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反思市场与民主

从1999年年尾到2000年年尾这一整年时间，全世界人类都在迎接两个重要的历史新阶段：一个是新千禧年，一个是21世纪。很多读者可能还记得在南太平洋最接近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岛屿，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海边，通过架设望远镜与摄影机，来迎接新千禧年的第一缕阳光。在那个时点上，似乎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期望、共同的感受：地球是一个大的群体，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纪元与架构之下。绝大多数人对于新世纪充满着乐观的憧憬，期望这个新的世纪是一个更和平的、更富足的、更公正的世纪，是一个合作互助、永续发展、良好治理的世纪。在千禧年前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元首聚集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发表《新千禧年宣言》：

我们各国元首和政府首长，在新的千年开始之际，于2000年9月6日至8日聚集于联合国纽约总部，重申我们对联合国的信心，并重申《联合国宪章》是创建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公正的世界所必不可少的依据。

同样地，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普遍对未来高度期待。这种乐观是建立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基础上的，即一场社会、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浪潮席卷全球。这个变化的主轴是“民主化”与“市场化”。西方志得意满的知识分子甚至预言，人类正走向历史演进的终点，也是文明的极致——人类最后的、最高的社会体制，不存在超越这种体制的其他可能性，而尚未出现这种体制的社会，也无可避免地要向它靠拢与接近。福山在他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中曾大胆断言：

自由主义的民主，构成了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也是人类政府的终极形式。[1]

在这种视野框架之下，西方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种假设：民主可以带来和平，民主可以带来良治；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可以带来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人类社会可以享受美国盛世下的太平(Pax Americana)，全世界也会心平气和地接纳美国的领导，因为美国是打造世界经济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的龙头。

接下来的发展，与当时的乐观预期几乎是南辕北辙。当然，中间发生了“9·11”恐怖分子攻击事件，让美国所扮演的全球霸权角色出现更戏剧化的转折。然而，即使没有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早在21世纪的开端，美国盛世下的“天下不太平”的征兆也已经昭然若现：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纷纷陷入严峻的治理危机，政治乱象丛生，甚至民不聊生；在全球各个角落，市场万能、自由化万灵的神话开始消退；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将全球经济推向大萧条的边缘，更让鼓吹市场最有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面临信用危机。

注释

[1]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Last Man(Harper Perennial，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