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单线发展”与“多线发展”的问题

2.1 对“五阶段论”的误解

迄今为止，我们所有教科书仍然还是将历史分为五种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被如此教育出来的，这个观点是我们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且被认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关于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是一个天大误解。追本溯源，此观点并不是马克思本人提出来的，它的真正提出者是斯大林。斯大林在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第4章第2节中曾经写到，人类历史的生产关系只有五种，即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制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思想也就被束缚在这个框框里，没有敢突破，并且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后来，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吴大琨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又将此问题提出来，并且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发现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论”既不符合马克思原意，也不符合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也正是这次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将我们带回到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考证。马克思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核心论述最有权威性的文字性材料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马克思在文章中说到，人类大体上经过亚细亚的、古代的、中世纪的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几个经济形态。马克思在他后来的著述中也曾经多次提到过这几种生产方式，如此看来，关于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论”实际上是一个不太靠得住的说法。

当然，我们绝对不是因为“五种生产方式论”出自斯大林之口就认为它是错误的，而是这种说法的本身确实经不起推敲。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论”的说法确实存在有几个明显错误。第一，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应该是六种而不是五种。第二，这种说法认为“五种生产方式论”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即它具有普世性，不仅适用于东欧的发展，也适用于亚洲、美洲的社会发展，而这显然是不准确的。第三，这种说法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全是线形的，即人类社会每一个单元的发展都必然从原始社会开始，并且将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要很好地回答以上几个问题，并且要找到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准确理解，我们就必须首先认真地分析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社会发展形态理论。

2.2 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形态的论述

马克思在1857年至1858年撰写但生前没有发表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态》一书中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产生前的生产形态包括：(1)东方的或亚细亚的；(2)古希腊、古罗马的或古典的；(3)日耳曼的或欧洲中世纪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前和原始社会之后，还存在有三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不是偶一用之，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有关非西方(东方)社会的发展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前文提到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态》是马克思为他写《资本论》在1857年至1858年准备的手稿中的一个专门部分，这一部分是马克思在他的黄金创作期间完成的。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曾写道：15年，我用诚实的劳动进行了政治学批判……这15年是马克思创作的黄金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著述。可见，马克思正是在其黄金创作阶段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生产方式而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意大利的翁贝托·梅洛帝在他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中曾经有详尽论述。我们在1981年发表的一篇名为《马克思在晚年放弃了“亚细亚”这个概念了吗？》的文章中也对此有过详细的论述。我们都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独立的并且区别于西方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论”是存在问题的。

如众所知，马克思历来重视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 ，但同时他从不忽视对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发展特殊性的研究。他认为，这种特殊性越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越明显。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交通不发达 ，致使各地区、各民族缺乏联系，不同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对人类活动影响巨大。只是到资本主义阶段，“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最终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代替了。”因此“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这一过程是怎样开始的呢？它是由各个民族一齐发展到资本主义，然后再开始这一世界性历史的吗？马克思从来都没有这样认为。他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大落后地区的入侵、控制，使落后地区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从而使世界最终联成一个整体的过程。他历来认为，绝不是所有前资本主义形态都能够不受外来影响自发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它的发生、发展需要特定和典型的历史环境。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一书中，曾经多次详细论述过这种历史环境。1877年，马克思在他给《祖国纪事》杂志的信中写道：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 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成为某种有关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即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对这一问题的最明确阐述是他晚年提出的看法。1881年，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写信询问马克思对俄国革命的意见，马克思很重视这一问题。为了复信，马克思竟然写了四稿。这几乎可以说是马克思晚年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他在信中写道：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 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 ”明确限于西欧各国。非常明显，马克思将自己对社会发展阶段的分析明确限于西欧各国，而没有当成是普世性的社会发展规律。

对第三个问题，即社会发展各阶段在时间上是否只能是前后继起的，马克思的看法是，社会阶段的发展可以是多线条并存的。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个现状，那么达到这个现状的路线有几条，其中，日耳曼方式可以直接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是承认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存在有特殊性和多样性的。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一书中描述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诸种形态彼此间并不存在有明显的先后顺序，而是完全有可能同时并存的一些社会形态。越是向人类历史的早期回溯，并存的社会形态间的差异就越大，这就使得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进行一般性抽象就越发地困难。有些人喜欢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抽象看成是一种对大多数民族单个发展史进行归纳后进行的抽象，即大多数民族依次经过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等社会形态，人类历史就是一种按照这一顺序演变发展的过程。这种看法是流行的，但是却根本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日耳曼方式可以直接地到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这并没否认亚细亚方式也可以直接地到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斯大林提出的历史发展“五阶段论”实际上是一个单线条理论，它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这种理论只能够适用于欧洲(尤其是西欧)，而其他更多地方走的是多元化的道路。前文提到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这本书，对社会形态究竟是“多线条”还是“单线条”的发展做出了详尽阐述。

可见，斯大林提出的“五阶段论”完全是一种主观性的论断，特别是其有关单线条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之处在于将世界历史看成是一种各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世界历史的发展实际上应该是一种复杂的动态进程。

2.3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单独讲过自己的历史哲学观，而只是讲过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历史发展问题上完全采用和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和思想。黑格尔有一本著述，中国很推崇黑格尔的时候恰恰被遮蔽了，那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此书是1957年翻译出版的，发行了几千册，此后40多年里都没有再版，直到2001年再版)。总体上看，这本书认为观念、理性、逻辑是大于存在的，比如一棵植物，先是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最后秋天叶子枯黄落下，在这个过程中，果实是对花朵的否定，种子又是对果实的否定，这样就形成了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否定的循环，因而我们不能将其存在归结为任何一个现象，也不能将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或此链条本身归结为它的本质。其本质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规律。

人类历史同样是如此。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同样正是“绝对理念”的展现过程。最早的人类历史发生在东方，在中国和印度，这种历史是静止的和原始的，第二种形态是古典时期，即希腊、罗马。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是原始存在的，是不能反观自我的，因为在中国和印度的意识形态中，大众整体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看上去只有皇帝是自由的，但由于缺乏平等，因而皇帝同样是不自由的。到希腊和罗马时代，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贵族和自由民是自由的，但这也只不过是局部的自由；到日耳曼时代，人们获得了自由的观念，知道了所有人可以是自由和平等的，至此，他的自由理念和绝对理念吻合了。所以，历史的绝对理念到这里就完全终结了。黑格尔一再论述道，西方文明从根本上说乃是从东方文明发展而来的，尽管东方世界几千年以来一直都处于某种无历史的状态 ，但“仍然可以从它们那里回溯到历史的开端”。黑格尔把历史的发展过程描绘成为一种与从东亚(主要是印度)—中亚(波斯)—埃及—希腊—罗马—日耳曼的这样一种地理转移进程完全相一致的过程，并且把这一发展过程的内在原因和内在动力看成是绝对理念的发展，认为这种地理特征是绝对理念发展的外化形式。

马克思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黑格尔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因素，他们指出，黑格尔把真正的关系，即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颠倒了。但他们同时认为，黑格尔的这种发展观“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但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的”。对东方历史先于西方历史，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早的观点，马克思完全是接受的。由此可见，这种历史性的跨度并非是认为东方一蹴而就地变成了西方，即这种发展不是由时间的交替形成的，而是由民族不断的接触、民族中心的转变来形成的。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人类的历史既不是各民族、各地区历史的简单地相加，也不是对主要民族历史发展的一般性罗列，而是一种各地区间和各民族间的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与相互融合的世界性发展进程。在这种历史进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与发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有些民族，例如美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土著民族，由于种种原因，自身发展较慢，而且长期与其他民族相隔绝，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很小。还有一些民族，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展得并不慢，但却在达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内在原因而长期停滞不前。印度在很早以前已经有了发达的文明，但当它自身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止步不前了，几千年来，它的发展都是与其他民族(例如雅利安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及最终使印度传统社会彻底解体的不列颠人)对它的影响密切相关。尽管止步不前，但这些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相当一部分却被其他民族所汲取，在另一种历史条件下，另一种环境中，这些汲取了传统文明的其他民族克服了传统社会的障碍因素，创造了更高阶段的文明。人类文明的继承性是世界范围的，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具体的民族。

现在看来，五阶段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在其与外界的不断接触中完成的。迄今为止，完全内生的奴隶社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奴隶社会的建立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战争中的战俘变成了奴隶，也就是说，战争这种民族间或国家间的暴力形式的接触，促使了奴隶社会的发展。而内生的奴隶制度在人类文明出现以来，就被普遍地认为是有悖于人伦的。同样，欧洲的封建社会也正是通过战争这种暴力的接触方式来实现的。而资本主义的形成，一方面是包含了人类通过战争这种血腥而暴力的接触方式的接触；但另外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形成也是通过地理大发现，即也是通过民族、地理的大跨度交往而得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