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sBa’dBa’bzhed和有关“吐蕃僧诤”之传统的形成
听起来颇为令人吃惊的是，西藏文化中有关“吐蕃僧诤”之传统于被今人列为第一部藏文历史著作的sBa/dBa’bzhed[52]中就已基本底定，后出种种文献中有关“吐蕃僧诤”之叙述（narrative）事实上都不过是它的不同的翻版而已。然而，这并不说明sBa bzhed中所说的这个故事就一定是历史学家们苦苦寻求的“历史真实”。至少于sBa/dBa’bzhed中被指为和尚摩诃衍所说的唯一的一段话，亦几乎是后弘期藏人对和尚摩诃衍之顿悟说的全部理解，根本就不是摩诃衍之原话，而是其论辩对手莲花戒于其名著《修习次第》中对顿悟派之观点的再述。
迄今所知，sBa/dBa’bzhed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如dBa’bzhed，rBa bzhed，Bla bzhed，rGyal bzhed，dPa’bzhed等，有时亦被称为《桑耶寺志》（bSam yas dkar chag chen mo）、《桑耶遗教》（bSam yas bka’thang）、《盟誓之书》（bKa’gtsigs kyi yi ge）、《华翰之书》（bKa’mchid kyi yi ge）等。其内容主要是叙述佛教如何传入吐蕃的历史，体例则有类于后世之“教法源流”（chos 'byung），但比后者更重编年。其中尤以对赤松德赞在位时寂护、莲花生两位来自印度的大师于吐蕃传法的经过、桑耶寺的建立以及“桑耶僧诤”的记载最为详细。据称此书乃吐蕃王朝著名贵族'Ba/dBa'氏家族之gSal snang所传，此人乃赤松德赞朝之名臣，亦是“桑耶僧诤”之直接参加者，由他亲传的这部sBa/dBa’bzhed是后弘期学者们可以找到的唯一的一部珍本古史。然说其古，其实亦只是相对而言。就像它有种种不同的名称一样，它亦有种种不同的版本，既有详、中、略三个本子（rgyas bsdus 'bring gsum），又有正本（khungs ma）、净本（gtsang ma）、杂本（lhad ma）和附录本（zhabs btags ma）等各种版本。现在传世的三个本子严格说来都不能算是古本，因为最早的一种亦只是11世纪的产品，次早的则出自12世纪，而最后的更是于14世纪成书的。显然，dBa' gSal snang不可能是此书的唯一作者，sBa/dBa’bzhed的原型或当形成于10世纪中期，其后则常被人增减，故至今无一定本传世。[53]尽管如此，sBa/dBa’bzhed于藏文历史编撰学（historiography）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后世对吐蕃王朝历史的重建基本上都以它为依据。著名的西藏史书《贤者喜筵》（mKhas pa'i dga’ston）更是将整本sBa/dBa’bzhed都转录到了自己的书中，这等于说是完整地保留了sBa/dBa’bzhed的一个特殊的版本。[54]
尽管最早是因为《布顿教法源流》（Bu ston chos’byung）中的有关记载引起了现代学者对“吐蕃僧诤”的注意，但sBa/dBa’bzhed中对于“吐蕃僧诤”之记载无疑是包括《布顿教法源流》在内的所有后弘期藏文史书中同类记载的母本。显而易见，今天已为研究西藏佛教之学者们所熟悉的敦煌藏文禅宗文献并不为后弘期之藏族学者所知，因此他们只能将他们对和尚摩诃衍之顿悟说的理解构筑于sBa/dBa’bzhed中对于“吐蕃僧诤”的记载之上。据Faber先生早年的研究，sBa/dBa’bzhed几种版本中对“吐蕃僧诤”的记载，特别是它对和尚摩诃衍之教法的表述基本相同。[55]晚近发现于拉萨、经巴桑旺堆（Pasang Wangdu）和Diemberger合译成英文而为世人所知的dBa’bzhed是迄今所见各种本子中成书最早的一种，它对“吐蕃僧诤”的记载当可被认为是最原始的一种。其中所述故事如下：和尚摩诃衍从中原来到吐蕃，其所传教法虽然得到了广大吐蕃僧众的欢迎，但因其与先前寂护所传教法有异，引起了僧人间的争议。赞普多方设法，却无法解决争端。和尚弟子中有名Myang Sha mi、gNyags Bi ma la、gNyags Rin po che、rGya者不惜以死抗争。还有其他弟子持刀胁逼赞普，扬言要杀尽渐门派弟子，并于王宫前与其同归于尽。赞普无奈，设法请回dBa' Ye shes dbang po，以商讨对策。后者以寂护临终前所作授记为依据，建议赞普遣使往尼婆罗迎请寂护之弟子莲花戒来吐蕃解决教法之争端。于是，赞普立即遣使往迎莲花戒。与此同时，顿门派师徒于桑耶寺的禅定洲院（bSam gtan gling）内闭门二月，研究《十万颂般若婆罗蜜多经》，为僧诤作准备。一待莲花戒到达，赞普便于桑耶寺之菩提洲（Byang chub gling）内主持了这场僧诤。赞普居中，和尚、莲花戒分坐于其右、左两方之狮子座上。其后排，亦分别由顿、渐两派弟子坐定。其中顿门派弟子甚多，而渐门派只有dBa' dPal dbyangs和dBa' Rad na等数人而已。赞普先陈述举行此次辩论之缘起，并赐和尚和莲花戒花鬘各一枝，令其开辩，并令拙于理论者（gtan tshigs ngan pa）将花鬘献给善于理论者（gtan tshigs bzang po）。辩论以和尚摩诃衍陈述顿门派观点开始，紧接着由莲花戒反诘，然后赞普令双方弟子各抒己见，顿门派中无人应答，渐门派则有'Ba' Sang shi和dBa' dPal dbyangs二人长篇大论。顿门无言以对，遂献花鬘认输。最后赞普宣布顿门之说有害于十法行，既令心识掉举，又不积资粮，将有碍他人修心，使正法遭难，故当禁止。今后，当随龙树之见，依闻、修、思三慧而修止观。换言之，今后吐蕃之佛教当随Ye shes dbang po和寂护所定的渐门派传统。[56]至迟于12世纪时，这一种有关“吐蕃僧诤”的记载已是西藏人对于这一事件的共识。不管是宁玛派，还是噶当派，他们对“吐蕃僧诤”的记载都与此基本一致。[57]而此后所出之藏文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亦都以此为基调。
因为sBa/dBa’bzhed是迄今所见最早出现有关“吐蕃僧诤”之记载的藏文文献，故从藏文文献学的角度很难推倒它所建立起来的这一有关“吐蕃僧诤”的传统。可以从历史学的角度质疑sBa/dBa’bzhed中的说法的只有远早于其成书的敦煌本汉文文书《顿悟大乘正理决》。后者对“吐蕃僧诤”的经过是这样描述的：
首自申年，我大师（摩诃衍）忽奉明诏，曰婆罗门僧等奏言：汉僧所教授，顿悟禅宗，并非金口所说。请即停废。……于是[摩诃衍]奏曰：伏请圣上于婆罗门僧责其问目，对相诘难。校勘经义，须有指归，少似差违，便请停废。帝曰：俞。婆罗门僧等以月系年，搜索经义，屡奏问目，务掇瑕疵。我大师乃心湛真筌，随问便答。若清风之卷雾，豁睹遥天。喻宝镜以临轩，明分众像。婆罗门等随言理屈，约义词穷，分已摧锋，犹思拒辙。遂复眩惑大臣，谋结朋党。有吐蕃僧乞奢弥尸、毗磨罗等二人，知身聚沫，深契禅枝，为法捐躯，何曾顾己？或头染炽火，或身解霜刀，曰吾不忍见朋党相结，毁谤禅法，遂而死矣。又有吐蕃僧三十余人，皆深悟真理，同词而奏曰：若禅法不行，吾等请尽脱袈裟，委命沟壑。婆罗门等乃瞠目卷舌，破胆惊魂，顾影修墙，怀惭战股。既小乘辙乱，岂复能军。看大义旗扬，犹然贾勇。至戌年正月十五日，大宣诏命曰：“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文，一无差错。从今以后，任道俗依法修习。”[58]
显然，《顿悟大乘正理决》中所记载的僧诤之结局和过程都与sBa/dBa’bzhed中的记载完全不同。鉴于作者之顿门派立场，我们无法据此而全盘推翻sBa/dBa’bzhed的记载，但观察这两种记载间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对这一事件之真相的认识。《顿悟大乘正理决》所说的僧诤，实际上不是面对面的论争，而是双方纸上谈兵。虽然，它亦详细地记录了和尚摩诃衍的几位吐蕃弟子以自残等行为作抗争的故事，但它们听起来更像是捍卫胜利，反击朋党相结、毁谤禅法的英勇行为，而不像sBa/dBa’bzhed中所记载的那样，像是被击败后出于绝望而孤注一掷。可见，同一件事情于不同的背景下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诠释。
值得注意的是，sBa/dBa’bzhed中对僧诤之实际内容的记录显然比例失调。作为僧诤双方之主角的和尚摩诃衍和莲花戒，并没有说很多话，而作为代表渐门派参与辩论之配角的'Ba' Sang shi和dBa' dPal dbyangs反而留下了长篇大论。然令人吃惊的是，sBa/dBa’bzhed中记录下的据称是和尚摩诃衍于僧诤时所说的寥寥数语，竟然几乎就是后世藏人对和尚之学的全部了解。后人提到和尚之学时往往只是转引这几句话，或对此稍加增减。这几句话是：
和尚曰：诸法生自心之妄想（分别），有情因善业与恶业而受善趣与恶趣之果，流转于轮回之中。孰个若无所思、无所作，则将完全脱离轮回。是故，当无所思。施等十法行者，乃为无福、少智之凡夫、钝根所说。于宿昔已净治者、利根，则善业、恶业，皆是盖障，即如不管白云、黑云，皆遮蔽太阳一样。是故，若无所思，无分别，无所行，则能不观而顿入，与十地同。[59]
与《禅定目炬》中以见、修、行、果四目对和尚摩诃衍之教法所作的系统分析相比，这一段话显然不足以概括和尚摩诃衍于吐蕃所传禅法的主要内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无法于《顿悟大乘正理决》等归之于和尚摩诃衍的著作中找出上引这一段话的原本来，然而却在据称是莲花戒应赞普之请专门为批判和尚之误见而造的第三部《修习次第》（sGom pa'i rim pa tha ma）中找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段落。[60]更有甚者，sBa/dBa’bzhed中所记录的莲花戒、'Ba' Sang shi和dBa' dPal dbyangs破斥摩诃衍的那些话，竟亦都能在《修习次第》中找到。[61]且不说用辩论一方对另一方之观点的再述作为对方之原话引述是否恰当，更不禁令人怀疑的是：sBa/dBa’bzhed中所记录的那场面对面的辩论是否整个就是作者以《修习次第》为根据虚构、演绎出来的呢？显然，我们有理由推测，sBa/dBa’bzhed中有关“吐蕃僧诤”的说法很可能整个就是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
而且，这一传统的创造显然还不是一次完成的。如前所述，sBa/dBa’bzhed有多种成书于不同时间的不同的版本。其中有一种本子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于中国出版的，通常以为成书于12世纪。[62]其中出现了据称是根据另一种传轨（或版本yang lugs gcig la）记录的另一种有关“吐蕃僧诤”的传统。其云：
时有一位汉地的僧人，他说：句者无义，依名言之法不能成佛。若悟心，即是万应灵丹（dkar po chig thub），[63]有此足矣！ 其造有《禅定卧轮》（bSam gtan nyal ba'i’khor lo）、《禅定论》（bSam gtan gyi lon）、《禅定再论》（Yang lon）、《见之面》（lTa ba'i rgyab sha）和《八十种真经》（mDo sde brgyad bcu khungs）等五论作为其法轨之论书。从此，汉地之法轨即此万应灵丹者，传遍所有吐蕃之地。
随后，当莲花戒向和尚摩诃衍发问，请教何谓汉地之法轨时，摩诃衍答道：
依尔等之法轨，当先皈依、发菩提心，就像是猴子爬树，循序上升一样。然依我等之法轨，依所作、能作之法不能成佛。只有修无分别、悟心，方可成佛，就像是金翅鸟自天空降落于树顶上一样，乃上降之法，[64]亦即万应灵丹也。
紧接着，莲花戒破斥了摩诃衍所说的两个比喻以及修无分别和悟心之说，令后者无言以对。赞普令其将花鬘献给莲花戒，并请求后者宽恕。还规定从今以后行者当修习符合教、理的印度佛法，废止“万应灵丹”之法，若有修此法者，将受到惩罚。于是，汉文书籍被搜罗起来，作为“伏藏”藏于桑耶寺中。而和尚本人被赶回原地，走的时候还留下了一只鞋子，预言正法行将毁灭之际，他的教法将卷土重来。后来的善知识们说这位汉地的和尚虽不懂正法，但对相术却略知一二。今日有人将真实可信之法抛在一边，却希求悟心成佛，走上了求“万应灵丹”之路。此或当就是应验了和尚之预言。[65]于此，和尚摩诃衍所传之禅法又一变而为“万应灵丹”了，这显然又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传统。这儿提到了“后来的善知识们”，说明这些内容显然是后人添加的，而他们所作的评论亦显然是含沙射影，另有所指。“万应灵丹”是藏传佛教噶举派所传大手印法的一个别称，其他教派或有不喜大手印法者，如萨思迦班智达等，即将和尚摩诃衍之顿悟说亦说成了“万应灵丹”，将这一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东西与噶举派的“万应灵丹”划上等号，以此作为攻击噶举派的一个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