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19世纪初期的英法两国发展到巅峰，是由当时英法两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决定的。18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为19世纪初期英法两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丰腴的社会土壤。
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是以纺织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为开端的。1765年，纺织工哈格里夫发明了一种手摇纺纱机，并且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为“珍妮纺纱机”。这一发明推动了工业技术革命的开展。1784年，瓦特试制成功了第一台联动式蒸汽机，并且很快就推广应用到各个工业部门。纺纱机、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又刺激了其他工业部门的技术革新，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工业出现了飞跃发展的局面，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产业革命并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上的革命，它同时也使得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珍妮纺纱机
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经济状况和人口分布，使机器大工业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它给独立的工场、手工业作坊以致命的打击。各种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打破了手工业者的饭碗，把他们赖以生存的手艺和产品变得一钱不值，使他们迅速破产。他们被抛向街头，同破产的农民会合，形成了一支无产者大军。他们就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前身。产业革命只是肥了资产阶级，使他们攫取了数不尽的高额利润。而对无产阶级来说，工业革命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丝毫利益，反而使他们遭受更加深重的剥削和奴役。由于机器的普遍使用，男工日益受到了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工资水平急剧下降，生活毫无保障。同时，贪婪的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还千方百计地加快机器运转，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使工人阶级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严重摧残，此外，居住等生活条件极端恶劣，这样便造成了工人阶级的深重灾难。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1]。
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不久，1789年法国爆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关系，不但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
攻占巴士底狱
然而，这次革命像之前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只不过是用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代替了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而已。而且它还给劳动人民套上了新的枷锁。尽管法国广大劳动群众曾经为推翻封建专制的压迫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希望新制度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然而，他们刚刚从封建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又陷入资本主义的地狱之中，仍然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更加贫困、受到更加严重的剥削的艰难境地。新制度表明，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在法国大革命前和革命中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实质上只不过是残暴的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就是让农民和小生产者陷于破产的自由，就是使工人阶级遭受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自由。所谓法律面前的“平等”，更是空话。资产阶级的法律，对资产阶级来说，是护身符；但对无产阶级来说，则只能是锁链。至于“博爱”，则完全为竞争的诡计和嫉妒所代替。和启蒙学者的辞藻华美的预言相对照，经过资产阶级大革命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只是一幅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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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理性的胜利”与“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资产阶级对劳苦大众的残酷剥夺和剥削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弊端，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指出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那个时代，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大卫·科波菲尔》等作品，都以写实笔法揭露了社会上层和资产阶级的虚伪、贪婪、凶残，描写了下层民众的悲惨处境，反映了劳苦大众的抗争。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反映无产阶级愿望和要求的社会主义理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纷纷著文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批判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论证未来社会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美好性，对未来社会提出一些积极主张和有价值的猜测。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是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杰出的代表人物，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他们被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
1.圣西门
圣西门是19世纪初期法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思想丰富、目光远大，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材料。恩格斯高度评价说，“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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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德·昂利·德·卢夫罗阿·圣西门小传
圣西门
圣西门的自然观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圣西门认为，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着的，整个宇宙都在发展变化，人类也处于不断的长期演化过程之中。
圣西门提出了人类社会有规律发展的观点，认为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联结和堆积，而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每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都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进步。圣西门提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分阶段的，并且把人类社会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人类开化初期、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中世纪神学和封建制度、封建制度解体的过渡时期、未来的“实业制度”时期）；提出了判断社会制度优劣的四个标准（好的社会制度是：多数人过着幸福生活；品德高尚的人最受人尊敬、有最多的发展机会，而不论出身如何；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鼓励劳动，导致科学和文明的最大进步）；提出了社会阶级的存在，并试图进行阶级划分；等等。但是，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圣西门认为，人类理性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只有依靠有天才的人，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改造”[5]。
圣西门以犀利的笔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有力鞭挞。圣西门提出，人类社会有规律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终将会被更加进步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圣西门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在这种新的奴役形式下，整个社会形成了“劳动者”与“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劳动者”是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人，但他们几乎得不到社会的报酬。“游手好闲者”由于家庭出身、阿谀奉承、玩弄阴谋诡计和其他不光彩的行为而有特权，成为统治者。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是“一切灾难中的最严重的灾难”，资本主义政治体系有“三个主要弊端，即专横、无能和阴谋”。在这种秩序下，社会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贪婪已成为每个人向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感情；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机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6]。这种坏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圣西门详细论述了未来的社会制度，即实业制度。圣西门认为，人类社会沿着上升的路线向前发展，最后才会进入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理想社会制度，就是实业制度。实业制度的目的是，让一切人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和保证社会得到最大的安宁。圣西门指出：“在新的政治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的和固定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手工业所取得的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推广、发展和尽可能积累这些知识；换句话说，就是把科学、艺术和手工业方面的所有一切工作尽可能有效地结合起来。”[7]在实业制度下，农工商业、科学和艺术都将得到迅速发展，无产者也将普遍有很高的文化水平。
实业制度是一种平等的新社会制度。圣西门认为，实业家是社会上最重要的阶级，他们应该掌握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权力。他主张，在实业制度下，必须“把选举适当人选充当人类的伟大领袖的权力交给全体人民”。不应该高薪厚禄，而应该提倡“把尊重作为付给统治者的工资”[8]。
实业制度是按照最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制度。圣西门认为，实业制度是建立在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因此必须有精良的组织。为此，圣西门把社会权力分为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两部分，要把精神权力交给学者，把世俗权力交给实业家，学者必须为实业家阶级服务，为发展实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实业制度要遵循“新基督教”的最高道德准则。圣西门认为，“新基督教”的最高道德准则是“宗教应当引导社会走向最迅速地改进最穷苦阶级的命运的伟大目的”[9]。他认为，“新基督教”是一种组织和道德力量，是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凝聚剂，是建立和维护实业制度关键的因素。
实业制度不强迫财产所有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实业中，坚持“一切人都要劳动”的基本原则，认为“劳动是一切美德的源泉”，实业活动是每一个人和社会得到幸福的手段，为了促使社会每一个人都能积极地参加劳动，必须保障人的社会劳动权。实业制度坚持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生产的原则，以保证整个社会生产、科学和艺术以及有利于居民的一切公共事业，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安排下进行。实业制度实行按照才能和贡献分配的原则。
实业制度要坚持尽可能完全平等和最大限度自由的原则。圣西门反对各种特权，要求废除世袭权，提出领导的选择要遵循择优任用原则，妇女有权参加选举，保证人们享有同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最高自由。实现实业制度的方式，只能用和平的手段，也就是宣传和教化的手段，提高广大实业家的觉悟水平，要向国王宣传、向各族人民宣传。他甚至认为：“在法国，为了建立实业制度，只由国王颁布一道敕令，委托最有势力的实业家编制国家预算就可以了。”[10]
2.傅立叶
傅立叶是19世纪初期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傅立叶批判了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正性，并指出现存制度不是人类的最后命运，它将被和谐制度所代替。恩格斯认为，剔除傅立叶著作中荒唐的神秘主义色彩以后，剩下来的就是“科学的探讨，冷静的、毫无偏见的、系统的思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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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傅立叶小传
傅立叶
傅立叶创立了社会运动学说，即“情欲引力的学说”。傅立叶认为，现存的文明制度和以往的社会制度一样，违背了人的本性，使人的情欲不能自然地得到发挥。只有和谐制度才能保证情欲引力畅行无阻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傅立叶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分阶段的，他把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每个时期包含着旧制度的残余和新制度的萌芽。
傅立叶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这种批判具有极大的深刻性。恩格斯曾赞扬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能够进行这种批评的只有傅立叶一人”[12]。傅立叶在这方面的主要思想有：
（1）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和谐制度所代替。傅立叶指出，文明制度并不是什么最好的制度，更不是永恒的制度，它目前已经陷入不能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终将会为更高的社会制度所代替。文明制度“不过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应该怀疑文明制度，怀疑它的必要性、它的优越性，以及怀疑它的永久性”[13]。“文明制度的工业只能创造幸福的因素，而不能创造幸福。”[14]它必将为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2）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昭示着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傅立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个人反对大众的普遍战争”，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希望爆发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玻璃的人希望下一场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窗；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只用容易褪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坏皮子做鞋子，以便多穿破两套衣服和多穿坏两双鞋子……这种矛盾的实质是工厂主阶级和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对立。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文明制度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时，已经成为一种寄生性和腐朽性的制度。
（3）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具有虚伪性。傅立叶强调，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美丽词句，掩盖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社会契约”不能给予穷人起码的生活资料，不能给予穷人劳动的机会。“天赋人权”成为一般公认的“自由”“平等”幌子下的空话。“博爱”是夺取200万条人命的“博爱”。傅立叶愤怒地说：“许多写在纸上的权利，都是不现实的，这些权利赋予那些完全没有办法实现的人，那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15]
（4）资本主义商业就是“说谎和欺骗”“破产和掠夺”。在资本主义社会，商业机构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寄生的不生产的经理人阶级，即商人”[16]。政府也愈来愈服从商人，拜倒在他们面前，并根据商业的利益来制定自己的方针，警察和司法机关则成为商人的庇护者，学者们也变成商人最忠实的仆人，并以极华丽的文字和动人的赞美来谈论商业。商人们的所作所为，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加剧了经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给广大劳动者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他们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5）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是虚假的道德。傅立叶指出，“文明是欺骗的王国，而道德则是它的工具”[17]，资产阶级的道德与资产阶级的宗教是一对孪生的怪胎，资产阶级道德家与僧侣都是为同一个任务而工作，即粉饰资本主义丑恶的现实，为富人、统治者效劳。
（6）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主要是生产的分散性或不协调的劳动。文明制度一方面拥有大规模生产，另一方面生产仍然是分散的，这种矛盾必然引起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起各企业主之间的激烈竞争，产生垄断。竞争又通过商业造成“经济生活周期地陷入混乱”，从而使经济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傅立叶形象地把经济危机叫作“多血症的危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用自然的、协作的、诚恳的、诱人的生产代替“虚伪的、分散的、欺诈的、令人厌恶的生产”。傅立叶强调说，自己谈论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不在于改善文明制度，而在于消灭这个制度”。[18]
傅立叶认为，人类要最终摆脱一切苦难和折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要创造大规模的生产、高度的科学和优美的艺术，因为这些动力是建立与贫苦和愚昧无知不相容的协作制度所必需的；第二，要发明这种与分散经营相反的协作结构，即经济的新世界。”[19]第一个条件已经具备，第二个条件还没有具备。傅立叶把创造第二个条件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他提出了一整套学说，描述了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和谐制度，即“把整个社会变成各个自愿的组合”[20]。
傅立叶对和谐制度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论述。傅立叶把和谐制度的基本单位称为“法郎吉”。
“法郎吉”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是生产—消费协作社组织。“法郎吉”以普遍的协作代替文明社会的个人竞争，使人们摆脱贫困、痛苦、灾难和不幸，充分满足自己的情欲，得到最大的幸福，从而实现普遍的和谐。在和谐制度下，国家政权实际上已不再存在。各个法郎吉之间是一种平等友好的关系。它们相互交换自己的产品，进行大范围的劳动协作，来完成大型公共工程，如开凿运河、治理沙漠等。法郎吉是一个新型的工农业结合和城乡结合的组织形式，法郎吉的成员既要从事农业劳动，又要从事工业劳动，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已经消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充斥着欺骗和令人厌恶的劳动”，而法郎吉内的劳动则是建立在“以诚实和诱人的劳动为基础的正面世界”的协作制度之上的。[21]劳动权是最主要的天赋人权，在情欲引力推动下，人们从事各种劳动，创造出巨额财富，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和一切需要。
法郎吉的分配和消费反对按需分配和平均主义；在消费领域反对普遍的禁欲主义，提倡过幸福的生活。傅立叶说，“协作制度绝不是平均主义的”，“在和谐制度下，任何平均主义都是政治的毒药”[22]。他认为，分配应该在劳动、资本、才能这三个方面，“按比例分配”，[23]傅立叶把资本、劳动和才能统称为生产资料，按这三个方面分配得到的收入，统称为红利。在消费方面，节制嗜好、欲望和需要是对人的本性的歪曲，人们应当得到“无限满足”和“十足幸福”。
法郎吉的家庭、婚姻和教育问题十分重要。傅立叶认为，妇女问题的性质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资本主义的婚姻制度是一种使妇女受压迫受苦难的制度，婚姻之中并无爱情，而在和谐制度下，男女平等，婚姻完全建立在两性相互爱慕的基础上，两性结合或离异都是完全自由的。傅立叶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他们指出，傅立叶“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24]。
傅立叶还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25]的思想，认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科学事业高度繁荣，使人们的道德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并进而消灭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和谐制度将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
傅立叶认为，变革现存社会制度和实现和谐制度，决不能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而应该采用和平的方式逐步实现。在改造文明制度的途径选择方面，傅立叶提出的方案就是：“改造工作只要从一平方法里和一千八百人的小范围的试验做起。”[26]他天真地以为，即使在一个小村庄中建立一个法郎吉，经过四五年的时间，就不仅会吸引本国的广大居民，而且也会吸引全世界的居民群起效仿，从而和平完成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3.欧文
罗伯特·欧文是19世纪初叶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空想共产主义的实践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称，欧文是“英国共产主义的代表”[27]，“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创始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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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欧文小传
罗伯特·欧文
在认识论上，欧文不承认“天赋观念”，认为只有以事实为根据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经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万能的真理之镜”。从环境决定人的性格理论出发，欧文认为社会上存在的一切罪恶都是由社会不合理的制度产生出来的，制度就是社会环境。因此，要消灭这些社会罪恶，就应该消灭其赖以产生的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欧文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时代，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具有产业革命时代的鲜明特征。他认为，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形式是阻碍社会改造的三大障碍，是“三位一体的祸害”，其中最主要的是私有制。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29]，私有制造成了竞争和敌视、嫉妒、不和、奢侈和贫困、专横和奴役，私有制是隔阂、仇视、欺骗、敲诈、卖淫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在私有制度下，“雇主把雇工只看成获利的工具”[30]。私有制“是各国的一切阶级之间的纷争的永久根源”[31]，是人类整个历史上发生战争的原因，它引起了无数次的屠杀。这样，“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它“在理论上是那样不合乎正义，而在实践上又同样不合乎理性”，[32]它必将被先进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具有虚伪性、欺骗性。欧文认为，资产阶级政府是掠夺、暴虐和欺骗的集合体，它使用暴力和欺骗手段“掠夺和折磨生产阶级，并为他们制造低劣、有害和罪恶的条件”[33]。它经常宣称“保证人民得到持久的福利”，实际上为人民谋利的事一件也不肯做。资产阶级所鼓吹的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起败坏道德的作用，并给社会带来无数的灾祸”[34]。资产阶级各政党进行竞选活动，总是怀着最坏的欲念进行各种欺骗，互相之间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本质是支持万恶的旧制度、保护富人利益、凌辱和压迫穷人的工具。
宗教迷信和私有制一样是人类生存的严重灾祸，是阻碍社会改造的主要障碍之一。欧文指出，“一切所谓宗教，都纯粹是妄诞无稽的胡说”，一切所谓神学，不过是“全世界僧侣的欺骗和胡说八道”[35]。他认为：“迷信、怕超自然的东西和怕死，是人类生存的灾祸，引起人类智力的衰退；全世界的宗教权力依靠它们确立起来。”[36]任何宗教神学体系历来都是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辩护的，各种僧侣势力是剥削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只有“经验知识”，即科学才能驱散迷信、怕超自然的东西和怕死所造成的恐怖之夜的黑暗。
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婚姻制度是扭曲的。欧文提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婚姻制度，根本不是以两性的纯洁的爱情为基础的，而是在私有财产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形成的许多极为离奇的结合，是以图谋财产为目的的。通奸和卖淫是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这种制度给家庭，特别是给妇女和儿童带来无穷的灾难。欧文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婚姻制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样必须加以消灭。
欧文所设计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方案，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合作公社。这种合作公社，也称为新和谐公社等。欧文在他的著作中对合作公社制度有详细的描述。
新和谐公社
一是规定了合作公社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形式。欧文认为，“在合理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私有财产将不再存在”，而“有科学根据的财产公有制度”是未来社会的基础。[37]由于合作公社废除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阶级、特权、剥削和压迫，从而不再有资本家和工人，不再有贫富差别。由于生产资料公有，生产力将可以无限发展，产品将迅速增加。按照欧文的方案，公社是“全新的人类社会组织的细胞”，是“人类社会整个组织的基石”。在合作公社里，“每个成员各尽所能，彼此团结互助，而公社与公社之间也用同样方式彼此往来”[38]。合作公社把城市和农村的一切优点都集中在一起，使它既有城市现代化生产和生活设施，又有农村的自然风光，成为一个城乡和谐的完美整体。根据合作公社的组织法规定，公社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社员大会，一切重大问题都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公社废除国家机器，没有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
二是对合作公社制度下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做了充分的论证。合作公社制度下的生产，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集体生产，主要生产是农业，同时兼营工业。公社实行义务劳动、联合劳动，没有享受脱离生产劳动特权的人，也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个公社成员都担负适应自己年龄和特长的工作。由于实行公有制和大规模的集体生产，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之中，机器不再是奴役人的工具，生产劳动将变成轻松愉快的活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将大大提高，从而可以促进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产品将极大地增加。由于生产目的是直接满足需要，所以丰裕不再会造成贫困，不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欧文阐明了两种分配方式：一种是作为过渡措施的劳动公平交易市场中所采取的分配原则，另一种是公社制度下的分配原则。这两种是有所不同的，第一种分配是按照劳动分配，第二种分配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产品的极大丰富为基础的按需要分配。他认为，在公社制度下，分配不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而是“将变为分发每日所使用和所消费的物品的简单工作”。合作公社内部不存在交换关系，废除商品，废除买卖。但是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进行商品交换。交换的原则是等劳交换，相交换的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要相等，交换工具是代表一定数量劳动的凭证。“货币对于生活在组织合理的社会中和受合理的原则管理的有理性的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39]
三是对合作公社制度下的社会生活提出了崭新的观点。欧文主张在合作制度下，应该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消灭三者之间的差别；要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要把婚姻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实行自由的婚姻制度；要把人口的生产与节制结合起来，制定必要的制度，以防止人口过剩。
四是设计了一条新社会制度的建立途径。欧文坚信，新制度一定会代替旧制度，新制度代替旧制度既不能采用慢慢地、逐步地改变原则和实践的方式，也不能通过暴力推翻现有的政府的方式来进行。他认为，旧社会制度到新社会制度之间要经过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被称为过渡时期，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完成这一过渡：“只有用和平的方法，并依靠英明的远见，才能完成这一过渡。试图用暴力来改革政府或社会的性质，都是不能容许的。”其具体的实现办法是，用合作工厂来组织生产，用公平市场来进行分配和交换。先试点，建立模范公社；然后逐步推广到全地区、全郡、全州或全邦；建立公社联盟，使公社联盟“普及整个欧洲，随后再普及世界其他各洲，最后把全世界联合成为一个只被共同的利益联系起来的伟大共和国”[40]。
欧文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有力而且深刻的批判，他把资本主义比作罪恶之树，主张用斧头砍掉这棵罪恶之树；对新社会制度进行了大胆的设计和实践，坚信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为合作公社制度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文有过高度的评价，认为欧文猜到了“文明世界的基本缺陷”，并且“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41]。
“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五年（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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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欧文
19世纪30年代之后，空想社会主义进入最后时期。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布朗基、卡贝、德萨米和德国的魏特林。在19世纪4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空想社会主义逐渐失去市场，甚至走向了反面，成为提高无产阶级觉悟的障碍。通过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53.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7.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1.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5.
[5]圣西门.圣西门选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74.
[6]圣西门.圣西门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9.
[7]圣西门.圣西门选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279.
[8]同②83.
[9]圣西门.圣西门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231.
[10]同①142.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77.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59.
[13]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1.
[14]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60.
[15]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54.
[16]同①137.
[17]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03.
[18]④同①231.
[19]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7 28.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87.
[21]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9.
[22]同②23，154.
[23]④同②18.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6.
[25]傅立叶.傅立叶选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17.
[26]同②268.
[27]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6.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68.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1771年出生于英国北威尔士蒙哥马利郡，是一位马具匠的儿子，7岁开始参加劳动，10岁离家.
[29]欧文.欧文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3.
[30]欧文.欧文选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39.
[31]同①144.
[32]④同①14.
[33]同①105.
[34]同①151.
[35]欧文.欧文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74，11.
[36]同①9.
[37]欧文.欧文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15.
[38]同①20，318.
[39]欧文.欧文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34，63.
[40]同①107，148.
[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0.
[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2.
[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5 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