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基督教文化的滋养

在宗教信仰方面，林语堂与中国其他现代作家有些不同，他有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这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及思想观念和文学创作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祖母与母亲是基督教的信徒，父亲还是一位乡村的基督教传教士，因此，林语堂从小便同哥哥、姐姐们一起读《圣经》，做祈祷。由于父亲与外国传教士有所接触，这就使少年的林语堂能够直接从外国传教士那里获益。最突出的是范礼文博士（Dr Warnshius），晚年林语堂还回忆说起这位日后的伦敦纽约国际会议秘书，“是一个见识渊博，外貌出众的人，为人厚道，多才多艺，远超过一般的传教士。不知道什么好运道，坂仔不远处的小溪竟调来了他这么一个奇人。他身高六英尺左右，是他让我们接触了西方的学问”（《八十自叙》）。林乐知主持的上海基督教广学会创办了一份《通问报》，对林语堂也有不少影响，父亲就是从那上面知道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于是产生了让儿子上名牌大学和成为世界名人的梦想。长大后，林语堂还真的进入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并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基督教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林语堂与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不同，他自小虽信仰基督教，但对基督教教义产生过怀疑，进入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大学（原名清华学校，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更是这样，他甚至一度称自己是一个异教徒，并为此而常常感到苦恼。直到晚年林语堂才又重新回归基督教，这在他那本《从异教徒到基督徒》的著作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但不管怎么说，林语堂是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一个中国现代作家，梳理他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林语堂的思想、心灵及其文学创作。

林语堂往往不看重基督教的教义，认为那些东西都是形式，有些甚至是死板的教条，容易成为人们思想和心灵的束缚。在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热爱中，林语堂最信奉的是“上帝”的存在。他常常困惑于天地自然的神秘，总认为应该有一个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上帝”可以君临天下的一切。但林语堂不认为上帝是冷酷无情的，从而对人类采取一种非常漠然的态度，甚至会惩罚人类，相反，上帝应该是理解人世的，应该是有情的。林语堂说：“我深信上帝也同样近情与明鉴。”（《我的信仰》）即使在林语堂失去了基督教的信仰之时，他也没有将“上帝”抛开，他说：“我已失去对信仰的确信，但仍固执地抓住对上帝父性的信仰。”（《林语堂自传》）林语堂还曾这样表示自己对上帝的特殊依赖及深挚感情：“我总不能设想一个无神的世界。我只是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宇宙将至彻底崩溃，而特别是人类的生命。”（《林语堂自传》）很显然，上帝是林语堂整个世界的“真宰”，它具有不可动摇的性质，具有人类精神的支撑力量，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了“上帝”，这个世界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其实，林语堂这种上帝观与他对儒家的“天”和道家的“道”的理解是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在林语堂这里，“上帝”与“天”与“道”一样，都对这个天地自然及其世界起了“主宰”的作用，人类社会不可不对它们怀着敬畏之心。

基于对“上帝”的信仰，林语堂就确定了看取世界的统一的、一体化的眼光，也产生了内在的和谐和审美的文化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林语堂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能够采取多元融合的价值取向，人生理想注重中庸的半半哲学，审美方式喜爱平衡与和谐，而反对过于强烈的冲突及对抗，尤其反对那些没有多少意义的斗争性哲学。如林语堂曾这样表达和谐境界的重要性：“我想文化之极峰没有什么，就是使人生达到水连天碧一切调和之境地而已。”（《今文八弊》）其实，“上帝”以及在它之下的“多元整合”与“和谐理想”是林语堂从基督教文化中获得的最大启示，他的许多命题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这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强调无神论的“自我”和“个性”之解放、主张“冲突”与“斗争”的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林语堂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博爱”，孙中山曾倡导过基督教文化的“博爱”精神，许地山和冰心亦是如此。这种将“博爱”放在一个重要地位的文化思想有它的价值意义，尤其对作家来说更是如此。以往我们对这一点重视不够，更多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简单地否定“博爱”精神。其实，在人类乃至于天地自然中，确实存在着共通的爱，如人类的母子之爱，它具有伟大的牺牲精神，因此被人们普遍地反复地歌唱与咏颂。就是动物中也存在着母子亲情，当一只母猴怀抱着她的孩子，当一只母熊照顾着她的幼子，当一只母雁携扶着自己的小雁一同飞翔，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爱”的伟大及其力量。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理解林语堂为什么那么强调“博爱”，像母与子、父与子、姐与弟之间的爱，如师生之爱、朋友之爱，甚至对仇人也没有恨，而是充满无限的怜悯之情。其实，读林语堂的作品，即便是自然中的一草一木，我们都能感到作者那一腔柔情，那份体恤和抚慰之心。爱，就如同一股宏大的暖流，它可以使严冬化为春季，使萧瑟的草木一变而发芽、开花和结果。人类也是这样，斗争尤其是正义的斗争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必要的，但它绝不是目的，也不是解决人类分歧的最佳手段，而只有爱，只有那种博爱，方能慢慢地改变世道人心，成为一种更有力、更健康和更长久的生活方式。林语堂曾在《大光的威严》中引用耶稣的话说：“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林语堂还说：“耶稣传达对上帝的直接认识及爱慕之感，而进一步直接地并无条件地把对上帝的爱和遵守他的诫命，就是彼此相爱的爱，视为相同。”“爱”是林语堂文化思想的一个关键词，理解了这一点，林语堂的许多纠结的矛盾就会迎刃而解了。

基督教文化是一个丰富的矿藏，林语堂还从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营养，如自由精神、谦卑性格、感悟能力、直觉方式及清明的文风等，这些对林语堂独特的文化思想、性格特点和文体方式之形成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林语堂在《大光的威严》中有这样一段话，很能说明他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耶稣只教人一个原则，或两个原则并合为一的原则，就是天国是在你心中，及差不多是用同一口气说出来的，温柔及谦卑的人将承受地土。前者教人心灵内在的自由；后者教‘我弟兄中最小者’的价值。换句话说，谦卑的人在心灵上是自由的，而最谦卑的人将会获得胜利。这些是在一切自由及一切民主背后的灵性原则。”如此从基督教中理解自由和谦卑，反映了林语堂具有非常高的悟性，也具有直觉哲学的力量，这一点与林语堂对老子和庄子的道家哲学之体悟具有相同的性质。

当然，林语堂对基督教文化也有反感和批判的地方，比如，对其原罪说的彻底否定，对其虚伪性的痛斥，对其狂热教徒机械教条式信奉的嘲讽，都说明林语堂的理智及其清醒。可以这样说，林语堂并不是盲目地信奉基督教，成为一个不加思考的狂热教徒，他更多的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从精神的层面汲取基督教文化中的有益的成分，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及涵养，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思想、文化和哲学体系，也确立属于自己的人生哲学。换一个角度来说，林语堂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上，站在中西文化一体化的角度上，将基督教文化只是作为“一元”来审视的，而且，他往往还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以探寻其共通的部分，并将之用于建构人类健康和美好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