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尔都塞：悲剧哲学家的理论生涯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是当代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法国共产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科学主义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国内外学术界通常称之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以“保卫马克思”的姿态投入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和法国共产党内的理论争论中。针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盛行，他反其道而行，用“极端思维”的方式，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理论命题，要求严格区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资产阶级哲学的原则界限，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而为了反对苏联模式的经济决定论，他通过考察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多元决定”历史观的理论主张，以示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的区别；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实用主义化和教条主义化的指导思想，他力图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职能的关系问题，由此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成作为科学认识理论与认识工具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意识形态职能工具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一生的理论探讨集中于“青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黑格尔、费尔巴哈等近代哲学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职能的关系问题，意识形态理论等，晚年又提出“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理论。他对这些问题所持的基本观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引起热烈的争论，他的名字、著作和理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风靡欧洲和拉美地区。而他提出了“征候阅读法”和“总问题”研究方法等哲学研究方法，并用这些方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理论观点上，都影响了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在东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他长期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备受指责和批评，他的理论被看作用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结果；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他又似乎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法国思想界，他是不可绕过的思想家。他既主导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发展的主题，同时又造就了一批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要科学地评判他理论的得失，首先应考察他一生的理论探索和理论生涯。
阿尔都塞于1918年10月16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附近的比曼德利小镇的一个银行经理的家庭。阿尔都塞的母亲是一个小学教师。1924—1930年，阿尔都塞在阿尔及尔读完小学。1930—1936年，阿尔都塞在法国最大的港口城市马赛读完中学。1936—1939年，他在法国里昂市的帕尔卡公立中学为参加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做准备。1939年他如愿以偿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文学院。不久德国法西斯侵入法国，1939年年底，阿尔都塞应征入伍。第二年6月，他被德军俘虏，在德军集中营内度过了整整五年的囚禁生活。长期的战俘生活使他的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也为他后来多次出现精神失常，直至1980年11月16日，因精神病发作而掐死了他的妻子埋下了祸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尔都塞重新回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二战中法国共产党组织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人民抵抗战线”，他们具有勇敢的献身精神和强大的历史作用，使法国共产党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并成为法国战后第一大政党。因此在当时的巴黎高师出现了一些共产党员学生，法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走向工人阶级，走向共产党的，阿尔都塞当然也不例外。对于当时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吸引力，法国著名的哲学家萨特曾经有一段表述：“开始改变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是在我眼前工人群众的沉重存在，这个巨大而又阴沉的队伍在体验和实行马克思主义，并在远处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当新生的阶级意识到自己时，这种意识就对远处的知识分子产生作用，并使他们头脑里的想法分化瓦解。”[1]对此，阿尔都塞自己也表示：“使我对政治产生热情的，是革命的本能、理智、工人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战争和多年被囚禁的生活，使我与工人、农民有了密切的接触，使我结识了不少共产主义战士。”[2]
在巴黎高师期间，在他的老师加斯东·巴什拉（也有译为“巴歇拉尔”）的指导下，阿尔都塞完成了题为《黑格尔哲学中的内容的概念》的论文，从而获得在巴黎高师任教的资格。正是在巴黎高师，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爱琳娜·李特曼，后者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她的动员和影响下，阿尔都塞于1948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阿尔都塞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18世纪的法国政治和哲学，1959年他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政治和历史、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并向当时巴黎高师校长、黑格尔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让·依波利特提交了题为《法国18世纪的政治和历史》的博士学位论文提纲。他在1975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上，阐述了他对18世纪法国政治和哲学的研究，这被看作他后来研究和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预备阶段。
真正使阿尔都塞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是20世纪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现实，阿尔都塞指出：“是政治决定了一切。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马列主义的政治。……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同样如此，理由你是知道的：‘个人崇拜’的后果、二十大，然后是国际共产运动的危机。尤其不容易顶住现代‘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攻击。”[3]那么，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现实到底是怎样的呢？50年代整个世界处在冷战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对西方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研究采取了高压政策。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个人专权、个人崇拜以及在处理苏共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关系问题上的霸权行为，一时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错误的根源，没有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予以科学的分析，它们不仅没有科学地揭示错误产生的经济根源和政治根源，而且简单地把一切错误产生的根源都归于斯大林的个人品格，其结果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也极大地损害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资产阶级思想家乘虚而入，大力宣传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用资产阶级抽象的异化、人道主义思想来解释和统领马克思主义，也引发了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大争论。阿尔都塞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和理论环境之下，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
针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争论，1960年，阿尔都塞在法共理论机关刊物《思想》上发表《论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一文，该文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性质、对青年马克思思想道路的看法既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不同于当时法共党内的理论权威加罗迪、列斐伏尔等人，故引起了巨大的理论争论。为了反驳对他的各种批评与诘难，阿尔都塞又陆续发表《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关于唯物辩证法》（起源的不平衡）、《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等论文，进一步阐发他的理论观点。1965年，他把上述论文结集，以《保卫马克思》为名公开出版，几个月后，他又出版了和巴里巴尔等人合著的《读〈资本论〉》一书。这两本书在当时引起巨大的争论，虽然出版社多次再版，但仍然供不应求。
上述两部阿尔都塞艰深的理论著作，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和他在书中所阐述的一套颇具匠心的反传统理论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是密切相关的。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两部著作中，一反当时流行于法共党内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当时流行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有感于当时教条主义盛行、政治实用主义盛行，导致人们无法科学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更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科学研究。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理论形势，阿尔都塞指出，“战争突然结束了，我们立即投入到党所领导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中去。……我们的哲学家不研究任何哲学，并把一切哲学都当作政治；对于艺术、文学、哲学或科学，总之对于整个世界，我们统统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来个一刀切。用一句挖苦的话来概括，那时只是漫无边际地挥舞‘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这面大旗。……我们当时所有的哲学家，在这条专横路线统治下，只能或者人云亦云，或者保持沉默，或者盲目信仰，或者被迫信仰，再不然就是尴尬地装聋作哑，绝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4]。阿尔都塞认为，用这种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无法科学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无法抵御资产阶级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侵袭。因此，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必须从复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开始。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阿尔都塞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争论中，他以独特的理论运思，在这两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和特征做了全新的解释。这种全新的解释主要体现在他既构造了一个新的马克思的形象，同时也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对此，日本学者今村仁司指出：“两本书同时提出了两个主题。其中之一是，全面批判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出现的所有对马克思的解释，一扫渗透于马克思形象中的非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切合马克思精神的马克思本来的思想和理论。再一个就是，阐明创造新的马克思形象的方法和立场。前一主题，在提供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能够将自身作为科学的根据的同时，阐明马克思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事实上（潜在地）已经产生了‘马克思的哲学’。后一主题，是从20世纪法国所开辟的‘认识论’（即从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理解、阐明科学知识产生条件的认识论，简而言之就是科学认识论）中，寻求解读马克思著作的方法。”[5]而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和对马克思哲学的新阐释，正迎合了当时在西方青年中盛行的反传统的心态。
阿尔都塞的理论观点，特别是他对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的地位问题的看法，在法共党内引发了热烈的争论。1966年法共中央专门举行会议，讨论阿尔都塞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法共党内的分歧和争论由来已久。一种观点以R﹒加罗迪为代表。加罗迪在1956—1970年曾经担任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法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他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人的远景》等著作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人道主义，这既体现在“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也体现在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完成。加罗迪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人道主义，也是一门科学，这二者并不矛盾，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人道主义，是因为它是科学；而它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它人道。从这种观点出发，加罗迪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人道主义的解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具有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特征：“说它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异化的根源是在经济之中，不改造这种经济是不可能实现人道主义的。自由的第一任务，是使自由的物质条件出现。说它是共产主义的，因为人是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关系一被歪曲，人就被剥夺了人性。只有为改造这些关系的斗争，只有集体的斗争，人才能获得他的人性。”[6]加罗迪的上述观点，加上列斐伏尔、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流行，使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说在当时法共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阿尔都塞则认为，“人道主义”不是一种科学理论，它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仅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分析当时的政治和历史，而且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突出任务就是清算这种意识形态哲学，严格划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哲学的原则区别和界限。
对于当时的理论局势，阿尔都塞指出：“对斯大林主义者的‘教条主义’的批判，普遍地被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当作一种‘解放’。这种‘解放’产生了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反应，即‘自由’和‘伦理’倾向，它自发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人’、‘属人的人’和‘异化’等陈旧的哲学论题。这种意识形态的倾向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也确实包含了一种关于人、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哲学的全部论点。这些情况自相矛盾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局面。自三十年代以来，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工具’。这些早期著作，开始是一点一点地，以后又是大规模地被用来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新的解释。今天，许许多多的被苏共二十大从斯大林主义者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正公开地发展这种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论题和对马克思著作所作的‘人道主义’解释正逐步地、不可抗拒地把自己的影响强加给当代的马克思哲学，甚至在苏联的和西方的共产党内部也不例外。”[7]面对这种理论局势，阿尔都塞强调，必须反对这种以人道主义形式出现的伦理唯心主义哲学。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尔都塞在《论青年马克思》等一系列论文中，旗帜鲜明地、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富有论战性的命题：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这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进一步推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问题的论战。为此，法共中央不得不于1966年召开中央会议对加罗迪和阿尔都塞之间的论战进行了评判。其结果是法共中央一方面肯定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论题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密性，但是却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的关系，犯有“理论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他们也批评加罗迪把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人道主义同他成熟时期的著作混同，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大会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用以掩盖社会关系、为剥削和非正义辩护的抽象人道主义不同，它是从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中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在解放自身的同时，也要解放全社会。
面对党的批评，阿尔都塞在坚持他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理论命题的正确性的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的理论的确犯有“理论主义”的错误。为此，他在《列宁和哲学》一书中，认真地探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职能的问题。这既避免了和党发生正面的冲突，也显示了作为哲学家的阿尔都塞勇于承认错误、不懈探索的理论品格。当然，阿尔都塞和党的这种微妙关系，可以说一直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始终。对此，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指出：西方各共产党的斯大林化，导致了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从属于苏联的政策，这使得当时的理论家面临两种抉择，“一种抉择是，理论家加入共产党并遵守其严格的纪律。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同国内工人阶级的生活保持某种名义上的接触（无论如何，党必然得同工人阶级有联系），他还有可能至少获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在哲学方面的连续性（研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党内是强制性的）。以这样做来接近工人阶级日常现实斗争（虽然只是相对的接近），它的代价是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保持缄默。在这一时期，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内部，任何一个未曾参与领导层的知识分子（或工人），都不可能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独立见解，除非是以极其隐晦的形式。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可作为这种抉择的例证”[8]。
20世纪60年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多事之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相继发生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67年6月，联邦德国激进的“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的学潮使许多大学瘫痪，他们甚至提出了取消现行体制，成立学生和工人苏维埃的要求；1968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激进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占领了大学图书馆，袭击校长办公室，导致了美国其他高校的学生风潮；1969年，意大利都灵工人占领工厂，反对雇主和工会。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68年5月在法国发生的学生运动，史称“五月风暴”。
1968年3月22日，巴黎大学学生集会抗议政府逮捕那些因为反对越南战争而向美国在巴黎的产业投掷炸弹的学生，巴黎大学的其他左翼学生组织闻讯赶来声援，导致学生风潮相继发生。如3月29日，农泰尔校区的学生抵制考试，未经当局准许在黎塞留剧场集会。4月5日，法国南部的杜鲁斯大学左、右两派学生发生争执，引来警察干预。5月3日，巴黎大学训导处将农泰尔校区带头闹事的左翼领袖邦迪等人招去“训导”，却引来其同学的声援。学校当局呼吁他们解散未成，于是引来警察干预，双方发生了武斗，“五月风暴”由此爆发。几万学生和教师举行游行示威，并得到了外省学生的声援。5月12日，巴黎大学的学生占领学校，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使数百万工人加入游行的队伍，学生运动进入第二阶段。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法国共产党不仅未施援手，甚至极力阻止工人与学生相结合，这场“无目标”的学生运动因此逐渐归于平息。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学生运动？深层原因是当时的学生“对大学本身的理念以及背后整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质疑”[9]。60年代的法国经济迅速发展，而法国的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相对落后，大学教育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变革大学教育的呼声日益强烈。更激进的学生则认为，大学不应该只是一处职业训练所，同时工作和生活也并不是意味着自私自利、庸庸碌碌和自我压抑。而整个60年代，法国把经济增长和科技发展作为最高的指导原则，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冲突相应减少；但是，社会文化的单向度性，不仅未能消除人们的压抑感，还导致青年学生把文化的反叛作为反抗现代社会的一种方式。
面对这场学生运动，由于法共的反对态度，因此，阿尔都塞没有像萨特等人那样走上街头，而是和法共的策略保持一致，出奇地沉寂。但由于他在《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两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反传统”的解释，迎合了当时青年学生的精神追求，因此他仍被尊奉为青年学生的“精神领袖”。而阿尔都塞本人由于受到法共的压力，开始反思自己理论的失误。1970年，阿尔都塞发表《自我批评论文集》，对自己的理论观点既做了辩护性的阐发，也做了自我批评。
阿尔都塞在《自我批评论文集》中，坚持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从意识形态时期向科学时期转变的“认识论的断裂”，认为这对能否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至关重要；同时他也承认他的理论犯有下列错误：（1）他承认他犯了“理论主义”的错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2）他对“科学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划分存在问题，把“意识形态”简单地等同于谬误，本质上是“按照科学和非科学的理性主义思想方法来思考这一‘断裂’和界定这一‘断裂’。……因此把意识形态归结为谬误，把谬误称作是意识形态，赋予了这种理性主义游戏一种虚假的面貌”[10]。其结果就把“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决裂仅仅归结为‘断裂’，把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抗归结为科学同意识形态的对抗”[11]。（3）他在否定自己是“结构主义者”的同时，承认自己同结构主义“调情”超过了一定的界限。（4）他承认自己的哲学忽视了阶级斗争。
通过以上的反思和自我批判，他在1971年出版的《列宁和哲学》一书中，既强调了做一个共产党人哲学家的困难，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探讨。那么，为什么做一个共产党人哲学家异常困难呢？阿尔都塞从政治方面和理论方面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一个职业哲学家入党后，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是小资产阶级。他若要在哲学中站稳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就必须对自己的思想进行革命改造。阿尔都塞认为，这种政治方面的困难对哲学家起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理论方面的困难则在于：为了说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必须要有正确的原则和方向，这就要求要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这也要求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问题在于当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已经建立起来了，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则以“实践的状态”存在着，因此，科学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是当时共产党人哲学家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问题，阿尔都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成一门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和一门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承担着科学认识的职能，和阶级斗争无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则承担着意识形态斗争的重任，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以“哲学的方式对阶级斗争进行的干预”。
70年代是阿尔都塞的精神世界屡遭打击的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法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苏共的政策和策略保持高度的一致。阿尔都塞在政治上倾向于中国，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寄予美好的感情，认为社会主义的未来在中国。他把所写的《保卫马克思》一书不仅寄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而且在该书中，他还引用毛泽东的《矛盾论》中的论述为自己的观点做论证。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对阿尔都塞无疑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把这一切当作“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征兆。1977年11月，他在意大利举行的一次题为《革命后社会的权力与反对派》的研讨会上，做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长篇发言，认为“马克思主义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着“困难、矛盾和空白”，它们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这些和他在《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列宁和哲学》等著作中所显示出的高昂的革命论调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的。也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困惑，对现实的失望，进一步加剧了他时常发作的精神病症，而不得不于1978年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1980年11月16日清晨，他精神病突发，并掐死了他的妻子爱琳娜，阿尔都塞的“杀妻事件”震惊了法国。[12]1981 年1月23日，法院裁决阿尔都塞不适合接受审判，因为他是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杀人的。阿尔都塞虽然免于一死，但却从此被关进精神病院，彻底退出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文化界。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会发生，有作者写道：“杀妻案发生，阿尔都塞一生奋斗的目标似乎都遭毁灭，然而事业最高峰早在他年轻时成就。三年以前，当法国共产党，包括密特朗总统的社会党宣布脱离其他左派，许多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大感失望，此事件迫使阿尔都塞复兴马克思思想的计划胎死腹中。他向一位朋友透露：‘我的思想领域已遭摧毁，我不能再从事思考。’”[13]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尔都塞悲剧性的结局，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他那个时代的悲剧。1990年，阿尔都塞逝世，留给我们的是他的自传《来日方长》，初版就发行了四万册，这说明尽管阿尔都塞离开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文化界，但他仍然是法国现代思想史上不可绕过的思想家，同样也是我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绕过的理论家，他的悲剧性的结局，他所留给我们的理论，值得我们回味与反思。
注释
[1]［法］让·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819．
[2]［法］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19．
[3]［法］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19．
[4]［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3．
[5]［日］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牛建科，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6．
[6]［法］R﹒加罗迪．人的远景．徐懋庸，陆达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380．
[7]［法］路易·阿尔都塞．致我的英语读者／／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3年第5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3154．
[8]［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恬，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960．
[9]于治中．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中文版序言／／［意］安琪楼·夸特罗其，［英］汤姆·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赵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2．
[10]［法］路易·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138139．
[11]同①142．
[12]关于此点，可参见［美］爱德华·法克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杀妻事件”．当代，1992（9）．
[13]［美］爱德华·法克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杀妻事件”．当代，19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