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榜、制（诏）书、悬书、扁书

榜，是一种由封建朝廷发布的、以张贴的方式公布信息的传播手段。这种传播手段由来已久。榜的基本特点是，在特定时机下，在某些重要地

点，借由石、木、纸等材质来公开信息。榜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先秦，当时的材质也有石质、木质、纸质等。其频繁使用应该在汉以后。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同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乃施典于邦国… … ”^[31]太宰向天下宣布王治措施，并将治象之法悬挂在象魏上，让百姓（都有机会）观看到，十日之后便撤去。此所谓“悬法象魏”。同在《周礼》中， 《地官司徒》 《夏官司马》 《秋官司寇》等篇又记载了“布政” “布教”“布刑”的情形。 “布治” “布教” “布政” “布刑”等都是公开发布政令信息的文告，可以看出和榜类似的形式与特点，同时它们又是礼制所规定的，应该是常态化的传播手段。

“象魏”指宫殿的门阙，是成对的高台建筑，东西两侧各一个，类似于城楼，可以供观望，又称双观、双阙。东汉孙炎在《尔雅·释宫》注中说：“宫门双阙，旧章悬焉，市民观之，因谓之观。” “宫门双阙上悬挂政府公告的办法，直到南北朝仍有记载。”^[32]

仅仅悬挂在宫门两侧显然是不够的，不能够实现“使万民观治象”的目的。春秋后期，悬书之风开始盛行，但是由于其煽动舆论的一面，很快就为统治者所禁绝。 《吕氏春秋·审应览》云：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辨也。可不可无辨，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33]范耕研曰： “县书者，张之通衢，俾众周知之也。郑国有此俗，不仅邓析也。子产既禁之，人皆不复敢县，而邓析犹然致之。致书者，投递之也。倚者，依也。倚书者，依倚他物杂而寄之，避饥检也。”王

启湘与陈启猷对于县（悬）书的解释也基本一致，县（悬）书是以书相抗，同时依靠悬挂在城门来煽动舆论，自然不会为统治者所容。

秦统一全国后，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大修直道驰道。这些政治举措为政令的传播提供了更加高效快捷的传播途径。现今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保存有《南郡守腾文书》，文中载“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同知）之，毋巨于罪… …别书江陵，布，以邮行”^[34]。这是南郡守腾在始皇帝二十年（前227年）为了执行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向所属县乡各级官吏下达的一篇文告，不仅“明布”，还通过邮传体系抄送江陵公布。

秦代更为人熟知的是始皇所创造的刻石记功的办法。秦统一六国一年多以后（公元前219年），当时的秦政府没有利用文字信息向全国传布统一六国的消息。秦始皇在巡游泰山、琅琊等地时，创造了刻石记功的办法，利用石刻文字来为自己歌功颂德，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信息的作用。自此后，秦始皇外出巡游每到一地都要留下石刻。方汉奇先生评价“秦代石刻主要还是起着纪念碑的作用，但并不排斥其寓有教化臣民和多少带有新闻公报的含义”^[35]。相较于“悬法象魏”的时期，这时的传播途径更加便捷多样了。

秦汉以降，还可以发现不少与“榜”有着类似性质的官文书，如制书、奏记、扁书等。制书同诏书， “严格说来，以书面形式传播官方新闻是从汉代开始的”^[36]。诏书一般是出于行政上的需要而颁布，但如果是传播新闻消息的诏书，则与行政事务无关。以诏书形式向民众发布官方新闻，最早的记录，据方汉奇先生考证是《汉书·萧何传》： “武帝元狩中，复下诏御史：

‘以酂户二千四百封何曾孙庆为酂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也。’”^[37]有时汉代的诏令也会书写在乡亭的墙壁上，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中就发现了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 “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以墨书题写于墙壁上。同时期的例证还有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中出土的新莽时期传播新闻的制书摘要抄件，记载了与马圈湾相距数千里的宛城所发生的起义失败的事件。毫无行政关联的情况下，这份制书摘要抄件客观上起着通报情况和传播新闻的作用。^[38]同样的制书摘要抄件在居延汉简中也较多见，可以证明其为汉代官方传播新闻的一种方式。同样类型的奏记抄件则更多应用于军事情报方面，鉴于目前可寻例证较为单一，暂将其看作传播新闻的特殊方式中的一种。

关于扁书，学界的说法不一。 “简册之文之悬于门户者，皆可以扁书称之”， “汉代凡诏令书教之等须使吏民周知者，每署书木板，悬乡市门亭显见处”^[39]。也有学者认为“扁亦通匾”，后世为匾书。^[40]简单说来就是将律法政令书之于木板，悬于高处公布出来。汉代的扁书，多见于《居延新简》《居延汉简》 《额济纳汉简》 《敦煌悬泉汉简》 《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等文献材料中。学界对于扁书还有关于“扁书与粉壁（大扁书）”“扁书源流”等问题的不同意见。但不可否认，扁书的目的依旧是将政令律法等晓谕于民，这同榜、悬书的目的与形式都是极为相似的。

以上所述的历史上出现的各类官文书形式，都与榜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都是与政府公开消息、传播新闻的需求分不开的。可以看出，随着朝代的更迭，新闻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效率也逐渐提高，这与前文梳理的驿站邮传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分不开的。就榜而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争

促使邮传体系不断完善， “布告天下”更多地见于典籍，榜在生活中的使用逐渐普遍。

隋唐时期，榜文的应用涉及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为普遍。其中不得不提的是隋唐时期确立起来的科举制度。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通过科举制得以实现，科举考试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因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所造成的世家门阀把持朝政的局面逐渐瓦解，朝中大臣也多是进士出身。因此，每次科举考试的榜文都受到各阶层的广泛关注，有“车马争来满禁城”^[41]的盛况。而对于榜文的关注程度，或许可以通过一个侧面来反映， “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42]。能够在十二天之内传遍天下，其传播速度也不可小觑。从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隋唐时期的榜文已经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只科举一事。这些榜文多数为中央发布，其中又以以帝王名义发布的为多；也有帝王敕令门下审定后，以榜文形式发布的；还有应大臣或某部所请，敕令发榜公布的；中央某些部门或官员，也可以以自身名义发榜文；此外，地方官员也有权限发布。^[43]

可见，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榜都能根据政治需要而被使用。现存的唐代典籍和出土文物中，榜文也屡见不鲜。可以说，榜成为唐王朝广布政令、晓谕律法的重要传播手段。

榜文应用最充分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在宋代， “宋代，榜是主要的传播媒介之一，政府晓谕政令用榜，人民了解国事或政令，也只有到榜下去看榜”^[44]。具体到宋代榜文“榜谕、敕榜、诏榜、印榜”的几种形式，出榜程序、出榜部门、用纸规格等环节，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不再赘述。

语言与文字产生之初，曾扮演过统治工具的角色。当古代中国王朝迭

代之际，媒介材质、传播渠道、印刷技术也在完成着革新。从骨质到石质到木质再到纸质，材质的改变意味着信息传播越来越便捷；从烽燧报警到日新其事，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传播渠道越来越通畅；从刻画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产量的扩大意味着受众越来越广泛。

不论是本节提及的露布、檄、榜、诏书、奏记、悬书、扁书，还是未曾提及的招贴、告示、塘报、旗报等，也不论是上行还是下行官文书，都像是整个政权的神经系统，将统治疆域内的最末梢同中枢联系起来，这对一个古代王朝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广义上来讲，在封建王朝中，这些传播媒介都是作为统治工具的角色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