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清季社会变迁与民国政治——科举制改革的影响

清季科举制的改革始于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之时，中间虽曾一度复旧，但到1905年则彻底废除。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其实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institution），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科举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疑是划时代的。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注：参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政治统治》，载《战略与管理》，1996（3）。）

可以想见，废除这样一种使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的关键性体制，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后果。但是，清季人在改革和废除科举制时基本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这样的认知本身就是传统中断的一个表征）并试图加以弥补。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用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中，自然也谈不上填补，但其社会后果却是长远的。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融为一体。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即两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也随之而变。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读书人社群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社会进程，正始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这一制度变革。（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见《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约1889）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注：事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收在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19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以晚清中国各地发展的不同步及不同考官掌握评卷分寸的伸缩余地，这当然不一定能代表全国的情形。但揆诸后来的发展，以经世学为开端的“新学”兴起后，其影响将逐渐延伸到科考之上，似为必然的趋势。

早期的取士标准变化可能更多是无意识的，但清季士人中不乏对科考的社会功能认识颇深而欲主动加以运用者。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二年（约1896）时就曾致书汪康年，希望他敦促新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以新学课士，尤其“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梁以为：“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而湖南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注：梁启超致汪康年，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江标果然以其控制的校经书院为基地，在那里设实学会，以史学、掌故、舆地、算学、交涉、商务六门课士，其中史学、掌故、舆地、算学更与经学和词章并列为全省考试科目。（注：参见《湖南学政奏报全省岁科两试完竣情形摺》，见《湘学新报》，第1册，47~48页，台北，华文书局，1966年影印；李肖聃：《湘学略》，222~22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这一自上而下的引导，的确造成湖南学风相当大的转变。

科举取士的标准改变，士人所读之书即随之而变。传教士早注意到，自江标在湖南以新学考士，读书人“遂取广学会译著各书，视为枕中鸿宝”。如《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等，“谈新学者，皆不得不备之书也”（注：《三湘喜报》，载《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收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3册，376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湖南举人皮锡瑞颇能领会改科举的社会含义，他在光绪二十四年（约1898）初得知科举可能要变，立即想到“此间闻变科举之文，西学书价必大涨”，当即取“阅梁卓如所著《西书目表》，其中佳者，将购数册阅之”。次日便与其弟其子等一起赶在涨价前到矿务局和豆豉店购新书报（新学未大兴前新书报在矿务局和豆豉店出售，也殊有意致）。（注：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1897—1900年的皮锡瑞日记分四次选刊在《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辑、1959年第1~2辑、1981年第2辑，以下仅引年月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

买书者如此，卖书者亦然。戊戌年五月，朝旨废八股，江西书商晏海澜立刻慨叹“废时文去二千金赀本矣！”可知刻书卖书者当下就要受影响。但他们也跟得甚快，两月后晏氏检随棚书至考试处出售时，已“多算学、医书，而八股、诗、赋、楷法，皆弃不用”。当五月时有人劝晏将已改废科目之书“留之以待复旧”，皮锡瑞以为“其在十二万年后乎？”主张不必留。晏氏幸亏未听皮言，他后来发现“经学书犹有人买，是为五经义之故也”（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由于尚有“五经义”这一科目在，晏的损失当不如以前估计之大。但戊戌政变后科举果然复旧，晏在新学书籍上的投资又面临当下的损失（即使他有远见将新学书保存到几年后再次改科考时，资金的回收期也太长），改科考对书商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

对应试者来说，考试以新学是尚意味着中国腹地的读书人可能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山西举人刘大鹏即大约到1895年赴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旋于次年10月请人代买回《皇朝经世文编》和《续编》等书抓紧补习。在集中阅读这些新学文章约半年后，刘氏回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几何算学原本》，且“颇能寻其门径，然今已忘之矣”（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62~70、73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可知咸同时期新学的传布本已较广，但一因士人基本心态未变，更因科举取士的标准未变，许多人读点新学书籍也多半是走过场，读过即忘。到取士标准正式转变时，又有悔之已晚的感觉。

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其实已带有质变之意。从文化竞争的长远视角看，中国读书人主要思想资源从孔孟之道向新学的转变（更多是在意识层面，潜意识即通常所谓的安身立命之处则基本未变）的影响所及，恐怕不亚于后来科举制的废除。如果从新政需要新式人才的角度考虑，考取之士既然以新学为重，当能应付政府暂时之急需；而更广大的读书人阶层也势必随之修改他们的治学之路。不论是为了实行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还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甚至纯粹就是想改变个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只要想走仕进之路（以及获得与此相关的教职），任何士人都必须转向以西学为主流的新学。

湖南举人皮锡瑞就是一个主动追随者，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初决定加入南学会时自述说：“予入学会，特讲求新学。考订训诂，恐将束阁，不复有暇著书。”皮氏家境不丰，以教馆为生，他的趋新可见明显的社会层面的动机。他那时曾与偏旧而家有恒产的湘籍学者叶德辉交谈，颇感叹叶之所以能“不喜新学”，即因其“进退裕如，故不需此”。此语甚值得玩味，不能“进退裕如”的皮氏，就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来所长的考订训诂而讲求并不熟悉的新学，以迎合当时湖南地方官正在推行的新政而取得馆地。（注：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刘大鹏则是被动追随者的一个显例。他认为教书是“依人门户度我春秋”，并不愿以此为生。刘氏虽然对新学有较强的排拒之意，却主要是因信息的不流通而追赶不上社会的变化。他的确不满这些新变化，但仍存追赶之心，自己也一直在补习新学。义和团事件后，山西省城各书院改为大学堂，该校不仅“延洋夷为师”，且“所学以西法为要”，这是刘氏平时最为切齿的。他听说有数位原有的中国教师因“闻洋夷为师而告退”，盛赞其“可谓有志气者也”。但当他获悉该校还要补招二十余名学生时，立即由隔县的教馆赶回家让自己的儿子去报名应考。（注：说详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载《清华学报》（台湾新竹），新25卷4期（1995年12月）。）

在四民社会晚期，“耕读”为业本已越来越成为一个象征，许多读书人并不真的耕种土地，而是实行所谓“笔耕”。教书的馆地对不能做官的读书人来说不啻生活的保障，科考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何种人才能得到教职。当戊戌年湖南新政勃兴时，有一位“在沪上方言馆多年，通西国语言文字”的师璜，即“闻湖南兴西学，归谋馆地”。那年五月，江西有位趋新士人雷见吾来请皮锡瑞代谋职，皮即指出“既停八股，或者谋事不难”。可知兴西学即为通西文者开放馆地，而停八股则新人谋事不难。到戊戌政变后科举复旧，前此“各处书院求山长”之事则“今无闻焉”（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一日、五月十五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科举的改革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且同样的人在不同政策之下当即可见境遇的判然两别。

与“馆地”直接相关的兴学堂之举，也值得再作考察。科举制改革的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大约就始于兴学堂。章太炎注意到：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由于张氏“少而骄蹇，弱冠为胜保客，习其汰肆；故在官喜自尊，而亦务为豪举”。此风气也影响到他办学堂：“自湖北始设学校，其后他省效之。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章氏以为，“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给学生以优厚待遇的本意在劝人入学，但“学子既以纷华变其血气，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利禄是务，恶衣恶食是耻”。不仅不能任艰难之事，其“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注：章太炎：《救学弊论》，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7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传统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最后多半要还乡。新制则大学（初期则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这意味着以前整个社会的循环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中止，后来逐渐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部分也因传统的耕读生涯的中止所致。到民国后，章太炎进而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与乡村之分。”所谓“智识阶级”，其实就是教育制度改革的产物。太炎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就产生了城乡“文化之中梗”（注：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823页。）。民初的知识分子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正是那时城乡已分离的明证。但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也没有产生出什么因应的措施。

当初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短期内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从1901年到1905年那几年间，仅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关于科举制的奏摺所提出的办法，几乎是几月一变，一变就跃进一大步；前摺所提议的措施尚未来得及实施，新的进一步建议已接踵而至，终于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将科举制废除。（注：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236~2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上有所好，下必趋奉；诏书一下，则人人皆竞言开学堂。但事前并无人才物质的充分准备，许多新学堂也就难以起到原设计的建设性功用。早在从八股改试策论时，就不仅许多考生不会做，更缺乏合格的阅卷者。这在戊戌时的湖南一直是使趋新士人焦虑而未能根本解决的问题，他们后来不得不在《南学会章程》中“添入愿阅课卷一条”，以作弥补。（注：参见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五日、十八日、闰三月三日、四日、六日、十一日。）改策论已患师资不足，遑论新学西学。故当时南京、苏州、上海等地“最著名大学堂”的情形是“陆师学生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注：侯生：《哀江南》，载《江苏》，一（1903年4月），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537页，北京，三联书店，1960。）。

由于改与革的一面不断加速而建设的一面无法跟随，遂造成旧制度已去而新制度更多仅存在于纸面的现象。刘大鹏即看到关键所在：科举是在“学堂成效未有验”时就突然废除的。（注：参见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46页。）旧制既去，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梁启超在戊戌年曾希望“异日出任时艰，皆\[时务\]学堂十六龄之子”。叶德辉即反驳说：“天津水师学堂、上海方言馆、福州船政局，粤逆平定后即陆续创开，主之者皆一时名臣大僚；三十年来，人材寥落。岂今日十六龄之子异于往日十六龄之子？亦岂今日之一二江湖名士异于往日之名臣大僚？然则人材与学堂，截然两橛，概可知矣；然则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又可知矣。”（注：叶德辉：《郋园书札·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见《郋园全书》，7页，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

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从经世致用的观念看，有无学问的标准或者就在于能否起作用。梁启超有一点并未说错，不论学堂培养出的新学生是否人才，后来“出任时艰”者的确多是这些人。惟他们在“出任时艰”后能否比书院培养而科举选拔出的士人更能因应中国面临的问题，才是问题的关键。以民国政治的不如人意，问题的答案也许不那么正面肯定。

据长期主持北洋学堂的严复在民国时的回顾，他对清季学堂的观感与叶德辉甚相近。严复以为：晚清“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即有一二，而孤弦独张，亦为无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两人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且此不独北洋学堂为然，即中兴诸老如曾左沈李，其讲洋务言培才久矣，然前之海军，后之陆军，其中实无一士。即如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当时所谓健者，至今观之，固何如乎？”（注：严复：《与熊纯如书》（1918年5月17日），见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6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科举已去，学堂又不能培养出人才，读书人“无用”的潜台词已呼之欲出了。

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或即因此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从梁启超到林白水，攻击“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没有什么可望了”是持续的论调。清初的曾静曾说，以前的皇帝都让世路上的英雄做了，其实皇帝合该我儒生做。林白水则代国民立言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厉害可怕得很。”与曾静的认知完全相反，最能体现时代的变迁。（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07~117页。）

到民国后，留学生杨荫杭发展林白水的观念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申报》，1921年11月1日），458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叶德辉观察到的“学堂与书院弊之一律”似乎不无所见。读书人与社会和实际政治的疏离与脱节大致是明显的，这与科举制的废除也直接相关。

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治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以应付新的局势。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但清季不仅政治中心与论说中心两分，士人心态也在变。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则主其事者已认为分开才是正常。民国后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提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注：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06~107页。）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从清季到民国的政府及彼时读书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即职业官吏。科举既去，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民国官场之滥，即从此始；国无重心，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由于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遂因“市场规律”的需求而崛起。

在中国的科举选官制度已去，而又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时，新的大夫渐渐只能如梁启超所说，多从不事生产的社群中来。大夫既然不从士来，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一途。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费行简所说的“民国成立，军焰熏天”，便是时代的写照。那时有人曾与报人王新命谈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王回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注：沃邱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136页，台北，海天出版社，1957。）这是典型的时代认知。

不过，将并非都能相，“出将入相”也终非正途。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生物的时代，也就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新的社群。王新命的话，其实也不无士大夫意识的残存。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显然忽略了近代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业者，特别是近代渐具独立身份认同的绅商。（注：从社会史或社会学取向来研究职业革命家者，我尚未见到，其实也是大可开拓的领域。关于绅商，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不管读书人主观上是否有与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的愿望，他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官不如绅”的现象在晚清已渐形成，咸同时办团练是一个“上进”的捷径，而团练是地方性的，只能由在籍的绅士办理。在教育方面，书院虽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长却必须由士绅担任。从社会层面言，后者所得是实利。到清季实行新政时，更常常是任用绅士多于任用官员。据冯友兰回忆，他的父亲清季在武昌为官时，就有朋友“劝他辞去湖北的官，回河南当绅，说绅比官更有前途”。这已成一种时代认知，所以“当时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几个月，回原籍就转为绅了”（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3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在科举制的废除之后，绅的地位更增，其中商人又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分。

到民国时，商人地位的上升明显伴随着一种“思出其位”的强烈政治参与感。杨荫杭在20年代初观察到：“民国以来，官之声价低，而商之声价增。于是巧黠之官僚皆加‘办实业’之虚名，犹之前清买办皆捐‘候补道’之虚衔也。”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他称为“商客”（相对于政客）的新群体，他说：“中国真正之商人，皆朴实厚重，守旧而不与外事。其周旋官场、长于奔走开会者，大率皆商客也。故商客有二种：一曰官僚式之商客，一曰流氓式之商客。”（注：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1921年9月27日《申报》），420~421页。）

前者前清已有，即商人之捐候补道者，周旋于官场；民国后此类仍有之，并出现“自官而商”的新类型：“军阀官僚一朝失职，以刮地皮所得，放之破产政府，盘剥重利，尚不失为时髦之财阀。此类变相之官僚机器附属品，亦所谓商客也。”而“流氓式之商客，为民国特产，在前清无发展之余地。此其人本与商业无关，充极其量，不过有数纸股票。然开会时之口才优于真正之商人，选举之运动力强于真正之商人。凡商人举代表见官长，无一次不挺身而出。凡商人打电报有所陈述，无一次不列名”。这些人“形式非政客而精神为政客”，有时甚至“口骂政客而实行政客之行为”。

杨氏虽留学生，显然仍存传统士人的优越感，对商人“思出其位”这一新现象颇不满。但他敏锐地观察到这与当时新兴的社会行为方式甚而新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相关：民国以来，“朝开会，暮开会；坛上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下坛后未尝有所行。朝打电，暮打电；电文之言，皆名言也，然从此而止，电报外未尝有所行。”这已渐成一种职业：“更有一种新人，吃一种新饭，谓之吃会饭。盖其人本无职业，专以开会为职业。其人非无伎能，但其毕生所有之伎能，尽用于开会。试举其特长：一曰能演说，声音嘹亮；二曰能拟电稿，文理条畅；三曰能算票数，若干人得若干张；四曰能广告，使大名出现于报章。”（注：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申报》，1922年2月26、28日），530、532~533页。）

他进而分析说：“吃会饭者，分为二类：一曰官派，一曰民派。官派之吃会饭者，即议员也，今日不甚通行。通行者为民派。此其会名，虽千变万化，随时势为转移，然其会中人物，万变而不离其宗。”这些人“终日仆仆，可谓忙矣，然未尝成一事。仅为电报局推广营业，为报纸扩充篇幅”。故“开会之消磨人才，与科举等”；同样“集会结社之长，等于终南之捷径”。杨氏虽意在挖苦，却无意中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开会既然与科举类，则此“终南之捷径”即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一种新途径，亦与科举等，正体现出社会的新变化。这大约是后来“开会文化”的滥觞，其社会功能在于既为电报局和报纸制造了就业机会，更确保了“吃会饭者”的存在与发展。

其中尤以商界地位的上升和商人参与意识的增强最为明显，故“民国以来，有两机关最忙：一曰电报局，一曰商会。遇有问题发生，此两机关几无不效劳者，殆药中之甘草欤？”以前商人见面，则说本行之事。如今则“身为商人，偏喜谈官场之事；身为洁白之商人，偏欲干预官场龌龊之事”。官吏之除授，“商人为之挽留、为之拒绝”；官职之设废，“商人出而建议、出而攻击”。与新社会行为伴随的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新价值观念：“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宣传者，广告也，市道也。商贾谓之广告，不商不贾而登广告，谓之宣传。”（注：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申报》，1920年7月7日、1922年4月5日），49、564页。）

如果杨氏所说的宣传与广告的关系可确立，则商人的参与政治恰给民国政治行为打上了他们特殊的烙印。以政治兴趣为主的“商客”这一政商之间边缘小社群的出现是民国社会（以及政治）非常值得研究而尚乏关注的现象。开会发电报等新行为可以成为一些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凭藉，尤其具有提示意义。从杨氏充满挖苦的口吻中不难看出科举制废除后原来与读书人关系最紧密的政治现在却成为一些商人的兴趣所在，且至少部分为商人所盘踞；而逐渐开始退居社会边缘的读书人对此不仅感到不习惯，更甚不满意。

四民社会本是一个有机组合，士的消失与其他三民的难以维持其正业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商人与军人等传统边缘社群的兴起只是“正统衰落、异军突起”这一近代中国的显著特征在社会结构变迁之上的部分体现，与此同步的还可见一些居于各民之间的新边缘社群的出现。同时，伴随这些社会变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迄今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现象，即原有的政治、军事群体的社会组成及其行为都逐步呈现非常规化。比商人和军人的积极政治参与更加突破常轨的，是“游民”和“饥民”这类新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

科举制刚废除时，刘大鹏已经注意到“世困民穷，四民均失其业”的现象，他也已提出“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的问题。（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55、157页。）约二十年后，杨荫杭发现当时的情形已更严重：“有土而不能农，有巧而不能工，有货而不能商。”鲁迅在1907年已观察到“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杨氏更发现“人民无事可为，于是乎多游民；人民生计断绝，于是乎多饥民。饥民流为盗贼，盗贼编为军人，军人兼为盗贼。游民流为地棍，地棍选为议员，议员兼为地棍”（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898页；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既存社会结构已解体，而新的社会结构尚未稳固确立，整个社会遂渐呈乱相。

与四民社会解体同步并且相关的城乡分离使社会情形更趋复杂。读书人既然留居城市而不像以前那样返乡，乡绅的社会来源遂逐渐改变。乡绅中读书人比例的降低意味着道义的约束日减，而出现所谓“土豪劣绅”的可能性转增，这是乡村社会秩序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大鹏在1926年注意到：“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336页。）

一般而言，民初中国的土地兼并仍不算特别厉害。然而中国乡村本不怎么互通，经济剥削和社会压制在不同地区可能有很大差异。在“天高皇帝远”的边远（离县城远也是一种边远）地区，或出现非常规势力的地区（如大军阀的家乡），不讲规矩的土豪可能偏多，的确存在剥削或压制特重的事例。在这样的地区，农民在经济上和社会待遇上被逼向边缘者必众。

有些地方的民间社会自有其制衡约束的体制，如四川的袍哥便很起作用，故四川贫困地区的农民当兼职土匪（棒老二）的不少，参加红军的却不多。但在民间社会制衡不能起到有力作用时，那些地区反对既存秩序和既存体制的情绪必强，正所谓革命的温床。即杨荫杭看到的“不逞者乌合，即可揭神圣之旗”（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时报》，1925年9月25日），898页。）。在这些地方，闹革命（革命而曰“闹”，即甚有启发性）的主张实最有吸引力。与城市的新兴社群及新社会行为一样，乡村这些变化也是整体社会结构紊乱的后果。

最具诡论意味的是，科举制废除本使道治二统分离，学术独立的观念从清季起便颇有士人鼓吹，到民国更成为主流；但民国教育反而呈现出比以前更政治化的倾向：知识界议政不断，也不乏直接参政者（其中学生多于老师）。有些人或会将读书人在政治舞台的活跃看作学界地位的上升及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其实读书人在政治活动中看似重要的影响，却是读书人在社会上日益边缘化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

杨荫杭观察到：学界中“亦有‘客’焉，所办者曰‘学务’；而无事不提议，无电不列名。则其人固非教育家，不过‘学客’而已矣。为求学故入学。乃在求学时代，竟无一事不通晓，无一事不干预，则其人固非学生，不过‘学客’而已矣”。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说学界就不问国是，“然教育家之义务，在教育后进以救国；学生之义务，在学成人才以救国”。若“挂学校之招牌，而自成一阶级，自创一政派，则学殖荒矣。若更为政客所利用，东设一机关，西设一事务所，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申报》，1921年9月29日），422页。）。这里“自成一阶级”的“学客”，与“商客”一样思出其位而不务其本业。

杨氏注意到：那时的“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故“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问题是，“若人人以为不必学，而学校改为政社，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不敢令子弟入学”，则造成“教育破产”，其惨“更甚于亡国”。他进而指出：“学风不良，不能专责学生，当责教职员。为教职员者，凡遇学生校外运动，或加以奖励，或不恤表同情，向当局请愿。此实奇异之举。以此辈司教育，势必反主为客，听学生之指挥。”（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申报》，1920年12月20日，1923年2月3日、6日），163、711、713页。）

“学习救国两不误”是民国内外交困的特殊语境下出现的口号，自有其时代意义。就是主张学生应专心读书的胡适在1921年也承认“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5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不过胡适反对“两不误”，他主张或者一心读书，或者完全去干政治。）当时的教师也确有难处，倘不声援学生，似乎又缺乏“正义”。惟从社会视角看，“学生自视极尊”及教职员“反主为客”，甘愿“听学生之指挥”这样的“奇异之举”，正是民国知识分子边缘化后“老师跟着学生跑”的时代写照，也是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19~121页。）

可以看出，清季科举制的改废并非仅仅是个政治变革，它引起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相当深远的社会影响。故社会史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由此制度变革引发的各类直接间接后果，而且提示了一个考察近代中国更广阔的文化与政治演变进程的认识取径。杨荫杭以为：“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注：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申报》，1921年9月19日），414页。）他观察到的20年代中国总体社会景象是：各级当权者是政客军阀和土棍地痞，自不可恃；社会上具道德廉耻者多隐遁，老百姓又无心于国事，商人中有商客，读书人本已无用，且学人中复有学客。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社会失去重心之后，何者来填补？从社会群体的成分、所含人数以及参与意识等综合因素构成的社会竞争力来考察这方面的发展，或者还能得出更进一步的认知。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4期，题目有更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