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多维互动视野下的党史
美国视野下的战时国共关系
董 佳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美国政府为回答“谁丢失了中国”这个问题，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由此揭开美国与战时国共关系研究的序幕。数十年来，国内外有关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如美国学者沙勒所著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该书用较大篇幅探讨了二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及政策决策者的动机，特别是把美国的失败放在中国历史发展和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中进行考察，其不足之处在于未阐明对日作战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约和影响，忽略了美国援华抗日的特定历史背景。[1]菲斯、德雷奇斯尔勒对二战后期美国调整对国民党政策的原因、削减美援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将原因归于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顺利推进及由此所造成的中国战场的价值降低、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和失去民心。[2]但其中的缺点也同样明显，即没有解释清楚美国对华外交调整后对中国政局和抗战进程的影响，以及美国在美援失效情况下仍然选择援助的原因，而且个别看法也带有政治偏见，明显附和了美国政府的观点。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虽比较客观地分析了美国在中国政策失败的原因，如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和缺乏远见，以及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堕落和失去民心，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决定性原因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3]但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该书并不是按年代顺序而写的纯叙述性历史著作，也不是完全纯粹分析性的书，实际是处于政治学理论和外交史交叉重叠的边缘地区。另外，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大量的档案文献还没有公布。同时，本书也过于强调美国政府内部的一致性，忽略了事实上美国驻华使领馆内部的不同意见，各驻华政治、军事机构的相互关系，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中各种有关因素的相互影响，即内部失和所带来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亦并没有将这种美国内部的不同主张同战时国共时局以及美方人员与国共相沟通联络的动的一面完全展现出来。休梅克虽然用文化人类学、心理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4]，具体记录了1927—1945年国共两党的政策、意识形态和国共关系、美中关系等重大问题，但篇幅却过分集中于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对美国与国民党方面的交往论述极为薄弱，且全书的资料多立足于当事人的日记、回忆、论著，原始文献利用阙如。至于国内方面，任东来和陶文钊的研究[5]，展示了战时美国援华视野下中美的纠葛与不平等地位，并梳理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历程。牛军则将中共对外关系的发展放置于抗战与革命的背景中[6]，其中不少内容涉及东亚国际格局与中国革命的互动，特别是国共关系背后的共产国际、苏联和美国对国共关系的介入和影响。吕迅的新作《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清晰地道出了国共力量对比变化的背后[7]，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力度的不同，以及两者之间详细的角力过程，进而把这段历史放在冷战开启的世界历史大格局下加以考量。不过篇幅主要集中在1945年后美苏冷战对国共关系的影响上，对1945年前着墨较少，不少地方还没有进一步展开。
由上可见，国内外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成就，但不足亦较为明显，主要有三：一是研究视角上，国际化和互动性研究不足。抗日战争并非简单的中日两国战争，而是一场具有国际背景，有美、苏、日伪、国、共多方参与的国际化战争，国共关系也并非仅局限于国民党和中共两个场域，应该把凡是对国共关系有影响和涉及的国家、党派、事件和人物都纳入其中。但就目前而言，纵览国内既有研究，大都基于同一角度，即站在国共角度所做的研究。换言之，从国内视角着眼国共关系的研究太多，而具有国际眼光，从海外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国共关系发展变化，特别是有关美国等重要“在场”的当事国的对华政策、对国共两党的意见看法、对国共关系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太少，严重滞后于民国史、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的其他专题研究，目前鲜有相关专著或论文问世。二是研究内容上，目前虽有对二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和调整进行分析，特别把政策的演变放在远东战场和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中进行考察，但并没有讲清楚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没有讲清楚对国共政策和国共关系形成、修改和确定的来龙去脉背后的曲折性、复杂性，同时也没有发掘出对美国的国共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内部因素，如驻华各使领馆内部意见的分歧、外交部门与军方对国共认识的不一致，以及各驻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具体外交工作人员、军事观察员、记者、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个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作用和影响。三是资料利用方面，研究者多以官方审定的政府文件集和重要当事人的回忆、传记等二手材料为主。但使用这些材料所带来的问题亦相当明显：（1）文件集收录文献不全且并非全然可靠，部分文件有后来加工修饰之嫌，从而掩盖了大量复杂有趣的历史细节，无法保证文件的“原汁原味”；（2）大量使用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的材料，容易受回忆录和人物传记作者政治倾向的影响，行文具有倾向性，成果不免掺杂太多历史和感情纠葛，导致对有的问题或有的事件的论述无法客观，同时亦难避免回忆录和传记作者记忆或记录的错误，导致史实描述的谬误。特别是从时间上看，国共关系史研究虽已持续数十年，但截至目前，对资料利用的大突破还没有出现，国内研究者还很少参考国外史料，特别是美国档案的发掘和利用还是空白，这是当前研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亟待改变。追根溯源，语言障碍、交通不便、文献分布零散、缺乏系统，是制约国内学界使用国外档案的主要症结。
为弥补上述研究不足，笔者与国内一些院校合作，搜集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馆藏的大量抗战时期美国国务院、美国驻华使领馆、延安“美军观察组”（Dixie Mission）、美军中缅印战区“中国战区总部”（China Theatre Headquarter）、“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ACO）、美国战争部（War Department）、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OWI）之间300余份往来信件、电报、报告、情报及会议记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内容广且相对完整，许多都是首次对外披露，几乎没有被研究者利用过，主要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驻华使领馆同美国国务院以及驻华军方代表、情报部门、美国战争部、战略情报局之间的往来信函、电报、报告的档案原件，时间上基本涵盖抗战时期国共关系从合作到对抗进而缓和的整个历史进程。内容涉及美国对国共关系在战时条件下不同历史时段的评估与预测，其中美国对国共关系及其对国民党和中共的认识和政策改变是这些历史文献的重中之重。这些档案，除极少数外，几乎都是美国驻西安、上海、香港、汉口、广州、成都、天津、北平、昆明等地领事馆官员所提交的国共关系的原始报告，以及重庆美国大使馆、美国国务院的原始回复。上述美方资料为我们接触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依据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为了解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对国民党和中共的政治立场和政策调整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同时也对美国对国民党政权外交政策的变迁及中共与美国政府的互动关系，乃至战后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进行了最真实完整的呈现。笔者希望通过利用上述材料，可以弥补现有研究视野和海外资料利用的不足，从国际化的视角对国共双方的政治态度、政治意图以及双方政治谈判、政治关系变化的原因和经过，以及美方对国共关系的态度、观点、看法及其对国共政治态度所做出的政策调整，进行更深入完整的探讨。
一、美国驻华使领馆、国务院对战时国共关系的基本判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美国最初关心的是战争对其利益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在华经济财产的损失。1939年欧洲战场打响后，美国注意西方，无暇东顾。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才出于希望中国尽可能拖住日本、减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压力的考虑，开始关注中国。此时国民政府已全面加强了对陕北的包围封锁，在陕西、河南、宁夏、甘肃一线集结军队，并在陕甘宁周边修建军事工事，阎锡山也开始在晋陕交界地区驻扎军队。与此同时，国统区也开始秘密搜捕共产党员、限制中共报纸的发行。对于此时国共出现的摩擦，美方最初认为，尽管两党的意识形态、政治地位不同，两党在政治承认、军队规模、势力范围、经济支援、后勤补给等问题上也存在明显差异，但为自保，统一战线将继续存在，而且还会随正面战场失利、汪伪政权建立以及德国在欧洲大举入侵而进一步强化。“只要中共能给予蒋介石以抗日政策的全力支持，那么国共公开分裂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8]美方认定，国民党不大可能主动挑起内战，军队集结、边区封锁的主要目的在于向中共施压，促使其接受重庆方面的要求，而不是想扩大冲突。然而，1940年国共在各地连续出现的冲突摩擦，特别是翌年皖南事变的爆发，使美国逐渐改变上述看法。美国政府经分析驻华使领馆提供的情报认为，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总体抗日布局中解决中共问题是一个重要内容。[9]据此美国政府对于国共关系的判断由乐观转为忧虑。此时美国政府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两党争斗将持续下去，内战难以避免。而内战何时打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民党对内战胜利可能性的估计。如果国民党相信一决高下而迅速取胜的概率很大，那就有可能不会等到对日战争结束。反之，则选择对中共进行遏制。而中共对国民党的对策，美国方面猜测大致会以阳奉阴违的方式继续与之对抗。[10]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担心，国共分裂的结果会削弱中国，使日本坐收渔翁之利。
1942年11月，国民党召开十中全会，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进一步加深。美国外交官员对大会通过的涉及国共关系的内部团结决议案极为不满，认为该案的出台完全旨在加强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保守和缺乏远见，最后只能带来极权发展和社会停滞。[11]国民党能自我进行改革的希望极为渺茫，更令人担心的是，该案会进一步地给国共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国民党领导人有可能据此拒绝向中共妥协或与中共进行合作，并由此引发国家的进一步分裂，乃至内战爆发。[12]而到1943年情况更加恶化，国民政府趁太平洋战场和苏德战场激战正酣，在陕西、河南、宁夏、甘肃一带集结军队，进一步加强对中共陕北地区的包围和封锁，截至7月已有近14个师的中央军集结在该地区。与此同时，阎锡山的部队也驻扎在了陕北以东的晋陕交界地区。美国驻华使领馆人员认为，国民党的上述举动，显然意在利用盟国无暇他顾和共产国际解散的机会，对中共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而中共在面临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亦只能被迫做出让步。[13]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判定，国共不会爆发内战，特别是国民党不会主动挑起内战，因为这将给蒋介石的国内和国际地位带来灾难性的结果。蒋介石政权对中共的强硬态度只是希望中共能进入他所设定的圈套，即要么为结束封锁而逼迫中共挑起战争，要么中共选择从陕北撤出向东发展，与日军短兵相接，借日军来消耗或消灭中共。在这一政策的设计里，国民党的底线是绝对不能容忍中共向北、向西和向南方向的发展和扩张。[14]与此同时，美方还注意到，为迫使中共就范，国民党通过在其控制区秘密清除中共嫌疑分子、限制中共报纸的发行，以及在陕甘宁边区周边修建更多的军事工事和建立高速的军事公路等多种方式，来限制和防范中共。不仅如此，在美国使领馆与美国国务院的往来电报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美方观察国共关系的视角，并没有局限于国共两党，还密切注视国内其他政治派别与国共关系的政治联动。例如龙云、刘文辉、李济深等西南实力派对国民党之于中共的强力弹压深为不安。于是美国外交部门的往来电报就专门搜集了一些有关西南政治势力与中共频繁互动的政治情报。[15]如四川的刘文辉迅速拉近与中共的距离；云南省的龙云亦对中共深表同情，公开称颂中共，并担任中苏文化关系协会云南省分支机构的名誉主席；军委会驻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也与中共互动频频，主动接洽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商谈双方合作事宜，并拉拢其他西南实力派，意欲推翻重庆政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民主党派代表与中共在重庆秘密召开会议，由中共居中协调各党不同意见，同心协力，一同敦促国民党改组政府、实行宪政。[16]不过，与之相较，更令美国忧心忡忡的是国民政府内部的分裂，有500～600名军事将领甚至包括一些接近蒋介石的核心幕僚，对政府的效率低下和对日作战的不力强烈不满。美国政府研判，一旦国民党对中共进行军事动作，这些人极有可能发动军事叛乱，并引发内战。此外还有情报显示，一直负责包围和封锁陕北的胡宗南部队内部也被中共“渗透”。因此，各种问题叠加起来使国民政府想要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中共变得异常棘手。基于上述情况，美国政府最后得出结论，国共关系虽依旧严峻，但双方爆发内战暂时还不太可能。[17]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不仅对国共关系的现状和动态进行评述和预测，还对国共矛盾激化和冲突频仍的原因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美国人认为，统一战线本身就不是一个稳固的和自然而然形成的联盟，而是建立在西安事变基础上非自愿的结果。国民政府是在无奈和被迫的情况下表示抗日的，并选择接受中共的帮助。如果说双方在最初的一年半在共同面临外敌威胁的情况下，尚能基本做到一致对外，那么一旦这个共同的威胁得到缓解，两党结成的统一战线便会面临分裂的危机。第二，两党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相互猜疑。美方经分析认为，国民党始终认为中共的革命目标是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式的政府，而目前的抗日战争恰好对中共有利，国民党政府必须果断采取措施予以阻止。反观中共，则基于阶级革命立场，坚称国民党和统治阶级已失去了统治合法性，日趋保守反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沦为剥削和压迫民众的工具。因此在抗战革命的背景下，中共提出应发动人民，按照民主原则有权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党，发展自己的力量。第三，美国人认为，国共失和很大情况下也是因为双方对统一战线的意义和内涵的理解出现重大分歧。国民党认为，中共作为下级要保证听命于政府，而如果真的如此，中共将被政府以经过统一战线为名消融，显而易见国民党的这个政策初衷并没有摆脱一党专政的成见。而中共明显对国民党的心机明察秋毫，在事实上反其道而行之，有针对性地力图保持其独立身份，由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国民政府的冷遇和敌视。据此美国政府判断，国共两党不太可能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尽管抗战大敌当前的现状还不足以让双方分道扬镳，但根深蒂固的党派偏见和历史教训，使得二者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合作。事实证明，那种旨在希望国民党能借助社会和土地改革在全国建立一个相对的政治共同体，使国民党变得更加自由化和有活力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想要弥合国共之间的裂痕，只能靠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力量。[18]
1944年太平洋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远洋作战能力经菲律宾海战、莱特湾海战遭到重创，制海权、制空权先后丧失殆尽。为收缩战线，日本亟须从中国战场抽身，迫切地想要与重庆国民政府达成和解。此外，美国也在为可能进行的在华登陆作战进行周密准备，搜集了大量有关日本和伪军的军事情报，并专门制订了破坏日本本土和伪满洲军需生产、焦炭、钢铁等重要战略物资产地的秘密行动计划。[19]到1945年，随着战争逐渐向日本本土推进，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南京伪政府上下弥漫着一种末日情绪。高级官员急于向重庆国民政府输诚[20]，基层士兵亦经常拿枪支弹药同中共交换食品、鸦片和金钱[21]，甚至干脆携武器倒戈投奔中共或国民党军队。向来以军纪严明著称的日军此时也人心涣散，军官投敌、士兵自杀现象频频发生[22]，一般日本侨民也对未来极度悲观[23]。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日本还是伪政权均呈土崩瓦解之势，战争胜利指日可待。于是美国将注意力由战时转向战后，搜集了大量有关汉口、北平、上海等沦陷区城市居民人口、衣着服饰、日常饮食、工业生产、商业贸易、财政经济、金融货币、交通运输、社会秩序、伪政权行政管理、市民政治立场、民众的外部认知的信息情报。[24]其中沦陷区人民的社会心理和政治立场，特别是民众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是美方关注的焦点。而事实上，美国对此问题的关注并非毫无缘由。随着抗战走向终点，国共摩擦日趋频繁激烈，国民党敌后游击武装在与中共的激烈竞争中渐趋颓势。美方认为，国民党的受挫，除内部缺乏协同配合和武器弹药奇缺外，中共武装趁国民党游击队同日伪作战，从国民党军队后方突袭，是一个主要原因。[25]结果敌后国民党武装不是被中共消灭，就是被迫向日伪投降。[26]因此美国政府断言，中共已超过日伪成为国民党最强劲的对手，甚至国民党游击队被中共全部消灭亦有可能。[27]与此同时，国共相互较量不仅局限在敌后农村，城市也成为双方竞逐斗法的舞台。从美方搜集的情报看，尽管重庆当局很早就在东北、华北等沦陷区从事政治宣传和地下情报工作，但效果却往往由于中共对国民党地下组织的破坏揭发而损失惨重。[28]反观中共，则依托上层公职人员的掩护，工作开展顺利[29]，在东北、华北等地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取代国民党成为沦陷区地下抗日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对此国民党极为担忧，认为当日本战败时，伪军会投靠中共，更重要的是许多沦陷区年轻人亦会因此而倒向中共[30]，而后来历史发展无疑证实了这一点。客观而言，整个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因抗战爆发而结盟，亦由抗战结束而解体，国民政府虽赢得了战争，却失掉了政权。有意思的是，国民党这一得一失，恰好印证了1944年底日相小矶国昭对战后中国形势的预言。[31]而国共在沦陷区敌后游击和城市地下工作的激烈竞逐则成为此一阶段国共党争的缩影，由此也预示了战后中国国共两党从党争到政争再到战争的转变。
二、美国对国民党的认知、定位及取舍
毋庸赘言，美国对中国局势和国共关系的重视，乃是源于自身国家利益。鉴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日抗战中的重要性，对国民党及其政权进行分析和评估，自然也就成为美国政府理解和把握国共关系现状和未来变化的一个基础。而笔者掌握的美国档案中，亦有相当多的文件涉及美方对国民党的认识和评价。从美国驻华使领馆与美国国务院的往来电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自认为凭借与国民党政府多年打交道的经验，“对中国的情况已经非常熟悉了”。然而，面对这位自己在远东地区抗衡日本的重要盟友，美国政府却将其视为一个热衷于维护自身权力、依靠专制独裁和军事强权执政的反动政权。在美国人眼中，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对民生漠不关心，特别是专制权力在社会各个角落蔓延，使国民党政权与一个具有民主外观的政府在外表上看相去甚远，而类似于法西斯极权主义。[32]更令美国政府反感的是，国民党实行的分共政策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避免地陷入分裂，结果不仅影响到国共关系，还波及整个远东地区的对日作战的大势，而这恰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美国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尽快地击败日本”的目标相悖。[33]特别是在美国政府关心的军事领域，美方指责国民党造成的国共分裂不仅无益于抗日，反而是国民党将大量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军队调离抗日前线，用于封锁中共根据地，从而加重美国对日作战负担，并可能导致美国单独对日作战。反观国民党，则试图在战争中不劳而获，把希望寄托在盟友身上，靠“搭便车”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据此美方内部认为：“美国政府没有必要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因为他身边的人都是一些自私和腐败、无能力和起阻碍作用的家伙。”甚至“蒋介石个人也一直对美奉行着哄骗、敲诈、讨价还价、虚张声势的机会主义式政策”[34]。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迅速走向崩溃，而国民党却一意孤行，不断丧失人民的信任，特别是失去接受美国教育、开放民主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农民亦由于厌战、过度征兵和过度征税，成为中共进行革命宣传的社会温床。[35]
因此从美国政府内部的认识和判断看，国民党政权其实是一个“不称职的”“不合作的”“虚弱的”盟友。[36]鉴于国民党政权不能有效配合美军，甚至破坏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美国政府对其怨声载道，指出“我们不能指望同蒋介石取得很好的合作”[37]，“我们对蒋介石政权并无任何愧疚之意，甚至国民党政府即便最终垮台，也不会对中国的抵抗产生严重的影响”[38]。由此可见，抗战结束前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反感和厌恶已溢于言表，一种旨在另寻合适对象并取而代之的想法在美国人心中已经萌生。例如1944年11月22日谢伟思应史迪威之邀编写的中美关系备忘录中，就明确提出“为了战争和我们未来在远东地区的利益，现在我们对中国应采取一种更现实的政策。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国民党政权，对我们当前的事业来说，都不重要”[39]，美国应避免死心塌地地支持蒋介石，应有所准备，能够在战时或战后适应中国可能出现的改组，“我们不能只同蒋介石一个人打交道，这样做只会把好牌都拱手让给蒋介石，不能把宝都押在国民党方面”[40]。
显然由上不难看出，美方一方面难掩其对国民党的失望，另一方面已开始为调整对国民党政策做准备。特别是在国共关系和对日作战方面，谢伟思等美方官员直言，美国应立即采取措施向国民党政府施压，促使其改革，以避免中国形势的恶化。并明确提出，美国政府应向“想要打仗”的中共派遣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国务卿、美国大使等负责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高级官员并未对谢伟思等人的看法明确表态，但从美国政府的内部往来讨论中，却可看出谢伟思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美国国内的普遍看法，即向国民党政权施加压力和适当与中共接触，是符合美国利益的。[41]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逐步收紧对华军事援助，一方面继续向中国增派空军及提供其他援助，另一方面对国民党政权对援助设施的使用予以严格限制，确保其不被用于国共内战。[42]同时，进一步对国民党施压，迫使其实行民主化改革，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国共问题，削弱中共的民众支持和抑制共产主义在华的传播。
三、美国对中共的认识转变及联共援共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作为美国的抗日盟友，二者在共同对日作战中貌合神离，甚至出现裂痕。而中共虽然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左，却逐渐在抗战中取得其青睐。特别是美国人明知中共难以在军事上抗衡日军，但即便如此，美国政府仍认为，中共军队有极高的军事价值，甚至在抗战后期不顾国民党反对，直接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原因何在？从目前开放的美方档案看，除中共具有军事战略的利用价值外[43]，美国人还将援助中共视为一种阻止国共爆发内战的方式，看好中共的未来发展。美国深信，中共的实力将在援助后得到增强，而这很有可能改变中国国内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很有可能会不得不改变其政策和统治方式，甚至改变目前的专制体制，转向与中共合作，进而实现统一、民主，“这正是我们希望最后带来的结果”。而一旦国民党拒绝改革，导致内部分裂和局势失控，乃至政权崩溃，美方将不得不考虑谁取代国民党统治中国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共。即使中共不能统一全国，也会在未来扮演重要的角色。[44]因此美国援助中共，并非意在当下，而是从美国在华利益的长远着眼。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此时提出联共、援共，原因除上述各点，还与以下三方面密切相关：
第一，在华美国各界人士特别是美国记者对调整美国对中共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政府认为，中共虽与苏共结构相同，但两者意识形态却不一致。从美国使领馆给美国国内发出的有关中共的电文看，美国人认为，所谓中国共产党人，不过是些具有温和社会主义理念的自由主义的农民运动家，与苏俄式共产主义革命无涉。其政治诉求只是想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进行有限度的变革，并不是把共产主义当作革命的工具。而在促使美国政府转变对中共的上述认识的过程中，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林迈克、霍尔、巴苏、班威廉等人的作用功不可没。这些人中有银行家、医生、作家、记者、教授、传教士，在根据地或长期居住，或短期逗留。在他们访问期间，边区的军事活动、政治组织以及昂扬向上的革命风貌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其超然的政治立场、可信的亲身体验及较高的社会知名度，使他们对中共和根据地的看法颇具代表性。而美国驻华使领馆则将他们笔下进步光明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传递给美国政府，成为其制定外交策略的重要依据。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美国记者在海外对中共进行的推介宣传。原来默默无闻的根据地日常生活、革命精神、群众动员和游击作战经媒体曝光，迅速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使成百上千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对中共产生了兴趣，也吸引了诸如兰道尔、古尔德等后续一大批美国记者和作家相继来访，从而使他们对中共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角色抱以同情，对转变美国对中共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相较国民党粗暴武断地对教育、宣传进行干涉，动辄对新闻出版实行审查，中共是“中国唯一进步的政党”[45]。而与此同时，香港和美国的报刊则经常发表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批评言论。对此美方内部分析指出，之所以中共在对外宣传方面做得比国民党更好，并不是中共长于阿谀奉承，也不是中共在宣传方面擅长操作和更有策略，而是因为中共更加开放，愿意同外界进行接触，而国民党的腐败、中共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及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亦使得中共被外界视为受害者，总是能赢得外界的同情。因此，同国民党相比，中共更像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的“革命党”。[46]
在这方面，必须指出的是，事实上不少亲赴根据地进行采访的记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支持共产党的政治倾向。例如，美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在前往根据地之前，就公开宣布其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政治立场。[47]史沫特莱作为美国著名的左翼记者，在前往根据地之前亦在西安通过电台为中共宣传共产主义。而据另一位曾与她有过接触的人士表示，史沫特莱对共产主义非常感兴趣，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推动者”。由于她撰写的报道有明显的倾向性，故而在一些人看来，与其说是报道，倒“更像是宣传品”。[48]值得注意的是，史沫特莱在一些同行眼中，总是积极地参加在华各国外交官员（特别是美国官员）及报纸编辑、记者的活动，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同他们建立联系，向他们提供报告和数据。此外，她本人与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因而史沫特莱往往被一些美国记者视为“中共目前为止最好的宣传家，中共也可能将其视为在国统区播撒革命火种的人”，乃至竟有人怀疑她是共产国际派来的美共特工。林迈克作为一名在根据地生活四年、对美国国务院有很大影响力的英国作家，也对中共持同情态度，他在对美国大学进行的巡回演讲中，多次对中共进行了偏向性的宣传，这对美国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中共观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除去这些在政治立场上对中共有所偏好的媒体人员外，还有一些如福尔曼这样原本对国共不持立场的美国记者，去延安后改变了原先对中共的怀疑看法，在对外声明中大力称颂中共在抗战中的出色表现及其与人民的紧密关系，指出“中共绝对有获得美国援助和武器的权利”。这些人中，不乏多年同国民党保持合作关系的人，如武道这样坚定的国民党支持者和反共主义者，此时竟也宣称：“中共在对日作战方面，是非常积极的，并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变得越来越强大，国民党不可能将其消灭。”[49]至于亨利·卢斯这位常年为美国援华而积极奔走的亲国民党的媒体大亨，其创办的著名的《生活》杂志也开始刊载一些揭露国民政府官员腐败和正面肯定中共抗战的报道文章。这在美国其他媒体看来，无疑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与此同时，一般美国人（特别是曾在中缅印服役的退伍老兵）也对在根据地实行民主的中共表示欢迎，而对蒋介石为什么坚持赶走史迪威表示不解。他们认为，中国的省长是上级委派的，并非民选，因此算不上是民主政府。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国民政府不愿意用选票解决中共问题。[50]在这种情况下，依照美国宪法规定，媒体作为国家的第四种权力，使美国政府在做出任何一项重要决策前，都必须征求公众意见，获得其支持。于是，美国政府也背负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故而在其顺从民意的过程中易于被新闻媒体绑架。[51]
第二，国民党内部分裂与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实行。国共合作自1937年正式建立以来，起伏不定，不断变化。特别是1939年后随着皖南事变的爆发，国共关系急转直下，濒于破裂。至1943年情况更加恶化，国民政府在陕西、河南、宁夏、甘肃一带集结军队，全面加强了对陕北中共的包围和封锁，内战一触即发。为壮大自身力量，牵制重庆政权，中共开始加强对中间势力特别是西南地方派系的统战工作，加强同川系、滇系、桂系等地方实力派的沟通与合作。为此，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杜斌丞等人先后赶赴成都、昆明、贵阳等西南地区联络对蒋不满、军事力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派系。对此，美方认为，中共显然意在推动各地方势力的联合，“不排除一个建立新政权的计划正在设计当中”[52]。而这个想要推翻中央政权的联盟，事实上不仅包括中共、西南诸派系，实际还包括以孙科、冯玉祥、郭泰祺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薛岳等黄埔系将领以及一直以来想要营救张学良、痛恨蒋介石的原东北军旧部，乃至民盟。[53]其中，西南派系中的桂系、滇系、川系由于国民政府和美国拒绝向其提供武器装备，客观上使得他们越来越疏远了同美国的关系，而趋于彼此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伴随国统区自由主义分子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蒋介石在政治上专制、独裁、自私、古板、倔强、短视而不愿实行政治民主以及军事和经济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在国民参政会内急于改组政府和实行民主的民盟开始同中共进行联合。而在推动中央政府行政改革方面，国民党内民主派及想要建立地方自治政权的西南地方派系亦积极响应，主动寻求同中共进行合作，高谈民主为解决所有战时问题的基础。在如此背景下，杜斌丞等人取道西南和皖北，正是为了游说上述这些人同中共实行联合。此时国统区内部亦流传出所谓国统区西北军、沦陷区的东北军和中共共同建立“三位一体”新联盟的传闻。美国政府认为，尽管尚无确切证据证明中共正同李济深或其他地方派系、政治团体联合起来共建一个新政权，但这种中央同地方的离心趋势是符合中共利益的，中共也会很乐意同上述团体进行合作。而且，一旦该计划取得成功，中共将势必在新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54]与此同时，中共也一直谋求在根据地建立军事和政治上均独立于重庆的联合政权。为寻求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中共也在通过宣传等方式吸引和劝说尽可能多的民众支持中共、反对国民政府。同时，还积极寻求国外媒体的支持，通过这些媒体带有倾向性的宣传，国民政府成为“保守反动”“不民主”“专制独裁”“地方事务干涉者”的化身。[55]中共还试图重新在已沦陷的原苏区建立根据地，目的在于：一方面对外宣示日本在华用兵受中共影响，填补国民党在沦陷区农村的真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想要同一直想要在这里登陆的美军拉近关系，进而推动美国对中共的政治承认，乃至共美之间关系的接近。[56]
第三，美国使领馆及国务院官员的个人推动。在推动美国转变对中共政策方面，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思、包瑞德等美国驻华军政官员出力尤多。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兼史迪威政治顾问的谢伟思。1943年初谢氏曾先后3次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美国政府派代表团访问边区，最终于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该代表团是美国官方派驻中共根据地的第一个使团，标志着“美国与中共领导人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57]。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谢伟思发现，根据地并非国统区宣传的那样一团漆黑，所谓中共只从事小规模的游击战斗，无力破坏日军战略物资运输，甚至允许日军在根据地活动之说，明显不符合事实。对此谢伟思在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写道：“在我看来，关于中共是否抗日这个问题是没有争议的，… …因为如果中共抗日不是事实的话，日军也就不需要加强对于铁路线的保护了。同时从延安公布的有关中共与日军作战的消息以及截获的日方材料，都可以看出中共是积极抗日的。”[58]
值得注意的是，谢伟思在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大使馆的报告中，曾特别描述他对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看法。这些中共领导人真诚、开放、坚韧、有活力和强烈的集体主义组织观念等优秀品质，深深地嵌入了谢伟思的脑海。“他们（中共领导人）都是经过长期辩论和讨论，最后遵从自己的信仰和逻辑，才选择走上这条路的，他们的人生是为了其他人的权利而斗争的。”“颓废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看不到。同时也没有所谓的官僚主义情况出现。”[59]其中，最令谢伟思印象深刻的是，中共领导人的现实主义和实际主义。“对他们而言，很难让他们沉浸于毫无意义的纯理论的讨论中。在延安，任何一项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主要取决于这项政策是否适合于社会的条件。”[60]与此同时，中共极高的办事效率、强烈的组织观念和平等的行事作风，也是谢伟思眼中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特点。“他们在行事风格方面很有效率，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事情避免空谈。在这些人开会和讨论过程中，人们会被他们的坦率和直来直去的风格所着迷。… …在这些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强烈的集体主义和牢固的统一性。在这里，个人的吹毛求疵、嫉妒和裙带帮派主义绝迹。即便有个人的雄心壮志，也要屈从于集体目标。没有人想要去当‘政治家’。在中共领导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党外人士之间是完全平等的。没有所谓尊卑之别，同志之间的关系是纯洁真诚的。虽然他们对于高级领导怀有尊敬和敬仰之情，但没有低三下四的卑微之感。生活、服装和礼仪也很简单，没有炫耀和做作。”[61]显而易见，中共领导人留给谢伟思的印象无疑是美好的。而谢伟思对中共的这份好感，在他给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华大使馆以及史迪威的信函中，毫不隐晦地表达了出来：“他们是一群富有活力、成熟而又实际的统一集体，无私地致力于他们的最高目标，并有能力和素质来胜任领导职务。我认为，这些优点使他们比其他政治党派的领导人更为优秀。”“他们的举止、思维方式、直接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更符合美国的特点而不是东方式的，由此在过去七年绝大多数跟他们打过交道的美国人对他们抱有好感毫不奇怪。”[62]
值得注意的是，在谢氏对毛泽东、朱德的专访中，毛泽东曾明确对他表示，希望美国在延安建立领事馆，这样美国外交人员就可以定期常驻延安，防止国共发生冲突。同时，毛泽东还劝告美方应尽可能加强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因为美方如果没有对国民党施加压力，那么，仅靠日本军事压力，国民党是不会改变自己的反共立场的。如此一来，中共就只能做好强化自身军事力量的准备，把精力放在保存和扩大自身实力方面，此举无疑会削弱中共的抗日行动。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美国必须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其推行民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为此，毛泽东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迅速召开所有抗日党派参加的政治联席会议，并提出美国应像对待国民党那样，平等地给予中共武器援助。1944年10月22日，朱德在与谢伟思的会谈中，在谈及与国民党的军事合作时，也强调中共不会接受旨在拆分其军队和解除自己武装的命令，不会将其部队撤离根据地，或脱离党的领导。同样，中共也不会乞求和期望国民党能提供中共军队所需要的所有物资。朱德说，中共虽乐于接受国民党的命令，但他并不相信重庆方面会任命一位大公无私、毫无偏见的将军，他更希望由一位美国司令官来统率所有中国军队，一致抗日。[63]
对于上述毛泽东、朱德提出的美国对中共进行援助及密切共美关系的要求，谢伟思认为，从短期看，中共在华北和华中的敌后广大地区拥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控制着华北、华中的各战略要地。如果中共军队进一步地发挥游击战的特点并赢得群众支持，那么美方增加一些对中共的援助，就会显著提高敌后抗日的效果。与此同时，谢伟思也对美国援助中共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了分析，指出结果可能有二：一是美国援助中共导致中共实力增强，由此改变中国国内政治势力的平衡。国民党有可能会改变其政策，放弃独裁专制的统治方式，寻求与中共的合作，实现中国的统一、民主和国力的增强。二是面对美方对中共的援助，国民党会进一步坚定反共的决心，甚至影响其对日作战的积极性，进而导致战争的延长。但反过来讲，此举亦将凸显美国在调停国共冲突方面的重要性，美国可以据此推动建立由史迪威将军负责的联军委员会来协调国共军队，并由此最终解决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远东盟军最高军事指挥权问题。此外，谢伟思亦指出，从长远看，建立和发展与中共的关系，对美国而言也是极重要且有利的。他判断，如果国民党在未来继续拒绝改革，导致内部分裂和局势失控，乃至政权崩溃，美方将不得不考虑谁将取代国民党统治中国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最有可能的就是中共。即使中共统一不了全国，也会在未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此，“为了战争和我们未来在远东地区的利益，现在我们对中国应采取一种更现实的政策”，美国应避免死心塌地地支持蒋介石，而应有所准备，适应战时或战后中国可能出现的变化，“我们不能只同蒋介石一个人打交道，这样做只会把好牌都拱手让给蒋介石，不能把宝都押在国民党方面”。据此，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建议是：“美国应同时在国共两边下注，并对其施加影响，是一个较为妥善和圆满的选择。”他建议美国政府应在将来的国共关系中采取更为清晰明确的政策，帮助中共成为未来中国的重要角色。[64]他认为，从中共的本质、政策和目标看，中共的发展从长远来看是符合美国利益的。[65]此外，考虑到太平洋战争越来越接近日本本土和中国海岸线，为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营救美军飞行员及中共在东南沿海游击队配合美军行动的需要，谢伟思也认为，美国不应失去中共这个能缩短战争时间乃至结束战争的潜在盟友。从这一点看，中共或其他地方武装可能比国民党军队更为有用。因此，美国需要对中共的某些政策进行调整，并向其提供和国民党一样的平等援助。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官员范宣德亦于1944年随同华莱士访华后迅速向华盛顿报告说，国民政府不可能维持超过90天，并建议美国同中共建立外交接触。[66]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派遣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观察组抵达后，向中共提供了足够武装30万人的武器装备。后来，范宣德还强烈批评了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指责国民政府将80%的财政经费用于内战。为此他在国务院内不仅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提供贷款，还建议停止美国工业和商业的对华投资。由于范宣德是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其对华政策对许多美国驻华官员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由此便利了中共。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谢伟思、范宣德给美国政府的不少建议，都被美国政府采纳。而事实上，也正是在谢伟思、戴维斯、包瑞德等人的积极呼吁和推动下，美国政府最终决定向中共提供援助，“国共两边下注”，“是一个较为妥善和圆满的选择”[67]。于是这带来的结果是，美国不仅向中共提供军事装备[68]，还加强了与中共的外交互动。其中最大的成果即1944年底美国大使赫尔利造访延安，与毛泽东达成“五点协议”，包括共同敦促蒋介石达成一个旨在促进国内团结抗战的协议；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和一个联合的全国军事委员会；新政府将是包括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团体在内的新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新政府应承认国民党、中共和其他所有抗日力量的合法性，还将平等分配外国援助；中国将实行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这意味着中共与美方在对日作战和维护团结问题上取得了重要共识。中共逐渐由战时孤立无援的“弃子”，变成美国援助的“新宠”。特别是在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舞台上与国民党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并由此对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国共关系，乃至战后国共内战的结果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1]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卡尔·德雷奇斯尔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与战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
[3]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5]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6]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7]吕迅．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8]约翰逊（Nelson Johnson）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国共关系的进展》（Progress of Kuo-mintang-Com munist Relations）（1940年9月21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39Folder 893．00．14591-14620，pp．4-5。
[9]参见《约翰逊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原件无标题）（1940年11月29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39Folder 893．00．14591-14620，p．8。
[10]参见《约翰逊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原件无标题）（1941年3月5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39Folder 893．00．14650-14679，p．2。
[11][12]参见高斯（C．E．Gauss）给美国国务卿的航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内部团结的决议；国共关系》（Central Executive Com mittee Resolution On Internal Sol idarity；Kuo--mindang-Com munist Relations）（1942年12月16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1Folder 893．00．1492114985，pp．4-5。
[13]参见《艾奇逊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原件无标题）（1943年7月8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1Folder 893．00．15012-15055，pp．1-4。
[14]参见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国共关系》（Kuomindang-Com munist Relations）（1944年2月1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2Folder 893．00．15241-15279，pp．3-4。
[15][16]参见《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航报》（原件无标题）（1944年8月3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7．12．44-8．10．44，p．1。
[17]参见《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原件无标题）（1944年2月8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2Folder 893．00．15241-15279，p．3。
[18]参见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航报《国共关系》（Kuomindang-Com munist Relations）（1941年8月20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0Folder 893．00．14570-14799，pp．4-5。
[19]参见《“梅戈格”计划附录及计划大纲》（Addendum to Magog Proj ect＆ agog Project Outl ine）（1944年7月15日），NARA II，RG 226Entry A1139：Washington／Field Station Files，Box 270Folder 3968，p．3。
[20]参见《美国战略情报局驻重庆执行代表怀恩斯（Herold J．Wiens）给美国战略情报局驻华执行代表斯宾塞（Joseph E．Spencer）抄送Tu Kuei给怀恩斯关于中国沿海地区伪军、地方伪政府头目与国民政府秘密接洽联络的人员名单》（Transmission of List of Puppet Military and Civilian Leaders and Units in China Coastal Areas with W hic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 aintains Liaison）（1945年5月8日），NARA II，RG 226Entry 210-OSS Classified Sources and Methods Files；“Withdrawn Records”，Box 163Folder 2，p．1；《赵伯陶报告的北中国情报》（Conditionsin North China）（1945年8月7日），NARA II ，RG 226Entry 210-OSS Clas-sified Sources and Methods Files；“Withdrawn Records”，Box 150Folder 3。
[21]参见《1945年2月南京伪军情报》（Conditions among Puppet Forces around as of Feb-ruary 1945）（1945年8月7日），NARA II，RG 208Entry 6J Records ofthe Historian-Outpost Reports，Box 7Folder China Outpost Reports June-August 1945，p．4；怀恩斯给斯宾塞的报告《对1945年3月底从上海成功脱逃的毛子佩的专访》（Interview with M ao Tzu-p’ei，who Left Shanghai at end of March 1945）（1945年5月31日），NARA II ，RG 226Entry 210-OSS Clas-sified Sources and Methods Files；“Withdrawn Records”，Box 163Folder 2，p．4。
[22]参见《日本在华行动》（Japanese Act ivi t iesin China）（1945年6月15日），NARA II ，RG 226Entry A1139：W ashington／Field Station Files，Box 173Folder 2292North China Pro-ject，p．1；《1945年5月汉口及其附近的生活杂闻》（Life in and around Hankow）（1945年7月10日），NARA II ，RG 208Entry 6J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Outpost Reports，Box 7Folder China Outpost Reports June-August 1945；《1945年4月天津生活杂闻及地区情况》（Conditions and Lifein the Tientsin Area）（1945年7月11日），NARA II，RG 208Entry 6J Records ofthe Historian-Outpost Reports，Box 7Folder China Outpost Reports June-August 1945；《美国战争情报处前线情报官菲利普斯（R．C．Phi ll ips）给美国战争情报处心理战部关于伪满洲、华北、华中的地区情况及其对日本本土情况的一些看法》（Condi t ions in Manchur ia，Nor th and Cen-tral China，with Notes on Internal Japan）（1945年7月21日），NARA II，RG 165Entry 79-Security Classified Intell igence Reference Publ ications，1940—1945（P Files），Box 1796-O WI PSY War CBI Folder 1，p．1。
[23]参见《1945年1月的北平情况》（Peking Conditions in January 1945）（1945年4月23日），NARA II，RG 226Entry 210-OSS Classified Sources and Methods Files；“Withdrawn Re-cords”，Box 150Folder 3，p．2；《赵伯陶报告的北中国情报》（Conditions in North China）（1945年8月7日），NARA II ，RG 226Entry 210-OSS Classified Sources and Methods Files；“Withdrawn Records”，Box 150Folder 3；《1945年2月南京伪军情报》（Conditions among Puppet Forces around as of February 1945）（1945年8月7日），NARA II，RG 208Entry 6J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Outpost Reports，Box 7Folder China Outpost Reports June-August 1945。
[24]参见《1945年4月日据湖北农村的情况》（Conditions in a Japanese Held Vi llage in N．H upeh as of Apri l 1945）（1945年6月9日），NARA II ，RG 208Entry 6J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Outpost Reports，Box 7Folder China Outpost Reports June-August 1945，p．2、4；《1945年5月1日汉口及其附近的生活杂闻》（Life in and around Hankow as of 1M ay 1945）（1945年6月15日），NARA II ，RG 208Entry 6J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Outpost Reports，Box 7Folder China Outpost Reports June-August 1945；《1945年5月汉口停滞的生活》（Stag-nating Life in Hankow as of M ay 1945）（1945年6月26日），NARA II ，RG 208Entry 6J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Outpost Reports，Box 7Folder China Outpost Reports June-August 1945，p．2。
[25]参见怀恩斯给斯宾塞的报告《对1945年3月底从上海成功脱逃的毛子佩的专访》（In-terview with M ao Tzu-p’ei，who left Shanghai at end of M arch 1945）（1945年5月31日），N A-R A II ，RG 226Entry 210-OSS Classified Sources and Methods Files；“Withdrawn Records”，Box 163Folder 2，p3。
[26]参见《国共日伪四方在山东的军力概况》（Shantung Forces ［Guerri lla，Jap etc．］）（1945年7月11日），NARA II，RG 226Entry 210-OSS Classified Sources and Methods Files；“Withdrawn Records”，Box 169Folder 6，p．12。
[27]参见《国共日伪四方在山东的军力概况》（Shantung Forces ［Guerri lla，Jap etc．］）（1945年7月11日），NARA II，RG 226Entry 210-OSS Classified Sources and Methods Files；“Withdrawn Records”，Box 169Folder 6，pp．10、12。
[28]参见怀恩斯给美国战略情报局和斯宾塞的报告《对1944年9月自伪满洲归来的国民党组织者何伯超的专访》（Interview with Mr．H o Po-ch’ao，Kuomintang Party Organizer who Returned from M anchuria in September 1944）（1945年6月11日），NARA II，RG 226Entry 210-OSS Classified Sources and Methods Files；“Withdrawn Records”，Box 163Folder 2，p．2。
[29]参见怀恩斯给美国战略情报局和斯宾塞的报告《对1944年9月自伪满洲归来的国民党组织者何伯超的专访》（Interview with Mr．H o Po-ch’ao，Kuomintang Party Organizer who Returned from M anchuria in September 1944）（1945年6月11日），NARA II，RG 226Entry 210-OSS Classified Sources and Methods Files；“Withdrawn Records”，Box 163Folder 2，p．2。
[30]参见怀恩斯给美国战略情报局和斯宾塞的报告《对1944年9月自伪满洲归来的国民党组织者何伯超的专访》（Interview with Mr．H o Po-ch’ao，Kuomintang Party Organizer who Returned from M anchuria in September 1944）（1945年6月11日），NARA II，RG 226Entry 210-OSS Classified Sources and Methods Files；“Withdrawn Records”，Box 163Folder 2，p．6。
[31]1944年日伪在太平洋战场失利的情况下展开密集讨论，冀图实现重庆与南京的合流及中日两国和平。其中日相小矶国昭和前首相近卫文麿有关战后中国政局走向的预测，极富洞察力和预见性。1944年10月，周佛海派私人代表见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向其转告举行双方和谈的建议，并通报了此前周氏赴日与日相小矶国昭会谈的情况。在转告顾祝同日方观点时，他提及小矶国昭等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警告，如中日不能实行和平，日本将不惜迁都长春或张家口，直到战至最后一人，中国亦将化为焦土。“即便中国赢得了胜利，但也很可能不是中国的胜利，至少也不会是国民党的胜利。”参见《美国关于日方、汪伪与重庆三方秘密媾和的情报》（Secret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the Japanese，Puppets and Chungking）（1944年底），University of Oklahoma，W estern History Collection，Patrick J．H urley Collection ，Box 88Folder 13，p．4。
[32]参见《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电报》（原件无标题）（1944年5月20日），N A-R 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3Folder 893．00．1538015425，p．2。
[33]Michael B．Kubl in，The Role of Chinain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 from Pearl HarborTo the Fal l of1944，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84，pp．17．
[34]《美国驻华大使馆抄送关于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需更加现实的备忘录》（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Transmission of Memorandum：“Need foRGreater Real ism in Our Relations with Chiang Kai-shek”）（1944年11月22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10．17．4412．13．44，p．6。
[35]参见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外国记者到西北中共根据地的旅行》（Foreign Press Correspondents’Trip to the Com munist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1944年5月20日），N A-R 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3Folder 893．00．1538015425，p．6；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谢伟思（John S．Service）给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信函《国共关系》（Kuomindang-Com munist Relations）（1943年1月23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1Folder 893．00．1492114985，p．5。
[36]参见《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抄送关于对毛泽东的采访；莱斯关于美国对中共政策的报告、美军对中共援助的可行性》（C．E．Gauss，Transmitting Reports of：Interview with Mao Tse-tung；Need of American Policy Created by Rise of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and Desirability of American Military Aid to Chinese Com munist Armies）（1944年9月28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893．00-9．20．44-10．16．44，p．23。
[37]《美国驻华大使馆抄送关于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需更加现实的备忘录》（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Transmission of Memorandum：“Need foRGreater Real ism in Our Relations with Chiang Kai-shek”）（1944年11月22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10．17．44-12．13．44，p．7。
[38]《美国驻华大使馆抄送关于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需更加现实的备忘录》（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Transmission of Memorandum：“Need foRGreater Real ism in Our Relations with Chiang Kai-shek”）（1944年11月22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10．17．44-12．13．44，p．1。
[39]《美国驻华大使馆抄送关于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需更加现实的备忘录》（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Transmission of Memorandum：“Need foRGreater Real ism in Our Relations with Chiang Kai-shek”）（1944年11月22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10．17．44-12．13．44，p．3。
[40]《美国驻华大使馆抄送关于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需更加现实的备忘录》（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Transmission of Memorandum：“Need foRGreater Real ism in Our Relations with Chiang Kai-shek”）（1944年11月22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10．17．44-12．13．44，p．7。
[41]参见《美国驻华大使馆抄送关于我们与蒋介石的关系需更加现实的备忘录》（E 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Transmission of Memorandum：“Need foRGreater Real ism in Our Relations with Chiang Kai-shek”）（1944年11月22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10．17．44-12．13．44，pp．4-5。
[42]参见《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关于中共军事力量的报告》（原件系片段，无标题）（1943年11月20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2Folder 893．00．1519015240A N O．312，p．5。
[43]美国政府认为在军事上支援中共可以带来如下积极效果：（1）中共在长江北岸占据了极为有利的战略地点，这些地方十分靠近日军的交通线。从这些中共占据的要地出发，中共可以向主要城市靠近，切断敌人的铁路线。随着美军逐渐掌握南海的制海权，这些交通线会变得越来越重要。（2）中共在游击战方面经验丰富，斗志昂扬，通过援助可以进一步鼓励其进行军事行动。（3）美方提供给中共的武器装备吨位不大、数量也不多，但可以起到破坏日军交通、工业和补给的目的。特别是空袭对目标距离要求较高、需要消耗大量汽油和完善的后勤保障，如果中共能通过游击战破坏日军的铁路交通线，则不仅事半功倍，还能解放美国空军，让其去做其他更重要的工作。参见《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抄送关于对毛泽东的采访；莱斯关于美国对中共政策的报告、美军对中共援助的可行性》（C．E．Gauss，Trans-mitting Reports of：Interview with M ao Tse-tung；Need of American Policy Created by Rise of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and Desirability of American Military Aid to Chinese Com munist Ar-mies）（1944年9月28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893．00-9．20．44-10．16．44，pp．25-26。
[44]参见《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抄送关于对毛泽东的采访；莱斯关于美国对中共政策的报告、美军对中共援助的可行性》（C．E．Gauss，Transmitting Reports of：Interview with M ao Tse-tung；Need of American Policy Created by Rise of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and Desirability of American Military Aid to Chinese Com munist Armies）（1944年9月28日），N A-R 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893．00-9．20．44-10．16．44，pp．21-22。
[45]《1941年4月政治情况报告》（Pol itical Report for April 1941）（1941年5月10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5Folder 893．00P．R-．197-210，p．3。
[46]参见《媒体宣传和国共关系》（Publ icity and Kuomintang-Com munist Relations）（1941年1月23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39Folder 893．00．1465014679，pp．1、3。
[47]参见《中共对外国记者声明的宣传利用》（Communist Propaganda Use of Statements by Foreign Correspondents）（1944年10月18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5—1949，Box 904（123．00Service，John-Folder 2），p．2。
[48]参见《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个人简历》（原件无标题）（时间不明），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Norwood F．Allman Papers Box 22Folder 38，pp．2、1；《奥尔曼对史沫特莱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回忆》（原件无标题）（时间不明），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Norwood F．Allman Papers Box 22Folder 38，p．1。
[49]转引自《中共对外国记者声明的宣传利用》（Com munist Propaganda Use of State-ments by Foreign Correspondents）（1944年10月18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5—1949，Box 904（123．00Service，John-Folder 2），p．2。
[50]参见《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Changes in United States Attitude towards China）（1947年11月10日），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19—1980（accessed through Library of Congress Asian Reading Room Onl ine Database）FO 371／63329，pp．6、7．
[51]参见《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Changes in United States Attitude towards China）（1947年11月10日），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19—1980（accessed through Library of Congress Asian Reading Room Onl ine Database）FO 371／63329，p．10。
[52]《反中央政府势力的联合趋势》（Tendencies toward Unification of Anti-Central Govern-ment Elements）（1944年2月22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3Folder 893．00．15280-15329，p．2。
[53]其中典型如“九一八事变”后长期寓居天津英租界的原吉林省长张作相。张对蒋介石自东北沦陷后奉行的绥靖政策极为不满，1944年让他在桂林的外甥传话，表明他愿意联络西南诸地方派系及原奉系旧部和现沦陷区官员建立一个新政权，来削弱蒋介石政权的控制。参见《反中央政府势力的联合趋势》（Tendencies toward Unification of Anti-Central Govern-ment Elements）（1944年2月22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3Folder 893．00．15280-15329，p．3．
[54]参见《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抄送石博思关于东南联合运动的两封信》（C．E．Gauss，Transmitting Copies of T wo Letters from Consul Sprouse in Regard to Coal ition M ovement in Southeast China）（1944年8月23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8．11．44-9．19．44，p．2。
[55]参见《关于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Proposal for Convention of“Liber-ated China People’s Representatives Conference”）（1945年7月19日），NARA II RG 59Entry A1399-Records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Subject Fi le，1944—1947（Lot 110）Box 9Folder Com munism，Chinese Com munists M ay-July 1945，p．2。
[56]参见《谢伟思关于东南地区中共根据地备忘录的信件封面》（原件无标题）（1944年11月25日），NARA II 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5—1949，Box 904（123．00Service，John-Folder 2），pp．1、2。
[57]伊卡恩．中国通．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46．
[58]《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抄送国民党和日方对中共抗日情况的报告》（C．E．Gauss，Transmitting Report of Kuomintang and Japanese Views of Effectiveness of Com munist Forces）（1944年9月1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8．11．44-9．19．44，p．5。
[59]《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抄送谢伟思对中共领导人总体印象的信函》（C．E．Gauss，Transmitting Report on General Impression of Chinese Com munist Leaders）（1944年10月2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9．20．44-10．16．44，p．4。
[60]《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抄送谢伟思对中共领导人总体印象的信函》（C．E．Gauss，Transmitting Report on General Impression of Chinese Com munist Leaders）（1944年10月2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9．20．44-10．16．44，p．5。
[61]《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抄送谢伟思对中共领导人总体印象的信函》（C．E．Gauss，Transmitting Report on General Impression of Chinese Com munist Leaders）（1944年10月2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9．20．44-10．16．44，p．6。
[62]《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抄送谢伟思对中共领导人总体印象的信函》（C．E．Gauss，Transmitting Report on General Impression of Chinese Com munist Leaders）（1944年10月2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9．20．44-10．16．44，p．7。
[63]参见《对朱德的专访》（Interview with General CHU Teh）（1944年10月25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10．17．44-12．13．44，p．1。
[64]参见《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抄送关于对毛泽东的采访；莱斯关于美国对中共政策的报告、美军对中共援助的可行性》（C．E．Gauss，Transmitting Reports of：Interview with M ao Tse-tung；Need of American Policy Created by Rise of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and Desirability of American Military Aid to Chinese Com munist Armies）（1944年9月28日），N A-R 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9．20．44-10．16．44，p．5。
[65]参见《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抄送关于对毛泽东的采访；莱斯关于美国对中共政策的报告、美军对中共援助的可行性》（C．E．Gauss，Transmitting Reports of：Interview with M ao Tse-tung，Need of American Policy Created by Rise of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and Desirability of American Military Aid to Chinese Com munist Armies）（1944年9月28日），N A-R 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 893．00-9．20．44-10．16．44，p．22。
[66]参见《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Changes in United States attitude towards China）（1947年11月10日），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19—1980（accessed through Library of Con-gress Asian Reading Room Onl ine Database）FO 371／63329，p．8。
[67]《高斯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抄送关于对毛泽东的采访；莱斯关于美国对中共政策的报告、美军对中共援助的可行性》（C．E．Gauss，Transmitting Reports of：Interview with M ao Tse-tung；Need of American Policy Created by Rise of Chinese Com munist Party；and Desirabili-ty of American Military Aid to Chinese Com munist Armies）（1944年9月28日），NARA II，RG 59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0—1944，Box 5844Folder893．00-9．20．44-10．16．44，p．3。
[68]这些援助包括美国政府负责向中共提供足以满足2．5万人除食物和衣物外的全部装备，指导学员使用美军武器（如炸药和通信工具等），与八路军合作建立智能电报网，以及提供至少供10万人使用的伍尔沃斯手枪等。参见美国战略情报局伯德（Wills H．Bird）上校给美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信函《延安之行》（Yenan Trip）（1945年1月24日），NARA II，RG 226Entry A1148：Field Station Files New York／Overseas，Box 7Folder 103，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