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从政的召唤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地方，已经十一岁了。四周树木环绕，房屋掩映其中。这座式样简单的房子是我阿姨和姨父的家，他们在以色列境内安顿下来后就建造了它。那是一九三四年，只有几千名犹太人在这里居住。道路尚未铺好，很多地方无人居住。
当我们靠得更近，我意识到，这些树是我从未见过的。它们是手工种植的柑橙林。我的弟弟吉吉和我立刻出发，在排列整齐的一行行橙树间追来跑去；每棵树上都结了上百个饱满而颜色鲜艳的果实。剩下的白花在空中散发出迷人的芬芳。
仿佛瞬间回到了我的小犹太村庄——也就是被称为shtetl的地方，回到了我第一次看见橙子的那一刻，那个地方离我如此遥远。
我们的小村庄叫做维施尼瓦（Vishneva），它坐落在波兰和俄罗斯的边境，一个四周被森林环绕的狭长地带，那里的冬天似乎永无止境。有时经常接连好几个星期，凛冽的寒风吹过稀疏的白桦树，无情地横扫市集上的老主顾们。即使在夏天，我们似乎也很少见到太阳。尽管如此严寒和与世隔绝，小村庄里却有种温情和魔力，弥漫着一种和善和归属感。我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归属。
我们的生活极其简单：村里总共只有三条道路，道路两侧排列着光秃秃的木头屋子。村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通电，但三英里外有个火车站。借着从那里往来的旅者和货物，我们得以瞥见并且品味到林子那头的世界。
我仍然记得有关那第一个橙子的震撼时刻。我的父母带我去了他们的朋友家，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那里。一个刚从以色列回来的年轻人，正在讲述那片遥远土地上的宏大故事。他讲到无尽的阳光和异国文化，讲到长着果树的片片沙漠，讲到那些不屈不挠、皮肤黝黑、用双手劳作并作战的犹太人。讲完故事，他转向身后的一个箱子，抬起它让大家都能看到。房间里听得见有人倒抽了一口气。这年轻人的展示很具有仪式感，看得出来过去他已经做过多次。屋里的每个人一个接着一个从箱子里挑了一个包裹，小心翼翼地撕去裹在外面的羊皮纸包装，露出一个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成熟的雅法橙。轮到我时，我动作缓慢、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会做错什么。我把橙子凑近鼻子，第一次闻到橙子的味道。它的颜色、香气和味道真是无与伦比，是一个小男孩可以想象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东西之一。对我而言，它已远不止是一个水果，而是我希望和抱负的象征。
我家居住在这一地区已经有好几代了。实际上，上百年来，这里都是犹太人称之为家的地方。但尽管维施尼瓦美得纯粹，我的父母从未把这里当作他们永远的家。他们更多地把它当作是一个中转站，几千年来通往家园旅途上众多驿站中的一个。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不仅是我父母的梦想，也是激励我们认识的许多人的目标。似乎在每个聚会上，人们之间的谈话都会变成谈论永别我们所爱的小村庄、奔赴耶路撒冷、加入那些正收复我们自己土地的拓荒者们。我们经常会谈到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犹太人的未来取决于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的人们不仅仅因共同的宗教信仰紧紧相连，而且拥有相同的语言和国籍。“让他们给我们地球上一小块土地的主权，只要满足我们生存的需要就足够了。然后由我们去做剩下的事。”
赫茨尔的梦想已经变成了我的梦想。在我看来，我的家人虽然生活满足，但终究流亡在外。我们说希伯来语、用希伯来语思考问题，我们热切地阅读着来自英属巴勒斯坦地区的新闻，那是一块包含了我们古老家园的英属领土（或“托管区”）。我们拥有一种集体的回归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大紧迫感。有时，这会让我感觉似乎自己正处于遥远的过去和迫近的未来之间的炼狱之中。我们距离那个未来越近，就越发不能忍受延迟的感觉。
尽管有着不断向前的渴望，有关我童年的记忆数不胜数而且充满温情。我的母亲萨拉，天资聪颖、富有爱心。作为一个受过专业培训的图书管理员和俄罗斯文学的狂热爱好者，生活中没什么事儿比阅读带给她更多的快乐，她也将这种快乐分享给了我。从一个紧挨着母亲读书的爱书的小男孩，我渐渐成长为一个爱书的男人。阅读于我还是个充满爱的挑战，我需要在读书上紧跟母亲，即使仅仅是为了接下来跟母亲进行的讨论。我的父亲伊扎克（又被叫作Getzel），温暖而宽厚，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个木材商。他是个充满能量和善意的男人，对我们宠爱之极又细致入微。他总是鼓励我，不吝为我的成就面露喜色。他的爱给了我自信，而自信给了我翱翔的能力。我对此深感幸运。
父母抚养我时没有设定太多的边界和限制，从不告诉我该做什么，他们总是相信我的好奇心最终会指引我踏上正确的道路。在我年幼时，每当决定在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面前表演或是演讲的时候，我只会得到鼓励。有时，我会献上一段滑稽模仿（将镇上一些人的声音和举止模仿得惟妙惟肖）；有时我又会发表一段结构完整的演讲，比如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或是我最喜爱作家的各自优点。在大人们看来，我是一个早慧、前途光明的小男孩；对我自己而言，冥冥之中就像有大事儿要发生。但在我的同学看来，我明显有别于他们，被他们排斥。实际上，那时的我正如我一贯保持的那样，即使是到了九十三岁，我仍是个好奇的男孩，沉迷于各种难题，热忱地编织梦想，不屈服于其他人的质疑。
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我的父母功不可没。但我最崇拜的人是我的祖父拉比兹维·梅尔泽（Rabbi Zvi Meltzer），我和他的关系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纽带之一。他是个粗壮的男人，不知何故看起来很高，曾在欧洲上过最好的犹太高等学校。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我们公民生活的中心，那犹太教则是我们道德生活的主心骨。因为祖父的职位和杰出的头脑，他成了给我们全家指明方向的权威人物，也是为整个村庄提供指引和智慧的群体领袖。
我感到尤为幸运的，不仅仅因为他是我家庭的重要成员，而是因为他给予我特别的关注。他是第一个教我犹太人历史的人，也是第一个给我介绍犹太律法的人。我会在犹太会堂加入他的每个安息日礼拜，专心地跟随他进行每周诵读。就像其他犹太人一样，我把赎罪日——犹太人赎罪的日子，当作众多节日中最重要的一个。我对它有种特别的共鸣，不仅仅是因为它自身的重要性，而且是因为我可以亲耳听到祖父的吟唱。只有在那一天，他会化身领唱，用他美妙的声音低沉而空灵地唱出绝美的悔罪祈祷曲的祷文。他的歌声会把我带到灵魂深处，而我会躲藏在他的祈祷披肩之下——那也是如此严肃的一天中唯一让我感觉安全的地方。从我躲藏之处的一片黑暗中，我请求上帝宽恕那些犯罪者、饶恕每个人，因为这些人自己已经播下了软弱的种子。
从祖父的公众形象及他的教导中，我从小就恪守教义，甚至和我的父母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逐渐相信，我的责任就是通过遵循上帝的戒律来服务上帝，不能容忍任何例外。至于我对这一承诺到底有多当真，我的父母也没有完全地意识到；直到有一天父亲带回家一台收音机，它也是我们村的第一台收音机。因为激动地要向我的母亲演示怎么使用，父亲在安息日打开了收音机，在这个用于休息、沉思的时刻，包括打开收音机在内的这些行为都是被犹太教禁止的。我不禁勃然大怒，在一阵狂热的正义感之中我把收音机摔在了地上，把它摔得无法修复，仿佛人类的命运就靠我这正义之举。我很感激我的父母原谅了我。
当我不在家或不在犹太会堂时，我会试着搭乘马车去火车站；正是经由此地，人们开始了返回我们古老家园的漫长旅程。每当有人要离开，整个镇子的人都会在喧闹的庆祝中齐聚一堂，以一种喜乐参半的方式为他们的邻居送行。我羡慕不已地看着这一切，沉浸于这振奋人心而充满虔诚的喜乐之中；但我总会带着一丝伤感回到家中，想弄明白，轮到我走的那一天是否会真的到来。
过了一段时间，因时局变化，我们最终离开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针对犹太人企业的反犹太人税击垮了父亲的生意。父亲亏得血本无归，于是决定离开。一九三二年，他独自一人去了英属巴勒斯坦，全凭一己之力勇当开路先锋，迫切想在那儿安顿下来然后准备我们的到来。又过了两年漫长的岁月——对于不耐心的孩子仿佛有一辈子那么漫长——父亲才传话说，他已经准备好接我们过去。当母亲走到吉吉和我跟前，告诉我们离开的时候到了，我已经十一岁了。
我们把家当装在货运马车的后面，启程去火车站。沿路的石块令马车剧烈地颠簸，吱嘎作响。母亲对此很不喜欢，但对于弟弟和我，每一次颠簸都是一次快乐——它提醒着我们：伟大的冒险已经展开。我们穿着厚厚的羊毛外套和厚重的冬天的鞋子，而这些我们很快就不再需要。
当我们到火车站的时候，几十个人已经等在那儿用祝福和祈祷为我们送行。我的祖父位列其中。考虑到他年岁已高和在社区的核心地位，他选择了留在维施尼瓦。他是我在家乡唯一会思念的人。我看着他在月台上向我的母亲和弟弟道别，等着他面向我，竟一时语塞。当我透过他浓密、灰白的胡子仰望他的眼睛时，他那庞大的身躯笼罩着我。他的眼中含着泪水。他用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然后弯下身子、直视我的眼睛。
“答应我一件事。”他用我熟悉而威严的声音说道。
“任何事情，祖父[1]。”
“答应我你会永远做个犹太人。”
祖父的生命终结于维施尼瓦。我离开数年之后，纳粹士兵穿过森林、来到村庄的广场，他们把犹太人集中在一起迎接他们可怕的宿命。我的祖父和他大多数的会众被赶进我们那间朴素的木头犹太会堂，纳粹士兵用木板把大门封死。我无法想象，烟从门缝中涌入的第一个瞬间他们所经历的恐怖；从火焰燃烧的噼啪声中，他们应该意识到会堂已经从外面被点燃。人们告诉我，当火焰越烧越烈、吞噬了我们最珍贵的礼拜场所，我的祖父披上他的祈祷披肩——那条赎罪日我藏身其下的披肩，唱起了最后的祷文——保持着最后一刻的坚忍和尊严，直至大火夺去了他的话语、呼吸，夺去了他和其他所有人的生命。
剩下的犹太人也被围捕，一家接着一家地从他们的藏身之处被拉出来、被夺去生命。他们被迫目睹我们的村庄被毁掉，就像一场飓风横扫了这一地区，只不过更为精准、更有目的性。他们被赶往火车站，穿过残酷的瓦砾，经过熊熊燃烧的墓地。同样的轨道曾开启我返乡的旅程，而如今却带着他们走向死亡集中营。
当我们登上前往巴勒斯坦的火车，当火车在颠簸中启程、我从车窗向外挥手道别之际，我并不知道从此将再也见不到我的祖父了。每当领唱唱起悔罪祈祷曲，我仍能听见祖父的声音。每当我面临艰难抉择，我仍会感觉到他的精神与我同在。
一九三四年，前往英属巴勒斯坦的旅程带着我们一路南下直至地中海，当我第一次看见地中海时，我只感觉它无穷无尽地延伸。我们登上了一艘蒸汽船，在大多数时候都风平浪静的海上漂了几日。我确信，没有遇到狂风和波涛汹涌的大海是来自上帝的一个吉兆。站在轮船的甲板上，被激动人心的蓝天围绕，我可以感觉到未被乌云遮挡的太阳散发出的微微暖意。随着我的世界被粉刷一新、重注热能，我的梦想也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在海上的最后一日，我被船上的汽笛声唤醒。船长正鸣笛提醒来往的船只我们的到来，他也以这种方式告知船上的乘客。吉吉和我匆促地从床上爬起，爬上舷梯跑到顶层甲板。一群乘客已经聚集在那里，开心地大喊、歌唱。我径直穿过人群，站到了栏杆上，不让任何东西、任何人挡住我的视线。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宏伟的雅法海岸线。大海看起来就是由各种深浅的蓝色构成，随着海浪轻拍着完美的白沙海滩，明亮的宝蓝色深水海域仿佛正与闪烁着耀人光芒的绿松石色浅滩共舞。从海湾眺望过去，我可以看到远方的一座山——坐落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古老城市的中央。环绕着海角建起的石头建筑群呈现出立正、防卫的姿态。在建筑群后面，一座细窄的时钟延伸至天空。
在我到达之前，关于雅法我知之甚少，我只知道它是座古老的城市，《圣经》中也有提及。现在，当其映入我的眼帘，我可以看到那种只有身临其境才可以拾取的神韵和活力。我看见一大群戴着红色土耳其毡帽和方格头巾的人。一些人聚集在一起享受明媚的清晨时光，他们和小孩子玩耍，任海风吹起他们宽松的长袍。其他的人则来到海湾中央、登上轮船迎接我们。这其中的大多数在兜售我们从未尝过的东西。他们卖给我们一罐罐的碎冰柠檬水和棕榈树上摘下的蜜枣，这些棕榈树是我过去看我姨妈的照片才知道的。犹太人租了几条船，就在我们停泊的地方接驳乘客。
就在我扫视这些船只寻找父亲的时候，我注意到我与许多当地犹太人几乎就没什么相似之处。在常年灰白色调的维施尼瓦，我认识的每个犹太人都苍白得不可思议。置身于这些被阳光晒得黝黑、因耕种土地辛苦劳作而被雕琢得棱角分明的男人中，我仿佛置身于一群英雄之中。我只想加入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最终，我看到了站在一艘阿拉伯小渔船前面的父亲，正热情地向弟弟和我挥手。父亲比我最后一次见他时晒黑了许多。在他身旁是渔船的船长，一个高个儿的阿拉伯人，穿着宽大、悬垂感十足的百褶裤。我们跳上船，用积攒了两年的爱向父亲问候。父亲对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走到岸边，我可以感觉到太阳的温暖正透过我厚重的冬衣外套直射下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这柔软的暖意是对我个人的欢迎，来自那个一直在等候时机、直到我们到来的太阳的欢迎。当我走下船、踏上陆地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找到了回家的路。
以色列的土地非常适合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自己正在向过去的日子告别，尽管维施尼瓦曾一直是我的保护茧，但如今，我已经长出了翅膀。我不再穿外套、戴领结，而是将它们折价贴换成了短袖衣服。在澄净的蓝色天空下，我观察到自己皮肤的颜色变黑，当我带着皮肤的晒斑回家的时候，我从未像当时那样感觉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以色列的孩子。过去，我带着强烈的热情和兴趣爱着书；如今，我在海边的公园或是沙滩的无花果树下读书。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五日，我宣誓就任以色列第九任总统。那年我八十三岁。我的职业生涯贯穿了以色列国成立至今，那天则是我职业生涯的顶峰。当我站在台上、宣誓就职之时，占据了我思绪的却是维施尼瓦，它提醒着我这一路旅程始于何方。作为一个十一岁的男孩，我对未来有着无尽的想象，但即使是在我最野心勃勃的梦想中，我也从未想过我会迎来人生的这一时刻。
宣誓就职的庆典之夜，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年轻男子走近我，以一种连我都忍不住羡慕的、不加掩饰的以色列式坦率直接开始了和我的对话：“总统先生，恕我直言，经过了这么长的职业生涯，您在这个年纪为什么还要继续工作呢？”
“为什么我要工作？”我问道，“我猜我从未想过其他的选择。”
这是事实。在我记忆中，犹太复国主义一直是我立身的中心所在，并且为其服务是保证其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在我八十多岁时，在以色列政坛工作了六十年之后，为犹太复国主义工作引领着我走上了总统的位置。但是，当我还是英属巴勒斯坦的一名年轻人时，我所想象的工作并不是在政府中任职，而是在田间工作，开垦土地，为创立一种新型的社区而工作。除了想当个基布兹成员，我其他什么也不想。
被称为基布兹的第一个犹太人定居地叫做德加尼亚（Degania），它是在一九一〇年由一群逃离欧洲的年轻拓荒者在约旦河谷建立的。他们带着宏伟的计划而来，不仅是为了建造定居点，而且是为了把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变成现实。基布兹首先是一个农业定居点，是人们在岩石土壤上耕种、排干恶劣的沼泽地而加油苦干的地方。正是这些每天劳作的拓荒者们将无法居住的地方变得植被繁盛。德加尼亚适时地激励了其他的基布兹，耶斯列（Jezreel）和约旦河谷的贫瘠土地渐渐地布满了欣欣向荣的社区。当我移居以色列时，大概已有三十个左右的基布兹，经过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更多。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棕榈树、田里的庄稼、果园和牲口让基布兹焕然一新。它们使沙漠变得美丽而富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自己可以激发出无限潜力。在国家成立之前的岁月里，我们拥有强大的领导，并正在为国家机构和政府打下基础。在那段时间，出于必要，基布兹变成了我们最中心的机构制度，这并不是因为基布兹的收成脆弱或代表了崇高的思想，而是因为基布兹承担了最基本的职能：管理定居点和移民问题以及组织我们的防卫。尽管每个基布兹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特质，它们都围绕着共同的中心愿景组织起来。在追求犹太复国主义梦想的过程中，拓荒者们也曾试图重新设想过一种新型的社会，一个建立在平等合作、正义公平以及集体共有和群居生活之上的社会。
我喜欢在特拉维夫的生活。每天下午，我会骑着自行车行驶在马路上，数着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大楼，把每日的施工进度分门别类。但真正俘获我心的是远方的基布兹。我曾在高中时加入青年运动，因此也见过这个犹太国家最伟大的拓荒者们，并向他们讨教学习。在学校，我们以学习为重；而在青年运动里，我们可以放飞梦想。我在童年时光一直将拓荒者们奉为重要人物，我已经确信，加入到他们之中就是最重要的使命，也是最崇高的呼唤。我想把城市的喧嚣和田野的安静作交换，着手探索改变这块土地。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组织的领袖艾拉南·伊沙伊（Elhanan Yishai）开始了解我要追寻的道路，非常好心地选择了我当他的助手。
“我想你应该考虑一下本舍门（Ben-Shemen）。”在一次即将改变我人生的谈话中，他对我如是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本舍门青年村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它由德国医生、教育家齐飞格·莱曼（Siegfried Lehmann）博士于一九二七年建立。它也一直是我所知的最美好的地方。
首先，它是不少人称之为家的地方，这些人包括在欧洲成为孤儿但最终独自抵达英属巴勒斯坦的勇敢而孱弱的孩子。但它远不止如此。它既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知识中心，也是一个学习犹太复国主义信条最实际的运用的地方。它是男孩女孩学习技能的一个地方，比如，如何在贫瘠的土地上定居，如何放羊、给山羊和奶牛挤奶，如何把种子播种到坚硬的盐渍土壤里吸取养分，以及如何正确打磨、挥动镰刀。它也是把男孩女孩训练成军人的一个地方，让他们了解犹太复国主义无疑需要一场战争。学生们学习如何射击、打仗，学习如何看星星辨别方向。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学习基布兹生活所代表的价值观：如何平等地一起工作，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建造并维持一个社区。它是把孩子变为领袖的地方。本舍门刚接收了一大拨来自欧洲的孩子，基布兹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和那些早些时候从欧洲移民过来的其他孩子结对，让后者帮助新来的孩子尽快适应不同的生活。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艾拉南又塞给了我一个消息。“你不一定非得去，”他说，“但我想让你知道，我已经推荐了你，因为我了解你家里的经济条件，我还为你申请了奖学金。”当时的我看起来肯定是一脸震惊。
“他们想你去，西蒙，”他笑着说，“而且他们会支付所有的费用，所以如果你想去做，决定权在你。”我从椅子上跳下来，径直跑回家告诉我的父母。我甚至没有征求他们的许可。我只是怀着一个十五岁男孩所有的激情和焦躁，告诉他们我的计划和希望。我确信，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想，他们能感同身受。
一九三八年，我来到本舍门，带着满脑子的想法和学习的渴望。我至今都记得第一次通过它的大门走进院子里的情景：中间是一个小小的广场，一栋栋朴素的平房环绕在四周。院子中央有两棵美丽的橡树，它们就像年迈的巨人见证了几个世纪的沧桑。大树底下站着一小群孩子，正围绕在一个看起来像老师的人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讨论当天的课程。
我被分配到一间空出来的木头屋子里，就在狭窄的土路尽头，和其他两个男孩一起快乐地生活。有时乍看起来，这里还真像是夏令营。我们会说笑话、互相恶作剧，也会在火炉边唱唱歌。我们会经过临近的山麓开始我们漫长而蜿蜒的徒步旅行，也会在做家务的时候玩各种游戏。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也是第一个地方，让我真正交到了朋友。在特拉维夫，我是个局外人。在本舍门，我是受人欢迎的。
不过，尽管有同志间的情谊和偶尔的恶作剧，我们都敏感地意识到我们肩负伟大的使命，这个使命要远远大于我们自身的使命。我们不仅生活在犹太历史的最前沿；我们正用自己的双手塑造这一历史。我们每种下一颗种子、每收割一次庄稼，我们的梦想仿佛就会向更远处延伸。就在这块恶劣的土地上，我们将重建犹太国家——驯服这块土地、确保它可以养活数百万人的责任就落在了我们的身上。我们一再提醒自己：如果我们不能在我们的人到来时填饱他们的肚子，那我们又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安全？所以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
白天，我们在田间劳作或是在教室里学习。夜晚来临，我们站岗放哨。临近村落的阿拉伯人时常会向我们开火或是企图偷走我们的食物和供给。我曾被任命为一个哨所的指挥官，这个岗哨坐落在村子边缘一个加固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里。每当太阳落山，我就会爬上铁梯子、摆好望哨的姿势，我背靠墙，身旁是我的步枪。每次我都希望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但许多时候有人会向村里面开枪，许多个夜晚我也不得不向着黑暗开火。
每次站岗，我都会经过格尔曼一家的房子。格尔曼先生是我们的木工老师，我经常会看见他在前院锯长条木板。有时，我也会看见他的妻子在照料花园，浇浇花或是查看土豆的长势。我会挥手大声向他们问候。
在一个特别的夜晚，我看见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光脚站在他们家的门口。她棕色的长发梳在脑后、编成辫子，露出动人的眼睛，这是个我从未见过的美人。我们的目光仅仅接触了片刻，在相互微微一笑之后，我的心已被她俘获。她仿佛彻底击垮了我，然后即刻又把我给重新组装起来。她叫索尼娅，格尔曼家的二女儿，就在这个村庄长大。每天晚上，我都会看见她，她总是赤足紧挨着一台割草机。我彻底被她迷住了。
有时我会鼓起勇气跟她讲话。不过她并没有被我打动。我也尽力而为了：我给她念诗甚至读卡尔·马克思的章节，但似乎没有什么突破。直到有一天，我请她陪着我一起去一块小黄瓜地。黄瓜的香味，那种自然的浪漫终于起了作用。她看我的眼神与往日有些不同——最终有点像我一直看她的眼神。
索尼娅是我的初恋，也是我唯一的挚爱。我知道，我会找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既温柔又坚定，在每个方面都是伟大智慧和力量的源泉。索尼娅允许我放飞梦想，但也让我脚踏实地。在我追逐自己最狂野的梦想时，她信任我、支持我，但她从来不让我太过激进。她是我的指南针，也是我的良知，二者的合体。在这世界上，我爱的人非她不可，而且不知何故——可能是因为某个原因——她似乎也做好了爱我的准备。
这是因为本舍门。这是一个我们白天看书学习、晚上持枪御敌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听从内心召唤、追逐自己目标的地方；是我们的灵魂伴侣可以等我们一起散步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充斥着政治戏码的地方。正是在那里，我完善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并且第一次有机会把这些观点付诸实践。实际上，就我们在本舍门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一切东西而言，没有什么比我们暗中做的那些事情更影响时局发展了。本舍门是好几个政治青年运动的发源地，在这些组织中，学生们会就犹太人的未来、成立犹太国家的必要性以及创建犹太国家所需的策略进行辩论。但这种政治活动是官方明令禁止的，因此这些辩论一般都在晚上进行，以秘密的耳语或是慷慨激昂的诉求形式出现。这些是一代人之间的对话——最年轻的一代——这些对话源于这样的想法：我们试图建设的是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想说的远非我们的语言可以表达。我们觉得，我们的使命仿佛要比保卫家园更加伟大，设想一个新型的社会也是我们的工作。这是基布兹体系背后的驱动理念，我们一直坚定拥护的一个想法。或许因为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还有因为我们的角色让人感觉如此重要，我们的辩论经常格外激烈。
尽管我们拥有共同的理想，我们中也涌现出大量的不同意见。一些基布兹的领导者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要求在基布兹内实行思想集体主义，他们视犹太国家为加强纪律和秩序的一种机制，希望可以复制苏联的体系。而我则相信，有的人曲解了马克思学说，其执政风格也并非社会主义理想。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个独特的体系，而非复制苏联的体系或是任何其他体系，我们的体制应该能反映出建立在犹太人道德准则之上的国民精神。就像赫茨尔曾经说的那样，“的确，我们渴求拥有我们的那片古老土地，但在那土地上，我们期盼的是犹太精神能绽放出新的花朵”。
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成为这些秘密聚会的重要参与者，而不再是一个局外人。这些青年运动的早期经历改变了我，改变了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也逐渐改变了我的处事方式。当我越来越成为屋子里的主导声音的时候，我越发意识到我有多喜欢这样；还有，站在人群面前用话语而非其他来改变人们的思想和信仰甚至是历史，是多么有影响力。即使还是一个懵懂少年，我就为自己拥有独特而浑厚的男中音感到幸运，因为它令我的话语自带权威的光环，甚至在我还没有任何权威之前。
在本舍门的第二个夏天，我选择加入的青年运动——青年工作学习联盟（HaNoar HaOved）或者称为劳动青年组织（Working Youth），投票选举我为青年工作学习联盟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我欣喜若狂。我从未对开垦土地的梦想有丝毫动摇，但我突然意识到，我拥有一个别人看来强大的技能——劝说别人的能力。我感觉自己已经承蒙召唤，机缘巧合为我开辟了第二条道路。
在接受这一职位的几个月之后，组织上要求我代表青年工作学习联盟北上去海法一趟。我原打算乘巴士前往，但当我向贝尔·卡茨内尔森（Berl Katznelson）——一位伟大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谈及这一计划时，他向我提了一个更好的建议。
“实际上，时机非常完美，”他说道，“我的一个朋友下周正好驾车去海法。我相信我能在他的车里给你安排个座位。”
“那真的太棒了，”我问道，“你的朋友是谁？”
“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他若无其事地表示。
在我的眼里，戴维·本—古里安可不是一般人，而是个传奇。他是英属巴勒斯坦土地犹太人的领袖。他为犹太人寻求独立，但他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建造一个犹太国家，而是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变成一个照亮各国的“光明之国”——一个全人类的榜样。他有关未来国家的梦想——安全、牢固、民主和社会主义——也一直鼓舞着我，而他为此而战的紧迫感也一直令我钦佩。突然就这样，我可以与他共处两个小时，除了时间没有什么可以打断我们。
启程的前一晚，我睡得很少。第二天清晨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想他可能会说的话以及我该如何回应。我试图想象他可能问我的问题，并试着练习如何应答，就这样，我一边盯着天花板一边悄声对着自己说话。我禁不住想，如果我可以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我能向他展示自己对各种问题了解透彻、对事业专注投入，没准他会记住我——也许我会脱颖而出。谁知道接下来又会怎样？
当我正坐在汽车后座上，本—古里安上了车坐在我旁边。他本人的头发显得比在照片上更白，他那几近全秃的脑袋的黝黑皮肤印衬得白发闪闪发光。他穿着一件外套，一副不大高兴的表情，不过那表情看起来更像是天生就在他嘴边，而不是他的性情所致——或者至少是我希望如此。
当我们驶离，他看我一眼、向我稍稍点头表示看到了我的存在。但在我可以介绍自己前，他已经将头转开。他把头靠在窗子上闭上了眼睛。不到几分钟，显然已经睡着，只留我在无尽的失望之中。
几乎整个旅程他都在睡觉。但当我们快要到海法时，汽车在土路上行驶，把他颠簸醒了。从我的眼角，我可以看见他正调整他自己，揉了揉眼睛、调整了坐姿。似乎我的机会来了。然后，没有任何征兆地，他转向我大声喊道：“你知道，托洛茨基不是领袖。”
我不知道该想什么——或是说什么。我不理解，我们怎么就谈论起了这个话题，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我会对托洛茨基产生好奇，我甚至不理解他指的是什么。但是，我怎么会不好奇？
“为什么您这么说呢？”我问道。
一九一八年，在俄国革命之后，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成为苏俄的第一任外交部部长[2]。他曾带领苏俄代表团参加和平谈判，以期让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因为不满德国不断要求增加领土割让，托洛茨基决定干脆中断谈判。在未和德国人签署任何条约的情况下，他单方面宣布结束敌对状态。托洛斯基曾将这一提议描述为“不战不和”。
“不战不和？”本—古里安叫喊道，脸气得通红。“这是什么？这不是一个策略。这是一个发明。要么是和平并付出代价，要么是战争并承担风险——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再次不知该如何作答，不过这已无关紧要。在我可以想出一个精心的答案之前，本—古里安已经闭上了眼睛，又回到小睡状态。他没再说一个字。
一九四一年我从本舍门毕业后，我们一群人被送往位于耶斯列河谷的盖瓦基布兹（Kibbutz Geva）继续接受培训。在本舍门，我们已经学习了种地所需掌握的技能。而在盖瓦，我们将学习在基布兹获得成功所需的技能。我有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包括在田间工作。只有当我干完活——通常是日落之后——我再转向我的第二份工作，青年工作学习联盟在约旦河谷和耶斯列河谷一带的协调员。人们给了我一辆巨大而笨拙的凯旋牌摩托车，方便我和其他分会的成员会面。我们举行会议、辩论会，组织研讨会和公众讨论，充分利用我们所剩不多的醒着的时间说服其他人我们是正确的。
这些讨论的中心议题是领土问题。一九一七年，控制了大部分中东的英国政府发布了《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支持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的想法。但许多人都担心，我们未来的国家会降为一小块领土，因为太小、太贫瘠而不足以供养犹太人。他们认为我们不应妥协，并呼吁恢复古老的国界线——即便这样的要求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我对这种想法不能苟同。就像古里安一样，我认为，最大的道德考量是犹太民族的生存，而非容纳这一民族的国家大小。并且正如古里安一样，我也担心，最大的危险是赢得了一个国家但它随即陨落。
围绕着这一议题的辩论很快在基布兹之间蔓延开来。与此同时，我和圈子里的朋友们开始了一项使命——从盖瓦向北跋涉二十五英里爬上宝利亚山（Mount Poriya）的顶峰，在那里，我们将建立阿鲁莫特基布兹（Kibbutz Alumot）。为了这一使命，我们受训已久。
自我们抵达的那一刻起，我便惊叹不已。随便从任何一个方向望去，我都能看见超乎寻常的美景。宝利亚山的山脚是波光粼粼、美不胜收的加利利海，远远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地平线那头。西面是宏伟的山脉，仿佛被人用长长的画笔刷成了紫色。还有一排排刚种下的小树苗，有天也会长成橄榄林和椰枣林。从右手边望去，我可以看到淡银色条纹状的约旦河蜿蜒流淌在河谷之间。向北，我可以望见高耸入云的赫蒙山（Mount Hermon），且一览无余。我突然觉得自己来到了世界的中心。长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的生活，如今已经在我眼前变为现实。放飞梦想的种种好处中，这无疑是最为优雅的一个理由。
一旦在阿鲁莫特安顿下来，我就接受了一项工作，它给了我第一次真正当领导的经历——不过不是领导人，而是羊。这两者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一个牧羊人也许对羊群拥有某种权威，但仅仅是这样并不意味着他可以控制羊。有很多次，我想带羊下山，想让它们跟着我，却发现它们逗留在田间各处，对我的指挥毫不理会。掌握这项技术需要时间和耐心。我和羊必须找到一门共同的语言、形成一种共识。我必须了解它们的恐惧，就像这些恐惧是我自身的一样，只有这样我才会理解它们不会跟我去哪些地方——或是至少知道，什么时候我更加审慎地赶羊。在说明我的意图时，我必须既要体谅它们又要坚持己见——成为一个甚至在它们不情愿的情况下，仅仅出于信任，它们也愿意追随的人物。
在那些美好的时光，这宛若一段美丽的舞蹈、一段诗歌，还是一堂关于领导力的课，令我久久不能忘怀；也有恶劣的天气，尽管不常发生，仍然证明了自然界无法规避的事实——它们是野兽，不是人类——再怎么磨炼技能也无法矫正它们。即使我做到最好，我仍有可能遭遇最糟糕的情况。这也是我在耐心方面得到的教训，如果说没有其他的收获的话。
阿鲁莫特的生活并不容易。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经过山谷的大风接近我们安置点时会被卷起、风力加大，以难以置信的力度掀翻谷仓。我们脚下的土地富含盐分，抑制了庄稼的生长，逼迫着我们在刚开始的几年间严格地限量分配收成。有段时间，几名阿鲁莫特的成员就生活在一片险恶的黑色玄武岩废墟之上，这里原本是一个老安置点，二十年前惨遭失败而毁。我们就像是生活在墓碑之中，时时提醒我们：我们的努力可能白费。
对外人而言，很容易用阿鲁莫特基布兹缺乏的东西来衡量它。我们居住在帐篷里。没有通电也没有自来水。每个人只有一双工作靴、两条卡其布裤子和两件衬衫——一件在工作日穿，一件在安息日穿。基布兹拥有一条灰色的裤子和一件英国陆军战斗服夹克，这两件衣服只在最特殊的日子借给这里的男人穿着。而我们居住在这儿的人却更愿意用阿鲁莫特基布兹给予我们的东西来衡量它。它赋予我们一种意义和使命感。它给了我们一个比已知任何家庭都要大的家庭，给了我们比自身的目的更加宏伟的目的。艰苦对于我们而言并非麻烦，而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
因此我们努力工作着。我们清理石头、改造土壤；我们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大片地带、播下种子，直到它们屈服于我们的努力。
每天清晨，早在日出之前，我都会打开羊圈的围栏，让羊从宝利亚山上走下去，在间或出现的草场上的岩石间吃草。下山的路非常险峻，在黑暗中更是如此。但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苍蝇就会回来折磨羊群，因此还是在夜间喂食更好。
我并不介意。恰恰相反，我喜欢独处的时间。有多少个夜晚我坐在一块岩石上，看着星星倒映在山下静止的水面之上？数不胜数。在那些日子，我一心想成为诗人或是建筑师，可以用语言或是石头搭建起东西来。对于一个满怀志向的作家，在这世界上哪儿还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更好的栖息地能让他的诗歌插翅飞翔？
在这里，我度过了人生最快乐的一些日子，当索尼娅选择和我团聚，这些日子变得更有意义。二战开始时，索尼娅被英国军队征召为随军护士，曾经驻扎埃及。现在她回来了，决定来阿鲁莫特投奔我。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犹太人的篝火节这天，我们在本舍门举行了一个小小仪式，在简单的白色彩棚下我们结了婚。我不得不借来阿鲁莫特那条正装裤子和外套，虽然对我来说它们已经有点短了。我们婚礼的前夜，我用鞋油把外套染成黑色。
然后，某天早上，本—古里安最亲密的顾问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从邻近的基布兹突然造访阿鲁莫特，带来了本—古里安本人的请求。在那些日子，艾希科尔已经成为运动中的重量级人物，一个我们非常崇拜的人。看到他出现在我们中间已经令我震惊，而令我更为震惊的，是知道他部分因我而来。本—古里安已经开始担心，年轻一代正偏离他提出的以色列国的愿景。他相信，犹太人的命运取决于他赢得这场辩论。这也是他为什么派艾希科尔——要求阿鲁莫特免除我的务农职责，把我为青年工作学习联盟进行的夜间工作变为全职工作。本—古里安知道，年轻一代代表了未来，而且他一定感觉到年轻人更有可能被他们的同辈说服。至少我会这样对自己解释，虽然我很难理解本—古里安是如何在所有人中选择了缺乏经验的我参与如此重要的使命。
当我抵达青年工作学习联盟位于特拉维夫总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为什么艾希科尔要来找我。青年工作学习联盟的秘书处共有十二名成员，但看起来我是唯一一个支持本—古里安建国方案的成员。会议如此之片面，以至于完全没有任何价值。其他人充满怀疑地看待我，认为我是艾希科尔的传声筒。我提交的任何提议立刻会被否决。我发起的任何争论无一不被压制。很快我就发现，唯一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改变秘书处人员的组成。这只有在青年工作学习联盟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而且，这需要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支持。这些代表会是哪些人，以及他们最终会支持谁都还是个未知数。与其日复一日地在那里被人猛拍，我干脆不再去特拉维夫的总部，而将我的工作重心放在了田间地头。
一次次地，我骑着那辆已磨合得灵巧无比的摩托车，行驶在同样的路上，造访每个愿意见我的青年工作学习联盟分会。每次造访，我都会宣扬自己的观点、代表那些再也等不起的人强调建立犹太国家的紧迫性。我见了成百上千个人，向任何愿意听的人提出自己的立场。我告诉他们，要确保他们送往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是本—古里安的支持者，并且要求他们投票反对秘书处，转而支持我。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青年工作学习联盟全国大会在特拉维夫的穆格拉比电影院（Mugrabi Cinema）举行。我紧张极了。除了大厅里的代表，还来了本—古里安所属政党“以色列地工人党”（俗称Mapai，下称以色列劳动党）的许多知名领袖。当与会代表拥入大厅，我站在登记台边，正在准备一份详细的参会人员名单以及他们将如何投票。但我仍然对结果很不确定。
首批讨论的议题是采纳政纲。代表们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个来自青年工作学习联盟秘书长本亚明·乔克罗夫金（Binyamin Chochlovkin），代表了“大以色列”的立场。另外一个则来自我自己，它反映了以色列劳动党的立场。本亚明得到了秘书处以及犹太复国者运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但令他、显然也令我吃惊的是，我却得到了在场代表的支持。代表们一致认为，一个今天分段而治的巴勒斯坦显然要比明天的“大以色列”更加可取。当他们投下各自一票的时候，我的提议大获全胜。
双方都没有预料到这一结局，大厅里随之而来的嘈杂说明了这一切。以色列劳动党的领袖纷纷向我问好，把我当作征服一切的胜利者。大会结束时，我俨然成为运动的领袖，当选为青年工作学习联盟的秘书长。一下子，我心目中那些伟大的英雄都知道了我的名字。我不再是那个搭乘同一辆车去海法的那个不知名的男孩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茨娃，一个漂亮的小宝宝。我们用我深爱的已故祖父的名字给她起了名。我们从帐篷中搬了出来，搬到了一座小房子里。
同年年底，第二十二届犹太复国者代表大会即将在瑞士西北部城市巴塞尔（Basel）举行，这也是大屠杀之后第一次举行这样的会议。上一届大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前几日举行的，大会在犹太复国组织会长、未来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哈伊·魏茨曼（Chaim Weizmann）的预言般的话语中临时休会。他说：“我除了这句话没有其他的祈祷：愿我们都能活着再次见面。”
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世界就已经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变化。一九三九年五月，英国政府发布了政策性文件“白皮书”，隐晦地背叛了犹太人。一九一七年，英国外交大臣发布《贝尔福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而白皮书则是对这一宣言的彻底抛弃。英国政府决定，如果犹太人要居住在英属巴勒斯坦，他们就应永远是少数民族，因此英国政府开始对犹太人的移民设置严格的限制，冻结了我们继续购买土地以定居的能力，这一政策不啻是对犹太人建国判了死刑。因为阻止犹太人移民的这一政策，相当于对无数正在逃离纳粹魔爪的犹太人判了死刑。如果还渴求独立，我们则必须接受英国人的挑战。
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入侵波兰，随即开始称霸世界、灭绝犹太人的征程。两天之后，英国对德国宣战，自相矛盾地变成我们最重要的朋友兼第二大敌人。本—古里安这样清晰地分析了这一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犹太复国主义面临的新挑战：“我们必须帮助英国军队，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必须反抗‘白皮书’，就像战争没有发生一样。”
尽管针对犹太人的军队整装待发，右派之中仍有许多人反对本—古里安改变立场。他们倾向于对英国政府缓慢、稳步地妥协，而非本—古里安提倡的更为激烈的方式。这惹恼了本—古里安，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采取行动，决不能身处被灭绝的危险还无动于衷。
一九四六年，战争已经结束，又到了在巴塞尔重新召开会议的时候。以色列劳动党决定派两个更为年轻的成员充实到代表团中。我很快得知，本—古里安选择了我作为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年轻人比我年纪稍长，英俊、聪敏、和我一样对本—古里安绝对忠诚。他的名字叫摩西·达扬（Moshe Dayan）。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我们一同登上了轮船。自从十多年前抵达雅法，这还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似乎所有的犹太复国运动领袖都在船上，而我也站在这里与他们同行。
在上层甲板上，摩西和我很多时间都在一起。我们是船上最年轻的两个。尽管我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很快在对方身上找到了友谊和相互尊重。
我们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专心地谈论对辩论的看法以及对大会的期望。我们都坚信本—古里安的立场，愿意使用武力支持人们不受限制地继续移民到英属巴勒斯坦，不管英国政府认为其合法或是非法。在某一时刻，达扬甚至建议，我们烧毁英国人用来拘留返家途中被抓的犹太人的营地。在达扬身上，既有战略家又有斗士的影子，他既是我的平等之辈，又是我的导师，一个让我深深崇拜之人。
步入举行大会的大厅，有些东西令人伤感。在将近五十年之前，西奥多·赫茨尔就是在此处召集了首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历史仿佛在屋子里重现，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前途未卜。从我座位上望去，我可以看到魏茨曼、艾希科尔和本—古里安坐在讲台上，和他们一起的还有犹太复国运动中其他每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空着的座位，对位子的主人而言，魏茨曼在一九三九年的祈祷显然没有应验。在魏茨曼的回忆录中，他写下了主持这次会议的“可怕经历”，站在大会全体成员之前，却“发现其中几乎找不到一个曾经为上一届大会增光的友善面庞”。人数最多的代表来自英属巴勒斯坦和美国，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屋里缺少了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这种缺席令人生畏。
可是，尽管成千上万的大屠杀幸存者被英国人拒绝进入英属巴勒斯坦境内，大会举行的节奏不紧不慢，仿佛没有一丝真正的紧迫感。真正的辩论则是围绕着我们是否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任何足以使那些幸存者返回家园的措施。本—古里安非常气恼，这也可以理解——政治主张不温不火，大会纠结于官僚主义的细枝末节，而其中最令他气恼的是，大会缺乏他深知的我们所需的勇气和承诺。在第一次会议结束之时，事态已经明朗，本—古里安的提议并未获得支持，对此他深感挫折。
第二天早上开会时，我没有看见他的人影。记得当时，我正坐在以色列劳动党主要代言人、本—古里安的朋友阿耶·巴哈（Arye Bahir）的旁边，我们正讨论事态发展令人沮丧的时候，本—古里安的妻子鲍拉愁云密布地走进大厅，尽可能快地走到我们身边。她径直走到巴哈身边，紧靠后者，用意第绪语烦躁不安地耳语。
“阿耶，他已经气疯了。”我听见她说，“你必须阻止他。”她接着说，“他准备离开了。”
尽管巴哈和我能体会本—古里安对大会的失望，但我们都本能地知道，他离会将带来严重的问题。本—古里安被视为一位独具特色的领袖，不屈不挠，也有远见；我们的运动少了他就不可能成功，即使是他最猛烈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这点。并且，他的确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说服党内成员支持他提出的未来国家计划的人。鲍拉敏锐地意识到这点。我们被召来不是为了平息一场争论的，而是为了拯救这场运动。
巴哈站起来和鲍拉一起，然后他示意我加入。我们离开了大厅，走到本—古里安待的酒店房间——这也是赫茨尔一八九七年在第一届大会期间住过的房间。我们走到门前，敲了几下门，屋里没有应答。也不知道我身上哪儿来的勇气，我转动了门把手。门没有上锁。本—古里安就站在那里，背对着我们，正生气地把衣服塞进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
“您好，本—古里安，”巴哈试探性地说道。本—古里安没有回答。“您好？”还是没有回答——根本就不理会我们在那儿。最后，本—古里安发话了。
“你们和我一起走吗？”他问道。
“你准备去哪儿？”巴哈问道。
“去发起一个新的犹太复国运动，”他咆哮道，“我对这届大会已经没有信心了。里面充斥了三流的政治家，失败主义态度的可怜虫。他们不会有勇气做出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抉择。”
“我们民族三分之一的人已经被灭绝，”他继续说，“幸存者除了在我们的家园重建他们的生活之外别无选择。这是唯一一块应该敞开大门迎接他们的土地。他们难道看不见这点吗？”
然后，他向我扫了一眼——一个眼睛睁得大大的二十三岁男孩。“只有年轻犹太人拿得出勇气迎接这一挑战。”
巴哈告诉本—古里安，自己当然是和他站在一起的，他不管去哪儿，我们都会追随他，没有他犹太复国运动是没有希望的。本—古里安意识到我们是真正的联盟，冷静下来与我们长谈。我们告诉他的话不假：他已经变成了运动的核心所在——一个我们不可或缺的领袖。但我们也知道，离开发起一个新的运动并不是解决紧急问题的方法。组织这样的行动肯定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我们根本不必浪费这几年。因此，巴哈和我提出了我们想得到的唯一一个建议。在我们离开大会之前，我们想让本—古里安最后一次向以色列劳动党的不同派别游说他的愿景。“如果大多数人同意，我们就留下；如果不是，和他一起离开的一定不止我们两个，更多的人也会离开的。”疑虑重重的本—古里安思考良久，最终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没过多久，本—古里安生气的事和他发起新运动的想法在以色列劳动党内传开了。在这场战斗中失去本—古里安的利害，显然不止巴哈和我两个人理解。那天晚上，以色列劳动党召开了一个会议，由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主持。果尔达那时已是犹太复国运动中的巨擘，也是本—古里安的密友和顾问。她后来成为了签署以色列《独立宣言》的两位女性之一，以色列的第四任总理。这场辩论唇枪舌剑、激情碰撞，一直持续到夜里。当太阳快要升起之时，终于迎来了最后投票。果尔达计票结束，我们得知了结果：本—古里安以微弱优势获胜。激进主义者的方法胜出，这场运动得以存活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胜利，不仅仅是在当前的政策层面。我和其他许多人感觉，仿佛本—古里安已不可阻挡，没有任何事、任何人可以阻止我们实现我们的使命。实际上，就在那一刻，我感觉犹太国家刚刚已经诞生，一些崭新和强有力的东西也在我身上蠢蠢欲动。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暗自承认，写诗和放牧的生活并不是我全部的梦想。我曾如此急切地想加入那些拓荒者们。但是，为一个犹太国家而战，正如本—古里安所为那样——不容拖延、富有想象力和道德感的领导力——这也是另外一个战线，它正向我召唤。
回到索尼娅和茨娃身边，我怀着极大的崇敬之情回顾了本—古里安的胜利。当然，他是因为他才华横溢的雄辩而赢得辩论，并且我也坚信他观点的正确。但是，我也看到了其他一些东西，它们在日后强烈地影响着我对领导力的思考：当他最为沮丧、最想一走了之的时候，他仍对两个经历和智慧远不及他的年轻人的意见保持开放的心态。他几乎快要放弃辩论的大局，但是他从未放弃他对辩论的信仰。在我职业生涯中，我将遇到无数这样的情境：党派间充斥了猜忌和愤怒，似乎所有的大门都已经关闭。本—古里安则向我展示，倾听不仅仅是成为好领袖的关键因素，它就是那把钥匙，开启因激烈争执和无奈放弃而被砰然关闭的大门的一把钥匙。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今后我会有多少次回想起在酒店房间的那一刻——或是会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