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为学贵专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
九月十八日（1842）
原文
四位老弟足下：
九弟行程，计此时可以到家。自任丘发信之后，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胜悬悬[1]，不知道上不甚艰险否？四弟、六弟院试，计此时应有信，而折差久不见来，实深悬望。
予身体较九弟在京时一样，总以耳鸣为苦。问之吴竹如，云只有静养一法，非药物所能为力。而应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拟搬进内城住，可省一半无谓之往还，现在尚未找得。予时时自悔，终未能洗涤自新。
九弟归去之后，予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法。读经常懒散不沉着。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课人议每课一文一诗，即于本日申刻用白折写。予文、诗极为同课人所赞赏。然予于八股绝无实学，虽感诸君奖借之殷，实则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折差来，可付课文数篇回家。予居家懒做考差工夫，即借此课以摩厉考具，或亦不至临场窘迫耳。
吴竹如近日往来极密，来则作竟日之谈，所言皆身心国家大道理。渠言有窦兰泉者（垿，云南人），见道极精当平实。窦亦深知予者，彼此现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进城住，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镜海、艮峰两先生亦劝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见者数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是也。
蕙西尝言：“‘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2]’，我两人颇有此风味。”故每见辄长谈不舍。子序之为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相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
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陈岱云与吾处处痛痒相关，此九弟所知者也。
写至此，接得家书。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学，怅怅然。科名有无迟早，总由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进德之事难以尽言，至于修业以卫身，吾请言之：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或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3]，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4]，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作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此后写信来，诸弟各有专守之业，务须写明。且须详问极言，长篇累牍。使我读其手书，即可知其志向识见。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赏之；有疑义，可以问我共析之。且书信既详，则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乐何如乎？
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进益无多，每一念及，无地自容。嗣后我写诸弟信，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不可忽略看过。诸弟写信寄我，亦须用一色格纸，以便装订。
谢果堂先生出京后，来信并诗二首。先生年已六十余，名望甚重，与予见面，辄彼此倾心，别后又拳拳不忘，想见老辈爱才之笃。兹将诗并予送诗附阅，传播里中，使共知此老为大君子也。
予有大铜尺一方，屡寻不得，九弟已带归否？频年寄黄英白菜子，家中种之好否？在省时已买漆否？漆匠果用何人？信来并祈详示。
兄国藩手具
解读
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种不耻下问的态度体现着儒家不断求索、择善而行的实践精神。孔子的教诲在其后的儒学发展中，对儒者的人格养成有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曾国藩予弟弟们的这封信中被全面地展示了出来。
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国潢、国葆、国华四位弟弟，以长兄的经历向四位弟弟陈述为人、为学的道理。情义浓厚、言语深切，看得出是一位对兄弟非常之疼爱且严肃的大哥。就劝学而言，信中所谈四事，均体现出儒家论学的深意。
首先，修己与为学。曾国藩提到了欲搬去内城住的想法，原因在于深感自己“应酬日繁”“素性浮躁”，搬去内城可以节约下不少折返耽搁的时间，且可以与良师益友唱和，更便于督促自己的学习。曾国藩虽严于律己，其勤奋也备受世人称道，但在他自己看来，平日里的所为还是不够勤奋，这便需要于念头上下功夫，于小事中寻纰漏。梁启超于民国初年辑《曾文正公嘉言钞》，其中就有曾国藩日记所录“百种弊病，皆从懒生”“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事，本日必了之”数言，足以见得他勤勉砥砺的个性。在此，曾国藩虽是自省，但也是为了更好地教导弟弟，只有不断锤炼自己勤奋的品性，才可以更好地为学。所以就读史、读经及作文的情况也做了说明，想必是以自己的学习状态来激励弟弟们之间也可以互相劝勉、启发。
其次，交友与为学。朋友一伦，是极为重要的儒家伦理。而什么可以称为“朋友”？在儒门看来就是“同道之交”了。曾国藩在信中谈到了自己与几位友人的交往，无一例外，全是与他在精神追求上有着共同话语的朋友。这些同道之友，不仅成为他生活里的朋辈，亦是他为学路上的良友。
在第四段中，曾国藩先谈到吴竹如，平日关心均是修身而进于国家的君子之事。吴竹如（1793—1873），名廷栋，字彦甫，号竹如，安徽霍山人。道光五年（1825）拔贡，长曾国藩十八岁，甚好宋学，为官清廉。曾国藩此处记录，吴竹如最喜欢和他谈“身心国家大道理”，还为他引荐同道中人，劝他入城学习，督促功课。可见，这位吴先生是一位善结同道的良师益友。正因有了友人间的督促，曾国藩深感自己的学问之道还未能达到子思、朱熹所言的猛火煮与慢火温。以猛火煮，是指学问要立大志，一旦立志便要专心于一处着手。以慢火温，是指学习要立恒心，一旦开始了学习，就要持之以恒，于细处着手，深刻钻研。猛火煮在先，慢火温在后，如一开始根基没有打好，即使用力很久，也会不得其精髓，有所手滑，这就是“愈煮愈不熟”的原因。曾国藩此语便是提示兄弟为学之序。
第五段曾国藩总结了与邵、吴、何、陈四友的相处之道。“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出自《三国志·吴书九·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老将程普感慨周瑜气量宏大，说自己与周公瑾交往，就好像是在饮浓厚醇美的美酒，“不觉自醉”，自然就被其气魄所熏陶。后世便以“如饮醇醪”的典故来形容与宽厚之人的交往。这是曾国藩与邵蕙西的交往。而吴子序则更似良师，他督促曾国藩，用功就好像是掘井，不可盲目地掘了很多井，却均因为不够深入，而未能见到泉水涌出。读书，便是要在一处下功夫，如此才可能获得不竭的泉水。曾国藩感慨，吴先生的教导恰捉住了他的痛脚。
第六段中曾国藩谈到了与友辩学的经历，所论是对“乾坤与礼乐”的理解。“乾坤”出于《易》，《易》为“五经”之首，是先民最高的智慧。相传伏羲作八卦，演万事万物变易之道，故称为“易”；周文王、周公作辞，故称为“周易”。《周易》是传统文化共有的源头，它以阴阳变化之道，揭示了宇宙人间的大道。何子贞要求曾国藩为学要把握住“真知大源”，曾国藩便以“乾坤”二卦来回应这是他所理解的“大源”，即万事万物的源头。“乾”卦卦辞为“元亨利贞”，元为大，亨为通，利为宜，贞为正而固（朱熹解）。元亨利贞是对乾道的描述，这不是固定的四种形态，而是一种大化流行之势。朱熹在《周易本义》中将元亨利贞四者之间解释为一个浑圆统一的体，“生气流行，初无间断”便是乾道的生生不息之义。曾国藩深受理学思想影响，将元亨利贞四字解释为“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神、气是对元亨的一种描摹，而通与转则似理学所说的各正性命，是对利贞的落实。至于坤道，曾国藩则以“形质”来解释它，认为坤道之性即是《彖》所言的“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坤道的特征是结构精巧，有条理结构，有利他者而行的品性。进一步，他又将乾坤之道落实于礼乐，指出礼乐是人间之道，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一个人，符合《中庸》所言的“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曾国藩认为，乐本乎乾道，是一种精气；礼本乎坤道，是具体的建制。作为一种实在的形态，乐的特质为悠然自得，遍布四周；而礼则是细致入微，权衡得当。曾国藩对于乾坤的理解得到了何子贞的认同。可见，与友人的往来也是在思想境界上的交互影响。
此上二事，所谈的都是与友人交往的故事。儒家讲“君子之交淡如水”，水者，悠然自得、柔远怀来，有着很高的境界。昔者有管鲍之交、伯牙绝弦的佳话，都是在谈友道的精髓在于可以互相认同、相互启发。曾国藩所谈，便是为了告诉几位弟弟，为友也是为学，为友更可助学。
再次，进德与修业。为学之事，自然是儒家理想人格“君子”养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但是，为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曾国藩对一直未能考到功名的四弟和六弟是这样说的：“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一者修业”。进德，就是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角度来不断培养自己的君子德性；修业，则是学会所学知识的内容，掌握具体的技能，从而可以养活自己。进德，需从修身做起；而修业，则需要踏踏实实地从钻研开始。第一，修业要名位相符、受之无愧。修业，首先要解决“卫身”的问题。什么是“卫身”？曾国藩解释为“谋食”，就是解决生存问题。社会分工不同，则人解决生存的途径也不一样，农、工、商谋生，靠的是辛苦的劳力；士谋生，则依靠自己的智力。也就是孟子所言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差别。士依靠自己的智力，可以在朝廷做官，可以在乡间做老师，也可以做谋士，或者是幕僚，这都需要凭借自身的本事。自己有本事，才可以做到“得食而无愧”，靠自身本事获得利禄。而科举知名，则是争取到利禄的途径，所以必须要作为自己的志向，努力做好，这样将来才不至于尸位素餐，中了进士也就不会愧疚了。第二，修业之成与不成在天，而能与不能则在人。但是，只要有能力，学识深厚，就不会没有机会。好似农民一年四季辛勤劳动，虽然会遇上灾年，但也一定会有丰年；商人囤积货物，虽然有时候会滞销，但也有畅销赚钱的时候。同样道理，士若能精于学习，最终总会获得功名；就算不中科举，也总会有其他的谋生之道。所以，生存总是有很多途径的，关键还是在于是否有生存的能力。
最后，求业贵“专”。谚语所言“艺多不养身”，人们往往认为多学一点技能，似乎更有获得机会的可能，然而，越是求多，则越是囫囵吞枣。人之精力、天赋、水平皆参差不齐，有人善于逻辑思维，有人善于形象思维。曾国藩在此将求业之专，比喻为掘井，只有在一处深挖，才可能获得源头活水。他对四位弟弟提出要求，要大家必有各自的“专守”，每人都在自己兴趣所在的领域深入探索，才能有所得、有所成。
为学之事，是儒家新民的精神所在。每个人因其理性的思考，都会于个体、社会有所体认，而这个思考绝非冥想空谈，而须落实于刻苦的学习和不断的实践。曾国藩以自省、交友、修业、专一四事向弟弟们劝谕学习之重要，其苦心孤诣于今人来说依然极为重要。
注释
[1]悬悬：形容内心牵挂、心情不安的样子。
[2]醇醪：醇美浓厚的美酒。
[3]传食之客：食客，指官僚士大夫所养的谋士。养士之风兴起于战国时期，食客为权贵者出谋划策，其生活则由养士者所承担。
[4]尸位素餐：比喻空占着职位而不做事，吃空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