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1978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和改革大潮中

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经过1956年到1978年的大起大落，特别是在犯过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之后，步入正轨。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推动下，以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建设是这一时期始终不变的中心工作，改革是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奇迹震撼世界。

这是当代中国人最熟悉的一段历史，因为我们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需要思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发生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这段历史巨变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什么关系？

毫无疑问，这样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进步，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发生的。我们已经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世界就出现了东西方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我们也已经知道，1960年5月27日，在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讨论国际局势时，毛泽东认为国际社会现在既不是热战，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状况，是“冷战共处”。在他的心目中，这种“冷战共处”实际上是一种过渡形态的国际格局，其发展趋势有两种可能性。这就是他所说的：有可能转为热战，也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那么，哪一种可能性大呢？毛泽东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强调要做工作，促使形势向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他在同蒙哥马利交谈中认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了更多反对美国的“绞索” （毛泽东用了“绞索”这个词，说美国的军队和军事基地到哪里，就被那里的人民套上“绞索”捆起来）；希望英国、法国强大起来，有更大的发言权，使美国等有所约束；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中国将来强大了也不会侵略别人，如果侵略别人就会被赶走，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把他所有的话贯通起来，就是一句话：对未来，寄希望于通过斗争实现和平。也就是说，“冷战共处”的两种可能性，寄希望于转向和平共处这种可能性。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毛泽东的这一分析逐渐被国际局势的变动证明了。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动，特别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受挫的情况，在70年代末得出了世界大战可以延缓的结论；到80年代，根据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家全球战略部署都受挫这一新情况，得出“和平和发展”已经取代“战争和革命”的新结论。正是由于时代主题发生了如此深刻的、有利于我们集中精力搞建设的大变动，我们党才有条件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同时，这样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进步，是和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改革大潮相适应的。我们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呈现出“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复杂局面，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个国家纷纷进行改革。80年代，全世界包括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类型的国家，都经历着社会政治体制特别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革。这股改革大潮，伴随着世界范围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世界各国此起彼伏，不断向前发展。因此，学者们都说，8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改革之路非常艰辛，并不是一改革就能够很快完全改变面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出现了这样一个全新的改革局面，即不改革不行、改革不对路也不行、改革成功了还会大起大落，还要继续进行新的改革。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进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和新一轮改革。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遭受严重挫折。战后，它们总结了30年代经济危机特别是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教训，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而总需求是整个经济系统里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总量。因此，战后西欧国家大多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提高社会福利，刺激总需求。这样，很快就恢复了战后经济，又缓和了社会矛盾，迎来了西方国家十多年的繁荣发展。但是，到20世纪70—80年代，在世界石油危机的推动下，加上英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美欧各国出现了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比如，美国通胀率高达13.5 % 、失业率达7.2 % ，而经济增长率为－0.2 % 。同时，美国经济也存在税率过高、限制进入、价格管制等诸多结构性问题。英国在1970—1973年，物价年均上涨率从3.1 %提高为6.2 % ，经济增长率从2.3 %降为1.8 % ，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从4.5 %降为1.3 % ；到70年代末，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负增长，通货膨胀率高达10 % ，陷入了严重滞胀。同时，英国也面临国企过多、工会力量庞大、政府干预过度等结构性问题。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思想，面对新情况束手无策，因为扩张型政策会加速通胀，紧缩货币又会导致失业，无论哪种措施都很难解决经济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这个时候，以“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被奉为治理经济的新“药方”。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认为“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他大力推进政府减税，同时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这样，美国经济回归繁荣，但同时也提高了美国的赤字率，增加了政府债务。撒切尔夫人1979年上任英国首相后，首先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胀，同时强推国企私有化、减税、废除物价管制等改革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过实行这样的改革措施，英国控制了恶性通胀，经济触底反弹。但好景不长，2008年美国爆发以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危及整个世界经济。欧洲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又先后出现了政府债务危机、大批中东难民涌入和乌克兰危机等问题，国民经济雪上加霜，一蹶不振。近几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西欧各国制订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计划，正在付诸实施。日本经济在60年代到70年代，经过20年快速发展后，从80年代开始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主要是由于80年代末的过度投资所造成的资产膨胀，以及证券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最终导致经济瓦解。从小泉首相开始，实行所谓“新世纪维新”的改革，特别是2002年后在外国需求上升的拉动下，日本经济出现了起色。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经济又陷入了衰退。所谓“安倍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其次，发展中国家经历60年代民族独立高潮、70年代经济发展，到80年代遇到极大的经济困难，不得不踏上艰难的改革之路。最典型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它们在70年代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遇到困难和挫折。1982年8月，墨西哥第一个宣布延缓偿还债务。紧接着，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等国也相继推迟偿还债务，债务危机迅速蔓延到拉美十多个国家。这场债务危机影响之大，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它导致拉美国家投资萎缩、生产停滞、经济增长率呈负数，实际人均国民收入降至1977年的水平，通货膨胀加剧，社会问题骤生。1982年债务危机后，在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之下，拉美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调整发展战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拉美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它们的主要措施，是实施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这些政策的实施缓解了经济危机，但又带来许多新问题，特别是财富分配严重不均、对外资过度依赖，加上取消社会福利，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拉美国家的80年代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这样的背景下，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兴起了。查韦斯1999年首次执政，将国家石油公司收归国有，采取外汇和价格管制，大幅增加社会民生领域投入，建立包容平等、消灭贫富悬殊的“21世纪社会主义”。查韦斯执政14年后，96 %的委内瑞拉国内居民拥有干净的饮用水，84 %的居民享受养老金，赤贫人口大幅下降至不足5 % ，基尼系数从1999年的0.486下降到2014年的0.382。在2004年至2013年间，拉美无论在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方面都表现卓越，因此这一时期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拉美的“繁荣十年”。然而，这种繁荣在2013年后因世界石油价格持续走低和国际经济大环境普遍不好而中止。自2014年开始，拉美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投资严重缩水，贫困率停留在2012年的水平。拉美北部地区情况稍好，2014年平均增长率为2.6 % ，其中墨西哥2014年经济增长2.1 % 。经济放缓最严重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南美，该区域2014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6 % ，而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平均增长率为2.5 % 。现在，拉美国家正在寻找新的改革出路。

从80年代初起，其他国家（地区）包括中东、非洲国家的经济改革也开始启动。90年代以来，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南亚主要国家开始或加速经济改革，重点是扩大市场经济的作用、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与此同时，在7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即“亚洲四小龙”，也开始了新的改革。它们都是在60年代靠出口主导型加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发展起来的，但它们同时都面临着面积小、资源匮乏的发展瓶颈。进入80年代后，它们和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依靠中国市场进一步发展经济。但是，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不少国家陷入衰退，暴露出它们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它们和东盟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要求以及世界银行的方案进行改革，刚有新的气象，又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现在，它们同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样，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

在80年代改革大潮中，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由于和社会制度的更替相联系，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争议。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东欧一些国家就先后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改革。最早启动改革的，是南斯拉夫。从50年代到70年代，针对苏联那种过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南斯拉夫探索过工人自治制和社会自治制的改革。1974年5月，南斯拉夫开始了进一步完善自治制度的改革。但1980年铁托逝世后，党内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南斯拉夫逐渐陷入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1956年，波兰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匈牙利等东欧其他国家也先后开始了对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的改革或改组。由于东欧国家的改革，既有来自苏联的压力，又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推销的“民主” “自由” “多党制”等价值观和政治主张的诱惑，不能独立自主地寻找符合本国实际的改革道路，因此，到70年代和80年代，东欧国家迷失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更是在改革中犹豫徘徊。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国先后放弃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体制的出生地，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期间，也开始对传统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后，苏联从1965年开始推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的经济政治改革。苏联改革时快时慢、时进时退，一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先是在1985年到1988年间在“加速战略”下重点推行经济体制的改革，然后从1986年提出“公开性”，1988年6月后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并在1990年宣布实行多党制。结果，加剧了社会的全面危机，丧失了苏共对整个社会的驾驭和控制能力，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东剧变是20世纪一项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既意味着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结束了，又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并走向低潮。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走上了改革之路。越南的经济体制改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起步，并于1986年后宣布进入实质性的革新开放时期，激发了社会的活力。与此同时，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也作了可贵的探索。古巴在美国的敌视政策和经济封锁下发展经济和社会福利，取得令人敬佩的成就，在1991年底也开始探索以改革求发展的新路，并于2015年和美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1993年12月，朝鲜开始了经济结构调整；2002年，正式启动经济改革，迈开了较大的改革步伐。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中东等局部地区仍在燃烧战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给各个国家带来了改革和发展的极好机遇，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卷入了改革大潮。但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改革都取得了预料中的成功。究其原因，除了改革中有没有一个坚强而又能干的领导核心外，还由于这一改革大潮同这一时期日新月异的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化潮流、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扑面而来的“第三波民主潮”相联系，具有多元推进的鲜明而又复杂的特点。由此决定了，在改革中能否适应并驾驭这一复杂局面，特别是能否把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化潮流、经济全球化潮流、 “第三波民主潮”有机结合起来，并驾驭好这些时代大潮，是各个国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是幸运的！从改革的第一天起，中国政府就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掌舵下，既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决策，又确定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并明确地把这些要点确立为“动摇不得”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的后继者能够始终坚持这样的基本路线，并能够在改革开放中始终注意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之间的关系，始终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不仅没有像拉美国家那样找不到方向，也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在改革中改向，还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