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吐蕃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和有关“吐蕃僧诤”之传统
汉藏文化间的交流源远流长。当这两种文明首次相遇时，于汉地正处大唐盛世，乃汉族文明之全盛时期；于吐蕃则混沌初开，尚处于“无文字”“刻木结绳”的前文明时代。史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得尚大唐文成公主时，曾“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而且“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7]然于往后的百余年间，吐蕃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不仅其军事力量锐不可当，曾于大唐之西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中亚大帝国，而且随着佛教的传入，吐蕃作别了文化的蒙昧时代，以大量佛典之藏译为标志的文字文化亦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显然，于吐蕃最初的文明进程中，对汉族文化的吸收是其快速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早期藏族文化中有着明显的汉文化烙印。汉地的历法、占卜类文书，相传于松赞干布之父、囊日松赞时代就已经传入了吐蕃，而文成公主复携六十种历算、占卜类文书入藏，[8]松赞干布又再派贵族弟子专门去唐都长安学习、翻译这些文书。因此，流传至今之藏文历法、占卜类文书，与汉地之历算、占卜传统一脉相承。还有，汉族儒家文明之经典著作亦曾于吐蕃流传，松赞干布曾遣酋豪子弟于长安入国学、习诗书，金城公主入藏后亦曾遣使向唐廷请毛诗、礼记、左传等汉文经典，敦煌出土的吐蕃文书中尚有《尚书》《春秋后语》（或曰《战国策》）之藏译残本。[9]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甚至出现过原见于《史记》中的“毛遂自荐”这样的典故，可见其作者有相当高的汉文化修养。[10]此外，西藏人乐于修史的传统恐怕亦与其学习、接纳汉族文化之传统有关。汉族之医书亦早在文成公主时代就已经传到了西藏，随文成公主入藏的还有许多的工匠，汉族之陶瓷工艺，特别是制碗的技术，亦于吐蕃王国时代就已经传入；传说文成公主还带了不少作物的种子入藏，因此不少汉地的作物亦开始在西藏生长，据说汉地的茶叶亦是在吐蕃时代传入并为藏人所喜爱的。[11]总而言之，吐蕃时代藏族文化的快速发展与其吸收汉族文化之精华有密切的关联。
而汉文化传统对于西藏文明之发展的另一大贡献是将佛教传入了西藏，尽管汉地并不是吐蕃佛教之唯一来源。按照西藏之历史传统，佛教于西藏之传播开始于吐蕃王国第一位赞普松赞干布之五世祖拉脱脱日年赞（lHa Tho tho ri gnyan btsan）时期。传说当其六十岁时，天降宝物于其宫顶，其中有《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Za ma to bkod pa）、《诸佛菩萨名称经》（sPang skong phyag brgya pa'i mdo）等佛经以及金塔等法器。这一看似神话的故事或有其历史的根据，有藏文古史记载此佛教宝物实非自天而降，而是受Li The se、吐火罗译师Blo sems mtsho邀请从印度前往汉地的大班智达Legs byin（Sudatta，译言善施）带入吐蕃的。而这位Li The se即有可能是一位汉僧。[12]唐代有自长安或洛阳经吐蕃、尼婆罗入印度的吐蕃尼婆罗道，是当时出使天竺的大唐使者和入西域求法汉僧入印度的道路之一。例如曾于唐初贞观、显庆年间（627－660）三次出使天竺的左骁卫长史王玄策就是经吐蕃尼婆罗道进入印度的，此可以于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境内发现的一通额题为《大唐天竺出使铭》为有力证据。[13]贞观年间有玄照法师，“到土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回程中，复“路次泥波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土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于是巡涉西番，而至东夏。”[14]可见，此前有汉僧随印度高僧途经土蕃往还汉地是极有可能的。吐蕃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开始于松赞干布时代（581－649），传说佛教亦于此时分别通过其从尼婆罗和唐朝迎娶的两位公主传入了吐蕃。历来最受藏人崇拜、今天仍然见于拉萨大昭寺（Jo khang）的那尊被称为Jo bo的如来佛像，相传就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到雪域的。文成公主自己亦还于逻娑（即今拉萨）建造了小昭寺（Ra mo che'i gtsug lag khang）。据传当时就已有来自印度、尼婆罗和汉地的僧人与西藏本土的译师一起翻译佛经，其中的汉僧名hva shang Mahã [b] de ba tshe，译言和尚大乐寿。[15]而佛教真正于吐蕃得到广泛传播是在近一百年之后的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742－797）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是吐蕃王国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而且亦是文化上最繁荣的时期。在印度高僧寂护（Šantarakş，Zhi ba'tsho）和莲花生（Padmasambhava）两位大师的帮助下，赤松德赞渐渐排除外道，令佛教之显、密二宗都于吐蕃得到了传播，确立了佛教作为国教的地位，并于775年建造了吐蕃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bSam yas），剃度了第一批佛教僧人，即所谓初试七人（sad mi mi bdun），并训练译师，组织翻译了大量佛经。亦就在这一时期，汉地的禅宗开始于吐蕃流行。吐蕃曾于763年占领了唐首都长安，亦曾多次遣使往汉地求法，其使者曾与著名的新罗禅僧金和尚无相有过接触。[16]而当吐蕃于786年攻陷沙洲（敦煌），并诏禅师摩诃衍入吐蕃传法后，禅宗曾一度成为吐蕃最受欢迎的佛法。许多早期的禅宗典籍被翻译成藏文流传，迄今已被从敦煌本藏文文献中发现的就有菩提达摩的《二入四行论》[17]《楞伽师资记》[18]《七祖法宝记》（《历代法宝记》）、[19]《顿悟真宗金刚般若修行达彼岸法门要决》[20]《顿悟大乘正理决》[21]等。可就在佛教于吐蕃王国内蓬勃发展之时，佛教内部却发生了严重分裂。吐蕃出现了所谓顿门与渐门两派之间的激烈冲突。最终导致了于西藏之历史和文化、于其后西藏之宗教和哲学的发展均有持久影响的“桑耶僧诤”（the Great Debate of bSam yas），或称“吐蕃僧诤”（the Great Debate of Tibet）。
于西藏之历史和宗教传统中，这场僧诤的过程大致被描述如下：和尚摩诃衍自汉地入吐蕃教授禅宗顿悟之说，主张行者当不思、不观、全不作意而顿入无分别智，即顿悟成佛。他的教法深得吐蕃广大信众之欢迎；然与信奉寂护所传中观瑜伽行的渐门派所说背道而驰，后者主张行者当行六波罗蜜，依妙观察智次第修行，最终证入无分别智。两派之间于见地上的差别渐渐演化为包括使用暴力在内的严重冲突。赤松德赞不得不从尼婆罗请来了寂护的弟子莲花戒（Kamala Šīla）上师，令其与和尚摩诃衍互说真宗，论议是非，以决正理。其结果和尚摩诃衍败北且被逐出吐蕃，而莲花戒倡导的中观瑜伽行次第修习论则被吐蕃赞普诏立为今后吐蕃佛教发展之正宗。
那么这种于西藏之历史与教法传统中已作为“吐蕃僧诤”这一事件之传统而被广泛接受了的东西是不是就反映了当时之历史的真实了呢？恐怕并不见得。依据敦煌藏、汉文文献对“吐蕃僧诤”这一事件的重构已经表明，实际的故事与后世的表述（representation）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今天，人们甚至对究竟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僧诤都有怀疑，因为很难想象和尚摩诃衍和莲花戒真的可以像后世藏文历史文献中所表述的那样，就如此深妙的佛法精义作面对面的辩论。对辩论的结果，藏、汉文文献亦各执一是。于藏文文献中和尚摩诃衍是输家，然于汉文文献中，摩诃衍是赢家。例如《顿悟大乘正理决》中就称：“至戌年正月十五日，大宣诏命曰：‘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文，一无差错。从今以后，任道俗依法修习。’”[22]是故，尽管“吐蕃僧诤”已经结束了一千二百余年了，可是有关它的争论却尚未结束。与这一事件于西藏历史上之重要性相应，对它的研究亦是国际西藏学研究史上最重要、最多彩的一章。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曾致力于对“吐蕃僧诤”的研究，他们的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知识和其对于西藏之历史与宗教之意义的理解。[23]然而正如D.Seyfort Ruegg先生曾经指出的那样，“西藏学家们应当不仅仅只关心试图重构于所谓的“桑耶僧诤”中实际发生了些什么，而且亦应当关心西藏之史学与教法传统认为什么东西是这一事件及其地域范畴（topos）之重要性，此即是说，亦要关心这一事件对于西藏文明之意义。”[24]于吐蕃僧诤这一事件，我们当同时注意两种不同层次的历史的研究，第一种是诸如Demiéville，Tucci和上山大峻等所作的研究，即对吐蕃僧诤这一事件本身的重构和对顿、渐双方所持教义的分析和研究，而第二种当是对这一事件于西藏之历史与教法类著作中的表述的研究，因为每一种历史的表述并不只是为了记载这一事件的历史真实，而是更多地反映了史家对当务的关心。[25]显而易见，迄今为止有关吐蕃僧诤的研究大多数属于上述之第一种研究，而较少注意第二种研究。[26]今天我们对“传统的创造”（invention of tradition）这一概念已经不再陌生，知道于世界任何文明传统中都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即今天被人作为传统接受的东西，实际上或多或少是后世的、人为的创造。这种现象亦常常出现于西藏之历史、文化传统中。例如作为佛教之“他者”的苯教形象，即苯教作为西藏的原始宗教，与佛教先对立、对抗，后趋同、融和的历史十有八九是后世史家的有意创造，西方学者几十年来对苯教历史的研究成果表明，苯教或根本就是大乘佛教的一支，只是其传入的途径、时间与正统的西藏佛教传统不同，但根本不是什么带有萨满教色彩的原始宗教。[27]西藏古代历史中的许多重要内容，例如松赞干布的历史，特别是有关他与佛教于西藏之传播、观音崇拜的关系等历史内容，显然也都是西藏佛教化以后的重构，无法作为信史来读。[28]而西藏历史、宗教传统中有关“吐蕃僧诤”之叙述显然又是“传统的创造”的一个典型例子。于西藏佛教之“前弘期”（snga dar，结束于9世纪中）与“后弘期”（phyi dar，开始于10世纪末叶）之间有一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斯文扫地的黑暗时期，以致可供后弘期学者利用的有关吐蕃古代历史的资料所存无几，重构西藏古代历史几乎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或者重新发现其历史，或者建构一种传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其结果是，吐蕃僧诤于后弘期之藏文历史文献中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更像是一个半历史的范畴类型（topos），和尚摩诃衍已成了一个非历史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而吐蕃僧诤本身成了一个历史与神话交杂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个“记忆之场”（locus of memory）。[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