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各章的内容提要
下面扼要说明各章的理念、安排和主要内容。
第一章 1583年的中国科学技术
1583年利玛窦进入中国是一个偶然事件，它的重要性在于：此后，耶稣会传教士开始面对中国的体制，他们带来西方科技和文化构成“西学东渐”的态势，成为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不可忽视的必然事件。因此，1583年是一个历史的时间节点，讨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首先要把此时传统中国科技是怎样的弄清楚。
当然，本书不是一般的明清科技史，只能围绕西学东渐来讨论和叙述。这一章和下一章都只能分别交代有针对性的背景，即耶稣会传教士东来前后（包括准备、登陆、立脚阶段）中国科技以及西欧科技发展的状况和态势，重点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
关于“1583年的中国科学技术”，本章安排了三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晚明社会历史状况”。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揭示晚明的社会态势，以呈现科技活动所赖以运行的境遇。其中，科举教育体制对科学的忽略以及沉醉于奢靡的文化生活，在此时日显突出。对科学的忽略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但因为科技时代即将登上世界舞台，它造成的后果可能是致命的。本节设立五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专制帝国的黄昏；（2）不平衡经济的困境；（3）理学和心学的衰落；（4）科举教育体制对科学的忽略；（5）小说与奢靡的文化生活。
第二节“科技大家的中土特点”。虽然在宋元高峰之后，明代科技发展水平有所下降，但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实用技术和工程方面，中国仍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从中可见，明代科技仍有许多亮点，像医药方面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工程技术方面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堪当世界级的成就。明代科技还有一大特点，即善于对前人成就进行总结，并将其推进，用以指导实践。明代涌现的科技大家多具这样的品质。当然，传统中国科技的基本特征是重实用、轻理论，在构造性、系统性、可预测性方面常常有所欠缺，明代大家也不例外。本节设立五个要点分别介绍明代五位著名的科技大家，他们是：（1）航海家：郑和；（2）医药学家：李时珍；（3）音律学家：朱载堉；（4）舆地学家：徐霞客；（5）工程技术学家：宋应星。
第三节“晚明科技发展态势”。科技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是行文力求客观，但在本节之末，笔者提出了一个“科技呈现下行趋势”的判断。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在概括晚明科技状况之时，常常将其与宋元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相比，难免有每下愈况之感。明代虽然不乏科技大家，但少有像宋元时期的那种大科学家，后者在科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极为辉煌，如沈括、秦九韶、杨辉、郭守敬等。当然，即使在宋元时期，科技发展也未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实际上，科技在中国古代从未成为文化的核心。本节就晚明科技最有建树的若干学科，从六个方面分别介绍它们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这也是本节除要点“科技呈现下行趋势”外设立的六个要点：（1）历算和声学；（2）方志和地理；（3）工程和建筑；（4）医学和药学；（5）水利和航运；（6）农学和其他。
第二章 耶稣会士背后的欧洲科学与技术
本章并非讲一般的欧洲科学与技术，而是讲耶稣会及其传教士以之为背景的欧洲科学与技术，它们并不能完全反映欧洲科学的最新进展，如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天文学就几乎没有被涉及。但总体而言，传教士还是可以代表当时欧洲科学的发展水平，某些方面与中土的对比也是触目惊心的。大多数传教士都在耶稣会的神学院中接受过相应的科学教育，以利玛窦为例，到达澳门时他年纪尚轻，却已经通过教会大学（学院）掌握了非常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而此时中国在科技领域还没有形成公共的、有较大规模的教育体制，存在的只是比较单纯和素朴的师徒传授。近代欧洲科学崛起表现为理论的泉涌和工艺的繁荣。希腊的逻辑和数学、文艺复兴的实验理性，这些正是当时中国欠缺的。自鸣钟、地图等物品一旦传播进来就在中国朝野产生了巨大震动。
关于“耶稣会士背后的欧洲科学与技术”，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耶稣会建立的社会历史背景”。耶稣会建立于16世纪中叶，壮大于17世纪。其间，宗教改革正在影响整个欧洲；文艺复兴已处于鼎盛时期，自然科学及其精神正在崛起；新航路的不断开辟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为欧洲带来了大量财富；资产阶级迅速壮大并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欧洲人的民族意识愈加强烈，现代型的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从政治、经济、思想等任何一个角度看，16、17世纪都可算是欧洲文明迈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要理解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在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就有必要对耶稣会建立之初的社会历史背景做一概要描述，还应特别强调耶稣会教会大学（学院）的人文与科学基础，从中自可认识，他们来华传教的实践和结果不仅是宗教活动，更是文化与科技传播。本节设立三个要点来加以说明：（1）宗教改革与耶稣会的建立；（2）文艺复兴后期耶稣会的教育事业；（3）地理大发现与耶稣会的海外传教。
第二节“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学术”。中世纪欧洲学术的核心和权威是基督教神学，尽管它遏制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繁荣，但结合中世纪早期欧洲动荡的政治格局来看，应该说基督教会在外族向欧洲迁徙之时保存了古希腊罗马的理性精神；同时，中世纪经院哲学烦琐细致的论辩术为科学精神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逻辑基础。本节所叙述的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学术发展、科技成就，实际上是一个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前史，但在时间上和耶稣会传教士成功入华之举直接相连接，有助于说明近代欧洲学术是怎样从中世纪脱胎而来的，以及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如何兴起于世。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进行叙述：（1）阿拉伯人对欧洲学术的贡献；（2）教会大学和教会学院；（3）经院哲学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4）经院哲学的衰落。
第三节“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本节内容从时间上看，主要属于17世纪，是耶稣会传教士已经在中国站住脚以后的事情。为简明起见，本节设立了四个要点来进行说明：（1）近代自然科学的开端；（2）走出中世纪的科学精神；（3）从伽利略到牛顿；（4）理性之所向披靡。具体地说，本节前两个要点（“近代自然科学的开端”和“走出中世纪的科学精神”）乃是写一个过渡，是概述从16世纪到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如何走出中世纪而开始确立自己的独特品格。本节后两个要点（“从伽利略到牛顿”和“理性之所向披靡”）则是写一个标杆，说明近代自然科学如何在欧洲开始兴起，并走上其所向披靡的旅程。想象一下，如果因为西学东渐，西方科技的移植能够真正成功，中国在17世纪能够真正踏上一条中西科学会通的道路，那么，中国科技或许就能在那时开始转型，并适时参与近代科技革命的历程。假如真能如此，中国科技乃至中国社会的命运又将怎样呢？
第四节“欧洲殖民扩张的技术支撑”。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中土之时，既是欧洲殖民日渐扩张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加剧原始积累时期。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为殖民者提供了武力保障和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技术由此成为殖民扩张的直接而有力的支撑。本节以利玛窦等传教士带到中国的西学和技术制品为线索，试图对欧洲殖民扩张的技术支撑做一个粗线条的描述。为此，设立了六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作用；（2）造船术及航海学；（3）制图学及地理知识；（4）历法、天文学及数学；（5）机械计时器及精密仪器；（6）16、17世纪的欧洲军事技术。
第三章 西方科技缘何东传
本章总体说明天主教耶稣会向中国传教与传播科技的缘由和宏观过程。耶稣会为何东来？当欧洲兴起宗教改革之时，天主教并非坐以待毙，也非盲目反对，而是积极应对。建立耶稣会并致力于向东方传教，乃是其回应之一种。为扩展影响，耶稣会又挟何而至呢？用科技开路。这一招与海外贸易及殖民扩张有关，也与天主教的文化教育功能有关。于是，耶稣会士在传教过程中，用远西奇器，靠西学东传，吸引了当时的中国士人，并得到统治阶级的允许。可以说，西方科技东传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副产品。
关于“西方科技缘何东传”，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耶稣会东来缘起”。耶稣会东来中国传教不是纯粹偶然的，第一，得益于在思想宗旨、结构机制、传教策略等方面的精心设定，其人员规模与传教范围都呈现蓬勃扩张态势；第二，天时地利，此时葡萄牙和西班牙正在世界崛起，并竭力在远东拓展殖民贸易，耶稣会的东传正是借了这股东风；第三，耶稣会士中，尝试入华者前赴后继，在方济各·沙勿略（François Xavier，1506—1552）和鄂本笃（Benoît de Goës，1562—1607）分别由海路和陆路尝试进入中国失败后，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又锲而不舍地开始了入华探索。由于范礼安并未进入中国内地，因此他在策略上的主要表现是采取所谓“文化适应政策”，由此而开启了适应中国实情并谋求天主教中国化的传华路径。他认为要想在中国进行传教，首先必须学会中国的语言文字，因而非常注重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对相应传教人才的培养。在澳门活动期间，他要求派遣优秀传教士来中国，于是才有了后来罗明坚和利玛窦来澳门，最终使耶稣会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本节分别以下述四个要点加以论述：（1）耶稣会的宗派和组织；（2）耶稣会东传的酝酿和基础；（3）沙勿略的入华尝试；（4）天主教传华的路径演变。
第二节“天主教士在中国传教诸时期”。这轮传教的主角是耶稣会士，后来耶稣会被罗马教廷取缔，别的修会取而代之。总之，本轮天主教士在华传教历时大约250年，进入中国后，趋势是高开低走，在17世纪的中国曾经生机勃勃，到18世纪却日薄西山，到19世纪前叶则归于寂灭。本节试图回溯它的历史轨迹，按下述三个要点把它分为三个时期：（1）锲而不舍，一朝立足：1583—1601；（2）反复较量，屡有斩获：1601—1722；（3）持续禁教，扫地出门：1722—1838。
第三节“传教的科技副产品”。在西学东渐事件中，传教以科技移植为手段，科技移植是传教的副产品。或者说，传教搭乘了贸易和殖民开拓的便车，科技移植搭乘了传教的便车。科技移植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理念层面的西学东传和器物层面的西学东传，简而言之就是科学层面与技术层面的东传。理念层面的成效得益于此时所营造的宽松包容的思想学术氛围，成就了一大批翻译、编写之类的著书立说活动。器物层面的成效特别得力于有迫切需求的军事战争实际，以火器技术为最突出代表，佐之以农业、水利技术和望远镜等仪器。此轮西学东传的缺陷主要在制度层面，由于社会综合体制的严重抵制，这方面举措的阙如是不难预料的。本节按下述四个要点展开：（1）传教、贸易与科技移植；（2）理念层面的西学东传；（3）器物层面的西学东传；（4）制度层面西学东传的滞后。
第四节“西学东渐三部曲”。与天主教东传的分期相似，作为传教副产品的西学东传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是为西学东渐三部曲，本节设立三个要点以叙述之，分别为：（1）起步阶段，即16世纪末。科技移植被用作传教的手段，传教士们从尝试到确立、从少量到大量、从地方到全国，贯穿中国实践科技传播过程。（2）互动和见效阶段，即17世纪。典型代表如徐光启和利玛窦，他们通过合作翻译的方式，为中国人引进和吸收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亦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他们前后任职清朝钦天监以后，耶稣会士曾连续受到顺治帝和康熙帝的礼遇，活跃于许多具体科技领域。（3）逐渐式微阶段，即18世纪到19世纪前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然，西学在18世纪以后的中国逐渐走向式微，中国与西方科学发展渐行渐远。需要注意，科技移植的三个阶段与传教的三个时期既密切相关，又不全然相同。究其原因在于，科技移植一方面是传教的副产品，如传教立足时期与科技传播起步阶段均为16世纪末，另一方面二者却各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和路径，传教和科技传播虽都遭受阻力，但程度是不同的。有禁教令，至少没有禁科技令，而且科技常常被中国人另眼相待。
第四章 利玛窦和徐光启
本章风格有点别样，是对晚明西学东渐缘起和成效的一个特写。西学东渐的起步阶段是在晚明，见效阶段也以晚明和清初时期为主，其间最杰出的人非利玛窦和徐光启莫属，他们一个代表耶稣会士、一个代表中国士人。利玛窦和徐光启具有传奇性的相关生平经历，他们如何交游以及交游之成果为何是西学东渐见效阶段的主题值得研究。利玛窦在中国的经历是极其曲折且极具偶然性的，他来华后27年的挫折和成功，足见推行“文化适应政策”的明智。而以科学著译、科学思想、对外观念等反映的徐光启治学思想的改变，深刻显现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之间互动的成效。最不应忽略的是，军事技术上引进红夷大炮的故事。徐光启等人如何引进红夷大炮？实战如何验证红夷大炮的威力？以及红夷大炮技术体系如何由明朝转移至清朝一方，并因此改变历史进程？这显示西学东渐可以有威武雄壮的结果。
关于“利玛窦和徐光启”，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利玛窦来华传奇”。从1552年出生到1610年去世，利玛窦的人生旅程总共有58年。以1583年他抵达肇庆为节点，可以分为来华前31年和来华后27年。简要地说，他的出生年份与耶稣会赴华前驱沙勿略的去世年份相同，出生地点与大画家拉斐尔（Raffaèllo Sanzio，1483—1520）的故乡相近。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接受了耶稣会教育。行踪则呈现为家乡—罗马—里斯本—果阿—澳门的轨迹，几乎没有任何回头，仿佛飞蛾扑火，使命必达。来华后27年也是如此，肇庆遇挫没有回澳门，而是去了韶州；南京遇挫没有回韶州，而是去了南昌；北京遇挫没有回南昌，而是去了南京。一路向北，终在京城立足，如愿以偿，死后由万历帝破例赐葬。利玛窦的传奇如今已经成为显学，为东西方学人所关注。本节用下述四个要点来刻画这位杰出的科技和文化传播者：（1）利玛窦来华前的历练；（2）华南十二年的实践和开拓；（3）北上十五年的挫折和成功；（4）同时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群体。
第二节“徐光启的入教、出仕和治学”。没有徐光启与利玛窦的互动就没有西学东渐在晚明的大放异彩，徐光启的历练说明传统中国士人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接纳新科技、新文化，成为具有新理念的新知识分子。徐光启出身平凡，家世清白；三代单传，茹苦含辛；早年参加科举，屡试不中；35岁方中举人，42岁方中进士；仕途坎坷，大器晚成。万历朝末期终于崭露头角，却因与阉党保持距离而远避朝堂，到崇祯朝才被重用，可惜此时年事已高。他虽历经起落沉浮但幸得以善终。徐光启也是明朝的一个另类，他很早便接触天主教，坚定奉教长达三十年，是唯一可以确证的信奉天主教的阁老，也是明清时期官职最高的奉教者。他既没有致力于钻营升迁，也没有局限于经学八股，而是追求西学与实学的双重造诣。种种传统与非传统因素的结合，为日后徐光启与利玛窦之交游并取得卓越成就创造了条件。据此，本节以下述四个要点着力刻画之：（1）出身平凡、屡试不中的大龄举人；（2）仕途坎坷、大器晚成的暮年阁老；（3）南京受洗入教的前前后后；（4）西学与实学的双重造诣。
第三节“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游”。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与中国士人的互动曾形成西学东渐的一股潮流，而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交游堪称这种互动的典范。这种互动改变了徐光启的思想，促使他由实学而兼西学，从而具备相当高水平的科学素养。他们的交游之于西学最直接的作用乃是诸多科学著译在中国传播，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科学著译并不仅限于利玛窦与徐光启的互动，而且包括其他耶稣会士与其他中国士人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晚明的科学传播、科技移植造就了一个积极促进西学东渐的中国士人群体，产生了一个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会通超胜的愿景。像徐光启这样去看待耶稣会传教士、看待西学、看待世界，必将动摇传统的华夷观念。本节因之按照下述四个要点来叙述：（1）利、徐之交游及其象征意义；（2）丰硕之著译及其科学思想；（3）移植传播与会通超胜的晚明群星；（4）传统华夷观念的转变。
第四节“引进红夷大炮的故事”。西方科技的移植不仅限于科学思想，也不止于观念更替，还扩及技术实物层面。红夷大炮的引进就是西学东渐中军事技术传播的产物，它一度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万历年间，大型红夷大炮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萨尔浒之战后明朝与后金之间的战争需要使得红夷大炮的引进成为可能。基于军事、宗教等目的，徐光启等人于1620年主持引进了四门红夷大炮。1626年，宁远之战的胜利以实战检验了红夷大炮的威力，之后扩大了引进和应用的规模。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在实践中成长为制造和应用红夷大炮的专家。1629年的己巳之变进一步促进了红夷大炮的引进，徐光启作为朝廷中枢提出了以运用红夷大炮为核心的军事思想。1633年明朝军中的西方火器部队因吴桥兵变而最终投降后金，孙元化等人获罪被处死。明朝的引进热潮方才消退，红夷大炮技术体系反而转移至后金一方，有力地帮助后金最终入主中原。本节按下述四个要点来讲述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1）萨尔浒之战与红夷大炮的引进；（2）宁远之战与红夷大炮初见成效；（3）己巳之变与红夷大炮更进一步；（4）吴桥兵变与红夷大炮技术转移。
第五章 西学在动乱中的机遇
与上一章相比，本章所处的历史时期为乱世，即明代崇祯至南明时期，清代皇太极至顺治时期。改朝换代期间不仅没有排斥西学，反而西学传播富有成效。中国历法的改变得益于传教士的协助，但也遭遇强大的阻力。明代曾由官方主持编译了一大批著作，包括《崇祯历书》。但是最后明朝灭亡，天文学的成就为清所用。传教士在明清鼎革之际的态度也比较实用多变，先效忠明朝，后顺势效忠清朝。清八旗攻打锦州以及后来入主中原时靠的红夷大炮，也是先由明朝引进，然后落入清朝之手的。
关于“西学在动乱中的机遇”，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中土大变与西学”。明末清初确曾发生中土大变，除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外，还有许多大变革。仅1644年一年，中土就发生了两次改朝换代。几十年间，明、清、大顺、南明诸多政权互相缠斗。如此密集且剧烈的政局变动，又蕴藏着中土历法、坤舆、礼仪之大变，更存在着一个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的“新变”，即在中土伴随着西方天主教传播而掀起的西学东渐第一波。本节的四个要点：（1）1644：一年之中的两次改朝换代；（2）崇祯帝与西学；（3）大顺朝与西学；（4）满洲新贵与西学。
第二节“明末的西学”。明末士大夫对西学的热衷、崇祯帝的支持，以及西方传教士的融入，推动西方科技和文化在中土传播，近代科技转型在中土初现端倪。较之于中土的传统科学，明末的西学已经有了崭新面目。面对西学的传播，明朝士大夫阶层也出现了分化：既有沈？这样反教的守旧派，也形成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样的“圣教三柱石”。本节叙述的要点：（1）南京教案：多重矛盾的较量；（2）李之藻、李天经与《崇祯历书》的编纂；（3）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1571—1618，1599年入华）、汤若望等继往开来；（4）晚（南）明君臣向传教士求救。
第三节“清初的西学”。较之于以往朝代，清王朝最大的特征便是由迅速崛起并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为统治主体。无论对于满洲贵族，抑或中土汉族，面临的都是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与明末的西学相比，清初西学面对的社会文化环境更显复杂：不仅需要调和西学和儒学，还要面对满洲文化。能否走满、汉、西三种文化的融合之路，取决于入主中原的清新皇帝的好恶。清皇帝入主中原后，西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传教士汤若望不仅获得了摄政王多尔衮的特别优待，耶稣会得以继续传教，而且使3000余部西文科技和宗教著作，以及翻译好的已刻印书版等贵重物品得以保全。汤若望深谙中国文化，将已撰好的《崇祯历书》删为103卷，以《西洋新法历书》之名进贡清朝廷，受到欢迎。受范文程等官员推介，汤若望得以进入清廷修订历法，而且延续利玛窦向皇族高层传教的策略，顺利获得皇太后和顺治帝的信赖。本节设定的四个叙述要点：（1）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2）八旗与红夷大炮；（3）汤若望和顺治帝；（4）出掌钦天监的争议与历讼案。
第四节“西方科技的有效传入”。明末清初，通过对西方科技文献的移译，以及历算、舆地、医学人才的引进，出现了如同春秋战国时期百家齐放的局面。概而论之，西方科技文献的移植经历了从“三棱镜”（器物）到“络日咖”（逻辑），再到“本土化”的变化。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过程中，耶稣会传教士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们通过寻求政治庇护，凭借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实现自身的传教使命。本节按照下列四个要点展开：（1）西方科技文献的移译和本土化科学的成长；（2）历算、舆地、医学人才的大量引进；（3）寻求政治庇护的科学；（4）携西学东来的传教士觊觎体制缺口。
第六章 康熙帝与西学
康熙帝在位62年，是一位钟情科学的皇帝。康熙时代在科学上的两大成就足以彪炳史册：其一为历法，此时由传教士引进的历法和钦天监的长期运行，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历算水平。其二为《皇舆全图》，此是皇朝组织绘制的一组中国地图，其精确程度可以媲美西方同时期绘制的最好地图。但二者的影响力却非常有限，接触者局限于少数人，从未向公众传播，不是公共知识，没有改变公众的观念。同样，康熙时代天文、数学、地理、机械、光学、建筑和火炮等具体领域都从西方有所输入，但也都未向公众传播，不是公共知识。可以说，康熙个人爱好科学，颇为成功也较为自负，其局限就是未向公众传播，未使其有机地成为公共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康熙帝与西学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前期与晚期也有很大区别。康熙帝有许多允诺，比如曾下令允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但因礼仪问题，第二年就断然撤销了。禁绝天主教也是在他手上开始的。他虽然鼓励西学东移，也善于利用传教士和西学知识，例如，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传教士、地理知识都对维护中国权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过，他晚期主张西学东源，圣意贯彻下去，西学东渐只得式微了。
关于“康熙帝与西学”，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康熙时期的西欧科学”。与康熙同时期的西欧科学，已经不再停留在晚明时期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携来的科学水平上，而是伽利略、牛顿首创的、全新的近现代自然科学了。科学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开始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实验归纳与逻辑演绎两种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近现代科学研究的新传统。本节按下述四个要点展开：（1）西欧科学进入“巨人”时代；（2）英国皇家学会建立；（3）天文学发生革命；（4）《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问世。
第二节“康熙帝与西学的‘蜜月’”。部分得益于汤若望的建议，年幼的玄烨（康熙）得以被立为太子。康熙帝与鳌拜集团的斗争又为南怀仁等耶稣会士东山再起提供了可能，这也意味着西学东渐的再次复兴。康熙帝在“权力斗争”的艰难境遇中，开始了与西学的“蜜月期”，“西学”也得以在“清权力的更迭”中彰显。历讼案之后，钦天监正一职重新由耶稣会士担任。南怀仁、徐日昇（Thomas Pereira，1645—1708，1672年入华）、闵明我（Philippe-Marie Grimaldi）等耶稣会士更是成为康熙帝的西学老师，使得康熙帝于格致穷理之学，天文、地理、测算、音律等科，均能通晓大义。在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1687年入华）等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康熙帝引进法国耶稣会士，成立算学馆，编纂《律历渊源》，绘制《皇舆全览图》。康熙朝在火器制造和军事操练方面也有所突破，中土的火炮技术达到新的水平。本节设立下述四个要点：（1）康熙帝和南怀仁、徐日昇；（2）历法、天文和《皇舆全图》的测绘；（3）算学馆的成立和《数理精蕴》的编译；（4）火器的制造和操练。
第三节“酷爱科学的皇帝”。历讼案结束后，广州传教士得以开释，通晓历法的闵明我被调往北京辅助南怀仁修治历法。受南怀仁告欧洲耶稣会士书的影响，法国传教士洪若翰（Joannes de Fontaney，1643—1710）、张诚（Jean 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1687年入华）、白晋、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五人由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派遣抵华。闵明我、白晋等深得康熙的赏识与信任。后因礼仪之争，更因清皇朝已趋稳定，许多耶稣会士被遣返，康熙帝开始着眼于鼓励本土化学者和科学家，于是，王锡阐、梅文鼎等学者脱颖而出。康熙帝从此倡导西学东源。本节按下述要点展开：（1）白晋为帝赏识随侍宫中；（2）闵明我受帝之命出使俄罗斯；（3）并行的本土科学家王锡阐、梅文鼎；（4）君临科学，不改传统范式。
第四节“康熙晚期的西学”。康熙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礼仪之争”和耶稣会的没落，终致禁止传教的结果，西学可容性也大打折扣。中国本土士人热衷于把“西学东渐”引向“西学东源”，后果竟是自大代替学习，西学在中土传播受阻，最终与进入“巨人时代”的西方科技发展分道扬镳。中国无奈地错失了一个近现代科学转型的机会。本节设立下述四个要点：（1）礼仪之争与耶稣会的没落；（2）路易十四派来的传教士；（3）可容西学，禁传宗教；（4）近代科学转型可能的昙花一现。
第七章 西学的式微
18世纪到19世纪初，经历了康熙朝（1662—1722）最后20多年，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两朝，以及嘉庆朝（1796—1820），但对中国科技发展和转型却是个失落时期。因受清皇朝专制加强和禁教政策的制约和影响，西学的传入与研究呈现出相应的衰退景象。汉学兴起，乾嘉学派成为学术主流。当时西学东传的基本背景有二：其一为天主教已经被严禁，但还有一些懂科技的传教士留在中国，并且视皇帝喜怒而发挥或多或少的作用；其二为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通过发掘古代典籍，从中寻找西学源头的方式，一面接触西学，一面臧否西学，走的是一种奇怪的发展科技的路径。本土科学回归到与西学平行的态势，两者之间缺乏有机的交流。一些士大夫参照西学把中国古代天算等领域的相应成果考证出来，以作论证西学东源的有力证据，坚持西学为中学之末。中国科技实际上已每况愈下，更谈不上转型了，西学东渐也无奈地走向了末路。
关于“西学的式微”，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雍乾嘉三朝之渐趋保守”。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康熙从“限教”到“禁教”、雍正严厉禁教、乾隆变换花样禁教的过程。罗马教宗的政策——在中国扩张天主教势力，教徒必须专一服从教宗，这又触犯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中国皇权，从而遭到严厉打击。雍正、乾隆年间，以传教士为中介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陷入低谷。嘉庆朝延续这一趋势，直至在中国大地赶走最后一个传教士。随着“礼仪之争”和禁教风浪的起伏，西学少有人关注，中国科技基本回到自己原来的发展轨道。本节通过下述四个要点展开：（1）雍正朝：雷厉风行地禁教；（2）乾隆朝：变换花样地禁教；（3）嘉庆朝：送走最后一个传教士；（4）恢复大一统的皇权士绅社会。
第二节“西洋传教士与东西文化传播”。许多西洋传教士多是带着“西洋奇器”来到中国，向清朝皇帝进献欧洲物品，展现西洋才艺，修造奇巧珍玩，已成为清宫里的“西洋巧匠”。他们原本把介绍西方科技作为在中国传教的手段，但实际上输入的西方科技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天主教神学。传教士还向西方介绍中国，不仅对“西学东渐”，而且对“东学西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8世纪，尽管禁教形势愈演愈烈，然而随着一批身为专业画家的传教士的到来，以绘画活动满足清朝皇帝的欲求，竟使传教能在禁教风浪中得以苟存。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来华之遭遇，则标志着中国对西学整体的排斥态度。本节设立的要点：（1）继耶稣会士之后东来的西洋传教士；（2）突出代表：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3）主持天文历算编修和边疆地图测绘；（4）传教士的东学西传与马嘎尔尼使华。
第三节“本土士绅的科学活动与西学”。康乾盛世出了一批著名的本土学问家，其中一些人足跨文理两界，在科学领域也颇有成就。本节选取的是几位重要的清代学者-科学家，主要是通过对他们科学活动的介绍，试图对他们与西学的关系提供一个透视。笔者钦佩他们的大家风范，也惊叹于他们在科学上难能可贵的贡献。但是，在西方科学已经传入中国，特别是在18世纪欧洲已经开始科学革命的年代，他们却回复中国传统做科学的路子，把科学做成了经学的一部分，好不令人感慨。本节设立的要点：（1）舆地学家顾祖禹与西学；（2）一代儒宗钱大昕与西学；（3）天算大家戴震与西学；（4）后学中坚焦循、阮元与西学。
第四节“汉学兴起与西学式微”。乾隆、嘉庆时朝，政治上，基本实现了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确立巩固；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获得一定发展，呈现出“国富物阜”的繁荣景象；文化上，大力倡导传统学术，书院林立，学人辈出，编书、校书、刻书之风甚盛，终于形成了在学术思想领域居统治地位的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学）。但乾嘉时期，文化专制严酷，文字狱盛行，民族自大与自卑并存，也是清朝由强盛到衰弱的转折点。在这个时期，汉学兴起与西学式微同步而行。本节设立下述四个要点展开：（1）清朝全盛期统治的闭锁性；（2）乾嘉学派及其主要传承；（3）汉学与西学的关联和区别；（4）在传统典籍中寻找西学源头。
第八章 对外封闭和文化专制
前面第三~七章是对第一波西学东渐的具体阐述，着眼于科技传播和移植的历史轨迹。本章转而做一个历史与哲学的反思。利玛窦与徐光启等先贤历经艰辛，为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并未使中国成功实现近代科技转型。反思失败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清皇朝的对外封闭和文化专制，两者均阻碍了中西文化交流。其根源是，作为一种持续二千年的悠久社会体制，中国皇权统治兼具封闭和专制的典型特征。皇权统治必然导致封闭和排外，文化专制必然导致科技守拙。耶稣会士和西学自海上而来，明清时期的海洋政策并没有向他们敞开怀抱，到康乾盛世之时海禁反而愈演愈烈。海禁政策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使中国错过地理大发现。专制统治则使西学东渐终致式微。西方科学文化终究难以突破皇权统治的打压，在日益严重的文化抵制和文化专制面前，西方科技只能与宗教文化一道败下阵来。
关于“对外封闭和文化专制”，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海禁政策、朝贡体制与科技传播”。明清的海禁政策与朝贡体制息息相关。海禁政策和朝贡体制还直接与对外交往相关。“在历代所撰正史及《明实录》《清实录》中，朝贡几乎就是中外官方交往的同义词。”[2]总体而言，海洋政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初的海禁时期，第二阶段为明末的民间海外贸易时期，第三阶段为清初的海禁时期，第四阶段为清中叶开海贸易时期。无论是片帆不得入海，还是有限度地弛禁，都反映出对外封闭的基本特征。明清时期的海洋政策及其对外封闭的基本特征，在科学技术层面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意味着对科技传播渠道的限制与封闭。本节设定下述四个要点展开叙述：（1）朝贡体制下的明代海禁政策；（2）民间海外贸易与明末弛禁；（3）清代海禁政策的变与不变；（4）大航海时代的海禁。
第二节“皇权统治与西学东渐的是是非非”。耶稣会上层的传教策略，梦想用宗教力量教化中国的最高权力——皇权，然后千方百计寻求使中国自上而下皈依天主教的可能性。但在实际进程中，耶稣会传教士虽然也曾直接接触明清之际的多位皇帝，却只能隐藏自己的目标，而以西方“奇技淫巧”作敲门砖。西学东渐的成败竟全然取决于皇权统治的需要，甚至系于皇帝的一念之差。科技传播和移植的效果与皇权支持与否有莫大的关系。从晚明至清初，经过数代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他们与中国皇帝的距离可以说越来越近，交往也越来越密切，但这对于西学东渐来说，影响并不完全是正面的。无论是对于西学东渐还是对于天主教东传，靠近皇权都是高收益和高风险并存的。本节按照下述四个要点加以说明：（1）从明至清皇权统治的强化；（2）万历的一念之差与西学东渐的成败；（3）耶稣会的政治参与及其影响；（4）与同时期西方君权变化相比较。
第三节“对西方宗教和文化的抵制”。抵制宗教与抵制科技合流，既是皇朝与国人应对中西文化冲突时的某种自然选择，也是实现科技移植与会通超胜的极大障碍。当然，对于抵制的主体而言，抵制科技往往是抵制宗教导致的全面抵制下的附属对象，就好比“西学之输入”为耶稣会士“传教之附带事业”一样。[3]由抵制宗教转移至抵制科技，也是此次科技转型失败的原因之一。本节通过下述四个要点来展开论述：（1）保守的社会与封闭的心态；（2）耶稣会士入华后引发的反教风波；（3）抵制宗教与抵制科技合流；（4）抵制背后的中西文化差异与冲突。
第四节“文化专制与科技守拙”。从明代到清代均存在文化专制现象，负面作用是造成思想文化领域不够活跃、不够自由、不够创新，也就是科技守拙的局面。明末时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并且出现了对严厉文化专制的反弹。但是，清代强化了文化专制政策，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如果从西学东源的视角来透视清代文化专制，一方面，可以看到专制主体的转变，即以中学来“专制”西学；另一方面，可以看到被官方管控的西学只能遵循钦定的路径，为固守传统而放弃革新，从而与科技发展规律背道而驰。本节设定以下四个要点进行论述：（1）渐趋宽松的明代文化态势；（2）文化、地域与西学；（3）登峰造极的清代文化专制；（4）西学东源与文化专制。
尾声：1840年中西科技的悬殊对比
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故事到此应该结束了。遗留的问题是它给历史留下了什么？虽然答案是见仁见智，但即将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把所有的争议都暂时搁在一边了。落后挨打的局面使人痛定思变，中国的落后首先是技不如人，即科技的落后，于是，师夷长技成了国人的共识。西学东渐的式微，最为难堪的后果就是中西科技的悬殊对比，这也是本书尾声的主题。
关于“尾声：1840年中西科技的悬殊对比”，本书安排了三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19世纪初西方的变革态势”。始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经过18世纪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世纪上半叶不仅在已有的科学领域引发了深刻的变化，并迅速扩展至许多新的领域。而且科学从主要是个人的兴趣爱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职业和集体事业。同样，发轫于18世纪下半叶的技术革命此时业已率先在英国完成，为英国继西班牙之后成为“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强有力的生产力基础。伴随着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思想、政治和经济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本节设定以下四个要点加以叙述：（1）科学革命和思想革命；（2）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3）殖民扩张和社会转型；（4）科学教育和科学共同体。
第二节“中西科技的差距”。随着清朝禁教政策的施行和耶稣会在欧洲被罗马教廷取缔，西学东渐之路渐被阻断。中国科技的近代化历程也因此停滞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在18世纪，西方已经在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如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全面发展，而此时的中国学界却流行一种以乾嘉汉学（考据学）为代表的复古式的学术路径。考据学固然方法严谨，成果卓著，却以文本和历史为研究对象，且主观设定“西学东源”的目标。由此，在自然科学方面，无奈地与近现代科学发展的路径渐行渐远。在世界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科学技术不进则退。此时中西科技的对比确是不啻天壤。本节设立以下五个要点以作叙述：（1）数学和天文、历法；（2）生物学（博物学）和医学；（3）地理学和地质科学；（4）冶金、煤炭和造船技术；（5）兵器、火炮和军事技术。
第三节“师夷长技是唯一选择”。19世纪之初，中国与西方已形同两个世界，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是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通过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洗礼，现代科技体系与体制得以确立，正在进行全球经济扩展和殖民扩张的西方世界；一个是历经“康乾盛世”的表面繁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仍然沿袭固有体制，抱残守缺，官吏贪污腐化，技术停滞不前，国力日渐衰落的晚清王朝。停滞的中国在西方世界面前，逐渐褪去了原有的文化光环和优越感。反思和梳理自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西科技发展态势，不得不承认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本节设立如下四个要点以作论述：（1）政治社会领域的落差；（2）在中国本土移植西学的复杂机制；（3）抱残守缺的落后心态；（4）痛定思变：“师夷长技以制夷”。
注释
[1]明人对红夷大炮的称呼不一，如西洋炮、西洋大铳、红夷大铳等，后来清人改称红夷大炮。对红夷大炮等火器的介绍，可参见：张廷玉，等.明史（2）.卷九十二志第六十八.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二十四史”（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1513-1514；李之藻.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徐光启集：卷四.王重民，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179；王兆春.世界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248-253.
[2]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绪论1-2.
[3]陈润成，李欣荣.张荫麟全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714.