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历史教训

熟读历史的政治经济学者，都对无节制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在过去30多年的迅速扩张非常忧虑。无节制的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无节制的跨国金融活动，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高峰，最后以经济大萧条与两次世界大战悲剧落幕。很多人可能都忘记了，宣统年间清政府还在纽约、伦敦、苏黎世等地发行湖广铁路的债券，当时虽然信息技术不发达，但金融全球化已经非常发达。

战后西方国家汲取教训，对于国际贸易与跨国金融活动建立严格的管理机制，来驾驭资本市场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建构一种约翰·鲁杰(John Ruggie)所称的“镶嵌式自由主义体制”(embedded liberalism)。[1] 但1980年代以后，历史记忆被人淡忘，自由市场神话再度抬头，在华尔街利益集团的驱使下，美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造了“华盛顿共识”。首度使用这个名词的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在2002年志得意满地指出，这些政策建议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的”，因此有必要就此达成共识。过去20多年，大多数的西方知识分子都沉浸在“市场万能”的神话里，忘记了卡尔·波兰尼在他《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发出的历史警语：

那个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乌托邦是不可能持久的，否则迟早摧毁社会的人与自然之本质，必然摧毁人类并将我们的环境化为荒漠。[2]

当前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面对下列这些严峻的课题：第一，如何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风险与破坏性，控制其两极分化倾向，妥善利用其积极性，让市场与民主、市场与社会、市场与文化、市场与环境间的共生规则得以建立。第二，如何建构维护经济弱势团体权益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让广大人民可以真正利用民主参与及监督机制，维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并让社会各阶级与集团间维持权力平衡。第三，如何提升国家机构的各项重要治理能力，管理市场秩序，监理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进行财政移转与二次分配，强化内部监控，防止违法滥权，确立官僚体系维护公共福祉的价值导向。

在回应这些严肃的课题上，过去一些欧洲国家，比如瑞典、法国等，有些不错的经验可以学习，但现在欧陆国家原有的、调和阶级矛盾与节制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与重要制度安排，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统合主义机制下的劳资协商，以及多党合作的共识型民主等，在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下欲振乏力。这意味着，任何国家要凭一己之力回应这样的严峻课题并不容易。

容易被美国霸权与跨国企业操弄与支配的中小型国家，更难自主选择社会发展模式。中小规模的新兴民主国家，更容易掉落“分而治之”的陷阱。因此，只有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或掌控战略性资源(例如石油)并具备较高政治统合能力的国家，才有机会走自己的道路，并扶助其他国家摆脱外部制约。像中国、印度这样体量庞大、人口众多的国家，有机会走自己的道路；而且它们也只可能根据自己的国情与历史条件走自己的道路。如果中国与印度都步上美国式资本主义后尘，人类的前途将十分黯淡。

很明显，国家层次的民主已经不能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亟须在全球层次建立新的民主机制。要有效回应上述的严峻课题，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集体的力量，试图在全球层次建立民主治理机制，让所有利害与共的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才能彻底控制资本主义的风险与破坏性，才能有效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倾向，才能全面建构市场与社会、文化、环境共生的规则。也只有用全球范围的民主管理机制，才能改造当前全球权力运作场域的不合理宰制关系，让主导信息、知识、意识形态生产的机构回应人类社会多数人的生存发展需求。跨国媒体集团、信息科技王国、华尔街投资银行、避险基金、信用评级机构、大学与智库、大会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等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内权力行使的主体，尤其应该受到民主监督。建构全球民主管理机制，公民社会组织与弱势团体的跨国联结与动员，发展维护第三世界广大人民生存权利的全球公共论述——这三件工作，必须协同并进，密不可分。

注释

[1]John Ruggie，1983.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 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231.

[2]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2001)：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