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纵观世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科技创新在各国各地区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中国进入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想完成由“大国”向“强国”的飞跃，必须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1990）首次提出创新的概念，他把创新分为五个方面：（1）生产新产品；（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3）开拓新市场；（4）采用新原料；（5）采用新的组织方式。

众所周知，创新能带来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Solow，1956）。技术进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提高人们的福利。 Griliches （1986）的研究发现，增加科技投入的支出，特别是研发费用，能有效地提高生产力。 Coe和Helpman（1995）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间研发支出的投入具有极大的正外部性，能有效提高产出。 Lucas（1988）则认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领先的国家，都把科技创新当作重要的发展战略：美国奥巴马政府分别于2009年、2011年、2015年三次发布国家创新战略，系统部署创新战略与政策；德国经济近年在欧洲一枝独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稳定而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日本安倍政府也认为“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是重振经济的原动力”；气候恶劣、人口稀少的北欧各国如芬兰、瑞典、丹麦等，更是把科技创新作为立国之本，从而成为人均收入位于世界前列的高福利国家；中东石油国家卡塔尔，人均GDP超过9万美元，也意识到了靠资源的出口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靠着雄厚的资金，大力发展教育和科研产业。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人均GDP突破7 000美元，中国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经济增速呈放缓趋势。中国四十年来的“增长奇迹”大部分依靠高投资、高消耗的粗放外延型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依赖于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同时造成资源的低效使用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经济发展模式亟须转变。科技创新无疑是保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抓手。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战略目标分为三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2017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排名第22。中国与美国等富裕国家在研发支出或其他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方面的差距正在缩小，我们有理由对中国未来建成创新型国家充满信心。

湾区经济即指经济活动在湾区的聚集。世界三大湾区即美国的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日本的东京湾区都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极强的科技创新能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校，汇聚了大量的高素质人口，构建了一套完善的保护创新鼓励创新的制度体系，形成了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会往某个地区集中，形成规模效应。 Henderson （2003）发现劳动生产率会随着经济的聚集而提高。 Dupont（2007）发现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

在打造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抓住机遇，完成从世界制造工厂到世界创新工厂的华丽蜕变。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是港澳和广东珠三角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地区就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吸纳和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在珠三角地区和港澳之间甚至大湾区与国内腹地之间的自由流动，降低创新发生的成本，提高区域内创新要素配置的效率，形成引领经济增长的区域创新中心。

一个地区创新活动的发生需要思想的碰撞，人才的汇聚，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一个区域内创新能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创新的投入，包括对人力资本和研发支出的投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更好地发挥集聚经济的巨大效益。大湾区对人口和生产要素强劲的吸附能力，构成了建设区域创新中心的坚实基础。本文后续内容包括五个部分：分析研发人员投入，分析研发经费投入，考察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成效及问题，分析广州、深圳、香港在大湾区创新中的比较优势，给出总结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