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共党史专业设立60周年之际———代序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设立于1956年，其时称为“中国革命史”专业，在历史系招生，是历史系仅有的一个本科专业，1958年扩建为中共党史系。如果从1956年算起，至今已经60年，整整一个甲子。
中共党史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特色专业，也是新中国的特色专业、特色学科。如果从专业史、学科史的角度看，可以追溯到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从陕北公学开始，一直到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何干之、胡华都在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等课程并编写了教材，初步奠定了中共党史的专业与学科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学科长期以来是全国高校唯一一个以中共党史命名、招收党史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门学系，在党史科研与教学等方面起着奠基和示范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共党史专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着全国的党史景况）有过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蓬勃发展，70年代末80年初中期的黄金岁月，也有过市场经济大潮涌起后的困惑、反思和调整，更有过新世纪之后的冷静、兴奋和与时俱进的努力。不管怎样，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共党史专业历经60年依然在坚持、在发展，依然屹立于中国特色的大学学科体系和专业体系中，并且就科研与教学水平，毕业生数量和质量，人才培养层级的完整性、系统性，现有专业师生队伍结构与规模，以及社会影响力等综合因素而言，仍然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中党史学科的领先者、领军者，是全国普通高校系统唯一的中共党史国家级重点二级学科。
科研是专业发展的引擎、动力，也是专业水平和实力的最重要表征、体现。高度重视科研，多出精品，始终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建设与发展的特色，也是影响力的最重要来源。中共党史学科奠基人何干之先生便以理论思考精深见长，另一学科奠基人胡华教授则以史料运用见长。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后，彭明教授的五四运动研究，彦奇教授的民主党派史研究，何沁教授的中共武装斗争史研究，林茂生教授的陈独秀研究，以及其他专业教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研究、大革命研究、中国革命道路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土地革命与农民问题研究、工人运动研究、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研究等，均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90年代以降，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得到迅速发展，与时俱进地体现着中共党史资政育人的特点。与此同时，在中共党史的理论与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执政党建设，人民公社化运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与文化政策、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与妇女运动等方面，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学海无涯，科研无止。在中共党史专业设立60周年之际，也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我们捧给读者的这本书，是中共党史系现任骨干教师对专业一甲子的纪念，也是他们近一段时间以来学术思考的部分结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当下的研究取向、特色和水准。
在我们看来，学术研究一定要与时代共舞。对于中共党史研究而言，首先要适应时代和学术发展的潮流，树立大党史的观念，即党的活动史（传统意义上的中共党史）、马克思中国化史（或曰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史）、党的建设史，三位一体。传统党史研究，不是没有关注或书写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而是着力不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党的建设史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中共历史关注不够甚至着墨甚少。我们强调大党史观念，目的在于增加中共党史研究的厚重度和深度，寻求有理论思考和提升的历史研究，有丰富史实支撑和历史纵深的理论归纳和总结。
问题是研究的引擎，问题意识对学术研究的意义毋庸多言。问题意识源于对史料的发掘、搜集和整理。新史料最能引发对历史包括已有定论之历史的发问。同样重要的是，问题意识亦需要学养。同样的史料，有的学者能够从中提炼出很好的问题，有的则不能，这就要靠平时的积累和训练，当然学术悟性也很重要。此外，问题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时代。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时代带来新的认识高度、新的视野和方法，从而培育出新的问题意识（当然不是以当代的认知水平和价值标准去评判和苛求历史）；二是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促使人们回看历史，从相关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当然不是以今度古、生搬硬套），从而打开历史的另一扇窗户，揭示出其他时代没有甚至不可能关注的历史内容与历史面相。对于中共党史来说，现实关怀显得尤为重要。问题很清楚，中共党史在中国作为一个专业、一个学科来设立和建设，是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希望党史能够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尤其是在今天，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政党，正处于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处于比近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领导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更加艰巨；党面向8800多万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开展自身建设的管党治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课题更加迫切和重大，“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中共党史研究如何适应执政党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在资政育人方面跟上时代要求，确实是严峻的考验。进入新世纪后，中共中央于2010年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并发出加强党史工作的专门文件，党的主要领导人均高度重视党史研究、教育和宣传，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就此做出系列指示和批示。对此，一方面，党史学界深受鼓舞；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又往往感觉跟不上、力不从心。其实，这里折射的还是一个老问题，那就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必须承认党史研究与其他研究相比受政治、受意识形态约束较强，有资政育人的特殊要求；另一方面，中共党史毕竟是需要客观研究的历史和学术领域，不能因为政治性要求而让其变得和宣传毫无二致。学术自有学术的规范，宣传自有宣传的规矩，二者不能对立，也不能混同。
我曾受邀就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问题做过笔谈，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其实，这篇文章如果将当代中国史替换为中共党史，其主要观点一样适用，下面我稍做调整将我对该问题的最近思考复述如下：
如何处理好学术研究中科学性（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在诸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中均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由于中共党史与现实的关联较密切，因而该问题更是一个为人关注且不时被提起的话题。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中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具有矛盾统一体之张力的问题，只能被取消而不能被一劳永逸地解决。换言之，只有问题的前提消失了，问题才无存在的意义，而只要前提存在，问题就存在，从而人们只能探寻保持良好张力的可能性，而不能期望有一了百了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魅力与价值所在，是人类思想前行的砥砺物。
谈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政治性问题，首先需要对学术性与政治性的所指有一个说明，当然，不是做概念界定。所谓学术性也可以称为科学性，对于历史学来讲核心是求真，即实事求是、保持正当的客观立场、尽最大努力呈现历史的真实。中共党史属于历史，这一基本要求同样适用。所谓政治性也可以称为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对于党史研究而言，它主要来自执政党，来自作为执政党和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换言之，中共党史研究要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为国家发展、执政党建设提供“正能量”，起码不能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就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而言，毋庸讳言，二者存在某种张力，不然，就不会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并不断被讨论；但同时也要看到二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学术性要求是基础，没有了求真宗旨，历史也就不存在了；政治性要求是顾全大局，是约束机制，意在防止一些敏感历史问题可能带来的消极社会影响。实际上，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只要认识、处理到位，可以形成良性互动与互补，否认或者夸大二者之间的紧张与对立是不科学的。
在我看来，就中共党史研究而言，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于下述方面：
首先，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成就与失误问题。突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取得的成就与成功，以利于凝聚党心民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这是党史研究中首要的政治要求。从这一要求出发，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进程，执政全国初期打击投机资本与稳定物价、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合理调整工商业以及抗美援朝等对于社会稳定、国家走上正常发展轨道起了巨大作用的历史事件、运动自然需要充分研究和彰显；同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八大及其前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就需要大书特书。即使是在历史发生曲折的时期，例如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也要尽力去发掘其中的正面因素，包括闪光的思想与理论探索、在特定领域取得的成就等；对待失误本身，也要重在总结教训，分析失误的主客观原因，以利于以史为鉴。
与已经画上句号的历史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本身又是现实。此外，即使从这一历史的起点1921年算起，距离当下仅仅95年，可谓真正的“近距离”。近距离自有其优势，那就是难得的历史现场感，没有古代甚至近代历史的那种隔膜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非历史性解读，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国史，而只有理解的东西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否则只能是历史知识或者只是文物、文字而已。当然，历史也需要时间的“长镜头”，这样会更全面、深刻，也更为客观。从被理解的意义上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史学名言自有其深刻处，也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共党史研究中的政治性要求自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党史研究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的历史合法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选择有着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的密切关系，政治性要求或约束较强是难以避免的。距离越近，敏感度越高，受约束越强，这是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律，需要平心静气地看待和接受。
弘扬成就与成功的政治性要求是否一定会影响客观的历史研究，或者使党史研究领域变得狭窄呢？就本人看来，严肃的历史研究绝不是简单地唱赞歌，而是通过充分占有资料，展示历史的复杂性包括成就背后的代价，使受众在了解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理解曾经的选择，在理解的基础上尊重走过的道路，在尊重的基础上赞同和拥护当今在历史延续链条上的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学者遵循专业规范去研究各个方面的成就表现形式、取得成就的艰辛复杂历程、主要人物的生平思想，评估这些成就的历史地位等，尽可以各显其能。事实上许多学者也是这样做的，且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拓展与深化。
这里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党史中的曲折、失误，特别是诸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一个高明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满足于对错误或灾难的由来与终结过程的描述，他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曲折和失误，如何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从这一点上说，出于政治考虑的重在总结教训的要求与严肃的历史研究是一致的，只不过表达和论证、分析方式不一。实际上，政治与学术形成较明显紧张关系的是对于历史失误或错误研究的人力物力投入总量与成果发表的控制。钱穆先生对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评价不高，他批评这部著作“只载动与乱，不载安与定”，“使人只知道史的‘外围’，不懂历史的‘核心’”[1]。钱穆先生讲的是中国古代史，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而言，如果集中地大量地讲失误讲错误，其政治后果无须多言（实际上，出于好奇心，历史中的乱与错恰恰是一般人有兴趣了解甚至津津乐道的），党史研究者应充分理解政治考量的现实合理性。
其次，关于“宜粗不宜细”原则与“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宜粗不宜细”原则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全中国头30年的历史，不过对整个中共党史研究来说亦有启发意义。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的过程中明确提出了这一原则，原因是新中国头30年历史的波澜起伏。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短短3年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稳定了社会，国家迅速走上有序建设之路，不管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都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但是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就比较复杂了，人们的观感和认识分歧也比较大，涉及改造的时机选择、目标模式、过程控制等。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的历史时期，得到人们较普遍的认可，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以苏为鉴”背景下对更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但是，接下来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则带来了严重的政治与经济灾难。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是成功的，这一点几乎是共识。但是，自1963年逐步展开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则是一路向“左”，最后是十年“文化大革命”。这样看过去，新中国头30年的历史难免给人一种运动不断、“折腾”不断的印象。这样来描绘历史、总结历史，从政治上看问题较大。也因为此，邓小平对《决议》的最初文本不满意，甚至讲过如此不如不做的话。[2]
现在来看，当年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对新中国头30年的历史做出的评价主要是负面或导致负面评价占上风，那么其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政治冲击；另一方面，又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和指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失误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否则改革开放便失去历史的依据。这一处境，其实也是检验政治领袖处理复杂历史问题能力的试金石。从这一角度看，“宜粗不宜细”要求的是放宽历史的视野，不拘泥于个别的运动、事件，将30年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前后比较、通过“长时段”内各个领域发生的历史性变化，看历史进程中的进步和成就。如此一来，便可以高屋建瓴，便可以跳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我们现在看《决议》对新中国头30年建设成就的总结确实有根有据、掷地有声。“宜粗不宜细”原则针对性最强的是如何看待新中国头30年历史中的曲折与失误。一方面，它主张直面错误和失误，回避或无视不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另一方面，对错误本身不能津津乐道，不能纠缠于细节甚至钟情于“揭秘”，不能聚焦于个人责任、个人恩怨，而是从大处着眼，重在分析错误和失误的原因，重在分析主客观制约因素，重在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日后重犯。
“宜粗不宜细”原则对于研究新中国头30年的历史有其独特的认识论意义，对于辩证地看待新中国两个历史时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是重要的方法论。邓小平当年提出“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是为了统一党内对重要历史问题的认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确实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实际上，不仅是对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宜粗不宜细”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也并非在每个时期每个重大问题上均皆大欢喜，并非没有问题和代价，这样的历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没有出现全局性失误，没有犯颠覆性错误。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背景下，如果拘泥于一些历史细节和微观问题，仍然会、事实上也会产生诸多质疑，例如，一度愈演愈烈的“三农”问题、国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产业调整过程中大量工人下岗问题、地区与城乡差距扩大问题、收入差距过大和社会不公问题，以及一度泛滥的腐败问题，等等。实际上，只有从宏观着眼，把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得出更科学的历史评价，才能充分看到历史进步，同时将存在的问题置于恰当的方位加以审视和分析。由此，也可以看到“宜粗不宜细”，重宏观视角，重历史整体性，重“长时段”，重纷繁复杂之历史表象背后的进步与成就这一主流，不仅有政治意义，实际上也有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和知识价值。因此，“宜粗不宜细”原则与历史研究的学术性要求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冰火关系，如果处理好，完全可以形成互补或良性互动。
“宜粗不宜细”并非反对尽最大努力搜集历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准确的历史研究与书写，并不是主张对历史可以大而化之。历史学界经常讲“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其意在于，一是史实的准确无误，尤其是关键环节不能满足于“大概”“似乎”，否则历史评价就会出问题；二是历史之所以被称为历史是因为有故事，历史引人入胜并予人以启迪的方式是有始终有起伏的多彩而复杂的故事，不是理论，不是数字，不是会议，不是干巴巴的成就罗列。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没有细节就如一具没有了血肉的僵尸。然而，另一方面，必须承认，历史不仅仅是讲故事，它承载着更多的社会功能。历史需要对人们思考人类命运、思考民族国家的未来留下启迪。仅仅是故事和细节，一个一个的历史碎片，一个一个的个案，数不清的地方知识、地方经验，只有这些是不够的，历史还需要在它们之上的宏观分析，需要对历史进路的俯瞰，需要有对规律的把握，需要宏大叙事。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由于个人禀赋的不同、学养的不同、兴趣的差异，有的善于做大问题、宏观问题的研究，所谓长袖善舞；有的精于史实考订，擅长于微观、个案的条分缕析。他们完全可以发挥所长，“宜粗不宜细”并不构成对严肃的党史研究的障碍或束缚。作为方法论，它有独特价值；作为政治要求，它鼓励宏观研究，鼓励对历史成就与经验的总结，提醒历史研究者注意成果的社会影响。弘扬成就，正视问题，重在总结经验教训，重在资政育人，“宜粗不宜细”的真谛仅在于此，不能泛化，也不能歪曲。
再次，关于《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决议》是中共党史研究中政治性要求的集中体现之一。人们经常讲要遵循《决议》精神和基本结论；异议者则提出，《决议》是一个政治文件，学术不是政治，因而不能简单地讲遵循《决议》，此外，《决议》已经做出30多年了，其涉及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有关结论亦应发展和调整。这里的问题是，其一，《决议》作为政治文本对于学术的意义何在？会不会成为深入研究的障碍？其二，《决议》的结论是否过时了？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决议》的精神无论从学术研究还是从政治上讲，均有其独特价值。什么是《决议》精神？概言之，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充分肯定新中国建立头30年的历史成就，同时也不回避曲折和失误，以史为鉴，资政育人。这一精神和导向首先是出于政治考虑，但同时也具有学术指导价值。实事求是毋庸多言，提供历史借鉴、凝聚正能量毕竟也是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何况，中共党史与现实的一体化延续，更使这一导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关于第二个问题，要不要遵循《决议》的基本结论，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决议》对新中国头30年历史的评价，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类似“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人们关心的重大问题的评价，总体而言，经过几十年的检验证明依然是立得住的。
重要的问题在于，遵循《决议》精神和基本结论并不影响、做得好还会促进中共党史研究在诸多领域的深化。《决议》首先是政治文件，是宏观研究和结论。政治自有政治的规范，宏观自有粗线条的特色。它们并不影响学术研究的拓展与掘进，不要将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相反，它们完全可以按照各自的规范发挥作用，形成互补和良性互动，达到和而不同的理想格局。例如，《决议》对新中国头30年的言说是粗线条的，且基本上是政治史，而这30年间的历史内容则极为丰富，就此而言，学者可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再如，《决议》的视角是政治，而中共党史研究还有历史学的专业规范和方法。举例来说，《决议》讨论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出发，学者完全可以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与三大改造的关系入手去深化研究，可以从当年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时代特色去深化研究；《决议》讨论“大跃进”主要着眼于国内，学者完全可以放宽视野考察“大跃进”运动的国际因素；《决议》讨论新中国历史经验教训遵循的是指导思想、民主与法治、经济、文化的宏观思考，学者则可以从体制、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发现问题；等等。进行这样的研究，具有这样的专业视角，形成独特的问题意识，这些和《决议》显然不同，但不是对立，相反，是有价值的成果，是中共党史作为学科和研究领域存在价值的彰显，它对于执政党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自身的历史、更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有百利而无一害。在这里，《决议》和学术研究完全可以做到互补和良性互动。
最后，关于唯物史观与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由于中共党史的特殊性，比起其他学术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唯物史观显得更为重要。撇开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不论，历史唯物论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系有其独到的解释力和犀利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分析、解读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分析、解读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与发展，依然最富说服力。
同时，我们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唯物史观，主要是一种宏观和方向上的要求，更多的时候唯物史观体现为一种“底色”“基石”，浸透于或处于历史研究成果的深处。这种“润物细无声”、浑然一体的境界才是唯物史观应用的最佳境界。遵循唯物史观，不是要让相关的原理、范畴变成机械的公式，变成时时浮现的概念，甚至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什么问题都要套用，什么问题都要进行标签式的鉴定。遵循唯物史观，也并不意味着拒绝和排斥其他史学方法在国史、党史研究中的运用。相反，在很多问题、很大程度上，一些为史学界所看重、所运用的方法与唯物史观并不构成对立或冲突，而是视角不同，运用这些方法可以对唯物史观形成有益的补充。例如，计量史学的方法，对于运用唯物史观得出的一些定性结论就能起到很好的证实或证伪作用，使之更具说服力，或者做出调整和改变。再如，新文化史的方法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中也能起到别开生面的作用。新文化史注重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独特作用，注重研究社会观念、社会心理、文化象征、文化符号等历史现象，这对于注重经济社会、政治变迁的唯物史观，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促使我们更加关注文化与观念的历史作用，当然，不是走向文化决定论。
总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主要方法，不仅仅体现着政治要求，而且有其学术意义上的科学性；它不能变成公式，不能成为标签，不能自我封闭、排他，相反，包容甚至鼓励其他史学方法的运用以多方位地深化党史研究。当然，党史研究成果在宏观和方向上，在重大问题上，在成果总量上要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方法。但同时，要警惕唯我独尊、夜郎自大。公式化、概念化地运用唯物史观，只能导致历史研究的僵化、低水平重复，这在改革开放前是有过严重教训的。其实，中共党史研究在方法的运用上，理想的境界应是“雁阵”格局。进一步言之，唯物史观是“领头雁”，其他史学理论与方法是“雁阵”中的一员，只要不形成对“领头雁”地位的颠覆，不构成对“雁阵”的扰乱，完全可以共存共荣，以实现一元主导、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
史学作品的优劣竞争，首先取决于史料的多寡，正所谓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但是，史学毕竟不是材料罗列，而是对史料的解读、对意义的阐释。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史料，史学成果却有高下之分，为什么？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史学作品的竞争说到底是史观的竞争。唯物史观、实证主义史观、人道主义史观、自由主义史观，还有一度盛行的后现代史观等，都是历时长、影响大、起码红极一时的治史深层理念或观念。唯物史观在中国有着强有力的体制支持，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十分难得，如何使唯物史观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与时俱进，不断吸收其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有益成分，不断丰富自己，使自己更富解释吸引力和魅力，是摆在中共党史研究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坚守不移的秉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海纳百川，恐怕是中共党史研究应有的理念。
总之，理性地看待和处理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关系，坚持历史研究和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史实研究和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党史研究和党建研究紧密结合，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秉持的学术理念。我们编辑的这本专题研究集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这样的理念。当然，由于各位作者的学养、旨趣、专长不同，所体现的程度和方面也会不同，好在文责自负，敬请同人批评。
最后，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赵淑梅博士对于此书的贡献。从组稿、催稿到体例编排，与出版社的联系，诸多技术性的工作都是由赵淑梅博士完成的。没有她的付出，这部书稿不可能如此快地交付出版社。对于集体项目而言，这种奉献精神尤其珍贵，在此对她表示感谢。
杨凤城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2016年8月11日
注释
[1]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32，236．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