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孔子与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自产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了，在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孔子、研究儒家思想，其中许多成果都值得我们借鉴。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很成熟，与一些流行的看法不很一致。我的观点中既有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发展的观点，也有我对这些问题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体会和概括。

一、儒家思想在古代长期居于重要地位的原因

中国古代思想派别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派别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儒、墨在春秋时期都是“显学”，在当时都有重要影响，但墨家到最后影响很小，几乎销声匿迹了。法家在春秋时期也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春秋时期秦国，从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开始，运用法家思想，经过六代国君，终于使秦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统一了中国。但在秦国统一之后，法家就不再被统治者所重视。汉朝之后，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提出了有关自然、人类社会、人生的辩证法问题，其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确实有很多深刻独到的地方。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优秀人才对道家都有非常好的印象，如闻一多、郭沫若等。闻一多对道家，尤其是对庄子有很深入的研究。墨、法、道在先秦都曾盛极一时，但为什么从汉以后一直到清代末年，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里面都只提倡儒家，而不提墨、道、法呢？

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得出了两点看法：第一，儒家学说从创始开始，直到孟子、荀子，以至后世儒家，在儒家学说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强调学术思想必须适应现实的社会生活，都必须为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服务，力求使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能够经世致用，为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人际的和谐、家庭的和睦服务。第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始终强调道德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儒家把道德看成是维护国家安定，保持人际和谐，提高人的素质，完善人类社会的重要力量。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道德。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都在于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有道德。在中国的其他学派中，甚至在世界各国学派中，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学派把道德的作用提高到这样一种高度。

墨家思想代表了当时的小生产者的利益，有很大的进步性。它强调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相当重视人民大众的功利，摩顶放踵，要以天下人之大利为目的。但是墨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不同，它比较多地从一般人的角度来出发，而没有注意到从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着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儒家学说比墨家学说要更能适应历代统治阶级的需要。墨家的理论只是考虑小生产者、个体的劳动者、下层的农民怎样来为社会谋利，而没有考虑到统治阶级、国家管理者怎么来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因此，墨子的理论确实有些超前，“兼爱”的思想固然很伟大，但是这种“兼爱”脱离了“亲亲之爱”，就变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儒家讲“爱人”，并不讲“兼爱”。儒家的“爱人”注重“亲亲之爱”，爱自己的亲人要胜于爱别人，但同时也要讲“推己及人”去爱。尽管墨家对“尚贤”也很注意，但是它的“尚贤”主要是崇尚有贤德的人，而对道德的重要性重视不够。所以在汉以后，墨家就不被重视了，直到清代，思想家们才重新提到墨家。应该讲，墨家的思想是很深刻的，但是它不具备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条件。

法家思想中也有很多合理的因素，它强调“依法治国”，法要公之于众，法不阿贵。而且它特别强调奖励耕战，有助于社会的发展稳定。借助于法家思想，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只有十六年的时间，秦国就灭亡了。秦国军事力量那么强大，政治上也很强大，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中国，但仅仅经过十六年的时间秦朝就遽然灭亡了。“坟土未干，宗庙为墟”，秦始皇坟上土还没有干，而他的宗庙已经变成废墟了，这是令史家很费思量的一个问题。在汉代以后，从陆贾和贾谊等开始，前后有近百年的时间，人们都乐于讨论、总结秦亡的原因及其教训。这也确实是汉代统治者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陆贾、贾谊的许多著作，都是专门总结秦亡教训的。贾谊写了《治安策》献给汉文帝，专门讲秦亡的教训。鲁迅非常欣赏这篇论文，称之为“西汉鸿文”，毛泽东读了贾谊的《治安策》之后称：“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治论文。”

那么贾谊在《治安策》中到底总结了哪些经验教训呢？就是两条，一是秦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易也”。所谓“仁义不施”，就是不知道用仁义道德来教育人民；所谓“攻守之势易也”，就是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可以用法家的东西来夺取政权，当掌握了政权之后，要保护一个阶级的利益，必须强调道德的作用。根据贾谊的分析，片面地利用刑罚，就会造成民心的残酷，人与人之间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现象就会愈来愈严重，社会风气就会日趋败坏，以致会影响社会稳定，造成社会动荡而导致政权的灭亡。贾谊描述了秦朝时社会风气的恶化的情况，不但人与人之间都怀着一种求利之心，连家庭之内的父母对子女、公婆同儿媳之间都斤斤计较。婆婆借了儿媳一个簸箕，儿媳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给你的恩惠，你应该报答我。我们对陆贾和贾谊的言论思想要有全面的分析，但可以借他们的材料了解当时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了解儒家学说之所以能被汉代统治者重视的社会原因。

儒家学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强调和谐、和睦的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作用。在国家变革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个旧的政权已不能适应当时的经济、政治的需要时，它往往起保守的作用，但是在一个社会稳定，一个阶级已经取得了统治权的时候，致力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协调人际关系，提高人们的素质，改善整个社会风气的时候，儒家思想就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综观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社会情况，动乱的时代很少，每一个朝代国家稳定的时间都很长，不能不说这与儒家学说所发挥的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人际和谐、风气改善的作用有关。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儒家学说不断地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与重视，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喜欢儒家学说，而是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客观的一种必然。

二、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要把儒家思想准确地概括起来有一定难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学者对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方面对它进行了很多概括。我主要从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所以比较偏重于伦理方面。我将儒家思想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孔子的仁爱思想

仁者爱人，关于仁的解释孔子讲了很多，在《论语》里边，“仁”共出现了104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无欲加诸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指“恭、宽、信、敏、惠”），这些都是孔子关于“仁”的思想的基本概括。下面着重阐述孔子与“仁”有关的几个重要思想。

1.从类的角度讲爱人

孔子的“爱人”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孔子是在奴隶制社会中说“仁者爱人”的，他所说的“人”，包括了所有的人在内。尽管在实际生活中，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去“爱”奴隶，但他的这种主张，还是有进步意义的。孔子从奴隶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认识到“利民”、“惠民”对巩固奴隶主政权的重要性，认识到“爱人”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性。

孔子是最早从“类”的观点考察人的。所谓类的观点，就是把所有的人当一个类，即我们都是人，我们都属于共同的人类，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从类的观点来考察人，才能够提出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现在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从类的角度来考察人，把人当作一个类，因此，所有宗教教会和封建制度加给人的一切不合理的东西，都要加以解除。既然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感情欲望的要求，我们都应该享受同样的幸福。这是西方人道主义从14世纪起开始强调的，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是孔子却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就提出了从“类”的观点来考察人，就认识到我们都是一个类，由此我们就要爱我们的同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爱人”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早期人本主义思想，当然它并不是很成熟的。虽然孔子还没有完整地提出人应当作为一个类来互相友爱，但是他的“仁者爱人”确实是以类的观点作为爱人的依据。

孔子的“爱人”思想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惠民。孔子不但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强调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而且还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讲“爱人”，要爱护国家的老百姓，即“惠民”。孔子强调，一个统治者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须 “惠民”和“利民”。孔子所说的“惠民”、“利民”，就是要给老百姓以实际的利益，使老百姓能够得到实际的好处，包括发展生产，减少赋税，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这当然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但对老百姓也是一种“仁政”。

孔子所讲的“君子”，含义较多，有时是指在位的统治者，有时候也指道德高尚的人，有时候也指既在位又有道德的人。但是孔子在使用“君子”一词时，大多数情况是指“在位而有道德”的人。对于“在位而有道德”的君子，孔子非常强调“惠民”。

为什么要“惠民”呢？“惠则足以使人”，也就是说，统治者给了老百姓恩惠之后，老百姓就容易听统治者的话。我们过去总说孔子只讲义，不讲利，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进行全面的分析。孔子虽然非常反对个人的私利，但同时却强调有利于老百姓，要使老百姓得到利益。这个思想在我们过去对孔子的研究中没有很好地去认识。

孔子有个学生叫子夏，问孔子怎样从政，也就是怎样治理好一个国家，孔子回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意思是说，要根据老百姓可能得到利益的具体情况，尽量使他们得到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因为孔子主要是讲个人的道德行为和社会的道德规范相适应，所以他比较多地强调一个人要成为君子，不要多想个人的私利。但从道德规范来说，孔子及其弟子从来都不否认“利”的一面，更未曾说要“重义轻利”，而是说要“先义后利”，“义以为上”，要“见利思义”和“见得思义”。在谈到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时，他不但不反对使老百姓得到利益，而且他非常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为他驾车，曰：“庶矣哉”，就是说卫国的人口已经很多了，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现在这个国家的人已经很多了，进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孔子说：“富之”，要使他们富起来。“既富之，又何加焉？”“教之。”富了以后还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孔子的“爱人”思想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每个人都应该彼此相爱，作为一个统治者更要爱他的老百姓，要使老百姓得到实际的恩惠，使他们尽可能地得到应当得到的东西。“既庶矣，又何加焉？”“富之。”所以孔子的“爱人”思想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

对孔子的“爱人”思想的两个方面都应当加以重视，既要看到他所说的人与人彼此相爱的思想，又要认识到他要给老百姓以实际利益的思想。从个人的道德修养上来说，要“先义后利”、“见得思义”，强调“义”的重要性；在对待老百姓的问题上，要强调利的重要，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要使他们尽可能地“富”起来。孔子确实反对追求个人的私利，但是他却极力主张，要使老百姓得尽可能多的利益。

2.关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孔子的思想里，有一句话后人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长期以来，一些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把人分为两等，只有在位的人才是有道德的，才能懂得“义”，才是君子，而劳动人民则是只知求利的人，是没有道德的人，是小人。这种理解应当说是不正确的，曲解甚至歪曲了孔子这句话的原意。

早在宋代，陆象山就对这句话作了全面的分析。陆象山与朱熹在理论上是有分歧的，但归根到底他们都是儒家，都对孔子很尊敬。在学术思想史上，曾经有过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这两位儒家学者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朱熹认为，要想成为有道德的人，就要“博学致知”，要有广泛的知识。应当先把经典著作如《诗》、《书》、《礼》、《易》、《春秋》及《论语》、《孟子》读熟，然后再培养自己的道德。陆象山则认为，不必读那么多的书，关键是要对儒家经典和孔子思想真诚信服，“先立乎其大”，确立仁的思想。鹅湖之会上，两个人面对面地进行辩论。朱熹说，你光讲道德，不读圣贤书，先“立乎其大”，就会支离破碎。陆象山说，你现在说经书重要，说“立乎其大”不对，那么请问，尧舜都是圣人，他们读了什么书了？他们一本经书也没读。结果谁也没驳倒谁。

后来朱熹请陆象山到他的白鹿洞书院去讲学，陆象山讲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章。本来朱熹对陆象山有很大的成见，据说陆象山讲完这一章之后，朱熹心悦诚服了。在二三月的天气里，朱熹听得直出汗，挥扇不止，他说陆象山讲得好，说他自己讲了这么久的《论语》，但这一思想他没讲出来。他请陆象山把讲稿写下来，要将它刻成石碑，立于白鹿洞书院，让他的弟子都来学习。后来白鹿洞书院里果然刻了陆象山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一章的讲稿。

陆象山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是把“君子”和“小人”看成是两个固定不变的等级，你是奴隶主阶级，地位比较尊贵，你就是君子，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就能明白“义”；你是劳动人民，你是奴隶，你就是一个只知道求利而没有道德的人，就是小人。这样理解是错误的。一个人要想成为君子，就必须要懂得仁义道德，不断地按照这些要求去做、去追求、去努力、去修养、去践履，在求义的过程中持之以恒，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成为一个君子。相反，尽管他今天已经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了，如果他不能“喻于义”，不能按照仁义道德要求去做，而是“喻于利”，去追求私利，那么，他明天就会成为一个小人。只有小人才是“喻于利”，一个人老是想着私利，老是往钱眼儿里钻，他就是一个小人；如果他不再去追求利，而去追求义的话，他就可能成为一个君子。君子与小人并不是在人与人之间划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等级，而是提出了两种道德修养的人格境界，给人们指明了要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君子就必须“喻于义”，如果去“喻于利”，他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小人。“喻”就是明白、了解、向往、追求。

3.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提出仁的思想时，还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它不仅是一个道德上“爱人”思想的要求和准则，而是一个伦理行为的方法论的原则。所谓伦理行为的方法论原则，是指它对一切人的一切伦理行为，都有着指导意义。也就是说，一个人想有道德，那么他的一切行为，就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或者反过来说，只要能遵循这样的原则，他的行为就必然是道德的。

人的一切道德行为，都是在调整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的行为的出发点就是从自己和他人来考虑的。我要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时时都要考虑，我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能加给别人，我自己希望达到和追求的目的，也希望别人能达到，这一方面是道德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方法论原则。如果我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论我做什么，我的一切行为的根本方法就是要考虑到别人，以我的思想来体会别人，然后在实际的行动中去有利于别人，有利于社会。调整好人我关系的根本方法就是拿自己比别人，拿别人比自己，一切事情都要换个位置思考。当我做医生给人看病时，我应当设想，假如我是一个求诊的病人，我希望医生怎样做，希望医生有怎样的道德；当我是一个售货员，我应当设想，假如我是一个顾客，我希望售货员怎样做，希望售货员有怎样的道德。每个人都要换位思考，当你同任何一个人发生关系时，你都应当“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这样，你就能够使自己的行为达到“爱人”的目的。

（二）孔子关于“礼”的思想

儒家除了重视“仁”之外，也很重视“礼”。到底“仁”是核心还是“礼”是核心的问题，在学术界中争论了很久，至今仍然存在着分歧。我把“仁”放到第一位，因为孔子的“爱人”思想博大精深，在各方面都有很深的影响。当然，“礼”也很重要，它强调一种人伦价值。

儒家从孔子开始起，就强调应该有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都处于一定的地位，应该担负起与其人伦地位相适应的责任，而认清自己在人伦关系中的地位，严格地履行自己在人伦关系中的责任，就是符合礼。礼是什么？孔子及儒家所说的“礼”，包括政治制度、法律条文、道德规范、人际交往、待人接物上的一些要求等等。当然，后来发展出君子礼、士礼等各种礼节，以至《仪礼》中的各种仪式，如遇到什么节日应该有什么节目单，应该奏什么乐等等。礼非常庞大、复杂、包罗万象，在我们今天的语言里，几乎没有一个恰当的概念可以和它对应。国家的政治制度是礼，人际关系中的要求也是礼，所以，礼是当时社会各种政治、法律、道德以及人与人之间规范的总和。它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最重要的要求，不把礼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我们就认识不到礼的意义以及儒家思想所以能够在社会中长期得到重视的原因。

孔子讲 “克己复礼为仁”，直到现在，“克己复礼”的影响还很大。什么是“克己复礼”呢？就是要把自己种种不符合当前国家政治制度、法律思想、道德规范以及礼节仪式、风俗习惯等等的思想克服下来，“复礼”就是符合这些要求，这样才算有了道德。“克己复礼”起到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

在“克己复礼”的同时，要尽自己应尽的伦理责任，实现自己的价值。礼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人伦关系中履行自己的义务。孟子所讲的五伦关系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要“父慈子孝”，做父母的要慈爱，做子女要孝顺。“君臣有义”，也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夫妇有别”，就是说，夫外妇内，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当然这种分工是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情况相联系的。“长幼有序”，是对长辈和晚辈之间关系的相互义务的规定。“朋友有信”，规定了朋友之间的相互的、对等的权利和义务。五伦关系涵盖了当时社会中的各种人伦关系，并规定了每个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履行这种义务也就是实现了一个人的人伦价值。这种义务履行得愈彻底、愈全面、愈认真，这个人的价值也就愈大。“圣人，人伦之至也”，一个道德高尚的“圣人”，就是在人伦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履行了最全面、最彻底的责任和义务。

孔子和儒家强调人伦价值，对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都能严格遵守自己所应尽的职责和义务，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是稳定的。当时生产不很发达，分工也不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长幼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是五种最重要的关系。把这五种关系处理好，每个人在这五种关系中都能够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那么这个社会也就稳定了。

儒家所说的“五伦”关系，在今天还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呢？能否加以新的解释，予以批判继承呢？对儒家原来所规定的这五伦关系应当具体分析。

“父子有亲”，应当排斥其中的等级观念，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父慈子孝”，父母对儿子应该慈爱，子女对父母应该孝敬。

“君臣有义”，是在特定的社会中所特有的伦理关系，应当从根本上加以扬弃。“有义”就是有一个原则，现在“君臣”关系不存在了，上下级关系还存在，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之间，仍然应当要根据今天的原则来处理各种关系，也可以说是“上下有义”。

“长幼有序”在今天仍旧适用。年长的应当照顾、关心年幼的，年幼的应当尊敬年长的。《礼记》上说“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曲礼上》）。也就是说：年长你二十岁以上的，你要当父辈来对待，年长你十岁以上的，你要把他当作兄长来对待；年长五年以上的，在和他并行的时候，你都要跟随在他的后面，一举一动，你都要让他在你的前面。长幼有序，中国讲究“以齿为序”，要排次序，年老的应该在前面。

“夫妇有别”，这是儒家长期受到批评的一种思想，因为“夫妇有别”也就是“内外有别”，丈夫管外边的事，女子只能管家内的事，而不能管外边的事，按照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女子只能围着锅台转”，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农村一些地方，还把“丈夫”叫做“外边人”，把妻子叫“屋里人”。这种思想当然是不对的。如果我们能对“夫妇有别”的封建、等级的思想加以批判，也可以看到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因素。“男女有别”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内，尽管其主导的一面是压制妇女和束缚妇女，但也要看到，其中包含着妻子不准干涉丈夫的“政务”的一个方面。《礼记·曲礼上》说“外言不入于梱”，即男人在外面的职事，不说给家中的妇女，就有这方面的意思。因为一般讲在古代男子地位比较高，管理国家政治，“夫妇有别”规定了妇女不准干涉她丈夫在政治生活中的事情。妇女只管家里的事，不要管丈夫在官场里的政治事务。那么现在看来，夫妻双方任何一方都不要去管对方的政治生活中的事情，这也是有其合理因素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在政治生活中，妻子干涉丈夫的政治生活方面的事，或者丈夫干涉妻子的政治生活方面的事，后果都是不好的。对于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来说，这又往往是走向徇私枉法、政治腐败、思想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还有些人提出“夫妇有别”，按我们现在的情况，最好改成“夫妇有爱”，因为夫妻之间应该讲爱情，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朋友有信”这是在人际交往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朋友之间相处，最重要的是要诚实守信，孔子特别重视“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的重要，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人，与他人相处时，不能诚信，是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生存的。诚信这一为人处事的原则，是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我们现在讲集体主义原则、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把我们今天社会中的人的各种关系的要求概括出来。按照新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的要求，确立起每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以促进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生产力的发展。

（三）孔子和儒家思想所强调的整体精神

所谓整体精神，就是说在儒家思想中贯穿着一种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整体的一种思想，重视整体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在个人和整体的关系上，它要求整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儒家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民族利益看作是“公”，“公”也就是儒家所讲的“义”，社会大众人民之功利。孔子和儒家强调的“公”，要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天下为公，以公灭私，追求义，追求公家之利。这是要求一个人能够把社会、民族、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在必要时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一个人应当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

我们现在讲中国传统道德的时候，非常注意儒家“公忠”的道德规范和传统。把“忠”与“公”联系起来，这也是儒家思想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不少受儒家思想很深影响的人在国家和民族受到危难的时候，临危不惧、舍生忘死、挺身而出、精忠报国。这些事迹很多，他们几乎都是受了儒家“公忠”思想的影响。我们从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真正笃信儒家思想的人们，在民族危难、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们都表现得很好，有高尚的民族气节，如苏武、岳飞、文天祥等等。

儒家的这种思想对我们维护国家安全、民族统一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为整体、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的思想根深蒂固。反对分裂，反对割据，反对一切背叛国家和民族的行为，主张统一，我们在《论语》里可以读到很多这样的思想。孔子在《论语》中的一个思想就是反对各诸侯篡周天子的权。《论语》里讲，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是当时周天子管辖下的鲁国的一个大夫，中央是周天子，鲁国是诸侯，季氏只不过是鲁国国君的一个大夫，季氏居然“八佾舞于庭”，这怎么能行呢？“佾”就是行、跳舞的行列，诸侯国君才能有“六佾”，大夫也就只能有“四佾”。当时只有周天子才能用“八佾”。孔子认为，这种事情季氏都忍心干出来，他什么事情还干不出来啊！“三家以雍彻”这种事，孔子也很生气。“雍”这种乐是天子开的会议后所唱的一篇诗，而且这首诗里还引了《诗经》里的两句话，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儿主祭，各国的国君在那里陪祭”，这就叫做“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这篇诗是只能适用于天子的，季氏三家把天子的礼节仪式都用了，这究竟是想干什么？从维护周天子统治出发，孔子极力反对这种他所谓的“僭越”的行为。从一方面说，这是由孔子的保守立场出发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孔子反对当时的割据行为，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的。孔子不是反对劳动人民，他反对的是要篡周天子地位的诸侯国的国君。孔子认为作为周天子治下的一国国君，绝不能跨越你的地位，篡夺中央的权力。这一点确实对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社会的整体利益有积极的作用。

应当看到孔子处于奴隶社会的没落时期，他要维护的社会制度处于没落时代，因此，他的思想对当时的历史而言是有保守性的，但是经过新的时代、新的理论的批判之后，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有利于我们民族、国家、社会统一的有利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确实应该坚持辩证、分析的态度，一方面是看到它的保守性从而予以批判和加以扬弃，另一方面要看到其中包含的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统一的整体思想，这对我们的社会稳定、政治稳定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如果一个统治阶级处于没落时期，这种稳定的作用只能够起维护没落社会的保守或反动作用；如果这个统治阶级是进步的，代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种稳定、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就会有利于社会进步。

（四）追求高尚精神境界、理想人格

儒家认为，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的实现，尽管会在物质生活上遭到种种困难，但对这种人生的追求能够使人处于一种幸福和愉快之中。孔子说他自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段话是孔子对自己追求的精神境界的概括。他说，尽管他每天吃的，就是一点粗粮，渴了就喝点白开水，睡觉时没有枕头，弯着胳膊当枕头，因为他有着崇高的理想和追求，就是如此，他也感到很快乐。他很欣赏他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尽管颜回的物质生活很清苦，但他的精神生活却极充实，所以颜回不但不感到清苦，而且很快乐，因为他有一种高尚的理想追求。

孟子提出所谓“天爵”和“人爵”的思想。他认为只有追求高尚精神境界，追求理想人格的人，才是有道德的人。一个人在社会上取得的地位，只是“人爵”，它并不能体现一个人的价值，只有高尚的道德，才是“天爵”，才是最有价值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良贵”。“贵”就是价值，“良贵”就是最高的价值。

“二程”专门让他的学生在读《论语》的时候要研究为什么孔子、颜回在那种条件下还那么快乐，所以宋明理学里边专门有一题目叫“孔颜之乐”。显然，“二程”看到了孔子、颜回因为有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尽管他们的生活很苦，他们仍然能很乐观、愉快地为他们的事业而去奋斗。宋代的思想家张载，进一步把儒家的这种崇高理想规定为“为天地定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强调一个人要为这种崇高的理想境界奋斗，尽管“虽不能至”，也要始终不渝地“心向往之”。

（五）强调道德修养

儒家认为为学的目的就是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一种品德。学就是学为人，学做人，学做圣人。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各种课程学了很多，但没有学会做人。而中国的传统教育一开始就是学做人。《论语》里的第一章《学而》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的学习书本知识，这里的“习”，也不是温习和背诵书中的课文。这里的“学”，就是指的“学做人”、“学为圣贤”；这里的“习”，就是要在实践中去实行。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里的意思说：古代的学者学习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而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显示自己。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是学做人，“为学”就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所以儒家讲“为学”是“不求日增，只求日减”。为学，不是每天去增加什么书本上的知识，而是要清除自己不符合道德要求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所以，为学更重要的是，只求每天去往下减，减了又减，以至于到后来什么也没有了，那就最好了。“只求日减”是说减少你那些不符合礼的错误思想，减了又减，减到错误思想没有了，你就成了一个圣人。

儒家从孔子开始起就讲“内省”，就是内心里边反省自己，“内讼”就是自己跟自己打官司。 “修身”、“自省”、“内省”、“内讼”是儒家在道德修养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讲只要看见人家有过，我就要“内自讼”，就要自己反省自己。儒家认为，如果没有修养的功夫，一切道德规范、道德原则和道德要求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在培养人上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与儒家强调道德修养是分不开的。中国儒家重视修养的思想，甚至在世界的伦理思想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儒家强调修养不是一句空话，修养是一种内讼，是一种斗争，是培养自己的正气，是激励自己的结果。儒家强调，为了使修养达到实际的效果，必须坚持艰苦的锻炼，这就是儒家所谈的修养的“功夫”。孟子有很多论述，以至到了宋明以后，强调思想修养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明代与王阳明同时的一个人叫黄绾，为了修养自己，曾进行了极严格的锻炼。在进行修养的方法中，《论语》中有“书诸绅”，在宋明有“功过格”。黄绾在他所写的《明道编》一书中曾叙述了他自身的修养过程。他说：“悔恨发奋，闭户书室，以至终夜不寐，终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又以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又以绳缚手臂，又为木牌，书当戒之言，藏袖中，常检之以自警。如此数年，仅免过咎，然亦不能无猎心之萌。由此益知习气移人易，人心克己之难。”

所谓“功过格”，就是把有功有过分别画出两个格来，每有一善念，每有一个从道德出发的念头，就点一个红点，每有一个从人欲出发的念头，按照我们今天讲就是从自私自利出发的念头，就用黑笔点一点，点到十天就数一数，到底是从天理出发的念头多，还是从人欲出发的念头多，不断地进行改进。有的人甚至在自己桌子上放两个碗，然后用两个口袋，一个口袋装黑豆，一个口袋装红豆，发一念自天理，就拿一颗红豆放在一个碗里，发一念自人欲，就拿一颗黑豆放在另外一个碗里，每天数一次，到底是黑豆多还是红豆多。红豆就代表正确思想，黑豆就代表错误思想。如果检查的结果黑豆多红豆少，也就是人欲的观念多，他们就自己罚跪，甚至两手打自己的嘴巴。当然，这种修养方法不科学，我们也不提倡，但也反映了中国传统道德非常强调修养功夫的一面。没有这个修养功夫，不论怎样好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都落不到实处。这就是说，如果没有道德主体自觉地艰苦修养，一切都是空的。

以上从五个方面简单地概述了儒家思想。那么，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根本要求是什么？过去学术界比较普遍的一种意见是，儒家思想核心是仁，而我认为是上述五个主要的方面。那么，在这五个方面中，哪一个方面有更重要的意义呢？我比较倾向在儒家思想的五个内容中，它的整体主义思想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儒家思想里面所贯穿的这种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思想是由它的仁与礼这两个支柱或者说仁爱思想或人伦价值这两个思想所支撑的。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又是相互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