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初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1954年初，为了更好地做好教学工作，我受学校指派参加总参直属政治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合办的哲学教员培训班的学习，内容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中共中央党校的艾思奇、孙定国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肖前、方华等老师授课。
艾思奇同志是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我党培养理论人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早在20世纪30年代艾思奇就写出了许多哲学著作。他的《大众哲学》在全国范围有广泛的影响，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是开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先河的光辉著作。《大众哲学》在我国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据说，蒋介石曾多次讲道，“一本《大众哲学》 ，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 。蒋氏父子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败于《大众哲学》 。在革命年代，有人称《大众哲学》为“时代的火炬” ，据说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学生们几乎人手一本《大众哲学》 ，许多青年人正是读了《大众哲学》才斗志昂扬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大众哲学》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人，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大众哲学》都是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书目之一。
孙定国同志原是部队的高级指挥员，后来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他不仅实践经验十分丰富，而且在理论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肖前老师和方华老师是新中国第一代颇有学术造诣的哲学工作者。肖前老师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在新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在中国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哲学经典教科书。方华老师在逻辑学和方法论方面颇有建树，是中国人民大学逻辑学专业创始人之一，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了全部精力，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和逻辑教研室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肖前和方华两位老师都还比较年轻，但也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十分敬重的老师。我们能聆听这些老师的教诲，当然是十分高兴的。
培训班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讲课，辅之以读书讨论。艾思奇、孙定国老师主要讲授辩证唯物主义部分，肖前、方华老师主要讲授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共分十几个专题，每个专题都讲两三次。这些老师各有不同的风格，思奇老师讲课精练、平稳，论述十分深刻；定国老师讲课则非常活跃，不时引得哄堂大笑；肖前、方华老师治学严谨、思维敏捷，颇有学者风度。虽然风格不一，但他们所讲的内容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们，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心。
这次培训安排的时间较为充裕，一共学习了五个半月。学习的目的是使学员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初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为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打下思想和理论基础。为此，老师们讲的课相当细致和全面。每个专题的讲授大体都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基本概念，二是基本原理，三是原理的实际运用。对于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讲法，老师们认为，要掌握一门科学的体系，首先就要搞清楚基本概念，概念不明确，原理就无法理解，原理是从概念的联系中引申出来的。原理是对事物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概括，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原理不是僵死的，而是同实践紧密联系的，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把握基本原理，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肖前老师在讲授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这两个专题时反复向我们强调了这个道理。他在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时，讲得十分具体，把同这两个概念相关的其他概念，如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内涵及其体现的社会关系都做了阐述。然后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中阐发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对于这个规律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他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直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对旧中国和新中国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做了详尽的分析。他还特别讲道，作为教员，一定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科学概念和原理，这是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空的。我们主张有的放矢，反对无的放矢，同时也强调要有好矢、精良的矢。他的这个观点对我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还专门引用过这个观点。
培训班的学员除了把重点放在听好课外，还读了些原著和参考材料，组织了一些讨论。讨论有两种形式：一是学习小班（学习小组，我们当时的培训班分为八个学习小组）的讨论，这种讨论是根据教师的布置进行的；另一种形式是全体学员在一起的自由讨论，这种讨论由学习委员主持，讨论的问题较广较深，有提问、有争论，氛围相当活跃。我是全班的两个学习委员之一，曾组织过几次自由讨论。其中有一次是讨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会上争论很大，有的同志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其经济成分应当是多样的、综合的，应该允许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不能急于过渡。有的同志则认为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出发，从巩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考虑，应当较快地改造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使之向社会主义所有制过渡。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看法与当时理论界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的讨论是有联系的。当时，国内理论界有些人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包含着几种生产关系，并以其中一种生产关系为主导，彼此间构成统一的经济基础。因此，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应该是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为领导包括其他四种经济成分的综合。这就是所谓的“综合经济基础论” 。也有许多人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把非社会主义的经济纳入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错误的。这就是当时的“单一经济基础论” 。理论界对这两个问题的争论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并持续了很久。后来学术争论逐渐演变成了政治倾向的讨论。有些学者对这场争论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并发表过一些比较有分量的学术文章。现在看来，当时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是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理解的。
此外，我们在培训期间还讨论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等问题。在我看来，那时的学术讨论还是比较自由的。
通过将近半年的学习，由于老师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学习的内容和时间又比较集中，我们每个学员都可谓是满载而归，我的听课笔记就有三大本，读书笔记也有三大本。这次学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收获：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激发了我学习、研究哲学的兴趣。哲学对于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认识人生和创造有价值的人生都有很多益处。正如陈云所说：“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5]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发人深省，学习起来不会使人感到枯燥，颇能启迪人的思维。老师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及特征、关于哲学的历史发展、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等问题的讲授，使我认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进一步坚定了我去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究其奥秘的决心。
第二，在学习中体会到了哲学是批判的、革命的学说，培养了自己喜欢思考的精神。哲学就其实质来讲是一门反思的学问。这在唯物辩证法中体现得最为彻底。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恩格斯也指出：“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7]所以，学习哲学关键是要培养善于思考的精神，必须能够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从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哲学是思考的学问。肖前老师在课上讲道，学哲学一定要善于思考，而且要思考得比较深。他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甚者观蛟龙” 。这种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在我的头脑中印得很深。因此后来，我对一些重大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都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第三，这次学习为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在旧社会20多年的生活中，我经过磨难，但是始终没有屈服，始终在努力追求光明的前途。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是进步青年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苦难所激发起的一种自我抗争。但严格说来，这种抗争更多的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近半年的学习给我最深的启示是，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而远大的理想应当同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更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并且最终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需要人的自觉的活动，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来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进而逐步达到人类社会最美好、最幸福的境界——共产主义社会。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流血牺牲，一直在为中华民族的富强而奋斗，然而只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才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对于共产主义事业来说，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些认识可以说对改造我的旧思想、树立新的世界观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
此外，我还于1956年参加了华北军区组织的政治经济学教员培训班的学习。这次学习一共有四个半月的时间，在学习中，我们读了《资本论》第一卷、斯大林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通过这次学习，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这次学习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有了新认识。列宁曾说过，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所谓三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现在有些学者不赞同列宁的这个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这三个组成部分。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对此，我也进行过一定的思考，而且思考的时间不能算短。进入新世纪后，我以前些年的思考和积累为基础，申报并获准立项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名称是“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研究” 。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学界同行较好的评价。
总之，这两次培训班对我的教育是很大的。在学习中，我认识到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 ，进一步明确了“两个必然”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可以说，这两次学习初步打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开启了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