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两次日本宪政考察与预备立宪的师日取向

清末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起步阶段。其间，东邻日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先生甚至认为，日本是晚清中国新政的“关键”因素。^[1]任达先生是就整个清末新政所受日本的影响而言的，这个估价见仁见智，此处姑不赘论。本文主要关注预备立宪的师日取向。关于清末预备立宪为何师法日本模式、模仿内容如何及其效果怎样等问题，罗华庆先生曾发表系列论文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2]罗先生试图把清末预备立宪与日本明治宪政进行比较观察，立论过于宏观，不免使相关论述稍显宽泛。^[3]笔者感到尚有进一步深入探研的空间。本文拟从信息传播与行政决策互动关系的角度立论，以清末预备立宪时期两次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宪政）中的有关日本宪政考察为视点^[4]，具体探讨两次日本宪政考察的成效及其对清廷宪政改革决策的影响等问题，以期有助于进一步观察清末预备立宪师法日本模式的前因后果及其成败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