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学与“文质”观

孔子的儒学是以一套以“仁”学为中心的思想体系。这是目前多数研究者的共识。但“仁”是什么？《说文》：“仁，亲也，从人、二。”就是说“仁”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仁的核心是“人”。所以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推而广之，对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要爱，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论语·雍也》）。不仅要施之于贵族阶层，也要施之于普通民众。儒家的人格理想，就是要通过修养成为“仁爱之人”。孔子曾对他的子弟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在这里孔子对他的学生加以教导，认为在父母跟前，要孝顺，离开自己的房子，则要敬爱兄长，说话要谨慎，诚实可信，博爱大众。在做好这一切以后，如果还有余力，则可以学习文献一类的学问。孔子以“仁”为中心、为根本，辐射到“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构成了一个体系，形成了规范。但仁学的中心是“爱人”。其他一切都要从属于仁，礼、乐、诗等也都必须围绕着这个“仁”，才会有意义。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意思是说，一个不仁的人怎么能实行礼，一个不仁的人怎么能作乐呢！

应该说，孔子的理论不是没有弱点，有一些言论是为当时的士大夫以上的阶层着想的。他也没有“人人平等”的思想，还是要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尽管如此，我们不能不说，他的以“爱人”为主旨的“仁”学，“闪烁着古典人道主义光芒”^[1]。首先，对己而言，实行“仁”的准则，是安顿自己的灵魂问题，所以孔子反复讲“仁者不忧”（《论语·子罕》），“仁者安仁”（《论语·述而》），对于仁，“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有了“仁”就可心安理得，有了自己的精神的寓所，就可以在社会动荡中寻找到自己的平静的心境。其次，对社会而言，要是人人都讲“仁”，那么社会成员之间各得其位，爱人也被人爱，尊敬别人也被别人所尊重。特别是为那些当君王的做出榜样，让他们接受儒家的一套伦理，实行这伦理。当然，这完全是一种乌托邦，是无法达到的。但他的“仁”学突出了“人”与“人之爱”，这的确蕴含了人道主义的因素。然而，一个人仅仅守住道德的“仁”就够了吗？当然不够。所以孔子又提出了诗、书、礼、乐等。对于有仁德的君子，则对其提出“文质彬彬”的要求，从这里就延伸出后来对文学艺术理论影响很大的“文质”论。

本来“文质”问题我在第一章讲儒家文学思想时，已经涉及。但讲得不充分，这里需要补充。孔子的话见《论语·雍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

孔子的意思是，质朴多于文采就显得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则流于虚饰，文采与质朴相互匹配这才是君子的风格。“彬彬”，按朱熹的《论语集注》：“犹斑斑，物相杂而适均之貌”。“文质彬彬”就是一个君子的风度应是道德修养与文化礼仪的修养均衡发展。不偏于“文”，也不偏于“质”，文质般配。另外，《论语·颜渊》篇也有相关说法。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鞹犹犬羊之鞹。”^[3]

这意思是说卫国的大夫问子贡，君子只需要朴素而已，为什么要文采呢？子贡说：可惜你说错了。君子是要文与质兼备的。如果虎豹和犬羊都拔去毛，那么它们的皮还有什么区别呢？《论语》中的“文质”问题虽然是一个伦理学的问题，但是潜藏着转化为文学理论的可能性。很明显，在孔子那里，这还是属于道德伦理的范畴，与文学无关。但是正是这个“文质”论，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原来道德的对象是人，文学的对象也是人。所以“文如其人”成为中外的一条定律。君子要“文质彬彬”，那么文学是不是也要“文质彬彬”呢？

汉代后期的扬雄将其转化为文学理论问题。他先把文质问题转变为一个宇宙问题，在《太玄·文首》中说：“阴敛其质，阳散其文。文质班班，万物粲然。”在他看来，文质与阴阳有对应关系，即阴质阳文。天地万物是阴阳相聚，那么也就是文质相兼。《玄文》中就肯定了“天文地质，不易其位。”这种万物皆文质相符的说法，为“文质”延伸来论文章和文学准备了条件。扬雄在《玄莹》篇明确地把文质关系问题当成一个文论问题，他说：

务其事而不务其辞，多其变而不多其文也。不约则其旨不详，不要则其应不博，不浑则其事不散，不沈则其意不见。是故，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观其施辞，则其心之所欲者见矣。^[4]

在第一章里，我们已经指出扬雄第一次把“文质”问题转化为文章写作问题。他的论点是“文以见乎质，辞以睹乎情”。“文”与“辞”相对应，“质”与“情”相对应。文质相兼，就是文辞兼备。文学作品既要情质素朴，但又要文采斐然。扬雄的理论当然还是从孔子的“文质彬彬”那里借鉴而来的，但这种借鉴与发明对儒家文论是一种重要的发展。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更进一步发挥说：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5]

刘勰指出，圣贤的著作，都可以叫作“文章”，那不是文采斐然的吗？水性动才会有涟漪，树木实花朵才鲜艳，可见文采依靠情质。虎豹要是没有美丽的皮毛，它们的皮不就和犬羊一样吗？就是用犀牛兕牛的皮革制披甲，还要靠朱红的漆来上色呢，可见情质又有待于文采的配合啊！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还有一些“文质”问题的论述，其贡献在于充分地肯定了文学作品有两个元素，那就是情与采，情是“质”，采是“文”，情采结合，文质相符，文学创作才能达到极致。

后来关于“文质”关系的论述很多，用文质作为批评标准的文章也很多。但有不少论者把文质分开，导致机械论的弊病。把文质问题真正联系起来理解并做出贡献的是清代的王夫之，他说：

文之靡者非其文，非其文者非其质。犹雪失其白而后失其雪。夫岂有雪去白存之忧！辞之善者，集文以成质。辞之失也，吝于质而萎于文。集文以成质，则天下因文以达质，而礼、乐、刑、政之用以章。文萎而质不昭，则天下莫劝于其文，而礼、乐、刑、政之施如啖枯木、扣败鼓，而莫为之兴。盖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无质也。惟质则体有可循，惟文则体有可著。惟质则要足以持，惟文则要足以该。故文质彬彬，而体要立矣。^[6]

王夫之谈文质问题，从自然谈到社会，从社会再谈为文。他的观点是文质互动。他举了一个例子，雪是“质”，白是雪的“文”，如果白色丧失了，哪里还谈得到雪呢？可见是“集文以成质”，文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文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离于质者非文，而离于文者非质”。有质文体才有所遵循，有文文体才可能彰著。对于文章写作来说，文与质是不可分离的，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文质彬彬”，体要就建立起来。王夫之加强了文质辩证关系，不愧是儒家的最后的总结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