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克思与列宁关系的总体概览

戴维·洛弗尔（David Lovell）在《从马克思到列宁：对马克思在苏联极权主义中所负责任的一种评价》中对马克思与列宁的关系进行了概述性的分析，总体上展现了西方作者对马克思与列宁关系的看法。

洛弗尔指出，十月革命和苏联的成立使得探讨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关系的文献大量涌现，这些文献可以归纳为三种立场。

第一种立场认为列宁的观点及其苏维埃产物代表着马克思工程的合逻辑、合法，甚至必然的持续或结果。它的代表人物卡鲁·亨特（R.N.Carew Hunt）指出，列宁的观点是对马克思原理的一种合理、合法的解释，如果马克思活着，将赞成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波斯特盖特（R.W.Postgate）在十月革命的数年后也做了类似的阐述，他指出，现实的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上是严格和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上他们也实施了一个马克思毫无疑问会赞同的计划。卡鲁·亨特写道，因马克思计划的应用而产生一个极权国家不过是意料之中的事。韦森（R.G.Wesson）断定极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本质上是粗鄙的，其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了不容异说和迫害^[1]。

第二种立场认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某种必要的修正，这种修正之所以是必要的，除了是因为这是俄国革命环境自身的要求，还因为在面对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时马克思主义表现出的不足。例如，戴维·舒布（David Shub）指出，列宁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突变；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则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具体化”；在波索尼（Possony）看来，列宁将俄国革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折中地综合在一起，并且同时保留了二者的精髓；洛弗尔认为，这一立场非常类似于第一种观点，将列宁本质上看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欧洲共产主义者主张，列宁像他们一样，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雷迪斯（Radice）说道，在我们都根据具体形势的要求已改编、变更或忽视了马克思的某些文本的意义上，我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或者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

相比于前两种立场，洛弗尔认为，第三种立场是最多变的，但也有一致性，即都认为马克思和列宁之间存在重大的中断。这种立场的拥护者指出，列宁对马克思的计划做出了实质和根本性的改变。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列宁主义视为针对前工业社会的一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例如，约翰·考茨基就指出，列宁主义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或误解，而且更具体地说，是对生发于工业环境中的一种意识形态进行调整，以使其适应于不发达的俄国环境。

洛弗尔指出，一些学者认为，列宁主义主要是受俄国的因素，尤其是受俄国革命传统的影响，相比来说，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较小。冯劳厄（Von Laue）就认为，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序列中仍然是一个隐蔽的亲斯拉夫者。尼科来·别尔加耶夫在他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著作中强调俄国共产主义的民族根源以及正是俄国的历史决定了俄国共产主义的局限性并构成了它的特性这一事实。别尔加耶夫指出，俄国共产主义是对旧的俄国弥赛亚观点的改变^[3]。还有学者将列宁描述为彼得大帝留给俄国的政治遗嘱的真正执行者，罗伯特·丹尼尔斯（Robert Daniels）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十月革命或者苏联没有多少责任。他写道，在最开始时，苏联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一定的联系，但那是情感上而不是逻辑上的联系。他解释说，苏联政治体制是许多因素的复合体，包括意识形态等。但是，一旦革命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考虑就让位于巩固政权的问题，这对列宁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信条。列宁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有吸引力，但他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继承物，使其沿着在他之前的俄国革命者所信奉的观点方向发展。在丹尼尔斯看来，列宁是一个俄国的革命者，并且他的十月革命产生了一个本质上具有俄国特色的结果^[4]。

在第三种立场中，还有一些人根据理论上的重大差异探讨马克思与列宁之间的不连续性。例如，格雷（Gray）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某些方面片面的复述”；亚当·乌拉姆（Adam Ulam）声称，列宁几乎像伯恩施坦一样改变了马克思的教义；西德尼·胡克指出，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概念被苏联整个历史所确证，它标志着与马克思主义一切民主传统的完全决裂；德拉赫科维奇（Drachkovitch）认为，后十月革命政体是即兴之作和试验的一次巨大努力，一场以马克思的名义所做的努力，但当然不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根据；雷蒙德·阿伦（Raymond Aron）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相信他们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他们正在肢解马克思思想的精华部分。

洛弗尔指出，还有一些人的观点与第一种立场类似，他们认为，马克思设想的计划存在根本的缺陷，只要付诸实践就必然会产生集权主义。按照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与列宁之间真实联系的背后存在着一个“薄弱环节”或者“原罪”，它使得从马克思到列宁的过渡以及因此成为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是一件必要、难以避免和符合逻辑的事情^[5]。例如，科拉科夫斯基指出，马克思的计划在思想的异质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张力，而列宁（和斯大林）对它的解释只是其所包括的众多自由思想中的一种。换言之，自由和社会团结是相互矛盾的价值，一个的实现必须以另一个的牺牲为代价。科拉科夫斯基总结说，他们的不相容性是“经验主义的，而非符合逻辑的”。

在洛弗尔看来，这种论证方法并非完全是新颖的，因为在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那里，平等与自由二者就不可兼得，阿克顿勋爵曾指出，法国革命对平等的追求危及了自由。在反马克思主义者雅各布·托曼（Jacob Talmon）看来，强制是马克思工程的可能结果，因为它依赖于人的“太过完美主义”的观念，而设想了一个没有强制需要的完全的社会和谐状态，尽管这种和谐是由强制带来的。洛弗尔指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关于马克思目标的乌托邦主义有着类似的观点，在《乌托邦与暴力》中，波普尔讽刺马克思为上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脱离了实际。按照波普尔的观点，因为不可能在各种目标之间做出科学的决定或选择，所以在竞争性的乌托邦理想之间就只有暴力：乌托邦主义的工程师必须变成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他们变成了上帝。

洛弗尔指出，还有人试图通过指出大规模的国家所有制和经济计划使得专制成为必需而将列宁政体的独裁主义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这些做法产生了至少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认为马克思的方案建立在竞争性价值的基础之上，它的思想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列宁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合法和必要的解释；第二个问题是，马克思的乌托邦目标是人类成为完美的人与社会和谐，而对理想目标的全神贯注必然与对最基本手段的完全冷漠联系在一起。这些人的立场虽然坚持列宁与马克思思想的统一性，但将苏联模式暴露出的问题追溯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批评马克思的价值诉求前后不一，批评其为实现目标而不择手段，这种倒推法已成为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者惯用的伎俩。

注释

[1]LOVELL D.From Marx to Lenin：an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1.

[2]LOVELL D.From Marx to Lenin：an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1-12.

[3]LOVELL D.From Marx to Lenin：an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2.

[4]LOVELL D.From Marx to Lenin：an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3.

[5]LOVELL D.From Marx to Lenin：an evaluation of Marx's responsibility for 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