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乡校议政
春秋时期还有一种信息汇集和扩散的重要场所———乡校，它也是社会舆论生成的重要场所。春秋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统治者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显示出较为开明的姿态。乡校既是地方上的学校，也是农村进行一些公共活动，如礼仪祭祀活动的公共场所，也成为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春秋时期， “子产不毁乡校”是君主广开言路，鼓励乡校承担社会责任的著名典故，此后乡校的实体和功能得以传承和发展。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郑相子产游于乡校，发现民众常聚于乡校议论政事。有人建议毁掉乡校，子产说：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62]从子产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他把乡校看成一个可以搜集舆论、匡正时弊、辅佑政事的重要公共空间。
乡校在后世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到汉魏，许多城镇建有规模更大的宫殿与馆舍，儒士说客经常在这些地方议论朝政，形成清议或清谈风气。”[63]此后历代的文人士子之中，也多有利用乡校和馆舍等言论表达的“公共空间”来谈古论今、针砭时弊之人，使“清流”传统得以传承。
先秦时期是我国政治文化传统逐渐确立的时期，频繁的传播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对政治起到了重要的推进和匡正的作用。其时的传播活动延揽民意、凝聚共识，谤而谏之、广而告之、记而传之，使得王政的传统向着“爱民”的核心而立；当然，所有这些功能都是以“辅佑王政”为目标和归宿，而非反对王政。当时传播活动的生动景象可以在《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侍奉晋悼公的故事中得一管窥：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 “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对曰： “…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 ‘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64]
即天子及其以下的人，都各有父兄子弟观察他们的是非，补救他们的过失。太史记录国君的言行，乐师写作讽谏的歌诗，乐工吟诵规谏的文辞，大夫规劝开导，士向大夫传话，平民公开议政，商人在市井中议论，各种工匠呈献技艺用以讽谏。所以《夏书》说：宣令官摇着木舌铃沿路宣告，官员们进行规劝，工匠呈献技艺当作劝谏。正月，春天的开始，就为百姓、商人和工匠们提供进言的机会，劝谏君主改正不合常道的行为。
这一记述可能有一定的为了劝谏君王而添加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种情况在多大范围内存在不可考证，但仍可将其作为当时生动的新闻传播景象的一个真实记录，它至少是较为广泛地存在过。这里记述的不仅仅是劝谏君王的政治传播活动，也是臣子为君王描绘的一幅开明政治的图景。传播即为政治的核心形态之一，在这则史实中也展露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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