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宗教改革与耶稣会的建立
公教是基督教三大主要派别之一。耶稣会是隶属于公教的一个宗教团体,正式成立于1540年。这个时间节点处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运动这三个对欧洲文明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重叠之处,耶稣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个时代的影响,而它建立之后又迅速进入时代的潮流之中。耶稣会是公教应对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力量,其教育事业为欧洲培养了大量学者,其中就包括笛卡尔;其传教工作客观上促进了各大洲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耶稣会建立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介绍将按此顺序展开。
基督教原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135年从犹太教中脱离出来,演变为独立的宗教形态。基督教宣传因果报应和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思想,谴责纵欲腐败的生活,给予贫苦的人们以精神安慰。这恰恰掩盖了现世的苦难和不平等,使基督教容易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和利用。313年,罗马帝国发布《米兰敕令》,承认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不再迫害基督徒,进而支持、利用基督教。到4世纪末,基督教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多神信仰传统,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1]
由于地理、文化、语言等原因,早期基督教自然地分为两派:持有罗马拉丁文化传统的西部教派和处在希腊化文化氛围中的东部教派。两种文化传统造成两派的教义和神学观点上的差异,神学上的诸多分歧遂演变为指责对方为异端的依据。罗马帝国在395年分裂成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由于日耳曼等民族的入侵很快就灭亡了,但日耳曼等民族却接受了基督教,因此,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教会具有很大的世俗权力。东罗马帝国统治者控制了东部教会而对西部教会则鞭长莫及。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同属于基督教的东西部教会发展相对独立,随着教会特权的不断增多,双方对基督教绝对领导权的争夺持续加剧。
东西两派的对抗持续到11世纪,1054年两派教会正式决裂。西部教派强调自己的“普世性”而称公教,因其中心为罗马,故又称罗马公教;东部教派以自身为正统,称为正教,由于位于东部又称东正教。公教传入中国后,信徒所信奉的独一真神被称为“天主”[2],因而公教在中国被称为“天主教”。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形成了抗议罗马公教的改革教派,被统称为“抗罗宗”,即新教,后泛指众多支持对公教实行改革的派别。至此,基督教形成了三大主要派别。[3]
基督教的基本组织是教会,教会以主教为管理教会的主体或核心。4世纪时,相仿于罗马帝国官阶的主教职位级别已经形成。不同级别的主教职位中,公教中最高级别的主教是“教皇”,中国天主教译为“教宗”。相对于制度化的基督教会而言,由信徒构成的各种修道组织被称为修会。修会源自基督教早期一些信徒为追求纯粹宗教生活而进行的个人式的隐修活动,这些信徒远避世俗、与世隔绝,专注于宗教沉思和冥想。此后,修道运动逐渐流行,至4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将修士们组织在一起进行集体隐修活动的隐修院。6世纪,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480—547)创立了公教重要的隐修院修会——本笃会,并在意大利的卡西诺山建立隐修院,制定严格的隐修制度,指导和约束修士的宗教生活,形成了以隐修院为中心的修道传统。在当时教皇的庇护下,本笃会发展迅速,西欧各地纷纷建立起本笃会隐修院,这些隐修院往往演变为当地的文化中心,本笃会系统的会规和修道制度也成为其他修会的楷模。13世纪出现了不依托隐修院的修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这些修会以劳动、接受捐赠或乞讨为生,因而被称为托钵修会。16世纪,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下,新型的修会开始建立起来,这些修会的成员广泛参与社会活动,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不拘泥于固定的修院制度,也无统一的会服。耶稣会就是新型修会的重要代表。
1534年,西班牙贵族依纳爵与6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伴在巴黎发愿,决心终生安贫、贞洁、守神,形成了耶稣会的雏形。1537年,依纳爵的团体增至10人,他们前往罗马,欲通过效忠教皇而侍奉上帝。1539年,他们决定组建一个正式的宗教团体为教皇效力。1540年,教皇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1541年,依纳爵被选为第一任总会长。[4]
耶稣会不同于以往修会的一大特点是效仿军队制度的、中央集权式的组织架构,这源于依纳爵的军人出身以及他将耶稣会构想为效忠并服务于教皇的工具。传统的修会通常要求其成员发愿“安贫、贞洁、守神”(绝财、绝色、绝意),耶稣会特别要求其核心成员除了“三绝”誓愿外,还要发愿效忠教皇。耶稣会本身具有森严的等级结构,总会长自称为“将军”,具有全权处置耶稣会的财产、决定会士去留升降的权利,下属各地会长称为“省长”。依纳爵将耶稣会比喻为教皇手中用来侍奉上帝及教会的权杖,他反复向成员灌输“绝对服从”的思想。耶稣会内部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领导权,而最高层成员又直接受教皇领导,因此整个耶稣会自建立之初就运转自如,能够高效地贯彻执行教皇的指令。除此之外,耶稣会取消了固守于修院的隐修制度,也不要求成员统一着装及苦修,因此耶稣会士可以灵活有效地胜任各种工作,以实现耶稣会所追求的“愈显主荣”(Greater Glory of God)[5]的目标。耶稣会的这些特点使其成长为替公教完成各种使命的先锋队,在成立之后很快就成为公教对抗宗教改革、维护自身权威的尖刀利刃。
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索是1517年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反对公教兜售赎罪券事件,不过后来事态逐渐变得错综复杂:路德出于改良教会目的而对赎罪券被教会夸大功效的批判,演变为对教会权威性和存在必要性的攻击,终于在1529年形成了新教与公教的彻底决裂;宗教改革浪潮从德国扩展至欧洲许多国家,除了路德宗,影响较大的还有瑞士的加尔文宗、英国的圣公会等,宗教改革的诸势力逐渐分化为不同的派别,公教与新教派别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改革的浪潮与欧洲民族主义的觉醒潮流汇合,农民、资产阶级、世俗领地的君主和贵族带着不同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诉求纷纷参与到宗教改革运动中,终于在16世纪掀起了一场席卷欧洲、深刻影响文明进程的社会运动。
随着新教的兴起以及世俗国家不断脱离罗马公教的控制,公教深刻感受到了自身的危机。为了应对宗教改革的冲击,公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的权威地位:一方面,教会内部的重要举措是整顿修会及教士的虔修生活,并通过更积极的传教扩大社会影响和公教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则是加强对新教的镇压,通过特兰托公会议强调自身教义的权威,反对新教主张的“因信称义”[6],并宣布新教为异端,以整顿异端裁判所、查禁新教书刊等方式打压新教发展。
耶稣会在宗教改革时期成为公教反击新教的得力组织,并迅速发展壮大。通过人尽其才、因地制宜的扩张策略,培养具有渊博知识的会士,附和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神学倾向,以及通过间谍活动策划政治事件,比如暗杀、挑起叛乱、发动政变等[7],耶稣会有效地遏制了新教的发展,不仅巩固了公教在已有势力范围内的地位,而且挽回了一些被新教占领的地区。其中,耶稣会的教育事业起到重要作用,遍布欧洲的耶稣会学校成为罗马公教振兴的重要据点。
耶稣会积极贯彻公教向欧洲之外地区扩张的方略,从建会之初便开始向当时已知的各大洲派遣传教士,与新教争夺传教阵地。长期的海外传教使耶稣会发展成为在全球范围具有广泛影响的传教修会,在南美洲甚至建立了具有160年历史的神权国家“耶稣会国”。然而,耶稣会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曾受到来自教会内外的攻击,因过多干预欧洲一些国家的政治于1773年被解散,直到1814年才重新建会。
宗教改革运动后期,公教与新教的斗争扩展到支持双方领主之间的战争中,这些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战争逐渐演变为对领土控制权的争夺。1648年,欧洲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结束后,人们对国家和政治的关注逐渐超过了对神学和教规的关心,欧洲开始从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
注释
[1]陈钦庄.基督教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70-477.
[2]一般认为,“天主”一词取自《史记·封禅书》“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关于基督宗教唯一尊神的汉语译名长久争论的一个梳理,参见:赵晓阳.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近代史研究,2010(5).
[3]Protestantism和Christianity均可译为“基督教”,但前者是“抗罗宗”亦即“新教”,后者是包括公教、正教、新教及其他较小派别构成的整个基督宗教,这使得该译名易引起混淆,一个说明和使用建议见:王美秀.西方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5(4).目前“基督教”一词的两种用法仍同时存在,但指代整个基督宗教是较通常的用法,比如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基督教词典》中的“基督教”词条。
[4]更为详细的史料见: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8.
[5]彼得·克劳斯·哈特曼.耶稣会简史.谷裕,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序2.该信条在耶稣会官方网站中亦有陈述:http://jesuits.org/aboutus。
[6]路德主张人们能够通过阅读并相信《圣经》获得神启,强调《圣经》的权威性高于教会。
[7]历史上的耶稣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又引起激烈争议,其行事风格可称为“灵活高效”,亦可判作“不择手段”,被译为汉语的两本关于耶稣会的专著哈特曼的《耶稣会简史》及埃德蒙·帕里斯的《耶稣会士秘史》,可分别代表上述两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