别人的东西，就相当于德塞都所说的阅读实践中的“偷猎”（poaching）行为。在旁人看来，这种“偷猎”也许是不务正业，我自己却是甘之如饴。无论如何，这类书籍有益于开阔视野，转换思维，提供新概念和新方法。若是论述其他朝代的佳作，还有助于展开跨朝代的关联和比较，进行贯通性的思考。因此，对这类书籍，我一向是很看重的。
最后一类，是我视为“闲书”的读物，包括小说、随笔、通俗读物等。这些是在学习、工作倦怠之暇寓目的书籍，类似于古人通常在“三上”（枕上、厕上、马上）阅读的东西。跟旁人可能不尽相同的是，在我的书单中，英文读物在这类书籍中占了较重的分量。一次跟王秋桂先生聊到英文阅读，他说自己每日争取阅读六十页以上的英文，如此方能维持英文不致生疏。尽管做不到每日六十页的阅读量，但我很认同王先生的话，故而每日还是坚持读几页英文，这个光荣的任务常常就落到闲书头上。此外，这也是与家人阅读生活交汇之处，我给孩子分享的一些读物，如三联“闲趣坊”丛书所收美食随笔、博物类期刊、户外运动和求生手册等，几乎全都属于这一类。
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我认为需要不同的眼光，乃至需要不同体态的配合。读前两类书，需要认真、谨严、批评的学者之眼——当然，对第二类书，由于专业关系，总体以借鉴为主，批评为辅。至于第三类书，当然不排斥专业眼光，有时这种眼光或可带来意外的阅读愉悦。但若想让头脑得到片刻小憩，也大可不必对书中言论较真儿，甚或不妨卸下戒备和挑剔，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读者，进入书中人物的生活世界，与其同喜同悲。读前两类书籍，我的习惯是清理案头，备好铅笔，正襟危坐，随时标注、记录；而对第三类书，以靠床浏览最为相宜，做标记之类大可一概免了。
说起来，这二十年应该读过千数百本书。除了明清史典籍外，这些年涉猎最多且稍有心得的，应是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史领域的著作。（这三词所涉主题互有交叉，不过内涵不尽相同。简单地说，新文化史注重如何借用人类学与文学批评等学科的概念与方法，对历史上的符号、象征、仪式等文化现象，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文化进行探讨；历史人类学，特别是历史学本位的历史人类学，关注的是如何与人类学展开对话，或借用人类学的概念与方法，解读历史现象，重构历史过程；社会文化史则强调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如何进行对话与互动，在探讨社会进程时注意文化在社会关系建构中的重要性，在探讨文化现象时不漠视相关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这些论著，有的属于上文所说的专业书，有的可归入外专业学术书。之所以在这些领域用力较勤，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学术兴趣使然。我近二十年主要从事的是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其二，教学的关系。一直从事社会文化史教学，因此持续关注这些领域的动向。其三，从事这些领域学术经典的译介。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历史-人类学译丛”和启真馆“书籍·社会·文化丛书”的策划，组织和参与几种论著的汉译，都为接触和介绍这些领域的著作提供了机缘。
当然，阅读是一回事，写作是另一回事。二十年中，我读过的闲书，数量一定是很可观的。但读闲书，像看电影一样，虽说会在日记或社交媒体中留下些许评论，但这些文字是极少拿出来公开发表的。如此一来，公开发表的文章，基本上只涉及专业书和外专业学术书了。因此不妨说，这里收录的文字所呈现的，只是我作为一个学者的阅读生活；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的我阅读“闲书”的心理感受和心路历程，在这本集子里是没有得到多少体现的。即便如此，在一些同行看来，这本小书谈及的主题，可能还是太过芜杂了。
以所涉主题为依据，我将本书所收文字分为三辑。由于上文提及的原因，这本集子所收文章，以涉及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史者居多。而这些文章又可细分为两辑，一辑题为“戴维斯、年鉴派与历史人类学”，另一辑题为“社会文化史的多元面向”。前者重在年鉴派、新文化史与历史人类学相关经典的介绍和解读，其中讨论戴维斯史学研究的文章就占了三篇；后者侧重呈现社会文化史研究所涉课题的多元面向，举其要者，大概涉及物质文化、时间范畴、韦伯命题、空间实践、书籍史、口头传说、族群关系与民间习俗等课题。第二辑收录的几篇文章，还跟我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训练有关，比如《乡土中国，有多“乡土”？》的主要灵感，就来自我对明清户籍赋役制度史的一贯兴趣。而《物：多重面向、日常性与生命史》一文，呈现的是我多年思考如何打通社会经济史与社会文化史后获得的点滴心得。第三辑的主题是中国宗教仪式研究，这其实也是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课题，也是这些年我的主攻领域之一，但因相关文字较多，故特为析出，题为“中国宗教仪式研究的新可能”。这三组文章，虽然说无法呈现我阅读生活之全貌，却可以说体现了一个学者这些年学思历程之大概。
这二十几篇文章，首次发表于这本小书的，只有三篇，其余都曾在报刊、文集、网络媒体上发表过。有的首次发表后，还被其他报刊和文集转载。最早的一篇，是1998年发表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重利·扬名显亲·中国的资本主义》，这份期刊原由中华书局主办，已停刊十几年。最近的一篇，是2016年在《读书》杂志发表的《乡土中国，有多“乡土”？》。前后间隔达十八年，头一篇文章发表时，自己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如今已接近“知天命”的年纪了。有关刊发情形，都在文章中做了交代，在此就不一一说明了。在收入本书时，我尽量保持这些文章的原貌，没做大幅的调整和修改，只是订正了其中的疏漏和错误。
这里感谢曾刊发拙文的《读书》《历史研究》《文汇学人》《东方早报·书评周刊》《人文国际》《民俗研究》《开放时代》《中国学术》《中国人类学评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The China Journal（《中国研究》，澳大利亚）、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美国东方学会学报》，美国）、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等报刊和网络媒体的厚爱，特别是衷心感谢邀请我撰写书评和评论的学者和编辑朋友们。另外也借此机会感谢十年前岳秀坤君（时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现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邀请我参与主编“历史-人类学译丛”和部分书籍的翻译，这套书陆续出版后，得到了一些学界同仁的认可，而这里收录的一些文字，则是参与策划、翻译的直接结晶。此外，还应感谢饶佳荣君，承蒙他允诺，这里重印了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上发表的两篇访谈。
最后，本书得以汇编印行，首先应归功于谭徐锋君。谭君是资深图书策划，承蒙不弃，一直关注我的研究。在他的“怂恿”下，我才拾起信心，把这些年来撰写的旧文汇编成帙，交由他拿去出版。没有他的鼓励，这本小册子大概是不会有机会跟读者见面的。另外，江西师范大学的温海波博士和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岳沁之帮我仔细审读清样，订正了不少错误，在此一并致谢。
刘永华
二○一六年岁暮于厦门上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